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作品的故事來源（下）
段 華
其五，安新鋤奸團與《新安游記》。上文已經(jīng)說過，孫犁寫《新安游記》，受到猛烈的錯誤批判。日本鬼子侵占安新后，安新組建了鋤奸團，專門打擊漢奸，其中著名的人物有熊管、杜朋、曹連升、田章等人。此時，熊萬東當了維持會長、縣商會會長、新民會會長、“剿匪”司令，死心塌地的為日本鬼子賣命，殺害抗日軍民。一天，安新縣委書記侯卓夫要鋤奸團除掉熊萬東，任務(wù)就落到了熊管、杜朋和曹連升身上。熊管是孫犁寫到的“熊氏三杰”之一，其大哥熊生，當過冀中行署主任羅玉川的警衛(wèi)員，后被日本鬼子逮捕押到日本當勞工，抗戰(zhàn)勝利后才回國。熊管的弟弟熊老黑也參加了八路軍。熊管在家排行老二，原名熊得勝，1.77米高，解放后一直在家種地當農(nóng)民，1985年去世。杜朋當時30來歲，住安新縣城南街。他十來歲到北京天橋?qū)W藝，三丈高的房子一個筋斗就能翻下來。有一次，端敵人的崗樓，日本鬼子看他在崗樓上走，剛要開槍，他一個凌空飛躍，就扎到河里去了，敵人送他綽號“杜云飛”，意思就是“飛毛腿”，會“天”上飛。曹連升也是窮苦人家出身，和熊管、杜朋是兒時的伙伴，1953年開春，在城南與漾堤口之間做“擺腳”（即擺渡），因船遇到大風而翻，為搶救落水的乘客，曹連升最后溺水凍死。1940年3月15日（并不是孫犁所寫到的中秋節(jié)），夜晚十點多，漆黑一片，孫犁筆下的“熊氏三杰”（安新縣鋤奸團團長熊煥章領(lǐng)導(dǎo)的鋤奸團團員）熊管、杜朋、曹連升到了安新城南河村附近，在小南街，熊萬東就住在這里。熊萬東的房子在全縣城最高，日寇崗樓也緊靠在這里。他們從熊萬東房子后面的一棵大樹上進到院子里，熊管進入熊萬東居住的西屋，杜朋在當院警戒，曹連升把守大門。熊管進到屋子里，因和熊萬東是遠房叔侄關(guān)系，就要和熊萬東借錢，情節(jié)和孫犁寫的差不多。杜朋到廚房拿了一把刀，曹連升也進了屋子，隨后，熊管從腰里拿出一根繩子，套住了熊萬東的脖子，和曹連升一起勒死了熊萬東，杜朋用菜刀砍下了熊萬東的頭，從床上扯下一條布單子包裹了起來。三人又走到北屋，看到熊萬東的二兒子熊哲先和他的妻子劉菊仙，就押著這倆人悄悄出了新安縣城，回到城西18里的三臺，勝利完成了任務(wù)。但是，日本鬼子把杜朋的父親杜春亭老人抓走，要求換回熊哲先兩口子，杜朋堅決拒絕了。杜春亭對敵人大罵不止，老人被殘暴的日本鬼子捅了7刀，又大卸8塊，為國盡忠。至于英雄的犧牲，也與孫犁寫的稍有出入。1941年冬天，馬本齋的回民支隊駐扎在三臺，鋤奸團派了杜朋、田章等四人在縣城西關(guān)外放哨。西關(guān)外敵人掛有汽燈，嚴重影響我方的行動，因此要摘下它。那晚杜朋穿的是黑白毛皮襖，又多喝了點酒，暈乎乎的參加了摘汽燈行動。到了地點，杜朋摘下汽燈，被敵人發(fā)覺，田章輕聲讓他快走，杜朋因耳朵有點背，沒有聽見，還想去城樓上奪敵人一條槍，就沒有和田章一起撤出去。等杜朋清醒過來，便往敵人設(shè)置的鐵絲網(wǎng)外邊跳，跳第二道時，鐵絲網(wǎng)上尖利的蒺藜掛住了他的皮襖，扯響了網(wǎng)上的小鈴鐺，敵人一陣掃射，杜朋當場犧牲。田章無法把他背回，只好自己撤退。第二天，日本鬼子反復(fù)給杜朋照相，并讓醫(yī)生驗看他腳心里是否有“長毛”，驗證他是否是“飛毛腿”。熊氏三杰的故事皆在張開明的史實著作《白洋淀傳奇》里查得到（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孫犁寫《新安游記》時，其實是把熊氏三杰的事跡經(jīng)過剪輯，以典型、藝術(shù)化的手法再現(xiàn)了歷史的真實，表現(xiàn)了中國人民的英勇與頑強。所謂的詩與真實，在孫犁的筆下得到了很好的結(jié)合與實踐。土地改革時，孫犁受到粗暴的批評，其中之一就因為《新安游記》與歷史史實不那么完全一樣，說他寫的鋤奸英雄姓氏有誤，漢奸惡霸的宅院寫錯了位置。孫犁是把《新安游記》當小說來寫的，以此批判孫犁，這不是驢頭不對馬嘴的關(guān)公戰(zhàn)秦瓊的荒誕劇么！
其六，楊各莊突圍與《碑》?？箲?zhàn)時期，冀中七分區(qū)機關(guān)和司令部，唯一一次受到損失，就是在楊各莊戰(zhàn)斗中。1944年2月13日夜，在司令員于權(quán)伸的帶領(lǐng)下，冀中七分區(qū)機關(guān)和司令部轉(zhuǎn)戰(zhàn)到安平縣滹沱河邊的楊各莊宿營，由于漢奸的告密走漏消息，敵人動用安國，安平，深澤，定縣和新樂五個縣的兵力進行圍攻，45區(qū)隊三連和一連一部分為保衛(wèi)司令部英勇抵抗，在突圍中許多戰(zhàn)士在冰冷的河水中凍成冰，犧牲在那里。西趙莊，遼城（孫犁的家鄉(xiāng)村莊）的許多群眾尋找犧牲的戰(zhàn)士，掩埋戰(zhàn)士的遺體。1945年末，孫犁從延安回到冀中家鄉(xiāng)，聽說此事后，以深情之筆寫了《碑》。
此事見張英《第45地區(qū)隊的戰(zhàn)斗歷程》（《滹沱河畔的戰(zhàn)火》第13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5月版），張凱、楊鐵夫、趙志和《保證作戰(zhàn)勝利的通結(jié)工作》，（《滹沱河畔的戰(zhàn)火》第198頁），劉德榮《機要工作回憶》（同上書第210頁），張亮、劉其恒、張根生《安平縣人民的抗日斗爭》（同上書440頁），張根生《噩耗傳來，無限悲痛》（1944年2月14日日記）（《滹沱河風云》第345——346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1946年4月15日，《碑》發(fā)表于《冀中導(dǎo)報》。兩個多月后，6月30日《晉察冀日報》發(fā)表了白樺的批評孫犁《碑》的一篇文章（作者白樺生平不詳，既不是解放后天津市委宣傳部前部長白樺，也不是著名作家白樺），對這篇文章大加鞭伐，頗有“誅心”的味道。1946年7月31日，孫犁在致康濯的信里，對白樺的批評進行了認真、詳細的反駁，并說“這個批評我覺得不夠?qū)嵤虑笫?#8221;（孫犁《致康濯信》，《蕓齋書簡》上冊第32——35頁，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6月版），可惜這只是一封私人間的通信，當時并沒有公開，直到康濯去世幾年了，孫犁也失去活動能力以后，這封信才公之于世。
其實，就是當時公開了，在當時那種“左”的環(huán)境之下，只能加重孫犁的負擔，并不能幫他解脫。不久之后，他又遭到錯誤的批判，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帶著沉重的包袱，到饒陽大官亭一帶去搞土改了。
這真是歷史的長河里，作家與道德無可奈何的悲劇。
2009年10月10日，在北京天橋。
2010年5月10日改訖，在北京天橋
（原載2010年第7期《天津文學(x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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