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相術源于生活的積累和觀察，是對人生經(jīng)驗的總結。但這一時期的相術主要停留在經(jīng)驗層面上，尚無成型的理論，更無成系統(tǒng)的理論。而且，由于人們的觀察往往是片面的，總結也是不完全的，在這種情況下產(chǎn)生的相術，難免帶有很大的片面性。然而，就是這種帶有很大片面性的相術，在兩漢時期卻得到了迅速發(fā)展，僅司馬遷《史記》記載的相例就多達幾十條，其中漢文帝使人相鄧通一事很有意思。漢文帝一讓一個精于相術的人為鄧通看相，相士說:“這個人應當貧困饑餓而死。”漢文帝說:“我能夠讓鄧通富起來!”于是把蜀地的銅山賜給鄧通，并賦予他鑄錢的權力，以為鄧通既有銅山，又能鑄錢，無論怎么樣也不會窮困了。漢文帝死后，景帝即位，有人告發(fā)鄧通作奸犯科，景帝于是下令沒收其家產(chǎn)，任何人連一文錢都不能給他，最后鄧通竟然餓死，應.獷相一士的話。這一時期，有一個名叫許負的人，是有名的相士。魏宗室女魏xim.一與吳人薄氏私通，生薄姬。魏媛把薄姬帶進宮中，找相士許負相命:夕許負看了，說薄姬應該生一個天子。劉邦為漢王，見薄姬有姿色，納于宮中，生代王，后即位為文帝。周亞夫為河內(nèi)太守時，許負為他相命，說他三年之內(nèi)將要封侯，八年之內(nèi)將要人朝為相，貴極人臣，再過九年，則會饑餓而死。周亞夫后來的遭遇亦皆如許負所言。許負為薄姬和周.亞夫相命，雖然沒有說明道理，結果卻是絲毫不爽，不能不令人嘆為神奇。

    與《史記》一樣，《漢書》中也記載了許多相例，其中黃霸對相術的態(tài)度可見當時人對相術的信任程度。黃霸和相士一同乘車出行，見到一個女子。相士說:“這個女子日后必定大貴，不然的話，相書就沒有什么用處了二”黃霸聽了，坪然心動，詢問那個女子的家庭情況，原來是同鄉(xiāng)一個巫師的女兒，于是就娶之為妻。后來，黃霸官至承相。(事見《漢書·黃霸傳》)相士路途中見到一個女子，也許是有口無心地隨便說上兩句，同行的黃霸就當了真，娶那位女子為妻。從這一事例可見，相術在當時已經(jīng)深入人心，不然，黃霸就不會把相士的話放在心上。

    相術在東漢也十分流行?！逗鬂h書》、《東觀漢紀》都記載了不少相例。東漢順帝時，大將軍梁商的妹妹及年僅13歲的女兒同被選入宮掖，其女不久被封為貴人，后來成為順帝的皇后。順帝永建三年(128)，梁皇后初人宮，相士茅通見了她，對她的相貌十分稱奇，拜賀說:“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日角堰月之相，是極貴之相。臣只是聽說過，卻沒有見過。今日算是見到了!”東漢時期的班超，曾和人一起請相士相命。相士看過之后，對他說:“和你一同來的這些人都沒有富貴之相，只有你日后當封侯萬里之外。”班超詢問原因，相士說:“你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之相也。”后來，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因功封定遠侯。(二事俱見《東觀漢紀》)茅通所說的‘舊角堰月”，相士所說的“燕領虎頭”，都屬于大貴之相，是后來相書上的常用術語。

    魏晉南北朝時期，相術有進一步流行的趨勢。三國魏術數(shù)名家管格不僅精于h}，也善于相命。他曾為自己相命，說:“我額頭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子無梁柱，腳底無天根，脊背無三甲，腹部無三壬，這些都是不能長壽之相。”后來，管格只活了48歲，未及知天命之年就告別了人世。從管格的話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相術已經(jīng)涉及人體的主要部位，具備了一定的理論雛形。兩晉時期，用相術為人預測命運的情況已較為常見。東晉初年，甘卓任相州刺史時，相士陳訓給他相命，說:“你頭低而仰視，眼中有紅絲脈。這都不是吉相。假如有外兵來，必定難逃一死。”不久，王敦謀反，甘卓不愿從其謀反，被王敦授意其部下殺害。另外，王敦謀反前，潘滔也曾為他相面，說:“處仲(王敦字)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也必定被人所噬。”(二事俱見《晉書》)雖然《漢書·藝文志》已經(jīng)載有相術類著作《相人法》，表明西漢之前相術已經(jīng)有了較為成型的方法，但是直到兩晉之前，相術仍然停留在“術”的層面，而沒有形成一套屬于自己的理論。此前各種相例提到的術語(如日角、堰月、燕領、虎頭、主骨、梁柱、天根、三甲、三壬、蜂目、豺聲等)，都是從不同方面對人物性格或命運作出判斷，相互之間缺少必要的聯(lián)系。相術真正把各種相例上升為理論，則是南北朝時期的事情，而其標志就是《相經(jīng)》的出現(xiàn)。

    由于年代久遠，《相經(jīng)》早已亡佚，此書是何人所作，產(chǎn)生于什么時代，皆已無從考知。但從南北朝時期人們對這部書的關心程度來看，《相經(jīng)》在士人中間是很有影響的。南朝梁著名文人陶弘景和劉孝標，都為這部書作過序，并且皆流傳了下來。從他們的序文中可以看出，相術在當時已經(jīng)具備了理論雛形。陶弘景在序中說:“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兇之表乎氣象，亦由事先謀而后動，心先動而后應，表里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shù)。”他把人之命運、事之吉兇與人的相貌聯(lián)系起來，認為通過對人的形骨、氣象的觀察，可以預測富貴壽夭。劉孝標的序說得更為直接和明白，他說:“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而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圣人之符表。泊乎日角月堰之奇，龍棲虎踞之美，地靜鎮(zhèn)于城廈，天關運于掌策，金褪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磷交映，井宅既兼，食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及其深目長頸，頹顏遭期，毅啄鳥味，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黃之柔，發(fā)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后兇，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欽!”劉孝標把人的相貌與命運的關系比作響之與聲，認為人的命運只要有所變化，就會從相貌中得到響應，因而觀察相貌的變化，可以預測人的命運。他這種“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的觀點，是相術的基本理論依據(jù);他對貴相與賤相的解說，可以說是對此前相術發(fā)展過程的總結，也是對相術理論的發(fā)揮與闡釋。

    相術理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雛形，與這一時期頗為盛行的品評人物之風有很大關系。自東漢末年開始，品評人物之風就漸露端倪。到了魏晉時期，品評人物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時代風氣。三國魏劉邵的《人物志》，就是這一時期品評人物的集大成之作。劉邵品評人物，以觀形論人為基本出發(fā)點，認為人皆“含元一以為質(zhì)，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茍有形質(zhì)，猶可即而求之”。在品評人物的時候，他引人了陰陽五行說和儒家的“五常”說:“若量其材質(zhì)，稽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體矣。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者也，仁之質(zhì)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者也，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

貞固者也，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者也，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者也，智之原也。”他還提出了通過精、神、氣、色、筋、骨、儀、容、言等來觀察人物的基本方法，認為“平破之質(zhì)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強弱之植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慘譯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儀，態(tài)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這種通過相貌、氣色、精神、體格、儀態(tài)、言語等方面觀察人物的方法，為相術理論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