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校注〈錄鬼簿〉考》

一　王國維無意于《錄鬼簿校注》的出版和《校注》的底本為曹本

        王國維在生前并未將《校注》當(dāng)作當(dāng)作專著看待，可由以下幾點得到證明：
       一、他在《宋元戲曲考序》中提到了他的著作情況，但沒有《校注》。
       二、《校注》在王國維的生前沒有出版過。而他的其它著作都在其生前得到了正式的出版。  （隆按：稿紙已佚的《曲調(diào)源流表》除外。）
       三、趙萬里《錄鬼簿校注》二卷跋（原載于《王忠愨公遺書》第四集，見于《靜安先生遺著選跋》）。“《錄鬼簿校注》二卷：先生所撰《宋元戲曲史》及《曲錄》中雜劇一部分史料，幾乎全憑此書為之。后于暇日錄。。。。。。與此書互證者為箋注。又以所見明抄本及江陰繆氏藏清初尤貞起抄本，以校通行《楝亭十二種》刻本，著其異字于行間，朱墨燦然，可稱家塾善本。稿本后歸上虞羅氏振玉處，羅氏兒孫輩錄為校注兩卷，入四集中刊之，實則殊失作者本意矣。”云。
        由于王?！朵浌聿尽返那闆r非常的復(fù)雜（詳見本文第四部分），且王校的目的是作為“家塾善本”自己用的，故王國維就沒有對他的《校注》的底本為我們作一個說明。（隆按：王氏在《校注》的校記中稱為“原本”，在《校注》的跋語中稱為“此本”均未曾說明。）因為后人對《校注》的底本是什么？是否有底本產(chǎn)生了疑問。實際上，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遺書》所收之《校注》的底本確為曹本。因為《校注》的作家作品排列，及行款全據(jù)曹本。（隆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二冊所收《錄鬼簿》的底本為曹本，但其行款已改為三排。）且據(jù)王國維為其《校注》所作的校記，凡校記中稱“原作某”“原本作某”的，其必?fù)?jù)曹本，無一例外。（隆按：《集成》本《錄鬼簿》于“李壽卿”條小傳有誤，其底本已改為“除縣臣”曹本此處本作“徐縣臣”。王校云：“除原作徐，從鈔本改”。）

二  鈔本與《校注》無關(guān)

         由于王國維在《校注》的跋語中提到了尤鈔本，故后人便認(rèn)為《校注》有尤鈔本參校。最先這么認(rèn)為的是趙《跋》：“又以所見明抄本及江陰繆氏藏清初尤貞起抄本，以校通行《楝亭十二種》刻本”。其后《集成》第二冊《錄鬼簿提要》沿襲此說，云：“近人王國維在清宣統(tǒng)元年到二年，取〈楝亭藏書十二種〉本的〈錄鬼簿〉各明季精抄本、清初尤貞起鈔本兩種舊本加以?？薄?#8221;由于《集成》的影響很大，故此說幾乎成為《遺書》本《錄鬼簿校注》的通用說法。其后，陳鴻祥先生據(jù)羅振常輯《觀堂詩詞匯編》所收一王國維所作之跋為《校注》所無，推斷出：“王氏手校之《錄鬼簿》有兩：其一，以曹楝亭刻《錄鬼簿》這底本，而以明季精抄本及《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等校之，。。。。。（原注：今傳《新編錄鬼簿校注》），其二，以明鈔本《錄鬼簿》為底本而以曹本、尤鈔本，并參照他書校之，即此第三校本，。。。。嗣后，羅氏即取一二校本刊入《遺書》，漏錄此第三校本，故不獨王氏跋文有佚，且凡據(jù)尤本所作校語，均未補入，而《遺書》本《錄鬼簿》王跋內(nèi)雖提到尤本實則其校本與尤本全無涉。”
        陳先生能僅據(jù)《校注》漏載一條跋文而作出“校本與尤本全無涉”的結(jié)論，其眼光誠可謂之獨到和敏銳。但也許是因為《年譜》的體例所限，陳先生并未對對此祥加論述，將“金針”度與我輩且其推論中有一部分實際上是錯誤的，（說見后）故未能在學(xué)界中產(chǎn)生足以改變《校注》有尤本參校這一傳統(tǒng)說法的影響。如1997年出版的《中國曲學(xué)大辭典》和2000年修訂的《中國文學(xué)大辭典》于《錄鬼簿》條分別作：
         近人王國維《錄鬼簿校注》本系取《楝亭藏書十二種》校以明季精鈔本、尤貞起鈔本，并以。。。。。。（齊森華、陳多、葉長海主編《中國曲學(xué)大辭典》914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第一版。）
         近代有王國維校注本：以曹寅刊本與明末精抄本，清初尤貞起抄本相?？?，。。。（錢仲聯(lián)、傅璇琮、王運熙、章培恒、陳伯海、鮑克怡總主編《中國文學(xué)大辭典》（修訂本）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惜陳《年譜》未能詳細(xì)說明原因，本文試為之論證。算是為陳《年譜》作一個補充吧！
        1．《校注》的跋語明言“以明季精鈔本對勘一過”，卻沒有說明是否能尤鈔本入校，只是說：“宣統(tǒng)二年八月，復(fù)影鈔得江陰繆氏藏國初尤貞起手鈔本，知此本即從尤鈔出，（隆按：王國維認(rèn)為尤抄為國初抄本，曹本從尤抄出，實誤。據(jù)王綱先生的考證，尤抄抄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見于《錄鬼簿版本摭談》，《中州學(xué)刊》1987年第2期。故不能稱之為清初抄本，曹寅《楝亭十二種》刊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早于尤抄，王氏云“此本從尤抄出”，實誤。）而易其行款，殊非佳期刻。若尤鈔與明季鈔本，則各有佳處，不能相掩也。冬十一月，病眼無聊記此。”據(jù)此跋語，我們本不可斷定《校注》有尤本入校，可自從趙萬里如是臆測之后，后人便信而不疑。實際上，王國維在此處只是對當(dāng)時他所擁有的三個本子進(jìn)行一個簡單的比較，并未在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校注》中寫上尤本的校語，即陳先生所說的“實則其校本與尤本全無涉”。至于王國維后來是否以曹本，明抄本校以尤抄本，則未可知。（參見本文第四部分）
        2．據(jù)《校注》王氏所作的因“對勘”而做的校記。這些校記，如“從鈔本”、“據(jù)鈔本改”、“據(jù)鈔本增”等據(jù)鈔本而改底本（即曹本）凡有37條（隆按：《錄鬼簿》（外四種）附錄的《曹刻本錄鬼簿校勘記》系據(jù)王國維《校注》的校語，但此文漏載一條。“李壽卿：太原人，將仕郎，除縣臣。除原作徐，從鈔本改。”）。在這37條中都只稱其為鈔本（此鈔本必為跋語所稱之“明季精鈔本”因為跋中已明言“以明季精鈔本對勘一過”，以觀堂先生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態(tài)度，若其果真以兩種抄本入校，一定會加以區(qū)別，如以“明鈔”“尤鈔”稱之以示區(qū)別。
        3．尤貞起手抄本今已不可得，這也是我們今天仍誤以為《校注》中有尤抄的校語的原因。但劉世珩《曖紅室匯刻傳奇》所附刻的《錄鬼簿》所依據(jù)的本子就是尤抄本。我們也可以從這幾個本子的比較中得到一些蛛絲馬跡。如《錄鬼簿》上卷高文秀小傳，曖紅室本作：“東本人，府學(xué)生，早卒。”《校注》則全據(jù)曹本未改，作：“東平人，府學(xué)，早卒。”王國維寫《校注》時（“宣統(tǒng)改元冬十二月小除夕”日“對勘一過”，除夕日“校勘既竟”）沒有得到尤本，故未改。相反，宣統(tǒng)二年八月得到影抄尤本后，才發(fā)現(xiàn)曹本“殊非佳刻”，此后作著，此條均作“東平人，府學(xué)生，早卒。”（隆按：《宋元戲曲考》、《元刊雜劇三十種 》如是。）

三  明季精鈔本

        據(jù)《校注》跋，王國維曾以一“明季精鈔本”入校，但其為何種抄本，難考其詳，僅可據(jù)《校注》的校記考出“明季精抄本”不同于曹本的38處。（隆按：前文的據(jù)鈔本37處，再一處為下卷沈和條：《歡喜冤家》（鈔本無），此條則據(jù)以曹本。）
       后來，日人榎一雄先生的文章《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稱東洋文庫發(fā)現(xiàn)了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注：原本發(fā)表于《東洋文庫書報》第八號，王國維。。。及《王國維文集》第四集，中國文史出版社均收入）其中《錄鬼簿》兩卷赫然在列。榎文還抄錄了王國維為這本錄鬼簿所寫的跋，此跋與陳《年譜》據(jù)羅《匯編》所引的跋大同小異，但由于此為王氏真跡，茲全文引錄如下：
       黃陂陳士可（隆按：即陳毅，曾任學(xué)部參事。）參事，新得明鈔錄鬼簿，精妙可喜，因手抄一過，七日而畢。原本間有訛字，悉為訂正。此為第一善本矣。光戊申冬十月，國維記。
       此書一刻于淡生堂余苑，再刻于楝亭十二種，余苑本今不可見，楝亭本，行款雖異，然亦有吳門生及覺夢子二跋，盍與此本同一祖本也，越四月又記。
        宣統(tǒng)庚戌，藝風(fēng)先生（按：即繆荃孫。）影鈔尤貞起抄本是寄，益見此本之佳。
據(jù)此跋，我們大致辭可推斷出《校注》跋所言之“明季精鈔本”即為此明抄本，除了本跋所云“明鈔”之時代大致同于《校注》跋所言“明季精抄本”這個原因之外，還有：
       1．“宣統(tǒng)二年八月，復(fù)影鈔得江陰繆氏藏國初尤貞起手鈔本”后，對明季精鈔本云：“若尤鈔與明季鈔本，則各有佳處，不能相掩也”，對明鈔則說：“益見此本之佳”?？梢妰烧叨嫉玫搅送鯂S的稱許。
2．綜合兩跋，我們可知：王國維自“光緒戊申冬十月”錄明鈔本于陳士可后，至少在“宣統(tǒng)二年”“冬十一月”這段時間內(nèi)（光緒三十四年冬十月~~~~宣統(tǒng)二年冬十一月）是擁有此明抄本，并在宣統(tǒng)元年除夕完成《校注》之前將其看著是“第一善本”的。那么在這段期間作“對勘”曹本的必為此明抄本，也就是說《校注》跋所言“明季精鈔本”即此明鈔本。
        另據(jù)榎文，此抄本后還有羅振常的藏書印記各和跋，跋曰：
丁卯孟夏（按：當(dāng)為1927年），以大云書庫所藏舊抄尤本校過，知藝風(fēng)先生雖以影抄尤本寄示，觀堂未及校也，羅振常記。后文又曰：
此本無跋，別錄之。
         據(jù)羅跋，則王國維未用影抄尤本校明抄本。如此則陳《年譜》所說的“以明鈔本《錄鬼簿》為底本而以曹本、尤鈔本，并參照他書校之，即此第三校本”之語是不可信的。

四 王校《錄鬼簿》之?dāng)M測

        光緒三十四年冬十月，陳士可“新得明抄錄鬼簿”，王國見其“精妙可喜”便“手抄一過，七日而畢。原本間有訛字，悉為訂正”并視之為“第一善本”，此本可看著是王?！朵浌聿尽返谝槐荆F(xiàn)藏于日本東洋文庫特藏部。
        宣統(tǒng)元年四月，開始探求《錄鬼簿》的版本，“此書一刻于淡生堂余苑，再刻于楝亭十二種，余苑本今不可見，。。。”又將明抄本與曹本對比，根據(jù)“楝亭本，行款雖異，然亦有吳門生及覺夢子二跋，。。。”推測“盍與此本同一祖本也。”
（以上據(jù)東洋文庫藏明抄本《錄鬼簿》跋）
       宣統(tǒng)元年冬十二月小除夕，“以明季精鈔本對勘一過”。除夕日“校勘既竟，并以《太和正音譜》、《元曲選》覆校一過”，稱其“居然善本矣”。此時，王?！朵浌聿尽返诙境?，此即《遺書所收之《新編錄鬼簿校注》。
        宣統(tǒng)二年八月，“復(fù)影鈔得江陰繆氏藏國初尤貞起手鈔本。”此時手中已有三種夢覺子系統(tǒng)的《錄鬼簿》，一為手抄明抄本，二為《校注》本，三為尤抄本。
        宣統(tǒng)二年冬十一月，“病眼無聊”，將手中三種《錄鬼簿》比較后認(rèn)為：“知此本（隆按：即曹本）即從尤鈔出，而易其行款，殊非佳期刻。若尤鈔與明季鈔本，則各有佳處，不能相掩也”
（以上據(jù)《遺書》本《校注》跋）
        由于我們所能見的王校第一本、第二本，均未見有尤抄本入校的痕跡，若果如陳《年譜》所說的有一個“第三校本”的話。那么我很懷疑王國維是以他所有的影抄尤本為底本，而“著”曹本和明抄本的異字于其上形成的。
        王綱先生的《錄鬼簿版本摭談》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王校第三本之迷。王文提到：“前年秋末，我在北圖善本部見到一個從未被人提及的舊鈔本《錄鬼簿》，而尤貞起的跋語赫然在焉。”又據(jù)“其行款與傅增湘著錄合（按：即傅增湘《藏書群書經(jīng)眼錄》卷十九著錄之尤抄本《錄鬼簿》），格式與劉世珩刻本全同，尤跋字跡近趙孟頫體，又與繆荃孫著錄合（按：即繆荃孫《藝風(fēng)藏書記》卷八著錄尤抄《錄鬼簿》“字跡近松雪體”云），惟無尤貞起印。”“知此非尤鈔原本，而系影鈔尤本。”更令人驚喜的是尤跋前還有“王國維印”一方。正文“有朱筆校改的痕跡”。若此影抄尤本果真為王國維舊物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定這就是“藝風(fēng)先生影鈔尤貞起抄本是寄”的本子。只是不知此“朱筆校改”是王國維據(jù)曹本和明抄本校改的呢，還是如王綱先生所推測的“似抄錄后據(jù)原本校正者”，若屬前者，那么這個“影鈔尤本”當(dāng)為我們前面所推測的王?！朵浌聿尽返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