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揚 采訪整理(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整理者按:
張廣達教授1931年出生于河北,在燕京大學(1949-1952)、北京大學(1952-1953)歷史系受教育,研究領域為隋唐史、中亞史地及海外漢學,學術(shù)成就享譽國際。1989年離開中國后,任教于瑞士日內(nèi)瓦大學、法國法蘭西學院、美國耶魯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等多所世界著名學府及研究機構(gòu)。2008年,張廣達教授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應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之邀,來臺訪問講學,于本系開授「中西文化交流史」、「二十世紀漢學研究」課程,并與臺灣學者及研究機構(gòu)進行廣泛的學術(shù)交流。 本文原為筆者與張廣達教授之訪談紀錄,征得張教授同意,將對話形式改成自述體裁。全文約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記述張教授的學思心得,第二部分則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課題。如欲進一步了解張廣達教授的學術(shù)成就和心路歷程,可參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的《張廣達文集》,或張教授為臺大「我的學思歷程」系列所做的演講(臺大演講網(wǎng):http://speech./user/vod_f...D=1&film_sn=926)。 張廣達教授提攜后學一向不遺余力,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讓張教授的學術(shù)研究經(jīng)驗與智慧啟發(fā)并鼓勵更多讀者。 樂將金針度與人:分享學思歷程
治學門徑
2009年3月10日,我應黃俊杰教授之邀,做了一次「我的學思歷程」的演講,主要談的就是我的求學和生命經(jīng)歷。我的求學過程,可能和很多老師不一樣,尤其不能和我的生活過程切割。之所以這么說,原因是我從26歲一直到48歲這段期間,不管生活還是讀書治學,受到大陸的政治干擾太嚴重了,使我的讀書過程不是很正常。我在1957年就被劃成了右派,成了一個政治敵人。這一點影響非常大。 關于如何建立知識樹的問題,我想我自己談不上什么知識樹。因為我該建立知識樹的時候,正好受到外界政治干擾。再者,即便做為一個讀書人,被政治高層「控制使用」時,我能做的也僅僅是根據(jù)他們所布置的任務,充其量準備些資料而已。直到1978年,我真正上課之前,一個是政治因素造成的耽誤,一個是只能按照布置下來的方針做些基本的學術(shù)工作,為政治需要準備些資料。這些因素造成我的求學和學術(shù)生活很不正常。 假如讓我談一下我的學習門徑,首先,我比較早便開始擔任我父親(張錫彤先生)的助手。或許家父也有心引導我做些練習,所以在查找資料方面,我可以較早熟悉、進入狀況。再者,我的老師也比較好,有許多國寶級的先生,我在〈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一文中提過了。他們對我最主要的影響,是要我注意基本功的重要。 比如說我很早就聽聶崇岐先生告訴我,應該找些白文無標點的書,自己從頭至尾點讀一遍。清代杭世駿課徒,要學生掌握「三通」──《通典》、《通鑒》、《文獻通考》,聶先生也很早就要我在暑假時,找本《通鑒》白文來自己練習標點,遇到困難點不下去時,尤其要勉力為之。后來鄧廣銘先生教學生時,提及中國史研究有四把鑰匙:年代、地理、職官、目錄,也是這一道理。我的老師們強調(diào)的基本功,實際上就是要我們熟讀幾部經(jīng)典,扎實地把握住這四把鑰匙。 以目錄學來說,當年我這方面的老師是著名的孫楷第先生,我很早就在本科時聽過他的目錄學。他授課時,根本不用準備講義,從不帶片紙只字,拍拍腦門便一連串地講了起來。與其說我們從他那里「學」了點什么,倒不如說從他那兒「感受」了些什么:人家唸書竟然可以精熟到這個地步。而且他講的都是經(jīng)驗,他告訴我們《四庫提要》的大序、小序都得念,還要我們到圖書館找他提到的書,借出來翻一翻,以后再提到這本書,便能回想起它的具體模樣。這些顯然都是他的一些個人體驗。 所以我想我的求學過程有很多巧合。既有耽誤這方面,但又有一些因為耽誤而成就我的一方面。我比較早動手做一些學者的助手,也就因此早一些知道怎么找材料、寫論文。這些事我覺得越早著手越好。其次,老師很早就叮囑我們要注重基本功。要建立基本功,就是不要泛泛去讀書,應先找?guī)妆局匾臅?,精思熟讀,唸成自己的看家本領。盡管我當年《通鑒》沒有真能從頭至尾點讀完,但那時較早地透過讀《通鑒》、練標點,還是對我很有幫助的。 現(xiàn)代學者的知識結(jié)構(gòu)
我經(jīng)過這些年的不斷思考和總結(jié),所謂知識結(jié)構(gòu),大概應包含以下幾方面。首先,根據(jù)我二十多年飄蕩海外所見,感受最深刻的是他們的多學科訓練,特別是理論性的思考。在海外,不管做哪個專業(yè),你總得要有些理論的思考。像在法國,中學畢業(yè)會考的作文題目,好多是哲學性的題目。大家應該加強與自己領域有關的理論思維的訓練。像王國維,他假如不前后攻讀四次康德的著作,縱然可以在許多地方勝過當代讀書人,但本質(zhì)上跟干嘉時期士大夫不會有什么太大差別。他鉆研了西方文學、美學,尤其是哲學,應用到研究上,才讓他境界與一般人不同。 知識結(jié)構(gòu)的第二部分,是專業(yè)領域。為自己選定并累積一個專業(yè)知識領域,越早越好。我回想起來,專業(yè)知識其實就是老師們叮囑的基本功?;竟Σ灰?,有個兩三部看家的著作就可以了。像《通鑒》,跨越了從周威烈王到五代的一千三百六十多年,從頭到尾點下來固然好,只點讀幾個朝代也是必要的。通過這幾個朝代,把年代、訓詁、職官、地理等問題真正地下一番硬功夫,絕對會有很大收獲。我的老師指導的這種路子,早建立起基本功,從標點、句讀、訓詁下功夫,再于職官、年代上做些必要的準備。今天我們關于年代,只能查找對應的記載。我有幸親炙鄧之誠先生,提到中國古代紀年,六十甲子他就直接掐著手指頭來算!那個時代過去了,但那基本功的道理并不過時。余英時先生也有文章講到,當代人應回到朱子〈讀書法〉中的一些基本要領。所以我想建立基本功,掌握自己領域幾部基本的、重要的著作,當作自己的看家本事,這道理仍然站得住腳,并不過時。架籬笆要先打好、立好樁腳,而后編織就易于為功了。 面對現(xiàn)代的學術(shù)要求,知識結(jié)構(gòu)的第三部份就是掌握工具了。一個工具是多學科性訓練。念歷史的人,要有些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知識才好, 像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或是默頓(Robert Merton)講的某些功能理論,都是一種工具。 另一個工具是語言,這又分兩部分。過去在干嘉時代,學者只要掌握文字學就夠了,今天外語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F(xiàn)代的學術(shù)語言,我把它稱做工具語言,是用來吸收知識的必備工具?,F(xiàn)代人會了英語也不見得有優(yōu)勢,但不會英語肯定處在被動不利的位置。英語以外,法語、德語、俄語、日語,這些現(xiàn)代語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語言。 另一種語言工具可以稱作專業(yè)語言,例如中亞地區(qū)、塔里木盆地周圍的一些死文字。過去這些文字解讀不了,現(xiàn)在日本就有幾個新一代的學者,在這方面達到了世界水平。我想大陸、臺灣早晚也會有人趕上去的。又比如你若要研究中國古代,也得熟悉金文、甲骨文?,F(xiàn)在又出了許多簡牘帛書,想要認字,文字學、音韻、訓詁等,也都屬于專業(yè)語言。 工具的第三部分就是現(xiàn)在的電子檢索和資料庫。過去談到電子資源和研究的關系,還只是強調(diào)如何操作電腦?,F(xiàn)在不同,各地都有數(shù)據(jù)庫(database),臺灣就有好幾個數(shù)據(jù)化的資料庫。這對于年紀大的一輩,不禁感嘆它可望不可及。但即便是年紀大的人,他要是不甘心落后,能追多少便追多少。對年輕人來說,資料庫的運用更成為一個基本的技能了。檢索和資料庫這種工具,在現(xiàn)代學術(shù)研究中所占的比重,比我唸書時要大得多了。 第四點要注意的是表達能力。我念書時,有些老一輩的先生不怎么善于表達。但我們看一看西方,從古希臘時就非常注意修辭(rhetoric),現(xiàn)在西方史學家也非常重視敘事。Narrative著重的不僅僅是怎么把話講出來,還有一系列關于presentation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料證據(jù)融合至敘事結(jié)構(gòu)中?這又產(chǎn)生一個問題:這樣的寫作和文學的區(qū)別在哪里?歷史雖說不能脫離過去的實際,但過去事情這么復雜,怎么挑選敘事對象,又怎么去present?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要思考得比過去更深刻才行。 文字表達外,口頭表達也很重要。將來大家無論做記者、老師或從事其它行業(yè),總得了解如何向你的聽眾、交談者表達,使他們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你的話。也就是說,口頭表達的目的,是要使對方能正確的了解自己。這方面,西方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也提出了許多見解。無論是哪種表達,只要做得好,都會有很大的效果。有些老師表達能力好,就有感染力。像余英時、李亦園、許倬云幾位先生,說一句是一句,毫無廢話,邏輯之嚴密,思考、回覆、對應問題之敏捷,分析之深透,都值得大家學習。當然,他們能有這么好的表達能力,都是建立在前面打下的基礎上,又和有意識的訓練有關。 總結(jié)來說,知識結(jié)構(gòu)可分成四部分。首先是要有理論的素養(yǎng)。理論訓練讓我們能反思專業(yè)領域的方法問題,在處理材料時,能夠深入地進行分析,并提出有啟發(fā)性的綜合判斷。其次,專業(yè)知識的基本功,越早建立越好,以幾個看家本領的著作為點,再由點到面,對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有通盤理解。第三方面是掌握各種工具,包括多學科性訓練、工具語言和專業(yè)語言,并注意全世界的電子資源,這些可以幫助大家吸收和運用知識。第四部分是加強表達能力,包括文字和口頭的表達。 由于受到許多耽誤,我無法按照心意讀書學習,故我算不上有自己的知識樹、知識體系。但經(jīng)過許多年的思考,我想這幾方面共同建構(gòu)了我的知識結(jié)構(gòu),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語言學習二三事
關于語言學習,我請教過周一良先生。他認為想學外語,第一種外語一定要下大苦工,認真學好,別只從專業(yè)領域入手,最好從文學進入一個語言。語言的本質(zhì)是交流的載體(vehicle),最基本功能是講話、溝通,所以周先生建議從讀小說入手?,F(xiàn)在有很多光碟與學英文的資源, 是按照情境(situation)來學英文,也是個入手的好地方。特別是西方這種變格變位的語言,沒有捷逕,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張口便能說的地步。 按照自己的專業(yè),找一本相關領域的重要著作進行翻譯,也是精進外語能力的好方法。我自己從翻譯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六歲時還當過俄國人的課堂口譯。我覺得翻譯很重要,筆頭的翻譯是必要的,最好還要有機會做口頭翻譯??谧g的重要性在于,口譯過程講究快速、準確,可以訓練并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語的方式思考。 眼界和用心
關于眼界問題,最重要的是自己書讀得夠不夠。我在大陸帶了一、兩屆學生,我告訴他們,選定了某個領域,就要掌握該領域世界最主要、最重要的期刊雜志,這是我很強調(diào)的一點??措s志時先重點看書評,與你有關的專題研究當然也要看。書評評介的都是最新的書,看書評可以使你不脫節(jié),得以了解全世界的同行在做什么,這些基本的信息非常重要。今天我們不能再窮守一個小題目了,要了解自己領域中那些有代表性、主導地位的leading journals,并且定期翻閱。另外,書評往往凝聚了書評作者的學思所得,他們提出的意見經(jīng)常很深刻、很有啟發(fā)性,也值得大家參考。 我來臺灣感到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因為忙碌,沒法定期至圖書館翻閱雜志。我不大能運用網(wǎng)路資源,但現(xiàn)在年輕朋友可以透過網(wǎng)路來接觸那些期刊雜志。眼界的提升,取決于自己的內(nèi)涵,定期翻閱雜志對此絕對有幫助。你翻閱多了,眼界自然也會提升;讀久了,自然會產(chǎn)生鑒別能力。 所謂「學術(shù)前沿」,主要也可以透過閱讀書評來了解。「前沿」不是一、兩個人在進行研究就算前沿了。前沿是相對的,是一批人、尤其是重要學者們近期的用心所在。對于所謂的學術(shù)前沿,我們可以透過書評來了解其他人正著手的課題,因而得到一個印象。我們不一定要追趕前沿,但也不能對它有隔閡。 關于讀書,我還想提醒大家,要做好整理的工作。大家讀書,要趁著記憶力還新鮮的時候,歸納幾個要點,記下來之后再離開。假如當時不積累,不做些整理,讀的東西一過去就忘了。甚至于遇到讀過的東西,還恍恍惚惚覺得似曾相識呢!所以定期整理的工作非常重要,念兩個小時有兩個小時的歸納,然后積累到一個月或三、四個星期的時候,再做些歸納、分類的工作。每次歸類、分類,對自己讀書狀態(tài)都是一次提高。我到臺灣,住處的設備不是我習慣的,但分類的工作還是要做。按中國古人要求,三年一小成,五年一中成,十年一大成,講的無非是一個積累的道理,而積累的基礎是自己按部就班,隨時做起。電腦里儲存的東西也得定期分類整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在建立自己的知識樹。 述古論今話中西:漫談文化交流
縱橫歐亞
從宏觀分期來看,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個階段最重要的課題,毫無疑問是上古民族、語言的形成及分布?,F(xiàn)代人已可利用DNA基因鑒定來判斷民族屬性,如針對骨骼進行分析;又或者利用科技來判斷金相成分及其來源,進一步斷定新石器時代各文化類型的交互關系。拜科學技術(shù)進展之賜,這些方面現(xiàn)在都有了許多便利的工具,大大有助于我們的研究。 對于上古時期,我們尤其應該著眼于民族語言文化的分布。語言分類的問題,至今仍未得到徹底解決。學術(shù)界有把握的,只是幾個主要語系,其他如臺灣南島語系范圍的問題及澳大利亞早期住民語言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日本語、韓國語無法歸類,歐洲高加索一些語言沒法歸類,阿爾巴尼亞、古代義大利半島伊特拉斯坎語(Etruscan language)也沒法歸類。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 就中國而言,我想兩漢時期的阿富汗和塔里木盆地,絕對可以獨立成一個篇章,做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個大階段。以具體問題為例,邢義田教授的研究我便很佩服。他透過殘留下來的象征符號和形象描繪,追溯了赫克力斯(Heracules)的形象如何自西方流傳至中國,進而說明了中外文明許多要素的傳播和相互影響。將來隨著材料不斷增加,我們便可能進一步透過這些材料,來建立當時文化交流和互動的面貌。 兩漢時期的阿富汗和塔里木盆地,不僅是部派佛教以至大乘佛教滋生發(fā)育的溫床,也是中國與希臘化文明、羅馬文明交流互動的主要場所。一個具體例子是有關玻璃的問題。傳到東方的羅馬玻璃不在少數(shù),特別在阿富汗地區(qū),即可以發(fā)現(xiàn)這方面交流的例子。透過對阿富汗地區(qū)本身及其做為媒介的研究,我們今天要理解玻璃在中外交流中的角色便容易多了。阿富汗的重要性,無論如何是應該更進一步強調(diào)的。我們可以把阿富汗視作中亞的一部分,但我覺得一般說的中亞,在古代還沒那么重要,而阿富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隋唐時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篇章的第三個階段。這個時期,中國的西方有大食的阿拉伯世界,北邊有突厥人、回鶻人,南邊的吐蕃也很活躍。此時正值歐洲的中世紀早期(early middle ages),基督教文明發(fā)達。過去認為這是個暗淡的時期,現(xiàn)在看來,這種說法不怎么準確,但當時歐洲確實沒有一個重要的強權(quán)。拜占庭相對來說算是個強權(quán),但地位遠不如過去的羅馬帝國??偟恼f來,阿拉伯世界的力量要勝過歐洲的基督教文明,這就埋下了中亞地區(qū)伊斯蘭化和中亞語言突厥化的種子。 蒙古人興起后,建立了大帝國,打通歐亞,中外文化交流進入第四階段。蒙古人促成的文化交流也為未來明末清初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基督宗教東來打下了基礎,那可以算是第五個重要階段。第六階段始自十八世紀末,西方完成了工業(yè)革命后再東來,當時西方的政治體制、科技文化和多科性學術(shù)都發(fā)生變化了。于是清末中國人、東方人再與西方接觸,便產(chǎn)生了西化的問題。在日本,這個問題以「脫亞入歐」的口號被提出來。中國人不講脫亞入歐,講的是要「現(xiàn)代化」,但其實現(xiàn)代化的本質(zhì)也就是西化。 這個學期在臺大歷史系講漢學,實際也就是談比較當代的文化交流問題。我沒有泛泛地鋪敘這中間的轉(zhuǎn)變,而是拿羅振玉、王國維做為轉(zhuǎn)折時期的代表人物,深入分析他們的治學方法和思想意態(tài),說明他們的代表意義。海外方面,我選了日本的內(nèi)藤虎次郎,也選了法國、普魯士到德國、俄羅斯階段的幾位名家。盡管有些地方仍不夠細致,但這應該可以用來解釋說明當代文化交流的一個層面。 關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宏觀分期的問題,我已考慮很長一段時間了,上個學期開設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實際就是用以上所論的體系做為課程綱領。未來如果有年輕朋友愿意跟我一同合作,也許這個分期架構(gòu)可以更進一步、更細致地加以發(fā)揮,并正式發(fā)表成果。 中外文化今昔
我在「我的學思歷程」演講的末了,歷史系的客座教授田浩(Hoyt Tillman)先生給我提了個問題。他問我現(xiàn)在看中外文化交流,中國學外國,最值得學的是什么?外國學中國,最值得學的又是什么?對于這個問題,我有些基本的想法。 嚴格說來,中國從先秦諸子百家開始,對客觀世界就不像西方人,如希臘人那么重視。希臘從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時就開始注意以數(shù)學語言來描述宇宙。相對來說,從先秦開始,中國思想家重視的就是人本身。道家比較注重人的解脫,所以一直發(fā)展出養(yǎng)生、求仙等面向。儒家則比較重視仁、義、禮、智、信的人際關系。 子思「仁、義、禮、智、圣」的五行學說,由于簡帛〈五行篇〉的出土,受到了我們的重視。五行說到了孟子,又形成了四端的學說。儒家重視人的自身發(fā)展,到了秦以后,形成內(nèi)省、修身養(yǎng)性、齊家治國的思想傳統(tǒng)。今天看起來,儒家的政治學說和倫理思想的某些部分,如三從四德,無論如何是得揚棄了,它不符合人類尊重每個人意志及個體發(fā)展的方向。但內(nèi)省的工夫仍是極為重要且珍貴的,我個人假若不是靠著中國的這些東西,我也活不到今天。像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王陽明的〈瘞旅文〉,這些關于人在被動的時候如何保持正常心態(tài)的思想內(nèi)容,可以說是中國人對人類的重要貢獻。 我便感覺,在我看來不成問題的一些事,西方人就非得看心理醫(yī)生,給心理醫(yī)生做分析、引導不可,他們自己沒法排解。不過西方人表里一致,無論孩子、中年人還是到了老年,他排解不開就是排解不開,排解開就沒事了。中國人表面很客氣、周到,但遇到不愉快,兩個人的關系就可能永遠緩和不來了。這是中外很不相同的地方。 西方人客觀在哪里呢?張灝先生曾引用一位德國馬丁路德派的牧師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話,他對人性的看法比較符合實際。他認為人心里頭有陰暗的一面,有做惡的可能性,所以民主是必要的。民主可以提供互相箝制,提供輿論以及制度面的約束。他也主張,人心也有向善的一面,將其發(fā)揚,民主才成為可能。簡單的說,因為人有性惡的可能,所以民主成立是必要的;人有向善的一面,所以民主有成立、落實的可能。我認為這些話比較中肯、深刻、接近實情。 我認為人應該按照柏林(Isaiah Berlin)說的,只有消極自由,不能想怎么做便怎么做。沙特(Jean-Paul Sartre)說他人是你的監(jiān)獄,這走到極端了。但無論如何,只要活在社會上,你就不能全按自己心愿生活,就得照顧到他人。如此一來,這中間就需要某種自我約束。從子思、孟子,再到宋代濂、洛、關、閩,特別是程朱一系的學說,以及陸、王,到后來以王艮等人為代表的泰州學派,里頭有很多強調(diào)如何先從調(diào)理自己、修養(yǎng)自己做起,再應用到人際關系上的深刻見解。我想這絕對是東方文明、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 西方的貢獻,就是提醒人們要注意,人的思維是可以做為一個客觀對象來進行研究的。當然,對客觀的強調(diào),也表現(xiàn)在他們對自然的研究上。西方人在這方面建立了一套思維方法和研究工具,值得我們接受、吸收。按照牟宗三先生的坎陷說,過去中國的注意力沒有集中在自然科學上,所以這方面是落后的。無論接不接受他的論證,中國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必要加以補強。 臺灣印象
我對臺灣充滿許多感情,有些意見也許不怎么客觀。我老伴不愿意離開臺灣,我也想留下來了。我第一次來臺灣,是2000年時應中研院史語所之邀,并在臺大兼了一次課。那次授課也留下了點影響,就是刺激了一位女同學開始學習吐火羅語。她今年博士論文應可順利答辯,如此的話,她就是臺灣第一位學習死語言有成的學者了。 我沒去過新加坡,而在香港待過幾個月,在城市大學開了兩門課。香港在英國統(tǒng)治下,法治觀念建立起來了。那里的人際關系,可以說有一個游戲規(guī)則,強?#123;自我約束,法制觀念良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香港有秩序,有說理講理的地方,也有相互無形的監(jiān)督,這點比較好。不過一旦和臺灣相比,人情間的相互關照,我覺得香港比不上臺灣。香港有很多人過得有錢有閑,但缺乏人際間那種關懷和熱誠。我的一個想法是,臺灣人的熱情與可愛,和臺灣基層中有法鼓系、佛光山系、慈濟等組織,有很大的關系。這些組織在陶冶百姓、勸人向善做慈悲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影響到臺灣人的特性。總的來說,我對臺灣寄予很大希望。 拿國家劃界,也許是人類最終走向大同的一個過程罷了??纯船F(xiàn)在世界,蘇聯(lián)瓦解后,東歐、中亞各國紛紛獨立,以西歐為主的國家反而要聯(lián)合起來。聯(lián)合是肯定有利的,所以過去的歐共體、現(xiàn)在的歐盟越擴越大。主權(quán)概念是歷史的過程,國家、國界也都是歷史的過程。很多東西放在全球不同文化、不同政治發(fā)展程度來看的話,自然就有不同訴求。這種訴求可以辯論,但也要抱持基本的尊重。 這可以說是未來的一個展望。而華人世界呢? 我認為本地青年學子將來學成后,未必要在臺灣教書。將來大陸若真有一天政權(quán)性質(zhì)有所轉(zhuǎn)變,她絕對迫切需要人才。有人認為臺灣亂,但這實在是一種活力的表現(xiàn)。臺灣經(jīng)過政治改革后,在華人的幾個世界里,可以說是最「先進」、主客觀條件最完備。未來若說要承繼、發(fā)揚中華文化,臺灣一定是最重要的基地。所以我對臺灣寄予很大希望。 如果我身體狀況許可,各方面條件又能配合,我很樂意在臺灣大學繼續(xù)兼課。當然,前提是要考量身體情況,畢竟我已經(jīng)78歲了,不得不慎重些。 我和我老伴都很喜歡在臺灣的生活。跟法國相比,在這里過得可以說是優(yōu)裕得多。而且臺灣物產(chǎn)多,又多是自產(chǎn),不像香港要依賴進口。臺灣飲食文化也很豐富,臺東有許多美食,臺南又有不同的一批美食。這里的人非常熱情。我跟我老伴受成功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中文系朋友的招待,以及清華大學、中正大學、嘉義大學歷史系的邀請,一同到了新竹、嘉義、臺南、臺東等地,也去了野柳、阿里山、太魯閣等景點。來到臺灣后,事情、約會不斷,平常稍微清閑時,我們最喜歡的便是和年輕朋友來往或通通電話,這一點無論身處法國、美國或日本,也都是如此。 未來展望
這學期臺大的課程結(jié)束后,6月底我會先回法國一趟,一方面處理那邊的一些事,一方面也是想避避臺灣的暑氣?;氐椒▏螅乙矔^續(xù)與當?shù)氐囊晃蝗A裔社會學家合作,分別從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觀點,整理翻譯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著作。一來做為答謝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聘我為講座教授的一份學術(shù)成果,二來也想提供學界一個更深入認識、評價海外漢學的管道。 8月底回到臺灣,我會在政大歷史系為大學部同學和研究生各開一門課。這兩門課基本上重復我在臺大的課程,也就是一個學期講中西文化交流,一個學期講海外漢學。哪門課給研究生、哪門給大學部同學,現(xiàn)在還不確定。重復的好處是,我可以稍稍節(jié)省體力,也有助于改善整個課程設計,無論架構(gòu)或內(nèi)容都可以進一步提升。 政大的課程,以大學部來說,我希望能帶給政大的同學一些啟發(fā)。不僅著眼于實際的具體知識,更要引領大家一條治學的路子,讓他們看到這個領域的前景。方法和思考的啟發(fā)與訓練,也是我想帶給他們的。這樣的話,盡管將來不治歷史,對大家還是有好處。以上說的,哪怕只能帶給班上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的同學一些啟發(fā),我想我晚年到大學本科授課的目的也算達成了。對研究所的學生,我則會要求大家多翻閱期刊雜志,早點設想學期報告的課題,師生間便可以有更多互動交流討論問題的機會。 再下一步,我想做的是整理出幾本書。前面已經(jīng)提到,我打算整理翻譯沙畹的著作。我到政大開的課,基本上與臺大的兩門課重復,但我想提高課程的水平,并做出讀本之類的著作,做為這個專業(yè)的兩本入門書。除了這三部書,我還打算出版回憶錄。我們那一代的經(jīng)歷,現(xiàn)在的人也許很難體會,我想透過回憶錄,留下一些應當被記住的事。我在臺灣做過好幾次演講,演講最大的難處在于時間有限,如果時間拉長,每次演講便可以周全許多。講詞內(nèi)容都存在電腦里了,但要把敘述文字、圖片以及注腳等镕鑄在一起,還是挺費功夫的。我希望這些內(nèi)容,可以整理成一篇篇專論,每篇文章都能把該課題的既有成果和研究現(xiàn)況加以結(jié)合,提供讀者一個綜合性的認識。這是日后的一個努力方向,如果能得到年輕朋友的幫助,進度也許可以快些。 勸勉青年朋友
對有志于史學研究的同學,不管個人遇到什么不愉快,在我看來,都還不是致命的問題。年輕朋友一定要知道,順境對自己未必有利。我身處逆境后,也覺得逆境不全是壞事。當然,有時無妄之災、有時逆境的代價太大,那另當別論。但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挫折毋寧說是正常的現(xiàn)象。年輕朋友不管將來打算從事什么,至少在唸書階段,一定要勵志向上。遇到一些挫折,要把挫折認為是鍛鍊的機遇。唸書則要講求方法、講求效率?,F(xiàn)在要我們從口袋里扔出十元、二十元,我們絕對不愿意??墒且恍r、兩小時的時間,要浪費掉卻很容易。實際上,這些時間不是比十元、二十元重要得多嗎?所以我主張,同學該鍛鍊就鍛鍊,該玩便玩,玩的時候特別要放松的玩,但玩完后一定得振作起來。做正經(jīng)事時,如生出各種欲望,便要試著約束自己。許多美國人干起活來,我們常說是工作狂(workaholic),他們是拚了命在做的。這一點,臺灣孩子的拚勁就不如美國了,大家可以多思考這個問題。 后記:這次訪談及文稿最終得以趕在張廣達老師臺大聘期結(jié)束前完成,李文良老師的督促功不可沒;在構(gòu)思訪談內(nèi)容及訪談過程中,好友王一樵、蔡松翰等人提供諸多協(xié)助,在此一并致謝。筆者有幸擔任張廣達老師在臺大期間的課程助理,從老師的學養(yǎng)、風采及謙和溫厚的態(tài)度受益無窮。謹以這份文稿,紀念一段師生因緣,并為老師在臺灣的足跡心影留下一份見證。
載《臺大歷史系學術(shù)通訊》第三期,2009年5月,第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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