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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認識大同古都文化價值與意義，深入推進大同古都文化研究與古城保護工作
朱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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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朱士光，1939年生，湖北武漢人。原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huán)境變遷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津貼享受者。中國古都學會原會長、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1963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地理系；1965年北京大學地理系研究生畢業(yè)，師從侯仁之院士攻讀歷史地理學。長期從事歷史自然地理學與古都學研究；并力主將歷史時期自然環(huán)境、人文環(huán)境變遷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研究。代表作：“黃土高原地區(qū)環(huán)境變遷及其治理”、“中國八大古都”。本文是朱士光先生為
“中國古都學會2010年年會暨古都大同城市文化建設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大同日報在2010年9月22日第九版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
題外話：中國歷史地理學界有“三杰”。分別是陜西師范大學副校長、中國古都學會創(chuàng)辦人、首任會長（1983-1999）史念海先生（1912-2001），（門下弟子有現(xiàn)任中國古都學會會長蕭正洪、副會長耿占軍等）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譚其驤（1911—1992年）先生和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兼地質地理系主任、中國“申遺”第一人侯仁之（1911-）先生。（門下弟子有第二任中國古都學會會長朱士光、副會長葉萬松、尹鈞科等）
9月21日，中國古都學會2010年年會暨古都大同城市文化建設學術研討會在大同市召開。
圖為中國古都學會會長（1999-2010）、陜西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朱士光先生在會上發(fā)言。
圖為大同市長耿彥波（左）、陜西師范大學副校長、現(xiàn)中國古都學會會長（2010-）蕭正洪（中）、
原中國古都學會會長（1999-2010）朱士光（右）在主席臺上。
原大同市人大主任、中國古都學會副會長、大同市古城保護協(xié)會會長安大鈞主持會議。大同成為中國大古都，老先生做了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這不是天上掉下的陷餅，是大同市領導、專家辛勤努力的結果。
大同市人大副主任、中國古都學會副秘書長、大同市古城保護協(xié)會副會長馬維平與朱士光合影。
古都大同，地處黃土高原東北部之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中，北鄰內蒙古高原，東接燕山、太行山，俯瞰華北平原，其自然地帶為溫帶半干旱草原栗鈣土地帶。這一地區(qū)，其自然屬性決定了由古至今皆宜農宜牧，是我國北方農、牧業(yè)交錯地帶的重要區(qū)域；因而也造就了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與南方農耕民族長期在該地區(qū)進退迴旋爭奪交綏以及多個民族與多類文化在該地區(qū)不斷相互擴散滲透融合嬗變。因此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隨著這一地區(qū)多個民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活動的持續(xù)開展，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都城文化、宗教文化、軍鎮(zhèn)文化、長城文化、民居文化、石窟文化等等。真可謂花繁葉茂，絢麗多彩。當前要推進大同地區(qū)經濟轉型，并大力開發(fā)文化產業(yè)，自當應對大同地區(qū)之歷史文化資源進行深入的開掘與研究。為此，謹對這一問題陳述一些管窺之見，聊充芻蕘。
一、從三個層次上全面認識大同古都文化之地位與價值
（一）是在全國層次上，大同古都文化是我國北方地區(qū)多民族文化融匯形成的新型文化的典型代表
夏商時期大同地區(qū)即有鬼方、土方等族活動；西周與春秋時有樓煩、北狄等族進?。粦?zhàn)國與秦、西漢時，漢族軍民北上來此開拓，匈奴等族南下來此游牧，常有征戰(zhàn)；而自東漢以后，除匈奴族外，更有鮮卑、突厥、高車、柔然、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族先后進入。3000多年來，上述眾多民族在這里共同生息繁衍開發(fā)建設；其中鮮卑、契丹、女真族還在這里建過國都與陪都，一度使該民族文化成為這一地區(qū)的主導性文化。凡此種種均說明大同地區(qū)歷史上聚合的民族文化之多與融合程度之深，在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上堪作典型代表。因而大同之文化也就分外多姿多彩。
（二）在山西省境內，大同古都文化是三晉文化之重要組成部分
山西省，其南部是西周初年成王封其弟叔虞建立的諸侯國唐國所在地，叔虞死后其子爕父繼位改國號為晉國。自此晉國先后有十七代晉侯與二十代晉公，共三十七世即位，歷時約600多年（自西周成王時至公元前377年為韓、魏、趙三國分占后晉國始滅）。因晉國是最早在山西省境內建立的國家，歷時又很長，因此“晉”遂成為山西省之代稱，且也著實有其淵深之含意。自然，“晉文化”也就成為山西省地域文化的稱謂。然而，許多學者以“三晉文化”概稱山西省地域文化也很相宜。所以山西省成立三晉文化研究會來推進其研究即為這一見識的體現(xiàn)。因而“三晉文化”在文化學領域現(xiàn)已成為指代山西省境內陸域文化之通稱，且成為與三秦文化、中原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湖湘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閩臺文化、嶺南文化、滇黔文化、隴右文化、河西文化、藏蕃文化、西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東北關外文化等共同組成中華大地上之傳統(tǒng)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三晉”在歷史上雖也作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命自晉國分立出之韓、魏、趙為諸侯，因而形成之三國的統(tǒng)稱；但移作山西省地域文化之稱謂當不能拘泥于韓、魏、趙三國之文化。因為戰(zhàn)國前期，此三國領土時有消長；戰(zhàn)國后期，此三國之政治中心又先后遷出山西省境外。再說以“三晉文化”來概稱山西省境內之地域文化，實已與“三秦文化”一樣，指的是這兩省境內南、中、北三個地區(qū)文化合成之地域文化。就山西省而言，當指以臨汾、侯馬為中心晉南文化區(qū)（也可稱河東文化區(qū)）、以太原為中心的晉中文化區(qū)、以大同為中心的晉北文化區(qū)。此三個文化區(qū)構成的山西省地域文化，彼此間既有差別，也有一定的共性，因而將它們合稱為“三晉文化”，較之稱作“晉文化”更具地域特點，也更為貼切。準此而論，大同古都文化自當是晉北文化區(qū)代表性文化，是三晉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三）在晉北文化區(qū)，大同古都文化是其核心與主體
晉北地區(qū)，即山西省境內恆山與管涔山以北地區(qū)，包括今之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下轄31個縣、市、區(qū)，面積50018平方公里，人口769萬。這一地區(qū)由于地理區(qū)位與自然環(huán)境及資源特點，自古即成為北部多個游牧民族南下與南部農耕民族北上的重要通道，也是相互間進退迴旋的前沿地帶。自戰(zhàn)國時趙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司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云中、雁門、代郡” 后，晉北地區(qū)始被趙國建置為雁門郡。 此為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前300）事。秦以后，隨著大同一帶成為兩漢邊城，北魏帝京、隋唐方鎮(zhèn)、遼金陪都、明清軍鎮(zhèn)及現(xiàn)代煤都，晉北地區(qū)也相繼興起了多種文化，即前已述及的都城文化、軍鎮(zhèn)文化、長城文化、宗教文化、云崗石窟文化等等。然而也不難看出，在這一地區(qū)多種多樣的文化中，在歷史時期以及在這一地區(qū)內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因而處于核心與主體地位的還是平城都城文化，也即大同古都文化。
二、以北魏帝都平城為重點，深入推動大同古都文化研究與名城保護工作
（一）關于深入推動大同古都文化研究方面
前已述及，不論從全國層次、山西省全省層次以及晉北地區(qū)與大同市域的層次上，大同古都文化在各個地域層次之文化研究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與價值，特別是在晉北地區(qū)與大同市域內，更是其文化之核心與主體?；诖?，在深入推動大同古都文化研究方面，當然要以北魏帝都平城作為研究重點，以之帶動大同古都文化之研究。然后再以大同古都文化為核心，使依托于它與附著于它，以及作為它之延續(xù)的相關文化，如宗教文化、云崗石窟文化、軍鎮(zhèn)文化、長城文化等，也得以深入開展研究。
關于北魏帝都平城之研究，當從下述三個層面著手：
其一，在基礎性研究層面上，還應加強北魏王朝興衰歷史與鮮卑族發(fā)展演變歷史研究。盡管在我國通史以及魏晉南北朝斷代史上，對北魏王朝及鮮卑族歷史有一定程度的述論，然而由于對這一王朝在我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地位與作用認識不足，因而對之研究與表述遠未達到應有之深度。且不說遠不如周、秦、漢、唐、元、明、清，甚至也不如同樣處于多國并立時代的兩宋、遼、金。近期《歷史研究》2007年第3期與第5期上發(fā)表了華南師范大學李憑教授的《北魏龍城諸后考實》、武漢大學毋有江博士的《天興元年徙民與北魏初年的行政區(qū)劃》等頗見功力的專題研究論文；最近大同學者高平、趙心瑞、劉美云、張月琴、李晟、李昱、李昌等撰寫的論述魏都平城宮廷經濟、對外貿易、禮儀空間、外交活動等很有深意的論文，均表明這方面研究已有了新的進展；但也表明這方面之研究還需繼續(xù)致力。
其二，在主體性研究層面上，要大力開展對北魏帝都平城的復原研究。由于北魏王朝于中期之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八年（494）將都城由平城遷往洛陽，平城地位頓降。加之6世紀初北魏末年時平城附近6個軍鎮(zhèn)相繼發(fā)生兵變戰(zhàn)亂，接著北魏滅亡，平城竟毀于戰(zhàn)火，淪為丘墟。之后所置之州、縣、道、府，均在平城遺址附近另建治所，未予復建。迨至近現(xiàn)代，由于對平城遺址未進行全面的考古勘探發(fā)掘，僅有一些中外學者前往進行訪古探查，究因時隔近1500年，經歷代人為擾動，地面遺物稀少，僅有局部遺址查明原貌，對整個平城城內之布局結構與城郊之設施分布尚未能全面復原，這就影響了對一代帝都平城的深入研究。因而亟需依據(jù)歷史文獻并通過現(xiàn)代考古勘探發(fā)掘進行準確復原研究。我國考古學界通過近幾十年對西安、北京、洛陽、鄭州、開封等地古都遺址的勘探發(fā)掘，已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并形成了“都城考古”這一門分支學科，其在古代都城研究中特有的作用與功能已為古都學界普遍認同。因此很希望大同市政府有關部門盡快與中央、省、市考古研究機構聯(lián)系，爭取他們的大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對北魏帝京平城啟動全面的考古發(fā)掘工作。關于相關的歷史文獻，雖然記載有關平城的史籍不如長安、洛陽的多，但萬幸的是，除了《魏書》、《北史》、《北齊書》等正史外，北魏杰出的地理學家酈道元在他所著《水經注》卷十三《氵纍水注》中，以他親歷親見，對北魏前期帝都平城有較為詳細的記載。而且因他生于北魏孝文帝元宏延興二年（472），卒于北魏孝明帝元詡孝昌三年（527），所見所記之平城為毀于北魏末年戰(zhàn)火前之實況，顯得更為珍貴，可以作為復原平城內外重要設施及其分布的重要藍本。當然，我們在充分利用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有關記載對平城進行復原研究時，還當結合考古發(fā)掘與實地考察所獲新的確切資料，
對之進行新的考證校注與開拓性研究。
其三，在提升性研究層面上，注重對古都大同文化內涵與特質的研究。
關于研究古都文化的內涵與特質之重要性，我曾撰文闡述道：
歷史上歷代列國往往都是以自己的都城作為中心區(qū)域創(chuàng)造出代表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家的最高水平的文化。這些文化不僅在當時是支持各該王朝與政權得以存在的內在精神支柱，還是構成國都，乃至全國繁華興盛氣象的重要因素；同時古都文化還對古都所在地區(qū)當今的社會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廣義的古都文化內容十分豐富，在有關古都研究的各個方面都有所涉及，并不單指文學藝術，所以看似抽象，實際很具體；而且抓住古都文化研究，可以統(tǒng)領有關古都研究的總體內容，推動有關古都的深層次研究。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要推動大同古都文化向縱深發(fā)展，自當繼續(xù)在前述基礎性層面、主體性層面研究基礎上，升華到古都文化內涵與特質這一層面上來。應該說，大同地區(qū)的學者也注意到這一層面的研究，如今年初姚斌先生撰寫的《古都大同之文化特色》、凌建英教授撰寫的《帝都視野下的云岡文化》、劉慧芳教授撰寫的《曇曜五窟與帝都文化》等，均很有見地；今后當會有更多這方面研究成果問世，以提升大同古都文化研究之整體水平。
（二）關于大力推動大同古城保護與文化資源開發(fā)工作方面
北魏前期帝都平城，于北魏末年毀于兵火，之后北齊、北周、隋、唐等代在平城一帶所置州、縣，均在其附近另建城邑作為治所。至遼、金升為西京，作為陪都，增建城墻防御設施，又在城內修建官衙府邸寺廟民居。此西京形制還保留至元代。明初，為加強北部邊防，洪武五年（1372），大將軍徐達在遼、金舊城基礎上，建成石址磚包城墻，城墻高厚雄偉，配以多種攻防設施，遂成邊關雄鎮(zhèn)；又在城內修建代王府與相關府署衙門，并相繼建成街巷里坊四合院民居。以至時至今日，雖已歷6個多世紀，大同古城仍保留明代之風范。當前大同市政府，在推進經濟轉型與發(fā)展文化產業(yè)工作中，對大同古城采取了多項保護與修復措施，且已取得一定效果，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筆者認為，在這項工作中，應在修復明大同城之城墻、城門、城上角樓以及城內牌樓、寺觀，進一步保護好代王府門前之九龍壁等重要古跡之同時，還當盡力保持古城內原有之棋盤式街巷格局與一批具有大同獨有特色的四合院民居。在北京舊有胡同與四合院民居在開展城市現(xiàn)代化建設中經大規(guī)模拆建已幾近消失殆盡的現(xiàn)實狀況下，大同古城內尚保留有數(shù)以千計的四合院民居，真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這既可彌補我國北方傳統(tǒng)民居在北京等地漸趨消亡的遺憾，也為中外人士觀賞、研究我國北方四合院民居提供了十分完美的范本。使大同地區(qū)在云崗石窟、九龍壁、上下華嚴寺與善化寺、北岳恒山等名牌旅游資源外，又增添了一項富有吸引力的文化旅游資源。猶如紅花又加綠葉圍護襯托，彼此相映增輝，更形亮麗。當然，這也使大同古城，在整體上更為充實飽滿，其歷史文化價值也更加得以彰顯。而實際上，當認真做好北魏平城帝都現(xiàn)存遺跡與明代大同古城之保護工作，就是保護住了大同地區(qū)最主要的歷史文化資源之載體，也就為充分發(fā)掘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發(fā)展現(xiàn)代文化產業(yè)保住了可資長期永續(xù)利用，又是本地獨具特色的文化資源。這對推動大同地區(qū)經濟上的現(xiàn)代化建設，提升居民的文化素養(yǎng)，建設和諧社會，都有著不可或缺、也無從替代的作用。
（文由大同古城保護協(xié)會提供，博主配圖并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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