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認識三毛正是個好季節(jié)。

　　20歲出頭的小女生，手指畫著浪漫不安的年輪，在大學校園里夢游。等了很久，《撒哈拉的故事》終于傳遞到手。

　　一頭撲進帳子里，當東方的魚肚白剛一亮相，被淚水漿洗了一夜的靈魂又一頭鉆出帳子出逃了。追隨三毛的流浪，重蹈一次自由大逃亡。從此，作自己的選擇、尋找人居樂土的種芽，開始悄然植根于60后的先期覺醒的一代人的頭腦里。

　　“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這是娜拉離家出走時的話，她的摔門聲驚動了歐洲，傳到中國，喚醒了那時的思想者。就在我們以為魯迅先生終結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的追問而安于現(xiàn)狀的安排時，三毛的文學出走帶來一小塊兒沙漠色調(diào)的個性生活以及平易溫暖的敘事風格，再一次引發(fā)了我們對美的人生思考，以及為自我的美學人生出走的愿望。

　　三毛不是一個剛剛覺醒的閨門怨婦，而是一個執(zhí)著于人生的追問者。她鬧學、休學，甚至出走到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哲學系學習，就是想弄明白“人”以及自己的價值訴求究竟是什么?但哲學的追問卻讓讓她放棄了哲學。

　　“哲學并沒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我唯一學到的是分析。研究哲學，對我是一種浪漫的選擇，當初以為它能解釋很多疑惑，事實上，學者的經(jīng)驗并不能成為我的經(jīng)驗。”

　　人是什么?這個答案是不能寫的。她換了一種姿態(tài)，沙漠便給了她答案。

　　不記得哪一年，長發(fā)半遮的臉，在下午的光線中懶散，一本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在手指間不經(jīng)意地翻，撒哈拉沙漠就這樣闖進了三毛的領地，命運的硬幣拋向大漠深處，黃燦燦很耀眼。三毛說：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釋的，屬于前世回憶似的鄉(xiāng)愁，就莫名其妙、毫無保留地交給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撒哈拉沙漠，在我內(nèi)心的深處，多年來是我夢里的情人啊!

　　她幾乎拋棄了過去的一切，在沙漠里與她的愛人荷西《白手成家》。她在沙粒上艱難地構建著她的精神家園，還有她的很小資的蝸居，輪胎里的紅布座墊渲染著微弱的波希米亞情調(diào)，但它的象征意象卻異常醒目，那是三毛的精神社區(qū)。

　　在這里，她找到了“人”，也找到了自我。她成了沙漠的一分子，一粒純樸本分的沙子。她再也離不開這片沒有花朵的荒原了。

　　對此，20多歲的小女生，根本不存在人生功利的機心去追問三毛把自己擱在沙漠里風蝕的動機，只有羨慕、崇拜與追仿;而立之年開始疑惑并為三毛惋惜;再后來，經(jīng)歷了逐得名利繁華日，落下文明的病根兒，才明白三毛的用心是何等的簡單，又何等的高貴與艱難。

　　撒哈拉，那個讓三毛有著前世鄉(xiāng)愁的地方，連上帝之手都不愿撒播種子的沙漠，卻是三毛的生命底色。沙漠是生命的原色，人性的原初。一切所謂文明的雕飾，在烈日風吹下，都會還原為赤裸裸沙粒;也會在月夜朦朧中還原為原始的生動。自由自在而又缺乏誘惑的單一狀態(tài)不僅淹沒了欲望的苦惱，而且為精神提供了另一種審美的體驗。撒哈拉是審美的而非文明的價值所堪比。

　　這是三毛的需求，她的生活狀態(tài)是圍繞著人性本色展開的，她的生命過程也是圍繞人性本色的展開。她很認可荷西稱她作“異鄉(xiāng)人”，的確，對于一個靈魂流浪者來說，這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

　　一曲《橄欖樹》，從天而降，感動了大江南北，便是對這位流浪者的蓋棺論定。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

　　我的故鄉(xiāng)在遠方

　　為什么流浪

　　流浪遠方流浪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澗清流的小溪

　　為了寬闊的草原

　　流浪遠方流浪

　　還有

　　為了夢中的橄欖樹。

　　這首歌被當年的臺灣當局禁唱了十幾年，除了“遠方”是指“大陸”這一說辭外，恐怕令“當局”尤為恐懼的是歌詞里洋溢著豐滿的自由的氣息。

　　流浪多半是為了保守自由的尊嚴，而“橄欖樹”則是超越國界乃至文明界限的具有普世價值的寓意。這一普世價值就是人的基本價值――自由。獲得自由是一次自我實踐，重在剝蝕掉層層束縛、還原一個真正的自我的過程，無需外來的力量，也沒有主義附麗其上以增加它的崇高意義。

　　不需要口號，也沒有主義，脫卻政治秀衣，自由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的特殊性生活，具有常識性的生活，為自我而活，這便是人生而自由。當三毛感到不自由時，感到將要失去自我的危險時，她只好放逐了自己，讓靈魂流浪，去尋找能夠安頓她的靈魂之所，回歸人之初。她在撒哈拉找到了自我，就找到了自由。對于三毛來說，自我和自由是手心和手背的關系。像她這樣能夠放下文明賜予的一切，在沙漠里回歸原樸狀態(tài)的人，才能將自由處理的得心應手。自由就像日常茶飯事一樣，自由離我們還會遠嗎?

　　三毛成長于熱帶雨林般的臺灣小島，一年四季綠意濃得化不開，還有不送寒冷只送溫暖的風。沙漠和綠島，這天地間的兩極，也是生命的兩極，生活的兩極，三毛在其中找到了中庸平和的平臺，人的本能的生活在哪里都一樣，而要享受干凈單純的精神生活卻不一樣，后者對環(huán)境的品質(zhì)要求很高。這倒不是說精神不能承受欲望之重，而是說能從欲望之重中逃脫出來的人，沒有巨大的勇氣則難以做到。

　　三毛在沙漠苦到盡頭時，看到一張自己的照片，穿了長禮服，披了毛皮的大衣，頭發(fā)梳得高高的，帶著長長的耳環(huán)，正從柏林歌劇院聽了《弄臣》出來。她感嘆到，生命的過程，無論陽春白雪，還是青菜豆腐，都要有所體驗，而且都是一場不同凡響的體驗盛宴。當時三毛連青菜豆腐都沒有。生命在荒僻落后而貧苦的地方，一樣欣欣向榮地滋長著。它，并不掙扎著生存。這是三毛的通透。當然沙漠不是理想國，三毛也有很痛苦的時候，生活上最起碼的欠缺，造成了情趣的枯竭。 “我非常痛苦，非常寂寞”，精神生活的需求，真是沙漠黑夜的一盞明燈，再次照亮她自己，她開始寫作了。

　　她清醒，所以她孤獨;她孤獨，因此她清醒。孤獨是個自由問題，歸宿是個哲學問題。

　　她說，在這個世界上，向來不覺得自己是蕓蕓眾生里的一分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著的軌道，做出解釋不出原因的事情來。

　　其實不僅三毛，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蕓蕓眾生里的一分子，我們都有獨特的秉賦，獨到的心靈和精神需求，很個人化的生命選擇和生活狀態(tài)的表現(xiàn)。但是我們或多或少沒有自覺，或者根本不愿意自覺，因為我們更清楚，自覺是要付出巨大物質(zhì)代價的。我們一向習慣于被安排一切，在家聽父母安排，在學校聽老師安排，在單位聽領導安排，我們這些被安排的眾生。

　　大概三毛倔強的秉賦格外，一旦認定了的事兒決不妥協(xié)。她覺醒了就不想再胡里胡涂地睡過去，而且人生而自由恐怕是她在五歲讀《紅樓夢》時就“附體” 了。于是她執(zhí)著于自己的真實需求，不虛妄，不矯飾。正如她所言，她常常出軌犯規(guī)，異于眾流。也許這正是她的福份和幸運，讓她沒有被文明體制化。她的出走就是一次回歸。這是我們每個人的必由之路，只是有些人輕裝遠行，有些人重負難為。

　　當然，我們大多數(shù)人是在文明的價值體系里討生活，安于慣性的驅(qū)使，隨波逐流是最安全的港灣。三毛不太在乎他人是否認同她的生活選擇，更沒有要求他人一定要像她這樣生活才是最好的選擇。她只是一個管好自己的人，在眾多掙扎著不被文明體制化的異數(shù)中，三毛最徹底，徹底到連死的形式和時間都要自己來選擇，而沒有交給上帝。

　　靈魂的流浪需要載體，它既不坐火車，也不乘飛機，它要求三毛以皮囊載之。于是三毛的皮囊便成為她的靈魂座架，載著她的心靈和精神走在回家的路上。多么高貴的皮囊，她用這高貴的皮囊換取了靈魂的流浪，這價值傾國傾城。她在醫(yī)院的輸液架下坐忘了，我想這樣評價她的死，才不會委屈三毛。

　　三毛曾說：“如果選擇了自己結束生命這條路，你們也要想得明白，因為在我，那將是一個幸福的歸宿。她只想作一粒沙子，一粒天然去雕飾的沙子。自然，本色。不需要裝飾的人生，卻有著源源不竭的精神快樂，這才是三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