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蘇格拉底的死，就有說不出的遺憾，真希望沒這回事，希望殺他的是個獨裁者而不是民主制。但是歷史板上釘釘，他就是被“人民”殺死的。于是又千方百計的尋找其中緣故，總要尋出個合情合理的解釋才甘心，實際上那心思是替民主制開脫，極不愿它擔了這種罪名，怕污了它的清白。不過又談何容易，因為無論如何解不開這個結：民主制的基礎，正是言論自由，一個能夠毀掉自己基礎的制度，是合理的嗎？

民主制，即以民意為最終的裁決。如果剝奪了個人說話的權利，怎么判定民意呢？“民”沒有口，有口的是一個個的人，民意只能通過個人的言論來表達。當然可以這樣解釋：既然是多數票決定的，就表明該言論不是民意，所以剝奪無礙。但是顯而易見，以懲罰為手段的“剝奪”，不僅僅是不予采納，更是禁止發(fā)表；或曰，取消了該言論的動議資格。其結果是，對該言論重新進行選擇的權力喪失了。

權力意味著選擇，沒有選擇的余地就談不上權力。選擇的范圍越大，權力就越充分，反之，權力就越微弱。

由此來看，民眾對于少數派言論的不容納，實際上是他們對自己權力的放棄。隨著這種事件的增多，被放棄的權力也增加，最終會導致民主制度的終結。

蘇格拉底之死所以引起我們惶惑，細想起來，倒是因為雅典人尚有節(jié)制。整個事情看起來很孤立，偶然性很大，而在另外的民族，例如大革命時的法國，類似事情會演變成對異端和政敵的大規(guī)模鎮(zhèn)壓，民主遂迅速崩潰，這時我們就認為禍首是極權，也就心安理得得多。但在雅典，這次殘酷的殺害成了不折不扣的民主制的作為，在嚴格遵守的民主程序和事前事后民主制運行有條不紊的襯托下，事情愈發(fā)顯得荒唐。

我們可以設想：能不能訂一條戒律放在那兒，不準民主制在運行過程中做出此類裁決，以維持制度的圓滿和穩(wěn)固呢？似乎不行。既然是以民意為最終裁決，那么任何民意以外的東西，都不能超越它，否則就違反了基本的原則。況且在實際當中，一紙空文有何約束力，須有切實的力量作為保障才行。而如果在民意之上存在一個可以否決它的力量，這樣的體制也就不是民主制了。

于是，只能乞靈于人自己了，乞靈于人們自愿地不做出這樣的裁決，乞靈于人們的寬容與良知。換句話說，民主制度本身不是自足的，它有一個缺口，因此它是一個歷史性，它只能被特定的人群擁有，如雖然殺死了蘇格拉底，卻仍不失寬宏大量的雅典的人們。（老貓網友把貝殼放逐法看成對個人權利的不尊重，有點委屈雅典人了。這座城邦用此法解決政爭，長久地避免了內部的流血沖突，許多別的民族即便現在也做不到這一點。）

我想，老天再怎么不公，也不至于天差地別，只把機會賜給某些人群，而對其他漠然不顧。恐怕是，有的人群抓住了權力，便再不放開，而有的人群雖然權力到手，卻又立即拋棄，由于他們的偏狹和不相容納。

至于現在的我們，看看各處的網掐就知道了。平心靜氣講自己觀點同時尊重別人立場的有多少，不容異己把看法不同者稱奸稱敵的又有多少。民主，是最美好的東西，但我們離它的確還非常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