太太要去臺灣出差幾天，我又得做單身父親了。不由得回想起前幾個月她不在家的日子。每天早上，我都要手忙腳亂地送三個孩子出門。雖然事事順利，孩子們個個聽話，我還是狼狽不堪，不得不讓剛剛八歲的雅各布自己騎車去上學，明知艾利和安娜恐怕要遲到也無計可施。

    不管怎么說，這次還是一樣，早晨我把他們一一叫醒、穿戴整齊、安排好早飯，再帶上午飯和作業(yè)。全都靠我一個人，沒有阿姨幫忙。你要覺得這沒什么了不起，也是對的，不過你肯定沒在中國生活過──作為一個外國人。這這里，如果這些活你全都自己包攬，肯定會有人覺得你腦子有問題。

    我們并不是沒請人幫忙做家務。實際上，我們請了兩個半幫手。丁阿姨每天上午11:30學前班放學到下午6:00負責照顧兩歲半的安娜；郁英（音）阿姨周一到周五負責打掃衛(wèi)生；還有廚師李先生，每周來做兩、三次飯。（在這里，人們通常稱保姆叫“阿姨”，小孩子如果直接稱呼大人的名字是很不禮貌的。）

    在我們搬進現在這套房子之前，郁阿姨和李師傅就為這套房子的前一家房客干活。我們也很喜歡他倆，不過一戶人家有三個保姆似乎也太過分了。削減人手勢在必行。不過他們都很需要這份工錢，所以我們也很難決定誰去誰留。盡管有這些人手，恐怕很多人還是會覺得不夠，因為每天早上9點之前，或者下午6點之后，或者整個周末，我們都沒人幫忙。我家還好，我經常在家工作，瑞貝卡(Rebecca)若有必要也能在家，也很少到處出差。

    不過很多鄰居和朋友可就沒這么好運了。很多人雖然工作崗位在北京，但要負責整個中國甚至整個亞洲的業(yè)務。我就認識不少人，他們有的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有的在德勤，經常一出差就是好幾周，偶爾回來過個周末，緊接著又要趕著去機場了。

    這種情況下，對那些帶著幾個孩子的職業(yè)女性來說，請個阿姨就非常重要了。不過我家有點不同──男孩子不喜歡受阿姨管教。有好幾次，我們倆晚上有事出門，卻總會接到家里的電話──“你們幾點回家？你們在哪兒？”阿姨讓他們上床睡覺，他們斷然拒絕：“不，給我爸爸打電話。”他們跟阿姨相處的情況與他們在美國時跟臨時照顧他們的人相處時很不一樣。不過認真想上一會兒，他們也會安靜下來。阿姨們總是像老板對待員工一樣對待孩子們，我們說過多少次也無濟于事。

    很多很小就來到中國的孩子（像安娜）一般都沒有這種問題，他們和阿姨相處很好，學會了流利的中文。丁阿姨的英文說得很好，這給我們帶來不少便利，但也影響了我們在中文上的進步。

    在北京安頓之后幾個月，我們和在這兒住了好幾年的一位外籍朋友聊天。她問起我們適應得怎樣，孩子們過得如何，等等。我們說，都不錯，孩子們也挺好，就是每天早上都很忙亂，哪怕我倆都在也還是忙得不可開交。

    “干嗎不請個阿姨幫忙呢？”她問。

    “他們來不了這么早。”

    “那，給他們換個時間，要么干脆再請一個，專門早上來。”

    “這不行，我們可受不了每天早上7點都有人來按門鈴。”

    “克服一下吧。”

    但我們并不想克服這一點。有時候，正是這種清晨的忙亂才是家人共處的寶貴瞬間。

    在新澤西的時候，我們也請人幫忙做家務。有個保姆幫我們照看孩子，前后差不多整整五年。但在北京，家里有時同時有不止一個保姆出入，這也產生出一種等級秩序，對此我也只能視而不見。郁阿姨來自偏遠的農村，不識字，從沒上過學。丁阿姨和李師傅都是北京人，讀過高中。他們中間肯定發(fā)生過等級沖突，我隱約有些感覺，不過我不想作更多的反應。

    為了對付我們感到不舒服的處境，我們采取的一個辦法是付高薪，哪怕讓自己顯得太好心或者太傻?；旧衔覀兪钦账麄冏约旱拈_價付工錢的，結果比大多數外籍員工付的保姆費高出50%還多，恐怕比大多數中國家庭支付的要高出100%。每月300美元左右的薪水讓他們比周圍有些大學教授掙得還多。但他們三個人的工錢加起來也只不過是我們在美國請一位保姆所花費用的一半。

    要想知道他們在我家干活（周一到周五，每天不足8小時）有多輕松，只要看看附近一家雜貨店的年輕女孩就能明白。我看她總在店里上班，就去問她有沒有假期。“有啊，”她笑著說，“每月有兩天。”

    但我們還是很難適應這種雇主的角色，常常覺得自己就像二十世紀初在印度監(jiān)管茶園的英國人。在這里的很多外國人其實很享受這種貌似富人的生活方式，但我們不行。我們盡量禮貌待人，也教孩子們要有禮貌，嚴格要求他們說“請”和“謝謝”，自己收拾東西而不要等著阿姨來幫忙。我們一旦忙完，就趕緊關好門，享受跟孩子們在一起的難得時光。我們總是盡量提醒自己，也提醒孩子們，我們是多么的幸運，而這種生活方式又是多么的不尋常。（作者：Alan Paul，《吉他世界》的高級編輯，同時也為美國籃球雜志《灌籃》撰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