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４６７－５３８)，字彥和，東莞莒縣(今山東莒縣)人。南朝齊梁時期杰出的思想家。
劉勰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漢城陽王后裔。城陽王都莒二百余年，傳九世十王，其子孫先后封侯者計五十四人。王莽篡權(quán)后，劉章后裔皆削爵，至晉永嘉時期五胡亂華，劉章后裔隨瑯琊王舉家渡江南遷，僑居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劉勰祖上的士宦情況，今查到史料的有六世祖劉撫為彭城內(nèi)史，五世祖劉爽為山陰令，四世祖劉仲道為余姚令，祖靈真，史料未記官職，其父劉尚為越騎校尉。劉勰從祖父劉秀之為宋司空。劉勰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官僚世家。
      劉勰出身世代官宦人家，這在他幼小的心靈上曾產(chǎn)生過前程似錦的幻想，以至于“七齡乃夢彩云若錦，則攀而采之”。但好景不長，由于父親在宋元徽二年(４７４年)的建康平叛戰(zhàn)役中犧牲，而使劉勰早孤家貧。家庭的不幸變故，并沒有使劉勰意志消沉，而是“篤志好學”，勤于讀書，立志“扌離 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在貧苦中求學，與母親相依為命，不幸的是母親也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因積勞成疾去世了，劉勰為母親守喪三年后，已逾時俗的婚齡，以至于終身未婚。永明八年(４９０年)，齊武帝下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隨才受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罪”。這使處于苦悶中的劉勰看到了一線希望，于是他抱著被舉薦的欲望，離開家鄉(xiāng)，奔走于建康城內(nèi)的親友故舊之間。但茫茫人海，誰會舉薦一個孤兒呢？
      此時定林寺僧侶與皇室關(guān)系密切，劉勰認為定林寺是個可去的地方，退可以有一個讀書吃飯的地方，還可以避役；進可以有機會見到政要，或許遇到伯樂。于是去定林寺依沙門僧祐居處十余年。十余年的寺院生活，并沒有使劉勰成為一名佛徒，只是在寺院作為幫工，助祐校經(jīng)。
      時僧祐已是著名的佛教律師，不僅來往于皇室，而且也出沒于名山寺院，生平所得布施，皆投入定林寺和建初寺兩寺的基本建設上，所得經(jīng)書、卷軸皆藏于定林寺，定林寺為當時全國兩大藏經(jīng)處之一，僧祐把整理經(jīng)藏的任務交由劉勰擔當，實際成了定林寺佛教古籍整理的執(zhí)行主編。由于劉勰博通經(jīng)論，因而定林寺經(jīng)藏均由劉勰區(qū)別部類，錄而敘之，整理而成。據(jù)研究，今傳世的佛典目錄《出三藏記集》雖署名僧祐撰，實出于劉勰手筆。
      劉勰因?qū)W問高深，又能寫一手好文章，受到京師朝野士人和名僧的器重。于是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劉勰制文。齊永明十年(４９２年)，定林寺高僧超辯圓寂，由劉勰為其撰寫碑文。齊明帝建武元年(４９４年)定林寺高僧僧柔圓寂，沙門僧祐為之立碑，碑文亦由劉勰撰寫。
      由于劉勰自幼深受其儒家思想的影響，強烈的仕途欲望使他身居佛門，心系仕宦，成名成家的思想使他不能安于現(xiàn)狀。他認為“君子處世，樹德建言”，也就是說，要么從政當官，恩及于百姓，要么著書立說，以垂后世。在充分估量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之后，認為只有著書立說是可以做到的。他想到為經(jīng)書作注，以闡釋圣人的旨趣，但又想到馬融和鄭玄在注經(jīng)方已做的相當出色，自己縱有深解，也難以自成一家。但是，文章對于安邦治國卻不是可有可無的。一切政務要靠它來實施；君臣之業(yè)，要靠它來發(fā)揚光大。但是時下之文風淫糜，文章體制逐漸敗壞。有些作家只注意追求辭藻華麗而忽視文章內(nèi)容，以至于“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為了糾正這種不正文風，遂遵“尼父陳訓”，“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劉勰充分利用助祐校經(jīng)的一切業(yè)余時間，費時約四、五年于梁天監(jiān)元年春夏期間寫成一部“論古今文體”的千古奇書--《文心雕龍》。書成之后，雖曾在文人間傳開，但并未為時流所重，然而劉勰卻深知其書的學術(shù)價值。于是決計取定于文壇領(lǐng)袖沈約。由于沈約貴盛，劉勰無由自達。于是便背上他的書扮作貨郎，等候在沈約常來往的路上。當沈約車輛到來之時，他上前獻書，沈約便命仆人取來試讀。沈約被文章打動，認為此書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隨時研讀。
      由于沈約對劉勰文才的褒揚，不久劉勰被任命為奉朝請。奉朝請一職，既無實權(quán)，又無屬員，只是奉朝會請召而已。但這卻是劉勰走向仕宦的第一步。
      天監(jiān)三年(５０４年)，臨川王蕭宏為中軍將軍，遂引劉勰為記室。離開定林寺，開始了仕宦生涯。天監(jiān)七年十一月，劉勰奉敕人定林寺與僧曼等三十人一起抄經(jīng)，到八年(５０９年)四月抄畢，凡八十八卷。此時中軍臨川王蕭宏已為司空，車騎將軍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遂調(diào)劉勰為車騎倉曹參軍。天監(jiān)九年(５１０年)，劉勰出為太末縣令，三年屆滿，吏部考評，“政有清績”。遂調(diào)入仁威將軍南康王府為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天監(jiān)十五年(５１６年)，由僧祐主持的剡縣石城寺彌勒佛石像工程峻工，請劉勰前往撰寫了《梁建安王造石城寺石像碑銘。
      自從梁武帝于天監(jiān)三年(５０４年)舍道事佛以后，佛教成為國教，道教受到打擊，佛道斗爭日趨激烈。于天監(jiān)十六年，武帝下詔宗廟祭祀改用蔬果，敕太醫(yī)不得以生靈為藥，并敕天下道觀、道士皆還俗。劉勰抓住機遇上表建議二效農(nóng)社祭祀應如七廟同改。武帝詔付尚書省討論，得以通過，照劉勰建議行事。同時，劉勰也于本年撰寫了《天惑論》一文，反駁道士對于佛教的攻擊。一系列的護佛工作，取得了梁武帝的歡心，于是遷步兵校尉，兼通事舍人如故。天監(jiān)十七年(５１８年)，僧祐法師在建初寺圓寂，葬于開善路西定林寺之舊墓地，弟子正度立碑，劉勰制碑文。天監(jiān)十八年?穴５１９年?雪，劉勰免步兵校尉職，有敕與沙門慧震入定林寺撰經(jīng)。普通三年(５２２年)梁武帝下詔，要求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對民間疾苦上報朝廷。
      在這一政治氣氛下，劉勰抓緊完成了他的政論之作《劉子》一書。劉勰與慧震在定林寺自天監(jiān)十八年(５１９年)至梁大同三年止，共撰經(jīng)約七千五百余卷。待完成撰經(jīng)任務，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看眼下形影相吊，瞻念前程，一切皆為夢幻，一股悲涼和憤恨涌上心頭，出家為僧的念頭占了上風，于是先燔發(fā)自誓，遂上書皇帝付命并啟求出家，武帝應允，賜法名慧地。據(jù)《梁書·劉勰傳》記載，出家后，末期而卒。但也有人認為并未去世，而是潛回了故鄉(xiāng)莒縣，并創(chuàng)立了浮來山定林寺。
      據(jù)《梁書·劉勰傳》說劉勰有文集行于世，但在《隋書》中就已不見記載了，現(xiàn)在能找到的劉勰著作有《文心雕龍》、《劉子新論》(或稱《劉子》)、《滅惑論》、《梁建安王造石城寺石像碑銘》。其余幾篇碑文只見存目，不見文字。
      劉勰作為一位思想家，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思想領(lǐng)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無論是從修身養(yǎng)性，還是治國安邦都有獨到的見解，所涉及的范圍包括政治、經(jīng)濟、哲學、文學、法學、軍事學、人才學、社會管理學等諸多方面。
      在哲學方面，盡管《梁書·劉勰傳》中說劉勰“為文長于佛理”，但他的世界觀基本是唯物的。
      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肚贰独ぁ穬晌唬氈啤段难浴?#8221;。“太極”一詞，出自《易·系辭上》，一般指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狀態(tài)。阮籍在《通老論》里說：“《易》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道”是什么？何晏《無名論》說：“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強為之名。”這里的“太極”、“道”和“自然”是一個意思，因而“人文之元，肇自太極”，也就是人文原于自然。這說明劉勰的世界觀既不是客觀唯心主義，也不是主觀唯心主義，而是樸素唯物主義的。
      劉勰的著作中還處處充滿了辯證法?！段男牡颀?#183;時序》篇說：“文變?nèi)竞跏狼?，興廢系乎時序。”“時運交移，質(zhì)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這就是說文學是社會的反映，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秳⒆?#183;隋時》篇說：“夫停燈于缸，先焰非后焰，而明者不能見；藏山于澤今形非作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則時時移矣”?！秳⒆?#183;誡盈》篇說：“四時之序，節(jié)滿則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則降，陰極則升，日中則昃，月盈而虧，此天下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則散，年盛則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情也。”這些都說明，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在不停地運行變化之中，而且都在一定的“度”的范圍內(nèi)活動，超過了這個“度”就會走向反面。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只能循道，不能違抗。
      民本主義的清明政治思想是劉勰政治思想的主要成份?！秳⒆?#183;愛民》中說“天生萬民則立之君，君則民之天也。天養(yǎng)萬物以治陰陽為本，君之化民，以政教為務”“善為政治，必以仁愛為本，不以苛酷為先。”同時主張行政者要立法，做到“賞平罰當”，實行法治。
薦賢舉能，均任適才的人才思想是劉勰政治思想的又一重要內(nèi)容。
      總之，劉勰主張建立一個豐衣足食、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懷自勵的社會。
      在社會經(jīng)濟上，劉勰主張以農(nóng)為本。指出：“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農(nóng)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并主張國家要有一定的儲蓄，以備荒年應急之用。
      劉勰基本的文學思想是主張文章要“銜畢佩實”，“質(zhì)文并重”。為了達到這一要求，反對“詭奇”、“淫糜”等為爭一句之奇而窮思力索，主張“夸飾有節(jié)，飾而不誣”的寫作原則。認為文章的寫作過程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文學的任務是要“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文學的社會作用在于起到“順美匡惡”。因而反對“無所匡正”、“無益時用”的文學。
以往的學者多談劉勰的文學思想，忽視劉勰在軍事方面的成就。一部《文心雕龍》的字里行間，無不以兵學思想貫穿于中。晚年著作的《劉子》一書，設專章談兵論武。表現(xiàn)出了驚人的軍事謀略，這在南北朝時期的思想家中是少見的。
      在《梁書·劉勰傳》中，雖然說他“為文長于佛理，”但從他現(xiàn)有佛學著作看，多言他人所已言，未見有什么創(chuàng)新。
      劉勰作為一位中世紀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復雜的，有些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例如，在《文心雕龍·養(yǎng)氣》篇，主張形神一體，形在神在，形死神滅。在《滅惑論》中卻主張通過佛法練神的一系列步驟，可以使神脫離形體而長在。《劉子》一書中又專設《命相》篇，認為人的一生是由命中安排，是“鬼神不能移改，而圣智不能回也”。表現(xiàn)了一定的縮命思想。但瑕不掩玉，如同王充在《論衡》中雖有《骨相》篇，而不影響其唯物主義思想家的地位一樣，劉勰思想中雖有其復雜性和自相矛盾處，也不失為中世紀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劉勰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chǎn)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歷代王朝，對劉勰的著作一再刻印，劉勰的言論一再被引用。一部《文心雕龍》傳到世界各地，今已譯成日文、英文、意大利文、捷克文、韓文傳往世界各國自從一九八三年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以來，對劉勰研究由自發(fā)研究走向了有組織的自覺研究，先后在中國大陸、日本、美國以及中國的臺灣地區(qū)多次舉行《文心雕龍》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僅發(fā)表的論文每年以一百余篇的速度發(fā)展著，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一九Ｏ七年起至二ＯＯ一年止，已公開發(fā)表論文三千余篇，出版專著二百余部，文心雕龍學已成為世界顯學。有許多學者因研究文心雕龍學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劉勰的文學理論已成為文學寫作和文學批評的指導思想。其治國安邦學說被唐太宗編人《帝范》，被武則天編人《臣規(guī)》中。一千多年來，《劉子》一書成為人們修身養(yǎng)性的精神食糧，從政當官的良師益友。
      為了紀念劉勰這位中世紀的杰出思想家，在他的祖籍莒縣有他的大型立身石雕像，莒縣城內(nèi)的一條東西大街被命為“文心路”。在山東省設有劉勰文學評論獎，每兩年評選一次。在劉勰的出生地江蘇省鎮(zhèn)江市建有″文苑″，以紀念其不朽之業(yè)績，鎮(zhèn)江市圖書館設立了《文心雕龍》研究資料中心。劉勰正在從學者的書齋走向人民大眾，為更多的人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