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在改變，香港電影人如今最熱衷的話題是4月14日剛剛成立的香港電影發(fā)展局，以及隨著新機構(gòu)成立而來的每年3億元港幣的電影發(fā)展基金撥款。到達香港的那天，香港傳媒評論說，“想窮都難”。

對于香港電影來說，這不僅僅是個窮或富的問題。“從前香港電影完全是自由市場，這3億元港幣怎么用，大家都在討論。”電影人文雋說。無論如何，變化已經(jīng)發(fā)生。趙良俊說:“對香港人來說，回歸是個戲碼，就好比結(jié)婚是人生的戲碼。回歸一年，沒有什么可講;一過10年，就沒有回歸了，已經(jīng)是成為了?；貧w的意思，就是在歸程中。10年，正是一個點。”

香港電影丟失了什么

在這個曾經(jīng)的“東方好萊塢”里，電影似乎和香港市民的生活越來越遙遠了?！睹鲌蟆吩陬C獎禮當天的社論中指出，香港電影在縮水，2006年港產(chǎn)片數(shù)量只有42部，其中還包括CEPA簽訂后與內(nèi)陸的合作影片，而在香港電影的鼎盛時期，每年出產(chǎn)的數(shù)量在300部左右。曾志偉則在頒獎禮上說，香港電影2006年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無間道風云》上演后好萊塢開始重視香港編劇，壞消息是香港電影院的數(shù)量從144家減少到了46家。出席金像獎的面孔里，除了大家熟悉的劉青云和舒淇，還有依然被老香港人視為“北姑”的周迅和霍思燕，甚至更“北”的趙本山。同樣曾被目為“北姑”的鞏俐在2006年拿到了香港居留權(quán)，卻選擇缺席金像獎，理由是組委會為其預定的酒店不符合標準。4月16日一大早起來，各大報紙的當日頭條是奧運會門票開始預售，然后是“小甜甜”龔如心的靈堂布置;金像獎基本只做一到兩個版，焦點集中在得獎名單和女星禮服比拼上?！睹鲌蟆返纳缯撜f，一年51部電影，獎項“分果果”都分得到，還有什么懸念可言。文雋把回歸10年的香港電影總結(jié)為“八得八失”，這“八得八失”包括:“一、得到內(nèi)陸市場，失去本土陣地;二、得到國際榮譽，失去“香港”品牌;三、得到新媒介做平臺，失去傳統(tǒng)電影院票房;四、得到政府高度關(guān)愛，失去投資者信心;五、得到學院生力軍，失去行內(nèi)接班人;六、得到大中華文化的融會，失去獨有的香港特色;七、得到愈來愈多頒獎禮，失去觀眾的關(guān)注和民心;八、得到免疫力，失去抵抗力?！逼渲袑Α暗玫絻?nèi)陸市場，失去本土陣地”的解釋是:“香港電影利用合拍方式，在內(nèi)陸市場獲取到巨大的票房利潤，內(nèi)陸和香港民營公司的攜手日趨成熟。但是，香港本土的電影生意卻一蹶不振，過去香港人熱捧香港片的熱情不再，票房數(shù)字從幾十億元下滑到三四億元，數(shù)量也從10年前每年200多部，急降到這幾年勉強的50多部?！?/p>

香港電影圈里流傳著一個聽上去很悲情的故事:2001年底，圣誕節(jié)前的一個晚上，尖沙咀一家酒吧里，一位老導演過生日，那老導演收了7個徒弟，酒過半巡，7個徒弟中的5個忽然把他抬到沙發(fā)上，各端一杯酒，雙膝跪下，哽咽著說:“師傅，我們對不起你，這一行實在沒辦法混了，我們要找別的生路。”這個情景發(fā)生時，葉澤錕在場。他是香港影評人協(xié)會的經(jīng)理，當時，他的心情也很灰暗，因為他的一個原本敲定由張柏芝出演的劇本那時也流產(chǎn)了:“那天，我真覺得香港電影完了。”

“香港電影早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和回歸并沒有關(guān)系?！睙o論是銀都的方平、捧出寧浩的余偉國，還是導演馬楚成，都有這樣的共識。文雋在“八得八失”里有一點是:“得到政府高度關(guān)愛，失去投資者信心?！边@一點香港電影人有共同體驗，葉澤錕說，他的那個劇本流產(chǎn)，主要就是因為原來的投資商變卦，找不到新的投資商。閑談中和方平說起內(nèi)陸電影導演“忽悠”投資商的故事，方平開玩笑說:“老板是稀有動物，我們要保護他?！?/p>

方平認為，投資者對香港電影失去信心，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了，這也是目前香港電影人的共識。拍攝過《獨臂刀》的大導演張徹甚至更早“唱衰”香港電影。早在1988年，他就指出，香港電影題材狹窄，一切靠為數(shù)不多的明星支撐:“依照目前狀況，少則一年，多則兩年，香港電影必走下坡。現(xiàn)在則是1988年已近尾聲，寫在這里，立此存照，且看我判斷如何?！?/p>

其后的發(fā)展不出張徹所料。按照香港電影節(jié)藝術(shù)總監(jiān)李焯桃的說法:“1990年我們覺得香港電影已經(jīng)衰落了，結(jié)果1994年之前又回光返照了一下。1994年之后，香港電影真正開始走下坡，而且不可挽回。1998年金融危機徹底打擊了海外投資人對香港電影的信心?！?/p>

那年拍片特別多

在李焯桃看來，張徹所指出的“題材狹窄，一切靠為數(shù)不多的明星支撐”只是香港電影衰落的支撐。香港電影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香港電影憑借邵氏“大制片廠”制度起飛，起飛后迅速進入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卻從來沒建立過有效和良性的循環(huán)機制。

“香港人太愛錢，這個城市的興盛是因為這里每個人都追逐金錢，但同樣也因此衰落。”這是《金雞》導演趙良俊對這個城市的觀察。

方平提到，80年代到90年代的黃金10年里，香港電影有“七日鮮”的說法:一部影片，從拍攝到制作完成、上檔，只需7天。當時“七日鮮”的熟手里，文雋和王晶都在榜上。

香港電影起飛，與香港人的勤力分不開。馬楚成在90年代初期曾在大陸拍攝《功夫皇帝方世玉》。他說他當時最想不明白的是，大陸片場的人怎么能那么悠閑:“我們在那邊拍戲，他們（大陸工作人員）躲在車里吃東西，然后過來問我們說:‘你們?yōu)槭裁茨敲促u力？已經(jīng)拍了14個小時還不休息?’”

張徹說，當年他唯一佩服、心甘情愿叫他老板的只有一位，就是邵氏的掌門人邵逸夫:“他坐的車是勞斯萊斯，車里有酒吧，他改成辦公桌，連途中時間都不浪費。他每天早上從家里到公司，就在車里寫下要辦的事……下班回家，則在車里看劇本?！?/p>

但勤力到“七日鮮”的地步，就未見得是好事。文雋說，當時很多女星都有綽號，張曼玉的綽號叫做“張一打”，因為一年里至少接一打電影。明星幾部戲同時開工也是尋常事。葉澤錕描述那時片場場景是:“說是9點開戲，9點半到也沒關(guān)系。因為明星往往在趕場路上。大家先打牌，說那個女明星昨天晚上和誰誰在一起，不高興了。導演說，不高興??？那我們今天就先拍她不高興的戲?！?/p>

文雋也是在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入行，初入行時做編劇。那時香港的編劇叫做“飛紙仔”。因為很多影片開拍時只有結(jié)構(gòu)，根本沒有劇本。臺詞和細節(jié)都在早上通過傳真接到，這樣大家才知道今天要拍什么。《香港制造》的陳果甚至連飛紙仔都不要，自己在現(xiàn)場隨口說劇本。很多飛紙仔從不讀書，知識積累很大程度上來自日本漫畫。葉澤錕至今還會生動模擬飛紙仔的經(jīng)典對白:“有沒有錢拿？有啊，幾時開工？明天？明天OK，我最近看了很多漫畫，沒問題的?！?/p>

有時也有精品出現(xiàn)，但只要一部電影賺了錢或口碑，續(xù)集就會拍個無窮無盡。香港電影圈最經(jīng)典的一個笑話是:“你知道《陰陽路》拍了多少集？”傳說有個中學組織露營，一個班的人說了一晚上也沒把《陰陽路》到底拍了多少集說清楚。葉澤錕當年也是《陰陽路》的籌資制作人之一，他承認，到后來，《陰陽路》基本上就成為一個誰掏錢誰就能當主角的電影了。他指著記者說:“這么說吧，到10集往后，如果我們看見你，你基本就可以當女主角了?！?/p>

“現(xiàn)在都說港片的鼎盛時期年產(chǎn)300部，事實上，當年每年除了本土的300部，還有海外投資的近200部。五六百部電影在一個島上轉(zhuǎn)，你說這正常么？”葉澤錕說。

《香港電影的秘密》作者、美國電影學者大衛(wèi)·波德威爾曾大力推崇香港電影的“百無禁忌”，他指出香港電影中很多拿人體下三路開玩笑的噱頭是香港電影的魅力來源之一?！八住薄⒆非蟾泄俅碳ご_實是香港電影人一個著力追求的方向，王家衛(wèi)等后來在國際上頻頻得獎的電影人，在當時完全是被嘲笑的對象。葉澤錕回憶當年《阿飛正傳》時的情景是:“電影院的椅子都被刀劃爛了?！痹瓉懋斈觌娪霸汗芾砘靵y，很多人帶刀進劇場，看到不喜歡的場景就習慣在椅子上劃一刀，一場《阿飛正傳》下來，影院里已經(jīng)沒有完好的椅子。

這些導演即使在業(yè)內(nèi)也被同行嘲笑。王晶拍過大量的三級片和“拿下三路開玩笑”的電影，他還有一個特長是拿同行開玩笑?！稏|邪西毒》上片后，他迅速拍了一部電影，里面安排了一個永遠戴墨鏡的導演，還安排這樣一場戲:一群人在劇場看電影，電影的片名是《東蛇西鹿》。然后所有的觀眾都說看不懂，只有一個影評人在場內(nèi)大喊“你們不懂后現(xiàn)代主義”，結(jié)果被憤怒的群眾大揍一頓。

李焯桃就屬于被王晶嘲笑的“影評人”。李焯桃80年代進入《電影雙周刊》，曾任《電影雙周刊》總編輯，直接推動過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發(fā)展，之后離職組織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至今一直是香港影壇重要的活動策劃者和影評人。采訪那天，他從一旁書架上拿出自己多年影評的結(jié)集，隨手翻看，一邊看一邊嘆息:“當年我就曾經(jīng)說過香港電影的生態(tài)不健全，遲早遭遇困境，沒有人要聽。”

李焯桃說，當年影評人的意見在盛世時期的香港影壇沒有人重視，報紙專欄中也有很多不稱職的影評寫手，他們每當新片出來“嘲諷謾罵，真以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雜家”，或者拿了紅包就喪失立場，對影評人這個群體起了嚴重的負面作用。

葉澤錕則認為，如果把香港電影業(yè)看作是一個企業(yè)，那么這個企業(yè)以前是混亂而無序的?！跋愀垭娪白钆d盛的時候誰也說不清有多少公司。好多人拿到一筆投資，就成立一個公司，拍電影，花完錢，就倒閉，稅都不交?！比~澤錕說，“《無間道》里說的是對的，出來混，總是要還的?！?/p>

最壞的年代已經(jīng)過去

《雙城記》里有一句話，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壞的年代，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坝眠@句話來形容香港電影并不恰當，對香港電影來說，最壞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崩铎烫艺f。

“香港人有一個共同的心理基礎(chǔ)，那就是沒有身份，沒有未來?！彪娪叭擞鄠枋鲎约?地點沒動，身份已經(jīng)變了三次——“起初拿的是英國護照，算是女王陛下子民;后來換成了英國海外居民護照;1997年之后，拿的又是特區(qū)護照?！睆垙刂肛熛愀垭娪安恢匾暫髠淞α康呐囵B(yǎng)，總是幾張明星的熟臉，在余偉國看來，依然和這種心態(tài)有關(guān):“很多人都不知道1997年之后會怎樣，當然不會著力培養(yǎng)接班人。”

1997年之前，香港電影人一度掀起“移民潮”。包括周星馳，也曾經(jīng)努力移民加拿大，只是因為移民簽證未通過而不得已放棄。趙良俊指出，香港的移民潮，其實從70年代就已經(jīng)開始:“香港人努力耕耘20年，終于掌握到了自己的幸福。那時連流行歌曲都取名《My May》，香港人覺得自己有很大的天地，不需要留在這里冒這個險。”

但事實上，這些移民的人慢慢又回來了。方平形容那些移民的人在國外的境遇是“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边€有一部分人選擇到好萊塢去碰運氣。但在《甜蜜蜜》的編劇岸西看來，這些人中，除了極少數(shù)的成功者，大多數(shù)人都蒙受了經(jīng)濟上的損失。岸西以自己家的房子為例:“80年代后期，我買這個房子，900平方英尺，中型的，買的時候90多萬元港幣，1997年前后，曾經(jīng)升到700多萬元港幣，到2000年前，跌到了300多萬元港幣。那些80年代從香港移民去加拿大的人，把香港的房子賣了，在那里買房子貼了錢。1997年前后回來在香港買房子，又貼了錢，現(xiàn)在房子又跌了?！卑段髡f，回歸那天，香港下雨，她坐在酒吧里看回歸轉(zhuǎn)播，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總算不折騰了?！?/p>

也有電影人選擇的是另外一條道路:積極去了解內(nèi)陸?！捌鋵崗?0年代初期，香港電影已經(jīng)開始面臨和內(nèi)陸合作的問題?！蔽碾h說。

香港銀都是最早取得和內(nèi)陸合作優(yōu)惠政策的電影機構(gòu)，80年代就拍過《少林寺》和《黑太陽731》，90年代又合作了《秋菊打官司》、《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而內(nèi)陸的《黃土地》、《紅高粱》也仰仗他們與香港觀眾見面。“現(xiàn)在看來，《少林寺》其實讓香港電影人意識到了，內(nèi)陸有很多可合作的資源?！狈狡秸f。90年代，香港影壇興起了“合拍熱”?！暗菚r大部分是香港的資金，香港的班底，只是使用大陸的資源比如外景?！蔽碾h說。文雋1993年監(jiān)制了內(nèi)陸周曉文導演、姜文主演的《狹路英豪》，從內(nèi)蒙古拍到深圳。文雋說，那時其實就只想借這部片子“在國內(nèi)到處走走”。在香港電影完全準入內(nèi)陸之前，文雋算是與內(nèi)陸影壇合作最多或者說是走得最近的人。他首先幫助博納等內(nèi)陸剛起步的發(fā)行公司取得了不少香港電影的內(nèi)陸發(fā)行權(quán)，做過《我的兄弟姐妹》等電影。同時還代理徐靜蕾這樣的內(nèi)陸演員的海外片約，又在一些報紙上開專欄，傳遞一些關(guān)于香港娛樂圈的信息。

在香港電影全面進入內(nèi)陸后，文雋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的主席。

另外一個主動“到處走走”的就是趙良俊。趙良俊說他簡直就是在“和開發(fā)商搶時間”，搶在各地的經(jīng)濟開發(fā)大潮之前，他走遍了中國各地。

“香港和內(nèi)陸的合作，是遲早的事?！狈狡秸f，“香港由于地域限制，本身其實撐不起這么大的電影工業(yè)?！蔽碾h則指出:“從前香港電影大多銷往東南亞地區(qū)，比如臺灣地區(qū)、馬來西亞、韓國。但是后來，臺灣地區(qū)電影開放，好萊塢進入。再接下去，韓國電影興起，占有了很多東南亞電影市場的份額?！碑斎贿@期間，又有其他娛樂形式的興起，盜版的產(chǎn)生等等問題。

2004年CEPA生效前后，香港電影和內(nèi)陸其實在經(jīng)歷一個互相磨合和適應的過程。馬楚成的比喻是:“好比一個小孩子，從前爸爸媽媽不在家，自由慣了，后來爸爸媽媽回來了，開始的時候不習慣，后來發(fā)現(xiàn)，爸爸媽媽對他其實還挺好，還給他錢花。”

香港電影人對內(nèi)陸的態(tài)度變化也頗有意思。葉澤錕對回歸初期到內(nèi)陸去尋找投資的香港導演的說法是:“裝酷，裝牛。忽悠老板說，我拍的電影能幫你掙錢。后來發(fā)現(xiàn)這招不靈了，才趕快找內(nèi)陸的書來看，學普通話，研究內(nèi)陸人的行為邏輯?！倍虾Ｋ匈Y深些的媒體人或許還記得，1998年，文雋帶舒淇到上海宣傳影片《紅蘋果》，舒淇在休息室耍大牌，拒絕上臺和觀眾見面，最后，她勉強上臺，腳上穿的還是拖鞋。而文雋指著亂哄哄的房間說:“你們這兒破爛得好像菜場?！?/p>

而到了CEPA正式生效的2004年，兩地合拍電影有30多部，比2003年多了10多部。寰宇公司的林小明回憶說:“CEPA剛剛開放的時候，內(nèi)陸市場突然打開，好像飛起來了，賣一部電影就像賣電視劇一樣，光是錄像帶一項就可以回本了。那時的情況是，只要有演員就可以開機，好多人一窩蜂地去拍了很多電影，不管是什么電影，總之就是快。所有的題材都沒有變化，有的題材本身就很差，反正國家批準的就拍，不批準的就不拍，大部分都是喜劇、動作片。整個行業(yè)都很不健康?！钡?006年，香港華語電影票房前10名中，有7部是跟內(nèi)陸的合拍片，且前4名全部是合拍片。

“今后香港電影就是中國電影?！狈狡秸f。他的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香港導演的認識。

2007年的香港金像獎上，杜琪峰的《放·逐》和《以和為貴》這兩部具有純正“港味”的電影在金像獎上無一斬獲。吳彥祖和黃貫中、房祖名等一起登臺唱歌時，演員尹子維舉起一個字牌，上面寫著黑色的大字——“香港應保持自我?！闭缦愀塾皹I(yè)協(xié)會執(zhí)行總干事叢運滋先生所說:“香港電影的產(chǎn)量正在下降，但同內(nèi)陸合拍的影片數(shù)量正在增長。這其中出現(xiàn)了兩個問題，一是香港電影對大陸市場日益增長的依賴性，二是面對兩地受眾不同的需求，制作一部既滿足大陸觀眾又迎合香港觀眾的影片確實很難。”

對于迎合內(nèi)陸市場、內(nèi)陸需求帶給香港電影的負面影響，香港電影人不是沒有微詞。方平問:“《傷城》里為什么一定要用徐靜蕾？CEPA里規(guī)定了香港演員和內(nèi)陸演員的比例，可是安排演員難道能嚴格地按比例來么？有人講廣東話，有人講普通話，還要費力地去解釋為什么這個人要講普通話。”陳可辛說:“把一個戲硬邦邦地剪到適合內(nèi)陸為止，合拍片就成了不倫不類的電影?！蔽碾h則說:“香港電影全盛時期，拳頭枕頭、怪力亂神、鬼怪狐仙全不受限制，上世紀80年代末出現(xiàn)的周星馳無厘頭文化，更是香港所獨有。這些題材這些創(chuàng)作，今時今日來到內(nèi)陸市場一定會碰壁。雖然五千年中國文化能提供的素材還是很多，但卻并非香港影人所擅長的。這當中，需要時間?！?/p>

有一些導演選擇了“留守”，比如陳果，在拍攝完《去年煙花特別多》之后，陳果不再導演電影?！断愀壑圃臁返某銎啡擞鄠f，他沒有找到“合適的題材”。而杜琪峰則堅持采用香港本土資金、本土演員，放棄內(nèi)陸市場，拍攝了《放·逐》、《以和為貴》。然而更多的導演依然選擇的是“融入”，盡量在可能的范圍內(nèi)維持“香港味道”。和馬楚成一樣，趙良俊也用了“孩子”來比喻回歸之前的香港電影，只不過他覺得這個孩子是彼得·潘:“我覺得10年之前的香港電影就像小飛俠彼得·潘，自由，但是沒有方向;但現(xiàn)在它有方向了。”

“我認為這完全是大浪淘沙，一個良性的淘汰過程?！比~澤錕說，“雖然香港電影這幾年產(chǎn)量少了，但是你不認為質(zhì)量都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么？《我要成名》雖然用了霍思燕，但是誰能說它不是香港電影？再比如爾冬升的《門徒》、譚家明的《父子》。”葉澤錕認為，不是香港電影不“香港”了，而是時代不同了:“內(nèi)陸很多人對香港電影的認識，其實是從錄像廳時代開始的。我總覺得，那時候內(nèi)陸的人比較純潔，香港電影對他們來說就像是美女脫光了衣服站在他們面前。但是現(xiàn)在，什么都有了，再用‘窺視’的眼光去看，自然不過癮了。所以，我想說，香港電影已經(jīng)向前走了，兄弟，你們也跟著往前走吧?！?font color="#ff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