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李東陽《城塘書屋》詩一首 安君康 書

讀 解 “ 書 屋 ”

 曉 華 ／ 汪 政

      一九八六年《讀書》雜志的封二，曾經開設過“書房一角”的欄目，專門選登我國當代一些著名學者書房的攝影照片，至今還印象頗深。記憶中，巴金先生的書櫥不高，一字兒排開，顯得特別的平和、安詳；陳原先生的書柜是頂天立地的，氣派得很，盡管有限的攝影角度不能將其盡括于內，但仍能讓人想象得出坐擁書城的豐贍與快適；蕭乾先生的書房給我感觸最深的是那一張書桌，上面堆滿了書籍和稿紙，抽屜似乎是半開著的，好像顯得主人總是忙忙碌碌而又不拘小節(jié)；姜德明先生的書房恰恰與其相反，嚴謹、整潔，不漏過一個細節(jié)。還有許國璋先生書房的質樸、黃佐臨先生書房的雅致……真是讓人不勝向往。

　　照片不知看過多少遍，除了對先生們的景仰羨慕之外，更多的是夢想也能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書屋。隨著時間的流逝，書漸漸多起來，這個夢想竟也就在不知不覺間成了現(xiàn)實?，F(xiàn)在回想起來，最初的書屋是間十四平米的房子，從中間隔成兩半，南邊臨窗，一張書桌，四張書櫥，構成一塊相對獨立的空間，里面能走動的不足兩平米。這自然不成模樣，但自己還是強烈地感受到那次也許是無意或心血來潮時將那間小屋分隔后的異樣來，由此，原先雜亂混一的空間被分割了，當然，空間的分割是表面的，實際上被分割的是自己的生活，因此，書屋雖小，但它獲得了獨立，得到了強調。

　　沒有書便想有書，有了書便想有自己的書屋，有了書屋后又總是絞盡腦汁想給它起一個恨不得“無一字無來處”的書齋名，這好像已成了讀書人的慣例和通病。宋末的許蓒因書屋的四周遍植梅花，故稱其為“梅屋”，陸游的“書巢”也是因為室內之書“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籍于床”“亂書圍之，如積槁枝”而得名，對此，陸游甚為得意，“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有些書齋名因為起得恰當、別致，道出了讀書人的心態(tài)，因而版權難以自保，不免被廣為傳播和“盜用”，比如后世藏書家、讀書人常用的“四當”之名，便是緣于尤袤對其書齋名“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這不無自矜自炫的自述。我們自然也不能免俗，雖不便攀附前賢碩儒，也給小得不能再小的書屋取了個名兒——“二人轉書屋”，其后為文，便常將其署志于后，有朋友認為這個名兒有點怪怪的，其實它是很寫實的，而且記得當時也是有一番講究的，只是道來不免瑣屑，不說也罷。

　　在幽暗而逼窄的小書屋里讀書，時常會遙想古時文人的讀書之所。“君子之所樂，其樂且何如?結廬在丘壑，委懷在詩書”。這是元代呂誠一首詩的開頭四句，背依青山，端坐明堂，一卷在手，直讀到夕陽西下，何樂而不為?詩再往下讀，便是“舍前有修竹，舍后有芙蕖”,“倦來聊掩卷，步出臨前除”。這樣的讀書環(huán)境自然讓人羨慕不已。司馬光為自己的讀書堂買了二十畝地，以藏書五千多卷的讀書堂為中心，環(huán)繞著它建造出弄水軒、釣魚庵、種竹齋、采藥圃、澆花亭、見山臺等，平日里在堂中讀書，“上師圣人，下友群賢”，擱下書，或釣魚，或采藥，或種竹澆花，或登高遠眺，難怪他要取名為“獨樂園”了。自然，不能人人有司馬光這樣的氣魄，家貧者如匡衡便是連一支蠟燭也點不起而只能鑿壁偷光的書生了，幸運的是匡衡竟遇得一個家富藏書的大戶，可以讓他以遍讀主人的書作為做雜役的代價，而最終好心的主人竟把全部的藏書作為報酬贈與匡衡，使他成為能文學、善說《詩》的西漢經學家?！K于也有了自己的書屋。

　　說來有趣，這樣的景象和氛圍似乎也氤氳于現(xiàn)代人當中，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一個蘇青，她寫過一篇《自己的房間》，開頭一句話單獨寫成一節(jié)，很是醒目：“現(xiàn)在，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房間。”她接著說道：“我的房間，也許狹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什么了。”房子雖然不大，但蘇青卻會其樂融融，她憧憬道：“讓我獨個兒關在自己的房里聽著，看著，幻想著吧!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我的存在，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娛樂，與休息了。”在卡夫卡的日記中，也會發(fā)現(xiàn)類似的話語：“我經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帶著紙筆和一盞燈在一個寬敞的閉門杜戶的地窖的最里面的一間里，飯由人送來，放在離我這間最遠的地窖的第一道門后。穿著睡衣，穿過地窖所有的房間去取飯，將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又回到我的桌邊，深思著細嚼慢咽，緊接著馬上又開始寫作。”在讀蘇青時我就曾想，她的那些念頭是否來自英國女作家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屋子》?我曾經多次翻閱過這本小冊子，雖然她所談的是婦女與文學的問題，幾乎可以看成是一篇女權主義的宣言，但我從中感受到的除了作家睿智的思想和大聲疾呼之外，又有一種疼痛，我可能誤讀了伍爾夫的思想，一間自己的屋子顯然是一個比喻，它喻指著現(xiàn)代人希冀擁有自己不被入侵的精神空間，伍爾夫、卡夫卡、蘇青，他們之間確實有許多一脈相承或不約而同的地方。

　　我還想到了康德，想到了康德的遠離城市的居所和幾乎是屬于他的林間小道，當然還有維特根斯坦，想到他在阿爾卑斯山叢林中的小木屋——難道哲學家們的哲思只有在遠離塵埃的林中凈土中才能誕生?即或不是這樣，這樣的思想環(huán)境大約對他們來說也是很愉快和適宜的。所以到了本雅明，哲學家們就痛苦得多了，工業(yè)化擠兌得他們無處藏身，城市與思想不得不對立地共處于他們的生活當中，本雅明也就不得不絕頂聰明而又悲傷地將當代文人比喻成穿梭躲藏于城市“垃圾箱”中的“老鼠”。古今同一，中外無二，名詞性的家園與動詞性的安居始終是知識者思考、渴望與營造的對象，對這一點，深受當代技術沖擊的后來者海德格爾以富于總結性的口吻將其作為第一命題予以闡述：“在我們這個匱乏的時代，安居的狀態(tài)是什么樣子的呢?”他認為世俗意義上的住宅等問題“都不是安居的真正困境，……真正的安居的困境在于凡人一再地追求安居的本質，在于他們必須事先學會安居。如果人的無家可歸正在于此，那么，人為何仍舊不把他安居的真正困境當作困境來思呢?一旦人致思于他的無家可歸，這就不再是不幸之事了。只要好好去思并銘記于心，它將會成為唯一的召喚，召喚人們進入他的安居”?，F(xiàn)在許多學人動輒將海德格爾與中國古典哲學進行比較性研究，想來確實有道理，中國古代讀書人雖然使用的是較為感性的和藝術性的語言，但在這一問題上確實有著許多殊途同歸的地方，比如，套用海氏“存在”與“思”的觀點來看，中國古代讀書人最終強調的也是精神層面的東西，他們往往也在精神的層面來對待家園與居處的問題，概括地描述起來，中國文人若“修煉”到一定程度，前面所提到的第二層面往往就替代了第一層面，亦就是說，不一定真的要千里還家，也不一定非得臨山靠水，離群索居，因為到了真正的境界，“家園”作為一種“心”的意象本身就可以使他們擁有一種理想的生活，所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大隱隱于市，一直是中國隱逸文化的最高理想。

　　話題似乎扯得有些遠了，不妨再回到書屋，不過，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到，當我們理清了文人們對居處的哲學化的理解、理想化的營構及無奈的喟嘆之后，書屋的意義便顯豁得多了。書屋與書齋是既關乎居處又關乎冊書的處所，它們作為一個物質化的存在與作為一個符號化的語詞，其內在有著隱秘而又必然的聯(lián)系。我在前面引述古人對居處的理想化營構時有意回避了其中“書”的細節(jié)，而到了這里，該是點明和予以強調的時候了，比如宋代孔武仲吟詠自己的“蕭灑堂”時講道：“政簡琴書聊度日，地閑花木為留春。”同朝方岳亦云：“竹外一青燈，殘書伴古廳，葉干聞雨急，山近覺嵐腥。”文人的居處之所以被自己所珍愛，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內中有書，明李東陽說：“身在盡余容膝地，囊空頻散買書金。門無俗客城中駕，坐有清風石上琴。”看來李東陽的“城塘書屋”實在小得可憐，簡樸得可以，但因為它藏納著主人平生傾囊所聚之書便被主人自珍不已了。這層意思元代的陸祖允說得最為干脆：“吾亦愛吾廬，蕓窗幾卷書。”因為擁有自己的書屋，他們才擁有了自己獨特的生活，書屋在此可以虛化了，只要有書，隨處可成書屋，說句實話，在史料記載中，好多文人的書屋、書齋名是有其名而無其實的，許多文人終身居無定所，形如萍蹤，書屋從何談起?真正有意義的是以書為伴，書屋書屋，到此可以繹解為以書為屋，以書為廬了，而續(xù)接到前面的意思，則自然邏輯化地推演出這樣的意思，書也是文人退居的地方，書是用語言構造的天地和空間，是一種特殊的“家園”，只有在這里，文人才會自適其性，找回自己，歸依本我。宋陸游奔波之后于晚年說道：“此生生計愈蕭然，架竹苫茅只數(shù)椽。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錯曉送流年。”明于謙說得更為樂觀和逍遙：“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無一點塵?；钏戳麟S處流，東風花柳逐時新。金鞍玉勒尋芳客，未信我廬別有春。”以書/語言為筏，我們再一次穿越古今、橫渡中西，重提海德格爾，在海氏的哲學辭典中，語言、詩、思、存在、大地……是同一層面的可以互文的概念，于語言中沉思便是“詩意的棲居”之一種，人們將會找回失落的存在，接近大地和本真，上達澄明之境?！钊烁械綖殡y的是，一旦上升到哲學層面，形而下的言說和書寫便時時覺得局促和阻隔，而我們對書屋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析解的最終理解又不得不令人堅信它必然關乎人，尤其是知識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姿態(tài)，這真是思與說的兩難之境。權且如上，算是對書屋的一次近于“語言分析”式的讀解與梳理。聊作自慰的是:對任何對象的思考與言說都不會有它的終點的。

　　一九九七.春,二人轉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