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nèi)钡牟皇清X而是生活

舒國治　1952年生于臺北。原籍浙江。20世紀(jì)70年代初曾以短篇小說《村人遇難記》備受臺灣文壇矚目。1983至1990年，7年浪跡美國，此后所寫，多及旅行，自謂是少年貪玩、叛逆的不加壓抑之延伸。而文體自成一格，文白相間，簡淡中深富雅韻。著有《理想的下午》、《門外漢的京都》、《流浪集》、《臺北小吃札記》、《窮中談吃》等。

在梁文道看來，“最會玩，最會講故事”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大陸的阿城，另一個就是臺灣的“舒哥”。阿城大家都很熟悉，而“舒哥”又是誰？“舒哥”本名舒國治，在臺灣90年代“大家庭”式的文藝圈中被慣稱為“哥”，延續(xù)至今。他一生無業(yè)，至今租房，文字不多，且文風(fēng)極簡并富含古韻，以“古代的節(jié)奏”在現(xiàn)代社會隨遇而安。

每個人估計都有那么一段“晃晃悠悠”的日子，但有人一輩子“不上班”東晃西蕩竟也過得風(fēng)生水起；我們總以為要實現(xiàn)了財務(wù)自由，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環(huán)球旅行，然而有人卻老早實現(xiàn)了這一愿望，盡管他很窮……他就是舒國治，臺北城中的“奇人”。近日，他的首部簡體中文作品《理想的下午》由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推出。

在電話約采訪的過程中，為了商量一個合適的采訪地點，便說到了國貿(mào)，舒國治忙打斷道，“那里是不是太‘兵荒馬亂’了一點”。好一個“兵荒馬亂”，也唯有“古人”舒國治才能有如此妙語。他在北京通常住在寬街的胡同里，活動范圍向北到地壇、東到東四十條。

■“理想的下午”是這么來的

“理想的下午，有賴?yán)硐氲南挛缛恕＿@類人樂意享受外間，樂意暫且擱下手邊工作，樂意走出舒適的廳房、關(guān)掉柔美的音樂、合上津津有味的書籍，套上鞋外出去。也只是漫無目的地走，看看市景，聽聽人聲。穿過馬路，登上臺階，時而進入公園，看一眼花草，瞧一眼池魚。揀一方大石或鐵椅坐下，不時聆聽鄰客高談時政，嗅著飄來的香煙味，置之一笑。”

這便是舒國治筆下《理想的下午》，不時讓讀者“會心一笑”。書中還收錄了他的多篇散文，多關(guān)乎旅行和晃蕩?！冻鞘械臍夥铡?、《外地人的天堂——紐約》、《在旅館》、《十全老人》等等?？此奈恼?，便知道他有多“懶”，多“無聊”，除了《旅途中的女人》，他竟也花了整整一個篇幅寫《賴床》。為什么以《理想的下午》為題，舒國治說，因為下午是他主要的時間，他最知道怎樣享受下午的時光。

“那時，我每個禮拜寫一篇千把字的短文，刊登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上，有一天要交稿，但我真的不想寫東西，那就寫篇《理想的下午》吧。”舒國治說。結(jié)果這篇文章成了最廣為人知的名篇，“有一對在臺灣念書的英國年輕學(xué)者夫妻，他們在網(wǎng)絡(luò)上看到我的文章。每次看完以后，夫妻倆就會會心一笑。他們寄信給我，列出了他們最喜歡的文章，《理想的下午》排在第一，后面還打了五顆星。”

于是，他告訴編輯，就用這個篇名，這個厲害，不要叫什么“風(fēng)聲”、“暗算”。

■因為太閑幾乎走遍臺北

他家位于臺北市臺大附近，離永康街也很近，從家里出來走5分鐘的路途中間會經(jīng)過臺北市最舒服的住家區(qū)，“建筑不高，有的還是老式的有大樹、有院子的日本房子”。穿過這些小巷，便到了他可以串串門的地方，“臺北有很多小店，有很好的店家，鉆進去喝杯茶，聽聽看他今天有什么新聞”?；蛘咩@進一家舊書店，老板說昨日收了幾本舊書，兩人閑聊一陣。

茶也喝了，彎也遛完了，是不是可以開始寫作了？舒國治說“不”，他還要繼續(xù)晃一晃。常常這個時候電話會響，有時是約稿，有時也會是一個驚喜。這天的下午，是朱天文的電話，原來美國推理小說作家勞倫斯·布洛克來臺，希望人稱“臺北地下市長”的舒哥能接待一下。

由于實在太“閑”，舒國治幾乎走遍了臺北的所有大街小巷，又因為“最能講故事”，便被文友們戲稱為“地下市長”。布洛克在臺北玩得很盡興，舒國治發(fā)現(xiàn)他喜歡的也許并不是那些宜人的風(fēng)景，而是那種氛圍。舒國治哈哈大笑：“‘地下市長’這個詞聽起來我好像是黑手黨的什么，這點不好。”

還有的夜晚，他或許會和朋友們在酒吧閑聊。梁文道便是在臺北的酒吧第一次認(rèn)識了“舒哥”，“個子高瘦，總是穿著干凈但便宜的襯衫，周旋在各桌的招呼之間，來來往往喝的盡是好酒。請他坐下來聊聊，就更是驚訝，這世界上的好地方大概都讓他全去了。真是一副晃晃悠悠的閑散氣派，似乎從不擔(dān)心錢包的事，難道真是一個貴公子？ ”

■說不上富裕

甚至有些拮據(jù)的隱士生活

他雖然不介意和朋友在高檔餐館里暢飲昂貴的葡萄酒，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其實在很多都市人看來遠遠說不上舒適，住在溽熱的臺北，他堅持不裝冷氣，家中沒有任何多余的東西，例如電視。

寫作對他而言，只是偶爾為之，稿費不多，且從不忙著出書。他戲言像他這把年紀(jì)的人，書應(yīng)該寫了幾十本了，因為他們總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但他卻“懶”得很，先放一放。他自認(rèn)本是喜歡熱鬧、群居的人，卻多年來總是一人獨食，“實則我何曾專志寫作過？寫作是不得已，很沉悶孤獨后稍事抒發(fā)以致如此。”在70年代的臺灣，在舒國治眼中所謂最丑陋的年代，他說看到的世相皆令他感到嫌惡，便只好接著創(chuàng)作去將之在內(nèi)心中得到一襲美化。

然而，這一寫便不得了。不少臺灣文壇老人都還記得他是那個時候的小傳奇。“憑幾篇中短篇小說一下子紅了起來，當(dāng)年被認(rèn)為是臺灣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后起之秀。”陳文茜說。其中有一篇叫《村人遇難記》的拿過時報文學(xué)獎，楊牧評之“文字技巧出神入化”，詹宏志贊其“最好的作品總讓評論者無言以對”。

當(dāng)大家都在期待他的下一部大作的時候，舒國治卻“消失”了，他去了美國，一晃就是七年。

■“文化大散文”時期

的另類文字

在美國的7年，他去了44個州，基本上就是閑逛，漫無目的，但會先想到路線。“會在這個路線大概到了什么時候碰到哪一個朋友，要在那混一下，再遠一點到哪個景點，到那邊看一下，把自己假裝好像到那邊有一點點田野調(diào)查的感覺，好像是這樣，但是多半時候每天腦筋里面都是空的這樣晃晃。”

在美國的七年幾乎成了舒國治寫作生涯中的一個斷層，再回到臺北的舒國治這時便寫起了“小”一點的文字，關(guān)乎旅行，關(guān)乎小吃，關(guān)乎生活。

在“文化大散文”流行的年代里，舒國治顯得有些另類，但卻也得到了不少文友的交口稱贊，“文化大散文似乎不發(fā)一聲文明千古就顯不出來，不懷國破山河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夠‘深刻’。這么重的口味就好比現(xiàn)在全國流行的川菜，吃得太多，就再嘗不出一口碧綠小黃瓜的鮮脆真味了。”

在很多年輕人看來，舒哥的文字完全不像是“現(xiàn)代人”的，文白相間，又深含雅韻。對于自己這種獨特的舒氏文風(fēng)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他又開起了玩笑，“里面是有一些舊的東西，但是那些舊的東西是活的，不是硬學(xué)他，背一點古文再把它轉(zhuǎn)換過來，沒有必要。我的文風(fēng)就和我講話的風(fēng)格一樣，我不能都學(xué)郭德綱啊，有時也要一點趙本山嘛，或者再來點宋丹丹，或者全部弄在一起……”

■我們?nèi)钡牟皇清X而是生活

回首自己走過的日子，舒國治自己也不敢相信，日子究竟是怎么過來的。“我靠的是任性，是糊涂。”在臺灣也好，大陸也罷，錢是最牽動人心的事情。很多人說現(xiàn)在存夠錢，將來就可以怎么樣，舒國治卻說，“我們?nèi)钡牟皇清X，是生活”，用最寶貴的時間去換錢的舉動萬萬不可。

“人要任性，自己要做得了主。自得其樂其實是很難的，能假裝不知老之將至也是得有造化的。所幸一方面我天性如此，又生在了比較隨性馬虎的時代，即所謂粗糲的歲月。”

對于如今這個物欲橫流，又愈加精細化的時代，舒國治坦言年輕人活出自我，會比較難，“這樣的時代不容易。有時要等很久，例如等到大戰(zhàn)之后……這樣的時代大約要有一股荒蕪。”然而，如今的小孩他們在顧慮中成長，家里環(huán)境太好，被家人團團圍住。

總結(jié)自己的一生，舒國治一再說到“活在當(dāng)下”，“你不要以為你可以規(guī)劃，假如我現(xiàn)在再忍一下，過幾年我把錢存夠了，就可以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想說的是你現(xiàn)在就用那些錢比較好，另外，活在當(dāng)下的意思是，你有那么好的空氣可以呼吸，而不應(yīng)該有太多的雜念，買房子就使人沒法活在當(dāng)下，因為過了十年八年，把房貸繳清的時候，我該多自由呀，你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