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十年法學研究：眾聲喧嘩 成果卓著
——訪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周光權教授

□本報記者  郭爍

    最近的十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逐步形成的關鍵十年，國家立法進程明顯加快；也是司法改革步伐不斷加快的十年，司法實踐在規(guī)范化、職業(yè)化和貼近大眾方面進行了很多嘗試。與立法、司法進程相匹配，法學研究在最近十年的活躍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取得許多重要成果、實現(xiàn)諸多突破的同時，法學研究的某些局限、某些學科研究上的根本偏差仍然廣泛存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就新世紀十年法學研究的相關問題，專訪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周光權教授。
　　記者：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將過去，您能否評價一下這十年以來的中國法學研究現(xiàn)狀及值得關注的問題。
　　周光權：概括來說，最近十年的法學研究，在方法論上，從傳統(tǒng)的注釋法學、概念法學逐步轉向對問題的思考。改革開放的前20年，經(jīng)濟、社會改革處于“試水”階段，這個時期的法學，也在嘗試范式轉換。但這種轉換的進程比較緩慢，法學研究總體上是以解釋立法為核心任務，而且這種解釋帶有形式解釋、文義解釋的明顯特點，就事論事的多，解釋論背后的法學基本立場并不明確，方法論上的一貫性也沒有得到很好保持。但最近十年，從蘇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對中國法治“本土資源”問題的研究開始，法學研究的方法論有了一定的轉變?，F(xiàn)在，人們愿意認同：圍繞具體問題而非立法論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仍然可以得出有意義的結論。所以，這種研究，具有超越法理學、法社會學的意義，其方法論對部門法學也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
　　最近十年，在司法改革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對懲罰正當性的研究、懲罰妥當性的研究齊頭并進。在目前的學術界尤其是刑事法學界，對如何實現(xiàn)處罰、如何確保罰當其罪的研究，雖然仍是主流，但是，對處罰妥當性以及必要的處罰變通程序、變通措施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龍宗智教授關于“相對合理主義”的研究是這方面最為杰出的成果。對刑事和解制度、寬嚴相濟等問題，也一度在最近三四年成為刑事法學界的熱點，在這方面，陳光中教授、宋英輝教授的研究引人注目。這說明，學者們在重視現(xiàn)代法治秩序建構的同時，也開始重視制度柔性、制度張力問題，以確保法律適用的結果能夠得到公眾的理解和認同。
　　最近十年，對權利的彰顯和保護的研究，仍是法學研究的重點。公民的程序性權利、現(xiàn)代社會中個人的新型權利（例如公民個人信息應當受到尊重、勞動者的休息權）等，成為最近十年法理學、民事法學、程序法學、新興法學學科（如社會法學）研究的主流。
　　記者：近年來，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是學界研究的重點，這似乎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背景。
　　周光權：你說的沒錯。學者們越來越注重糾紛的司法解決和其他解決方式的相互配合。改革開放的前20年的法學研究，明顯表現(xiàn)出的對西方現(xiàn)代法治理念、法律制度的某種“迷思”或者“迷戀”，學者們很容易將司法和法治等而視之。但是，在最近十年，人們對司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法治，通過司法并不能絕對實現(xiàn)法治秩序，已經(jīng)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對司法成本的高昂等后遺癥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所以，對調(diào)解、仲裁等問題的研究成果頗豐。王亞新教授、范愉教授的相關研究，都達到了相當?shù)纳疃?。雖然對如何運用替代司法的方法解決糾紛、如何實現(xiàn)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之間的協(xié)調(diào)的研究還處于邊緣地位，但其重要性正逐步凸現(xiàn)出來。
　　最近十年法學研究的一個很大亮點來源于，學術規(guī)范相對健全、“專業(yè)槽”相對成型的傳統(tǒng)強勢學科。如刑法、民法等，在相關學科領頭者的努力下，實現(xiàn)了“強者更強”的目標。處于這些學科前沿的學者們與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對話和交往頻繁，這些學科與德、日的差距逐步縮小。在保持學科強勢，推進傳統(tǒng)部門法研究方面，陳興良教授、王利明教授、張明楷教授等人功不可沒。
　　記者：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法學研究的最大不足，或者說未來最值得學術共同體努力的地方您覺得在哪里？
　　周光權：總起來說，過去的十年，在法學領域雖然眾聲喧嘩，但總體上的發(fā)展勢頭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要說最近十年法學研究的不足，缺乏學科自信，基本理論框架未定型可能是最大的問題。中國法學規(guī)范發(fā)展的時間太短，其顯得幼稚就毫不足奇。其實，任何一個學科都必須至少規(guī)范地發(fā)展100年以上，才能說自己有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有了進一步發(fā)展的本錢。換言之，某一領域的學術研究要取得長足發(fā)展，沒有足夠的時間積累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國法學過去學蘇俄，今天學德、日，過段時間又學英、美，沒有自己的范疇和命題，更談不上獨立的研究范式，朝三暮四，缺乏學科自信，基本理論框架沒有定型化，在這種背景下，很難期許法學有一個很好的前景。
　　此外，法學理論缺乏與實務之間的相互理解。一個學科必須要與實務溝通，而不是相互抵觸，相互防范。理論認為實務部門不理解自己，實務上認為理論是空想，這樣的互不信任對于法學發(fā)展肯定不利。在當前的法學研究中，的確存在理論與實務脫節(jié)的現(xiàn)象，理論界有必要對此進行反思。
　　記者：您十分關注法學方法論的范式轉型，請問如何看待這十年的相關發(fā)展及不足？
　　周光權：在方法論上，最近十年的法學研究存在明顯不足。為數(shù)不少的學者將法學研究等同于“簡單地”注釋法條，在解釋法律時動輒批評立法。精巧地解釋法律，對部門法學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現(xiàn)在的解釋法學，在方法論上過于傾向主觀化，對問題的思考較為膚淺。此外，實證分析的方法并未得到足夠重視，對社會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分析存在諸多不當，根據(jù)數(shù)據(jù)和事實說話的習慣尚未養(yǎng)成。
　　最近十年的法學研究，是否具有足夠的自省能力和包容心態(tài)是一個問題。對中國法學現(xiàn)狀的反思，應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法學研究的基本特征。法學中沒有唯一正確的理論，更不能扛著蘇俄法學的虎皮做大旗，“挾”蘇俄法學理論“以令諸侯”的特點在法學尤其是刑法學研究領域仍然存在。所以，刑法學的自省，一方面是對蘇俄刑法學消極影響的清除，另一方面是對過去20年來所進行的不符合學術規(guī)范的刑法學研究加以反思。
　　記者：您一直強調(diào)問題意識、難題意識以及“學派”養(yǎng)成對于學科發(fā)展的重要性，這對于未來中國法學研究的發(fā)展意義是什么？
　　周光權：未來的法學研究，如果要取得更有建設性的成果，首先需要摸清中國社會轉型和法秩序建構的真問題。法學理論必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有獨特貢獻。法學理論建構必須搞清楚中國當前社會中諸如犯罪問題的總趨勢是什么？目前的中國社會與新中國成立之初究竟存在何種差別，這種差別在多大程度會帶來法學觀念的變化？圍繞當前中國社會的失范、規(guī)范重構的“回應型”研究，才是有意義的成果。
　　與上述問題緊密相關的是，學者必須要有問題意識和難題意識。一個學科的健康發(fā)展，依靠學者們在問題意識的指引下，找準和圍繞核心問題進行討論，而非回避難題。學者的問題意識對于法學發(fā)展至關重要。具備良好的問題意識、難題意識，中國法學才能找到理想的發(fā)展前景。
　　最后，需要強調(diào)的是：在法學的學科領域，通過相當長的時期建立學派，形成學派對立，對于中國法學的未來發(fā)展可能至關重要。在當前中國社會迅速轉型時期，新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法學理論在回應社會需要的過程中，完全可以逐步形成不同的學派。對立的學派之間，可以就相同的問題進行辯駁，在此過程中，推進法學各學科的整體發(fā)展。其實，某一種法學理論，只要能夠講得通，就應當值得肯定。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思考的途徑，也是一種研究范式轉換上的探索。所以，學派對立和學派論爭是法學發(fā)展的前提。各部門法學需要通過學派論爭來確立基本立場，固定基本理論構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