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對待反對者的意見

曾國藩前期身體較強，精力較好，對幕僚依賴也較少，“遇陳奏緊要之件，每好親為草稿，或大加削改。” 直到同治四、五年間，雖然“精力日減，目光逾退”，但仍“沿此舊習”。但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隸再回兩江后，目疾加劇，“看文寫字深以為苦”，不僅公文令人 代擬，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時甚至“除家書外，他處無一親筆”，對幕僚的依賴也就愈來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猶不假人”。咸豐五、六年間，由于“幕府乏好幫 手，凡奏折、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為之”，“拂亂之余，百務(wù)俱廢，接人應(yīng)事恒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直到咸豐十一年春天，將 大營移至安徽東流江邊時，仍在感嘆“此間現(xiàn)無幕友，奏咨信緘皆本店一手承造，頗以辦保案為苦。”要找到好的秘書人員實際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 員最為難得。因為要擬好奏、咨、函、札，不僅需要學識淵博，文學優(yōu)長，還要有一定的政治經(jīng)驗，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劉瀚清，雖然“學問淹博，文筆亦 雅，特章奏箋牘不甚合式。”這就很難得心應(yīng)手。因此，曾國藩幕府中雖然人才濟濟，好手如林，仍不時發(fā)出幕中乏才之嘆，謂“空言泛論者求之較易，擬奏擬信擬 批者求之較難，即善書者亦不易得。”因為人員經(jīng)常流動，而好的秘書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調(diào)動和保舉升遷)，得之甚難，所以曾國藩有時不得不臨時拉人為他 草奏，并非秘書人員的左宗棠、張樹聲也都曾為他擬過奏稿。

曾在曾國藩身邊工作過的秘書人員大約有上百人，有名可稽者只是其中較有地位、名氣的那部分，而那些僅 任抄寫、收發(fā)、保管等一般事務(wù)性工作的人則未留下姓名。在曾國藩上百人的龐大秘書班底里，趙烈文是個十分特別的人物，他隨侍曾國藩終生，兩人私交甚密，無 話不談，可說是曾國藩的心腹。而他第一次入曾國藩幕府，卻因直言湘軍“暮氣”，兩人不歡而散。

趙烈文系江蘇陽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靜。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趙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母親方氏。趙 烈文乃次子，少年時代不樂習考試舉業(yè)，因而三應(yīng)鄉(xiāng)試都不中，于是絕意仕途，一心鉆研學問，博覽群書，留心時事。與同鄉(xiāng)也即其四妹夫周騰虎及劉翰清講求經(jīng)世 之學，以有才名聞鄉(xiāng)里。

咸豐五年(1855)底，曾國藩坐困南昌，隨行的幕僚大多星走云散，離他而去。周騰虎極力向曾推薦他 的好友趙烈文。曾國藩四顧茫茫，便下聘金百兩，修書一封，請趙入幕。此時趙烈文正賦閑在家，得書后欣然上路，于十二月到了南康大營。

六年正月，曾國藩命其參觀駐扎樟樹鎮(zhèn)的湘軍水陸各營，本想借以顯示湘軍軍威，令其折服。不料趙烈文回 到南康大營時卻對曾國藩說：“樟樹陸軍營制甚懈，軍氣已老，恐不足恃。”曾國藩聞之“怫然”，使趙“未便深說”，且自尊心受到損傷，深感曾國藩并非虛心納 諫之人，決心離去。恰在這時接到家信，言母有病，趙即向曾國藩“乞歸”。曾也未甚挽留。顯然，曾對趙雖頗欣賞，亦未嘗不以狂放書生視之。五天之后，正當趙 烈文將行未行之際，傳來周鳳山部湘軍在樟樹敗潰的消息，殆趙向曾辭行，曾國藩定要趙烈文說出如何看出周軍不可恃，趙不愿再說，只以不幸而言中遜辭搪塞。

周鳳山原是綠營的千總，咸豐三年(1853)曾國藩奏調(diào)，加入湘軍，是湘軍陸兵的主要營官之一，在護 衛(wèi)水師、配合作戰(zhàn)上立過功。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周鳳山會合水師，攻克被太平軍占領(lǐng)的樟樹鎮(zhèn)。十九日，曾國藩剛將這一“喜報”以奏疏的形式呈送清廷，不料正 月初二，太平軍又發(fā)起進攻，樟樹鎮(zhèn)得而復失，湘軍陸營敗潰，營官岳炳榮逃走豐城。趙烈文是對湘軍的弊端發(fā)現(xiàn)較早的一位。曾國藩精心操練，親定營規(guī)，傾注了 滿腔心血，以為湘軍是天下最好的軍隊，打了勝仗，頗為自得。而趙烈文的話雖是直言，但當局者迷，也有損曾國藩的形象和信心。所以曾國藩面露難色，大不高 興?？墒牵鴩质且晃挥掠诿鎸ΜF(xiàn)實的人。在事實面前，他勇于承認錯誤，并立即改變了對趙的看法，但趙去意已堅。尤其是南昌此時已危如累卵，太平軍在江 西的軍事形勢發(fā)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縣。曾國藩被困守在南昌和南康兩府的狹小地區(qū)，文報不通，聯(lián)系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臘 丸，化裝潛行。即使如此，送信人還是往往被太平軍識破，被捕殺者達百人以上。后來王門運在寫《湘軍志》時，連夜閱讀當時的文件，朦朧之中似乎看到了曾國 藩當年的窘迫相。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夜覽滌公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曾國藩亦描寫當時的情形說：“方其戰(zhàn)爭之際，炮震肉飛，血瀑石壁， 士饑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guān)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又說：“余昔久困彭蠡之內(nèi)，蓋幾幾不能自克。”由此可見曾國藩當年的處境是何 等狼狽。趙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前途未卜的曾國藩，遂于正月離營。曾國藩只好囑其家中無事，望早來相會。

曾國藩做事很有主見，一旦認準，就不為浮言所動，創(chuàng)水師、扎祁門、圍安慶都是如此。但有主見與固執(zhí)己 見有天壤之別。有主見是對事物發(fā)展趨向判斷后的對策，當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堅持實施；固執(zhí)己見是一種認識偏差，帶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個人的智慧終歸 有限，一個人的識見也受個人經(jīng)歷、知識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將他人智慧為己所用，這是用人上的問題，也反映一個人心胸局量之大小。

曾國藩兄弟攻克金陵后，朝野官紳奔走相告，曾國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見向他慶賀的人，人們以書信的形式表 達同樣意思的更不計其數(shù)。但大體都是官樣文章，無非說一些“英謀遠略、勘定大亂”之類的話。曾國藩自然不會認真。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規(guī) 于頌的書信引起了曾國藩的極大興趣。上書人開頭也講了曾國藩以書生張空拳與巨敵相斗，號召學生子弟忍饑轉(zhuǎn)戰(zhàn)，備歷艱阻但百折不回，終于成就大功的過程，文 字簡練而有力，說到了曾國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們兄弟倆從湖南偏僻的小村莊走出十幾年后封侯蔭子還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 幾乎都是“曾家人”，這是千載一遇的事。曾國藩看到這一段，頭發(fā)都豎起來，這分明是一種警箴啊!是在給自己敲警鐘。

最末一段尤其讓曾國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兩江總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運、鹽法、水師等常人 難以處理的事都歸您管轄。國家和平時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體、可以信賴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F(xiàn)在江南哀鴻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國張 開大口，群相逼伺，狡獷不可測度，如果沒有安內(nèi)攘外的本事，沒有消大亂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設(shè)想。我真為你擔憂啊!

天大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到了上書人手中簡直是四面楚歌、布滿陷阱。曾國藩當然要嚇出一身冷汗。其實， 曾國藩知道，這是一種激將法：說他肩上的擔子重了，不要辜負人們對他的希望。上書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節(jié)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竊謂圖治以教養(yǎng)為先，在今 日則養(yǎng)先于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為法所縛，至于內(nèi)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yǎng)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論不遑。

曾國藩讀著讀著，為上書人所嘆服。

曾國藩知道沒有才略的人寫不出這樣的佳作，同樣，沒有勇氣的人也不敢在這個時候冒然進諫。再者，對他 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著如此下筆。他猜想這一定是他身邊的幕僚或下屬所為。待看落款：平江李觀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國藩立即給李元度寫信，請他暫時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寧作徹夜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