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與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在今年2月26日發(fā)表了《關于科學理念的宣言》，并就此召開新聞發(fā)布會。（文見于3月27日《科學時報》）從文體來看，“宣言”是用以宣布對重大問題看法的文告。比如，1789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1848年共產(chǎn)主義者同盟發(fā)布的《***宣言》、1915到1916年孫中山先生兩次發(fā)布《討袁宣言》等。因此，發(fā)表“宣言”是非常嚴肅莊重的事，不是玩文字游戲，也不是“科學文化人”所謂的“修辭策略”。那么，以“我國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國家科學技術方面最高咨詢機構、自然科學和高技術綜合研究發(fā)展中心”名義發(fā)布的《關于科學理念的宣言》（為行文簡便，以下簡稱《科理宣言》）又針對什么重大問題發(fā)表的呢？作為曾經(jīng)與科技界有過接觸的筆者，難免在此作些門外談。

據(jù)筆者的觀察，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科技界在科學理念方面的爭議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問題上：一個是一些自稱“科學文化人”的知識人士，不斷集會和發(fā)文，大反“科學主義”。其主要的論點是“科學主義”者們把科學看成“至高無上”的；科學有“負效應”等；另一個是一批曾經(jīng)炮制、支持和鼓吹“偽科學”的多界人士，聯(lián)合簽名，主張廢除“偽科學”這一名稱，其理由是反“偽科學”破壞了傳統(tǒng)文化；再一個是一些科技界人士，心態(tài)浮躁，學識淺薄，采用造假、抄襲、剽竊等手段，以追逐個人榮譽和利益。用中科院院長路甬祥的話說，發(fā)布《科理宣言》是“中科院弘揚科學精神、端正科學理念、加強制度建設的又一重要措施”。（見《人民日報》2007年4月19日）由此可見，發(fā)布《科理宣言》確實是一件重大的事。

    不過，筆者仔細拜讀后，覺得《科理宣言》中的某些行文不可理解，不得不提出來作求教。本文先就一個問題求解。

《科理宣言》在論述正題之前有一段對科學作用的理念，其觀點為：“科學技術在為人類創(chuàng)造巨大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同時，也可能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并挑戰(zhàn)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社會倫理。”還認為科學“新發(fā)現(xiàn)和新技術的社會化的結果又往往存在著不確定性”，故而《科理宣言》特意“要求科學工作者更加自覺地規(guī)避科學技術的負面影響，承擔起對科學技術后果評估的責任”。

其實，國外早就有人提到技術進步給人類帶來的“危險”。英國《觀察家報》2000年3月21日報道，著名的軟件專家比爾· 喬伊著文《為什么未來不需要我們》認為，數(shù)字技術、生物技術和材料技術等21世紀的新技術將給我們帶來危險。他說：“我們正處在極端不幸的頂峰，這種不幸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那些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回落入單一民族國家的手中，它甚至有可能使偏激的個人獲得異乎尋常和令人可怕的能力。我認為這不是危言聳聽。”

在國內(nèi)，這一理念也由“科學文化人”為了反對“科學主義”而宣揚過。故而“科學文化人”盛贊《科理宣言》“作了全新的論述”，為“近年在國內(nèi)科學文化領域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了。（見《科學時報》2000年3月15日）

“科學文化人”F4之一的吳國盛教授在其巨著《科學的歷程》中說：“科學帶來福音的同時，也造就了危害人類的魔鬼。”（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頁。在該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的第二版中，又加進了“不只是科技的正當運用問題，而是科技本身的固有缺陷問題”的字樣）

另一位“科學文化人”劉華杰自稱是以“一種更超然、更客觀、更理性的態(tài)度”說：“科學不再是純潔的科學，科學中有正確有錯誤，……”（見《中國類科學·導言》）

如今，“科學文化人”又借此而鼓吹。（見2007年3月30日《科學時報》江曉原文）。

科學真有什么“負面影響”或“負效應”嗎？可以肯定地說，科學本身沒有“負面影響”。

首先，什么叫科學？《科理宣言》沒有給出定義。但根據(jù)《辭?！泛汀稘h語大詞典》給出的定義，本人不玩“修詞策略”，按實踐理解：自然科學就是運用范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認識自然界各種物質生成、發(fā)展和運行的客觀規(guī)律與本質的知識體系。自然界的各種物質本身就有正負的兩面性，而一切物質及其所呈現(xiàn)的現(xiàn)象都是可認識的。自然科學研究的目標就是研究和認識這個兩面性，然后才能利用物質的正面性，為人類的發(fā)展造福，防止自然物質負面性給人類帶來傷害。當然，這里不排除有的野心家利益物質的負面性，擴大自己的勢力和獲得巨大的利益。但這能歸罪于科學，指責其有“負面影響”嗎？

不知道《科理宣言》根據(jù)什么來肯定科學有“負面影響”。以“科學文化人”舉的事例分析，更加可以明白這是怎么一回事。

北京大學的劉華杰教授的《科學圣殿騎士與科學文化的第三極》一文發(fā)表于今年2月27日的《科學時報》。這也許是《科學時報》為了呼應《科理宣言》。否則兩文怎么會同日發(fā)表，且觀念一致？劉文直率地說：“現(xiàn)在的技術已經(jīng)制造出來了一些毀滅性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可以毀滅人類和地球的其他生命的。”

什么是“一些毀滅的東西”？他們所謂的“一些毀滅性的東西”，同喬伊說的相同，無非是指原子彈、環(huán)境污染之類。

不可否認，原子彈曾經(jīng)傷害了一些日本民眾。但是，誰能斷定這是科學帶來的“毀滅性的東西”呢？我們應當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原子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為了迅速遏制、消滅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及早地制止法西斯暴行，維持人類的和平，美國才使用了原子彈。應該幫助受害的日本民眾找日本軍國主義者去論理。從科學角度看，制造原子彈的基本物質鈾是天然存在的，就像高空中天然存在著宇宙線一樣。如果坐飛機上天，必將受到宇宙線的照射。只是其劑量最高相當于做一次X光的透視，人體是能夠承受的。而正是科學技術發(fā)現(xiàn)了它們的作用和危害。舉世聞名的科學家皮埃爾·居里和夫人瑪麗·居里正是在研究鐳的放射性方面作出偉大的貢獻才獲得諾貝爾獎的。而現(xiàn)在世界上許多國家依據(jù)他們提出的科學見解，和平利用核能作能源及治療疾病的手段，這不正是科學技術帶來的福祉嗎？居里先生在接受諾貝爾獎金時，代表夫婦二人發(fā)表了演講詞，介紹鐳、鈾、釷等放射性元素是一種持續(xù)不斷的能源，還可以在化學、生物、地質等領域應用，同時也提醒“鐳必須封在厚鉛盒中傳送”。為了回答科學發(fā)現(xiàn)有害于人類的觀點，居里先生說：“烈性炸藥可以使人們創(chuàng)造奇跡，然而它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戰(zhàn)爭的罪魁們手中就成了可怕的破壞手段。我是信仰諾貝爾的人們當中的一個，我相信，人類從新的發(fā)現(xiàn)中獲得的將是更美好的東西，而不是危害。”（見《現(xiàn)代人的智慧》第167頁）科學巨擘愛因斯坦也說過：“科學的不朽榮譽，在于它通過對人類心靈的作用，克服了人們在自己和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感。”（同上書第156頁）我國核科技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錢三強先生生前也說過：“科學的力量是無窮的，人類要掌握科學，好好駕馭它，使它為自己造福，而不是造成危害，就需要千百萬科學工作者和其他工作者的共同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同上書第217頁）我不知道這樣的科學理念是否能為中國的科學權威機構所接受。

至于說科學在“挑戰(zhàn)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社會倫理”就更加難以理解了。請問這社會倫理指的是什么？請舉出具體的實例。

根據(jù)筆者的觀察，近些年來涉及到社會倫理問題的唯一科學領域是克隆技術。1997年世界是第一只克隆羊多莉在英國誕生，使新興的生命科學邁進了一大步。自此世界各類媒體上時常可見“克隆”一詞，以致本意為無性繁殖的“克隆”被誤解成 “復制”的意思。由此可見，克隆技術的本意是明確的肯定的，引出的不確定是某些人的誤解。

既然克隆了羊，接著又克隆出牛和豬，那么人能不能克隆？于是世界上就出現(xiàn)了克隆人的問題爭論。克隆的人是誰的后代？如果克隆了希特勒或東條英機又怎么辦？這就涉及社會倫理問題了。有的國家政府已明令禁止克隆人。難道這也是科學帶來的挑戰(zhàn)嗎？其實這完全是誤解。從理論上講，克隆人是完全可能的。但克隆出的是自然狀態(tài)的人，與其他哺乳動物一樣，只是在等級上有差別。而希特勒或東條英機是特定社會條件下造成的戰(zhàn)爭狂人，與克隆技術毫無關系。當然，如果有人故意攪渾水，在卵子里植入上輩人或下輩人的體細胞克隆下一代，那才會攪亂了人類長期形成的社會倫理。但是這能是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帶來的嗎？僅從這個實例就可以明白到底是誰在挑戰(zhàn)社會倫理。至于在中華民族發(fā)展歷史上，占據(jù)幾千年時間的“三綱五常”等社會倫理，自然科學也是不可能挑戰(zhàn)的，只是社會的發(fā)展才徹底改變了這類陳腐的觀念。由此可見，將亂倫的帽子硬扣在科學頭上，尺寸太大了，毫無科學根據(jù)。不知道還能舉出什么實例，請隨便吧。

綜上所說，《科理宣言》在剛下筆時提出的理念便叫人難以理解，不知下文又會如何。

 2007.5.14.二稿
                                      5.22.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