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專題下，開列的學習要點是百家爭鳴、孔孟儒家、獨尊儒術(shù)、宋明理學和明清儒學的發(fā)展。統(tǒng)一教材人教版高中《中國古代史（選修）》中也有相同的內(nèi)容，二者的思路是一樣的。以研究古代思想文化見長的葛兆光先生對此不以為然。他說：“這個脈絡(luò)不是歷史本身的脈絡(luò)，而是根據(jù)我們現(xiàn)代價值觀念重新建立的敘述脈絡(luò)……這是一方面根據(jù)中國儒家正統(tǒng)意識，一方面根據(jù)歐洲啟蒙思潮的歷史線索，在中國發(fā)現(xiàn)和書寫的歷史。這個脈絡(luò)的建立，其實是建立一個儒學、理學到反理學的‘傳統(tǒng)’，說明中國和歐洲一樣……這是一個新的正統(tǒng)歷史觀念，可是，魏晉玄學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響巨大的佛教呢？道教呢？蒙元時代和清帝國中的民族思想意識呢？難道真的中國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獨占的狀況，就是這樣兩軍對壘陣線分明的線索嗎？”葛兆光先生去年有一本《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公開出版。他在這本書中以通俗的語言、提綱挈領(lǐng)式地勾劃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特點。按照他的學術(shù)見解，新課程的這個專題根本不該冠之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他認為，“文化”表現(xiàn)出民族之間的差異性、民族的特色，是不必特意傳授、耳濡目染就會獲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氣質(zhì)?，F(xiàn)在，“文化”一詞已經(jīng)用濫了。嚴格地說，教科書如果使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個概念，就應(yīng)解釋什么叫“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實際上要求學生學習的是儒家思想的形成、發(fā)展及其變化。岳麓版教材改叫“中國古代思想寶庫”，這比課程標準還貼切一些（“寶庫”一詞不敢恭維）。在大一統(tǒng)的時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導思想意味，我們要告訴學生的實際也是，主導思想是什么？怎樣產(chǎn)生的？變化的主線是什么？在高中歷史課程標準還沒有修訂之前，盡管諸多學者的意見言之有理，我們也只能將其束之高閣——先從實際出發(fā)，解決在課程標準要求的范圍內(nèi)如何做得更好一些，如何不違背歷史的基本面貌。
       依據(jù)教學大綱和課程標準的規(guī)定，現(xiàn)在使用的所有教科書關(guān)于中國古代思想的描述，都有一些問題可以商榷。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課程方案（實驗）》對課程內(nèi)容的時代性、基礎(chǔ)性要求，教科書也應(yīng)換個視角選擇內(nèi)容。

主流思想是指政治思想

       在中學講專題，內(nèi)容只能突出最主要的線索。儒家思想能夠占據(jù)主流地位，從孔子孟子的思想，到獨尊儒術(shù)、宋明理學，再看明清思想家，主流思想演變的主線是什么？新舊教材都不太清楚。新課程采取專題形式更應(yīng)該有一條清晰的主線，使專題內(nèi)的各課前后銜接、串連貫通。新課程必修的思想文化與政治、經(jīng)濟三個學習模塊也應(yīng)互相呼應(yīng)，尤其是中國史的內(nèi)容，做到相互關(guān)聯(lián)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儒學從孔子的思想說起?？鬃铀枷氲暮诵氖鞘裁矗扛靼姹菊f法不一。人教版新舊教材始終堅持說是“仁”，岳麓版說是“仁”和“禮”，人民版籠統(tǒng)說：孔子“提出‘仁’和‘禮’的學說，主張在人人道德自覺的基礎(chǔ)上建立一個禮樂文明的社會”，不再深入解釋。史學界、哲學界、文學界都研究孔子的思想，著作汗牛充棟，有堅持“仁”為核心說，有堅持“禮”為核心說，也有“仁”和“禮”并為核心說。無論哪種觀點都有孔子的言論作依據(jù)，很難達成共識。對于高中教學來說，其實問題不在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核心是什么，而是我們要把“圣人”放在哪個線索、哪個位置上加以介紹。從課程標準到各版本的教科書，突出的都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古代思想史的概貌。如果不是以政治思想為主，那么，宗教思想是必須介紹的，因為民眾的宗教信仰是思想史不能回避的大問題。但是，古代中國的宗教思想從來沒有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樣，大到可以和皇權(quán)對抗。古代中國也從來沒有發(fā)生過宗教戰(zhàn)爭。正是因為宗教思想不是統(tǒng)治思想，不占統(tǒng)治地位，所以，中學講古代思想專題就可以不講佛教和道教，突出統(tǒng)治者倡導的主流意識。明確所謂“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是我們認識這個專題主線的前提。

從先秦儒學到獨尊儒術(shù)

       眾所周知，孔子在世時并不得志，如他自己形容的，像喪家之犬（時下叫流浪狗）。儒家學說也未受到統(tǒng)治者的重視。第一位尊崇孔子的皇帝是劉邦。他在晚年路過曲阜時，用最隆重的太牢大禮祭拜孔子。這個當初拿儒生的帽子當撒尿便器的市井之徒，為什么后來變得如此尊師重道呢？是叔孫通讓他開了竅。叔孫通用禮制操練那些與劉邦打天下的“哥們兒”，使他們懂得了君臣之道，也使劉邦體會到做皇帝的尊貴和高高在上的威嚴，于是，儒學悄然復興。蕭公權(quán)說：“蓋儒學勢力在漢初之五十年中顯已開始進展。”（蕭公權(quán)《中國政治思想史》）是有根據(jù)的。漢初儒學雖然大體承襲孔子的學說，但已吸收陰陽五行之言。董仲舒認為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陽尊陰卑，他由此論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暗亍币摹疤臁?，“陰”要服從“陽”，“卑”就要服從“尊”，“下”就要服從“上”，“臣”就要服從“君”，這就是“禮”?！岸Y”的主要原則是“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很多著作都強調(diào)過，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統(tǒng)主張，是儒學得寵的原因。董仲舒天人關(guān)系的理論實質(zhì)是為了論證天君關(guān)系。他的思想雖然有以天制君的成分，但是，正如范文瀾先生早就指出的，漢武帝“更喜歡儒家的是三綱五倫說”（《中國通史簡編》）。
       “禮”是孔子的思想?！熬?、臣臣、父父、子子”強調(diào)的是秩序，但是，孔子并沒有神化君權(quán)，他反對犯上作亂，但又否認絕對服從，主張“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第十一》）。孟子也說：“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他們都沒有強調(diào)臣必須絕對服從君主。孟子還認為君臣關(guān)系應(yīng)該是互相尊重的。如果“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先秦儒家的尊君論者是荀子。荀子認為君主的職務(wù)重要，“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于天下”（《荀子·王制》）。但他也沒有神化君權(quán)的意思。而董仲舒說：“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君主是代虛無縹緲的“天”執(zhí)政，完成“天”所賦予的工作。因此，當臣子的只有服從的義務(wù)。這樣一來，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獨尊儒術(shù)的成因主要在于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改變了先秦儒家君臣關(guān)系的基本理念，發(fā)展了“禮”的思想，使之更適合了皇帝專制的需要。
       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變化，“君權(quán)神授”影響了中國一千多年。漢代以后，雖然神化皇帝為“白蛇”“赤龍”轉(zhuǎn)世的說法少了，但是，至少歷代開國皇帝的出生幾乎都被描繪得離奇而有異相。比如《明太祖實錄》中說，朱元璋的媽媽夢見在麥場上干活兒，有個長髯道士送她一粒白色丸藥，第二天就生下朱元璋，分娩時紅光閃耀，滿室生輝，此后每到深夜，所居茅屋便有紅光閃耀，以致鄰居以為朱家失火，趕來營救，紅光卻又消失了。歷代皇宮寶殿坐北朝南也是取自“人主面南，以陽為位”的含義。天人感應(yīng)、陰陽五行說漢代之前就有，但是，將這些迷信與先秦儒學的“禮”結(jié)合在一起，卻是漢代儒學的創(chuàng)造。胡適認為：“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中國哲學史大綱·孔子》）。正名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禮”的闡釋。蕭公權(quán)說：“惟董子以正名為承天一事，為前人所未發(fā)?！保ā吨袊嗡枷胧贰さ诰耪隆罚┻@就是說，“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發(fā)明權(quán)是董仲舒的。漢代儒學的附會造作起到了宗教作用。中國古代社會皇權(quán)至上，任何宗教都無法與之抗衡，其思想理論根源就在于給君主戴上了絕對權(quán)威的光環(huán)，形成對一個人特有魅力的崇拜。王家范先生認為這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體系的核心特征。他說：“試看兩千年帝制史，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國家的命運總希望系于一天才人物，儒者稱‘天縱英明’的‘明君’，老百姓則稱之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好皇帝’。每當社會震蕩，必有‘真命天子’將出的期盼，企求能有一位非凡人物，憑借其特殊的人格或精神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調(diào)度歷史舞臺，重整綱紀，帶領(lǐng)社會走出峽谷，再開‘新天’。”“以儒家為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在臣民心里牢牢地埋下了君主為一國之主，安危所系，須臾不可離卻，集體無意識根深蒂固?！彼堰@種現(xiàn)象叫“天才統(tǒng)治”史觀。（《中國歷史通論》）對皇權(quán)崇拜觀念的形成，將儒家學說改造成儒教的始作俑者是漢代的一幫儒生，董仲舒是集大成者。幾乎同時代產(chǎn)生的基督教，其原罪說將所有人，包括國王都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在上帝面前都是人?；浇涕L期而廣泛的傳播，使君權(quán)神授的理論很難再成氣候。因此，僅就思想觀念而言，西方也很難形成東方式的君主專制制度。

理學的世俗化

    理學是不是也沿著“禮”的思想在發(fā)展呢？理學在宋以后能夠成為主流意識的原因是那些關(guān)于“理”“氣”的學說嗎？現(xiàn)行高中教材都是從“理”“氣”入手介紹理學。人教版不僅沒有談理學與“三綱五?！钡年P(guān)系，而且強調(diào)“二程發(fā)揮了孔子‘仁’的學說”，王陽明“進一步發(fā)揮了儒家‘仁’的思想”，讀后的感覺是，理學論證了“仁”的思想，因此取得主流地位。人民版、岳麓版雖然指出了理學與“三綱五?！钡年P(guān)系，但并沒有將此作為主線敘述。人民版說：“理學影響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對維護專制主義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边@個結(jié)論是公認的。那么，我們就要弄明白理學為什么起這么大的作用？為什么能夠成為主流思想。
       首先應(yīng)明確的是，理學在宋代不是主流思想。當權(quán)的士人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推崇儒學的經(jīng)世致用，探討富強之路，并不以心性仁義為要。他們的學派在北宋占主導地位。到南宋初，理學的市場仍在民間。在理學興起100年時，朱熹、陸九淵都在40多歲正當年，而當時皇帝仍沒有青睞理學，朝廷中一批權(quán)臣還對理學抱有很深的偏見，大多數(shù)讀書人對理學也沒有特別的興趣。理學仍處在邊緣地位（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編第二節(jié)》）。朱熹生前雖然名聲不小，但并不順心，在宋寧宗趙擴禁止理學的6年里凄涼地死去。研究宋史的專家們普遍認為：“理學只是宋學中的一個支派，而且直到南宋理宗以后才漸次取得官學地位?！保ɡ钊A瑞《宋代婦女地位與宋代社會史研究》）理宗繼位是1225年，距1276年南宋滅亡只有50多年。理學真正成為主流意識是從元代開始的。
    理學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理學開始涉及宇宙論，但后來以倫理學為主。理學對后世的最大影響并非是“理”“氣”等深奧的哲理，而是儒學的普及化、通俗化。如果不求嚴謹，似乎可以這樣說，漢代儒學強化了君為臣綱，宋代的理學不僅強化了君為臣綱，而且使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深入人心。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推廣到全社會每一個家庭，是理學的功勞。葛兆光說：“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響最廣的著作就是《家禮》?！薄爸祆鋵τ谧约禾岢睦韺W原則如何進入生活世界是相當注意的，他反復強調(diào)這種原則在生活中的實現(xiàn)?！彼詮谋姟乃椎脑瓌t修改孔子推崇的禮儀，不僅在思想領(lǐng)域，而且在行為領(lǐng)域占據(jù)了主導地位?！罢沁@種將儒學原則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證了理學所確立的原則，真正深入了社會?！保ㄍ希┲祆溆美韺W思想重新注釋“四書”，引導讀書人。他還編著《小學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綱五?！?。樊樹志講的更通俗。他舉《論語訓蒙口義》《童蒙須知》為例，說明理學從兒童抓起，要求兒童的衣著、語言、行為、讀書、寫字、飲食等方面的習慣，都要遵從“禮”的規(guī)范。如：穿衣要系好領(lǐng)口、腰部和腳部；為人子弟必須低聲說話、語速不能太快；看書要正襟危坐、仔細慢讀；在長輩面前吃飯不能出聲，要細嚼慢咽（見《國史十六講》）。這是給大學生講課，相比之下中學教師和教材當可借鑒。在朱熹等人的影響下，南宋有相當多的通俗教育讀本，如《勸孝文》《勸學文》《勸農(nóng)文》《諭俗文》等。這些讀物都是將理學思想世俗化，勸導民眾遵循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恪守本分等生活理念。當然其中也有很多遵守國家法令的教育內(nèi)容。
       在宋代以前，婦女對丈夫還沒有絕對的依附關(guān)系。男女性事也沒有嚴厲的禁忌。在唐代，《玉房秘訣》之類的房中書還可以公開傳抄。像唐高宗納唐太宗的妃子（即武則天）、唐玄宗娶兒子的媳婦（即楊貴妃），在當時也沒有引起特別大的風波。離婚、再婚更是很普通的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編第三節(jié)》）婦女是比較自由的。婦女地位的變化與理學有直接關(guān)系。程頤首先發(fā)出了“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鬼話，反對婦女改嫁。到南宋時，朱熹等人也大力提倡婦女守節(jié)。有關(guān)婦道的觀念經(jīng)過理學家們的鼓吹，并聲言是圣賢傳下來的道德規(guī)范，如果違反就是違背禮法，于是，婦女漸漸地被迫從社會淡出，以男性為中心、以嫡長子繼承權(quán)為特征的傳統(tǒng)再次得到確認。到元代、明代，理學的禮法觀念終于被普遍接受。理學的世俗化是真正具有社會生活意義的。葛兆光先生說的好：“思想成為原則，而原則又成為規(guī)則，而規(guī)則就進入民眾生活，當民眾在這種規(guī)則中生存已久，它就日用而不知地成了‘常識’，任何違背常識的行為都將成為錯誤甚至罪孽?！保ㄍ希├韺W的意義已經(jīng)被他說透了。
       在儒家的觀念里，一個人對父親要孝順，對君主要忠誠。古代有《孝經(jīng)》和《忠經(jīng)》，也有關(guān)于孝和忠的法律規(guī)定。一個人如果被認為是“逆子”，他在道德上就根本站不住腳；如果被認為是“亂臣”，他在政治上就直不起腰來；如果說他“賣國”，那他根本就不是人了。這些觀念經(jīng)過理學的世俗化已經(jīng)深入到中國人的內(nèi)心?！岸Y”有了制裁的手段就成了“法”。宋代以后，家法、族規(guī)得到強化。人們因為血緣關(guān)系承認這些“禮”的合法性。和近代西方以個人為基礎(chǔ)的自由價值觀不一樣，中國人樂于將個體與意志和家庭結(jié)合起來，“國”比“家”重要，“家”比“人”重要。
       這種觀念深入人心?！爸倚⒉荒軆扇北灰曌鞲呱械牡赖聵顺撸ā豆糯袊幕v義》）。學者的這些闡述，比“理氣論”好懂的多，似乎也更接近高中學生的經(jīng)驗。理學的宇宙觀、認識論的確豐富了儒家學說，問題是高一學生是否能夠理解。更何況理學成為主流思想也是沿著“禮”在做文章。
       有些教科書還提到“三教合一”，但內(nèi)容強調(diào)世界觀和哲學，偏離了“三綱五?！边@條主線。實際上，佛教和道教的社會倫理基本上都遵從了儒家的倫理觀念。佛教原來的理論是，出家人可以不敬皇帝，不敬父母，只尊重佛、法、僧三寶。這就是說，宗教權(quán)力可以與世俗皇權(quán)并立，并占有社會等級的優(yōu)先位置。這在中國行不通，皇權(quán)不能認同，文人也不認可。東晉時曾發(fā)生過這樣的辯論。于是佛教改變說法，向三綱五?？繑n，申明忠君尊王，維護世俗權(quán)力。唐代高僧還把“孝”說成是貫通古今的根本大道，并盡量把儒佛兩家的道德觀相比附，如以慈悲比附仁道，以戒律比附修身等。道教始終效忠王權(quán)，依傍儒家。儒家的倫理觀念通過佛教道教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中學如能講清這一特點就更有意義了，不僅讓學生順便認識宗教，而且清楚了宗教與主流政治思想的關(guān)系。
       孔子“仁”和“禮”的思想是互為補充的?！叭省笔恰岸Y”的基礎(chǔ)，“禮”是“仁”的規(guī)范。但是，從獨尊儒術(shù)到宋明理學，主流思想不斷強化“禮”的等級觀念。統(tǒng)治者實際的政治操作是外儒內(nèi)法、崇儒尚法?！叭省钡牡赖聵藴?，包括《論語》的說教，是要求老百姓去做，統(tǒng)治者并不照此約束自己。我們在古代很難找到幾個符合儒家“仁德”標準的皇帝。蕭公權(quán)說：“孔子陳義雖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極少?！保ā吨袊嗡枷胧贰返诙拢┛鬃幽敲瓷朴诮虒W，都沒能培養(yǎng)出品德高尚的完人，現(xiàn)在我們就別為難中學教師了?！叭省钡乃枷氩皇遣豢梢灾v，但是要明確，“三綱五?！笔莻鹘y(tǒng)政治思想堅守的主線、倡導的主流意識。1956年，由邱漢生等人編寫的高中《中國歷史》課本曾強調(diào)指出：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后來成為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后來的課本刪掉了。古代中國社會不斷強化“三綱五常”。近代的太平天國開始把儒家經(jīng)書統(tǒng)統(tǒng)斥之為“妖書”，后來只是刪去“四書五經(jīng)”中與拜上帝教不相容的內(nèi)容，而把儒學中的綱常倫理原則保留下來，加以利用。直到新文化運動才揭起批判舊道德，批判孔教、禮教的旗幟，其思想解放作用正是針對了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普遍意識。不了解歷史既讀不懂《論語》，也無法理解《狂人日記》。葛兆光反對中學教科書“一上手就抽象地講‘理’如何如何、‘氣’又是如何如何……總是辨析理先氣后，心即是理”等問題，他認為：“歷史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資源，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現(xiàn)在，它既有知識性又有價值意義?！保ā缎律鷼v史學者訪談錄》第一輯）現(xiàn)在的教科書從程朱到陸王，無一不是以干巴巴的哲理為中心，無法使學生看清歷史的脈絡(luò)。
       改變這種現(xiàn)象并不難。在高中新課程中，主流思想演變的前三課講清楚了，最后一課抓住明清思想家的繼承關(guān)系和批判意識的特點，學生就不難明白為什么他們還屬于儒家范疇，為什么可以稱他們?yōu)樗枷爰摇?/p>

明清思想家繼承關(guān)系與思想特點

       從反傳統(tǒng)的角度，從對后世革命者的影響，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學歷史就選擇李贄、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高中歷史課程標準沒有改變這個思路。新課標的教科書除人民版添加了唐甄外，其他版本都只介紹這四個人的思想，大體相同，各有亮點。如人教版指出了黃宗羲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人民版、岳麓版指出了李贄的個性特征，等等。我們要討論的是：一、這四位思想家各自的特點是什么；二、他們的思想與儒家學說的關(guān)系；三、他們在當時的影響有多大。第一個問題求準確，第二個問題是放在專題中必須講清楚的，第三個問題是分清當時影響和后來的影響。
       李贄在“文革”中忒“火”，他怎么也不會想到，370年后《藏書》《焚書》會大量印行。他生前就屬于“另類”，離經(jīng)叛道，所論石破驚天，驚世駭俗。蕭公權(quán)認為，他的思想中心是個人自由（《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十七章第二節(jié)）。岳麓版多少接受了這種看法。但是，長期以來教科書大都側(cè)重介紹他的反傳統(tǒng)。反傳統(tǒng)、反理學并不等于倡導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拔母铩敝刑С隼钯検菫榱恕芭濉?，是為了政治需要。“文革”雖倡導“造反有理”，但并不是要解放人們的思想，實質(zhì)是加強思想禁錮?，F(xiàn)在應(yīng)還原歷史。岳麓版選擇李贄關(guān)于“人皆有私”的議論，反映了學術(shù)界的看法。理學排斥私心，“存天理，滅人欲”就是主張壓抑個性、壓抑人性?，F(xiàn)在不是提倡以人為本嗎？以人為本就要承認私心是普遍存在的。李贄說：“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無私則無心矣。”（《藏書》卷二四）這是很樸實的道理。李贄的類似議論很多，多版本應(yīng)該反映編寫者對這些議論的不同選擇和欣賞，不該忽略李贄思想的核心是主張個人自由。過去常宣傳“大公無私”“公而忘私”，“文革”中還提倡“狠斗私心一閃念”。在這種極端的誘導下，很多人的人性被扭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也鼓勵私有經(jīng)濟發(fā)展，其前提就是承認人的私心存在的合理性。私欲膨脹是事物的另一個極端，同樣也是應(yīng)該反對的。
       李贄是王守仁的再傳弟子，深受良知學說的影響。其言論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如王守仁說：“夫?qū)W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保ā秱髁曚洝分校┮馑际钦f，真理要從自己內(nèi)心里認可，你心里還不認可呢，就是孔子說的，也不能輕信；你自己內(nèi)心認可的道理，哪怕出自普通人之口，也不應(yīng)該輕易否認。李贄則說：“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薄吧w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后足也?！保ā斗贂肪硪唬┎浑y看出，后者發(fā)揮了前者的思想。蕭公權(quán)對李贄承襲王守仁說得很清楚，評價也甚高。他認為：王守仁“揭思想解放之赤旗，發(fā)學貴自得之論”，李贄受其弟子的影響立言，成“明代空前之解放思想”；良知學說“含有打破偶像，動搖傳統(tǒng)思想之傾向”（《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十七章）。這種學說不僅被朝廷視為邪說，連東林黨首領(lǐng)顧憲成都反對。由此可見，他們的思想與當時社會政治的沖突，與主流思想的關(guān)系。不交代李贄思想的來源，李贄就變成了一個從石頭里蹦出來的“猴子”，橫空出世的思想家，無根無土。歷史唯物主義無形中就被抽掉了，不是這樣嗎？
       李贄思想的來源與他的出生環(huán)境有關(guān)。人民版介紹其祖父兩代人都是伊斯蘭教徒，又成長在海外貿(mào)易發(fā)達的泉州，受傳統(tǒng)束縛較少。這很有必要。把李贄放在明代社會看，他只是一個“個案”。葛兆光寫明代思想就沒有重視李贄，因為他關(guān)注普遍的意識形態(tài)。而黃仁宇說，李贄生前就“享有思想家的聲望，受到不少文人學者的崇拜”。他的著述涉及面很廣，評論、雜議居多，但不成系統(tǒng)，更難說造詣精深。他的著作大部分生前已經(jīng)刊行，并成“人挾一冊，以為奇貨”的局面（《萬歷十五年》第七章）。以我的淺陋揣想，這可能像《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傳抄一樣，被主流思想排斥的禁書反而讓人產(chǎn)生獵奇心理，更易流傳。但是，僅從知識青年的群體估計，看過手抄本的還是極少數(shù)。（筆者當時也是“知青”，所在地區(qū)沒見過，當時也沒聽說過。）與“文革”時期相比，明代的文化生活還算是豐富的呢，至少《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已經(jīng)成書?！叭藪兑粌?，以為奇貨”只能視為文人記錄的語言。李贄的思想雖然有意義，但大約也就是在少數(shù)人的圈子里有傳聞。那些攻讀科舉的學子不可能認真研讀他的著作。對于社會生活來說，一個民間的聲音更起不了多大作用。另外，一個人的思想如果與當時社會的普遍意識走得太遠，即便是正確的，也不會被更多的人接受。比李贄稍晚幾十年的顧炎武，讀了他的書后寫下了這樣的感想：“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贄。”（《日知錄》卷一八·李贄）在我們的眼里，顧炎武已經(jīng)算是脫凡超俗了，他竟然貶李贄為“小人”——這是儒家詞典里最文雅的罵人字眼兒。更何況，明代士風如官場一樣敗壞，一般讀書人根本不能理解李贄。后人抬舉他是另外一回事。
       蕭公權(quán)說，王守仁的思想“似遠承孟子”；李贄的思想“略本孟子遺意”。他舉李贄嘲笑“臣死諫”為“癡臣”的言論，但沒有完全斷定孟子對王、李的影響。寫到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他指出：“《待訪錄》之最高原理出于《孟子》之‘貴民’與《禮運》之‘天下為公’?！秉S宗羲論君臣關(guān)系“其立言亦悉依《孟子》，一掃專制天下‘君為臣綱’之傳統(tǒng)”（《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十七、十八章）。這一點只有人教版提到。其實，顧炎武、王夫之何嘗不是從先秦儒學中吸收養(yǎng)分？這種承襲關(guān)系是專題教學必須說的。否則一個專題內(nèi)的前后課就脫節(jié)了。各種教科書將黃宗羲批判君主專制的主張?zhí)釤挒椤跋拗凭龣?quán)”，是十分準確的概括。限制君權(quán)不等于反對君主政體，黃宗羲也只停留在“揭短”的水平上。顧炎武、王夫之與黃宗羲的政治見解和言論大體一致，他們否定君為臣綱，從正面攻擊君主專制，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很少有的。他們只是具體主張有別，學術(shù)眼光不同。人民版稱“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這種提法含有王夫之在黃、顧之上的意思。區(qū)分他們的主張和學術(shù)的差別是高校教學的事，高中教師首先應(yīng)該向?qū)W生交代清楚：為什么明末清初突然冒出三個思想家？了解背景才能理解這三個人。
       對背景的描述應(yīng)該是很客觀的，但各版本也不一樣。岳麓版說：“明末清初，一些士大夫努力尋求改革社會的方案。他們提倡以史為鑒，將學術(shù)研究和現(xiàn)實相結(jié)合，由此而形成‘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泵髂┣宄踹m逢改朝換代，“尋求改革社會”？不知從何談起。改革明朝社會，還是改革清朝社會？人教版說：“他們處于中國民族矛盾和階級斗爭十分激烈的動蕩年代，都參加過抗清斗爭?！边@樣的句子盡管用了抽象的概念，但比岳麓版貼近史實。人民版從大的視野說：“明清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zhàn)國、魏晉南北朝之后思想界又一次十分活躍的時期，黃宗羲、顧炎武與王夫之是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边@樣介紹有三個問題：其一，明清之際的思想局面能否與春秋戰(zhàn)國、魏晉南北朝相比？其二，高中生不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領(lǐng)域的基本狀況。其三，學生剛學完百家爭鳴，若以春秋戰(zhàn)國的時代特征理解明清之際，教師的麻煩事就多了。
       黃、顧、王都生于明萬歷年間，卒于清康熙年間。明末，他們同是“復社”（江南士大夫的政治團體）成員，與朝廷的腐敗勢力作斗爭。清初，他們聯(lián)絡(luò)通氣，分頭堅持抗清。晚年，他們又都不約而同地拒絕清王朝的征聘，至死不忘亡國之恨。明王朝從萬歷年到崇禎年，50年走向滅亡；清王朝從順治年到康熙執(zhí)政30年，50年走向大治。用我們今天同是中華民族的眼光看，這次改朝換代同漢代秦、唐代隋的性質(zhì)是一樣的。但當時人們可沒這覺悟。當時是一種“種族”觀念，“華夏”基本指漢族，包括滿族在內(nèi)的周邊民族都被視為“夷狄”。讀書人普遍是貴華夏、賤夷狄。以漢族為主體的大明王朝，居然被新興的滿族建立的清王朝取代，這種改天換地的大動蕩深深刺激著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他們“懷種族之奇恥，究興亡之要因，于是排斥夷狄，批評專制”（《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十八章）。他們是從明亡的教訓中看清了君主專制的弊端，從先秦民本思想中找到了批判的武器。他們的思想無疑是進步的，但他們終究沒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從他們致死不食清朝俸祿的行為來看，他們的救世方案和實用學問，其思想意義和學術(shù)意義大于社會意義。至少康、雍、乾一百多年的發(fā)展，無論政治、經(jīng)濟還是思想文化，仍沿襲過去的慣性，幾乎看不到他們的影響。
       以史實為依據(jù)，分析明末清初出現(xiàn)思想家的原因，這本不是什么大問題。但是，在中學他們的思想仍被解釋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反應(yīng)”。這恐怕是生拉硬扯地貼上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標簽。思想與經(jīng)濟的關(guān)系要看思想者是否研究了當時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李贄與黃、顧、王對雇傭關(guān)系發(fā)表過什么言論？沒有這方面的證據(jù)就屬于附會。《明夷待訪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都旨在匡復明室，這不是什么新觀點。至于“工商皆本的思想，西漢的桑弘羊、東漢的王符、南宋的陳亮都曾提出過，能否視為黃、顧、王的思想亮點，值得懷疑。

百家爭鳴的選擇建議

       搞清楚主流思想的主線，回過頭來再挑剔百家爭鳴選擇的內(nèi)容，這樣就有了一個標準，即：后來的主流思想吸收了先秦哪些學派的哪些思想。高中新課程采取專題體系遭到很多非議，教師也普遍感到不適應(yīng)。但仔細想想，如果能夠精選專題內(nèi)容，或許比通史體系更能突出歷史的精髓，減輕學習負擔。在大學歷史系，精品課也往往都是專題講座。不同的是，高中仍是基礎(chǔ)性教育，專題內(nèi)容必須體現(xiàn)基礎(chǔ)性，專題之間必須緊密聯(lián)系。    如果在通史體系中介紹百家爭鳴，墨家學派不容忽視；在“主流思想演變”的框架下，不講墨子似乎也可以，正如岳麓版所說“戰(zhàn)國以后，墨子的思想便不受人們重視了”。但如人教版只介紹孔子、孟子、荀子就顯得不合邏輯。秦朝崇法，漢初崇黃老，僅此理由就應(yīng)介紹老子和韓非子。上文提到，歷代統(tǒng)治者實際推行的是外儒內(nèi)法、崇儒尚法，不講法家無論如何說不通。
       法家與儒家有直接的淵源關(guān)系。韓非、李斯同是荀子的學生。商鞅也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儒家學者能教出法家的集大成者，和后世儒法兼用，都說明儒、法本不是對立的兩派。荀子以尊君為儒家基本原則之一，他也重視法治。但是，荀子的尊君與法治有別于法家。法家吸收了他的思想，改造之處是放棄民本思想，尊君在于治民，治民源于“性惡說”。法家最大貢獻是為君主總結(jié)了一套權(quán)謀。岳麓版?zhèn)戎亟榻B法、術(shù)、勢，并舉韓昭侯殺典冠的故事，非常準確地抓住了法家的特征?！俄n非子》中的很多話現(xiàn)在讀起來也耐人尋味，且錄幾段如下：
       “人主之大物，非法即術(shù)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shè)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術(shù)者藏之于胸中，而潛御群臣者也。”——君主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握“法”和術(shù)”。法律形成文字是要公開的，由各級官吏去執(zhí)行；權(quán)術(shù)是藏在心里的，用于駕馭群臣。
       “明主治吏不治民”——聰明的君主只要管好干部就行了。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弒主也?！薄斁鞯木团绿湃螌傧?。信任別人就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君臣沒有骨肉親情，君主在其位，臣子才不得不效勞。因此，臣子無時無刻不在揣摩君心，君主不知此理，疏忽大意，才會發(fā)生現(xiàn)在這種欺君犯上的事情。
       韓非子的智慧都用在為君主專制出謀劃策上。朱元璋搞過《孟子節(jié)文》，但沒聽說哪位皇上批評韓非子教唆君主搞陰謀詭計。古希臘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古羅馬也沒有這樣的學問。蕭公權(quán)說，韓非“劃道德于政治領(lǐng)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純政治之政治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七章）。歐洲近代的政治哲學講什么，在下不知道。韓非“政治無道德”的思想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是好是壞，真難評說。
       胡適認為，先秦本沒有法家，只有法治學說，主張法治也不是始自韓非（《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十二篇第二章）。張分田先生在本刊發(fā)表的文章闡述了類似觀點。（見《歷史教學（中學版）》2007年第1期）這說明主張法治不是法家首創(chuàng)。張蔭麟說：“法家的職業(yè)本來是替君主做參謀。”（《中國史綱》第六章）翦伯贊在《中國史綱要》中將法、術(shù)、勢作為韓非的思想特點，他說：“這種法、術(shù)、勢的說法，是后來實行專制主義政治時所必須尊奉的準則。”（《中國史綱要》第三章第三節(jié)）這些足以作為中學教科書的參照。主流思想的專題與政治制度的專題應(yīng)遙相呼應(yīng)，這樣才能使人學了歷史，懂得歷史。高中新課程設(shè)置的思想文化專題是中外對應(yīng)的。其意圖說的很明確“從思想文化層面了解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基本特征”“探討思想文化在人類歷史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響”等等。（《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那么，準確的選擇和表達思想方面的內(nèi)容是實現(xiàn)設(shè)計意圖的關(guān)鍵。這是課程標準制定后最重要的基礎(chǔ)工作。教育部的有關(guān)領(lǐng)導已經(jīng)意識到教材和教師是新課程推廣的關(guān)鍵問題。好的教材既能實現(xiàn)課程設(shè)置的要求，又能促進教師專業(yè)水平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教材更重要。高中新課程已經(jīng)經(jīng)過3年的實驗，據(jù)說，今年還要有幾個省市加入。先期實驗中的問題能否為后繼實驗的地區(qū)所避免呢？誰來關(guān)心這個問題？

  （下一篇：“古代中國的文化與科技”專題教學建議）

  【作者簡介】任世江（1950—），男，天津人，天津古籍出版社副總編，編審，《歷史教學》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