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紹宗繪，紈扇頁，絹本，設(shè)色。

    縱23.7cm，橫24.4cm。

    本幅款識：“朱”。鈐鑒藏印2方，印文模糊，唯可辨一“璘”字。裱邊題簽：“朱紹宗菊叢飛蝶”。

    圖繪叢菊盛開。花分黃、白、藍、紫四色，構(gòu)圖繁復(fù)，燦若文錦。雖是籬邊野景，卻饒富貴典雅氣象。蜜蜂逐花而至，蛺蝶上下翻飛，為畫面增添了動感?；ò?、葉片的勾染皆極為精工，花心用白粉點染，立體感很強，望似凸出于絹素之上。畫史稱作者“描染精邃，遠過流輩”，信是不虛。

    對幅有清乾隆御題詩：“趨炎殊眾卉，放英獨于秋。舞去風全香，承來露半流。繪者具神解，淵明晤莊周。”鈐“八征耄念之寶”朱文印、“自強不息”白文印。

    存《四朝選藻》冊中。《石渠寶笈續(xù)編》著錄。

    宋佚名 楊柳乳雀圖

    說明：絹本設(shè)色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縱24.8厘米 橫24.8厘米

    此畫狀寫了楊柳枝上幼鳥嬉戲的場景，很是清新生動。畫中幼鳥描繪簡括傳神，頭足以濃墨點染，雙翅以濃墨勾寫，中以淡墨暈染，幼鳥姿態(tài)的高下、腹背、俯視、升沉，俱臻精妙。而柳枝的疏宕、交叉、穿插、飄垂，亦筆筆精到，不可增刪。

    《長橋臥波圖》頁，宋，絹本，設(shè)色，縱23.9cm，橫26.3cm。

    本幅無款印。 鈐收藏印“儀周珍藏”一方。

    圖中高架平湖的木橋刻畫精微，與波瀾不興的水紋相映成趣。畫面大片的空白使得作品兼具堅實與空靈之美，虛實相生的藝術(shù)效果給觀者以“無畫處皆成妙境”的想象空間。 撰稿人：傅東光

    《仙女乘鸞圖》頁，宋，絹本，設(shè)色，縱25.3cm，橫26.2cm。

    無作者款印。對幅為清耿昭忠墨題：“風格高玅飄飄然，有凌霞絕塵之姿，是蓋周文矩胸中廻出天機，故落筆超乎物表，張、吳、顧、陸何難繼踵。襄平耿昭忠題。”本幅及裱邊、對幅鈐耿昭忠“真賞”、“黔寧王子孫永保之”、“丹誠”、“都尉耿信公書畫之章”、“信公珍藏”、“珍秘”、“宜爾子孫”、“公”等鑒藏印，共17方。

    圖繪一鸞鳳于薄云淡霧中振翅飛鳴，其背上一仙女正茫然回首目視身后的一輪圓月。畫家將仙女回眸之一剎那所顯露出的悵惘之情刻畫的生動傳神，使本來單調(diào)的景物變得極富情趣并給人以想像力。仙女的眼神原無形，然作者卻利用它使圓月和鸞鳳之間產(chǎn)生一種內(nèi)在的呼應(yīng)關(guān)系，使畫面具有氣脈貫通的完整性。畫家通過描繪仙女的衣帶向后飄舉暗示出無形的風力，并以此表明鸞鳳疾翔時的速度與強烈的動感，與圓月之間形成動與靜的對比。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仙女的造型越出了隋唐時期仕女畫豐腴健壯的體態(tài)，表現(xiàn)出女性身材比例合理，造型勻稱的特點。

    此圖舊簽題以及對幅耿昭忠的題記均言作者是五代周文矩。周文矩受南唐后主李煜顫筆書法的影響，喜以瘦挺顫掣的筆法入畫，線條多轉(zhuǎn)折頓挫，剛中有柔。此圖線條工謹精細，如春蠶吐絲，柔中見剛，與周文矩的用筆特點不符，因此，它應(yīng)是宋代佚名畫家所作。

    《宋人畫冊》影印，清龐元濟《虛齋名畫錄》著錄。 撰稿人：李湜

    《層樓春眺圖》頁，宋，絹本，設(shè)色，縱23.7cm，橫26.4cm。

    本幅無款印。對幅清朝乾隆皇帝題五律一首。鈐乾隆內(nèi)府諸收藏印。

    此圖崇樓純以細筆勾勒，玲瓏空透，遠山春意爛漫，卻在明麗中帶有淡淡的清寂。層樓上一婦人攜侍女憑欄遠眺碧波中的歸帆，雖然描繪的主體是沒有生命的建筑物，但整幅畫面卻分明透露出一絲“春怨”的氣息，表現(xiàn)出南宋樓閣畫家在借物言情方面的高超技藝。 撰稿人：傅東光

《蕉陰擊球圖》頁，宋，絹本，設(shè)色，縱25cm，橫24.5cm。

無作者款印。對幅清高宗弘歷御題詩一首。本幅、對幅及裱邊鈐高宗弘歷“古稀天子”、“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鑒藏印，共6方。

《蕉陰擊球圖》繪南宋貴族庭院里的嬰戲小景。庭院內(nèi)奇巧的湖石突兀而立，其后隱現(xiàn)茂盛的芭蕉數(shù)叢。石前的少婦正與身旁的女子專注地觀看二童子玩槌球游戲。一童手持木拍正欲坐地擊球，另一童子則向他急急地喊話。圖中四人的目光同時落于童子所欲擊打的小小球體上。構(gòu)思巧妙，情節(jié)生動，顯示出作者善于觀察人物并且捕捉生活細節(jié)的能力。此幅在構(gòu)圖上巧妙地將玲瓏剔透的湖石正立于畫心中部，以其自身的完整性起到了鎮(zhèn)住畫面的作用，聚攏了交疊張揚的芭蕉葉及分散的人物，避免了畫面因景物繁雜而出現(xiàn)輕浮感。此外，湖石拉開了前景人物與背景芭蕉間的距離，增強了畫面的縱向?qū)哟胃?。在筆法上，作者注重物象間的對比互襯關(guān)系。人物與芭蕉為中鋒運筆，線條工整細勻，如行云流水；著色渲染濃淡相宜，清新明潔的色調(diào)有助于表達輕松活潑的主題。湖石則以粗筆重墨表現(xiàn)，線條勁練，轉(zhuǎn)折頓挫中見灑脫。湖石所呈現(xiàn)出的堅硬質(zhì)地成功地襯托出人物纖秀婉約的形象及芭蕉飄逸潤澤的自然美。

在宋代類似于《蕉陰擊球圖》的作品很多。以寫實的筆法描繪民間生活、反映“市井細民”的審美趣味是宋代繪畫的一大特色。當時涌現(xiàn)出眾多繪風俗畫的著名畫家，如王居正、張擇端、李嵩、蘇漢臣等人，他們的作品以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而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原題簽作者為蘇漢臣。此幅雖在題材、筆法上與蘇漢臣的畫風較為接近，但在藝術(shù)表現(xiàn)的造詣上卻遠不及蘇漢臣，因此，此圖當是與蘇漢臣同時代的佚名畫家之作。

清內(nèi)府《石渠寶笈續(xù)編》著錄。 撰稿人：李湜

    《湖山春曉圖》頁，南宋，陳清波繪，絹本，設(shè)色，縱25cm，橫26.7cm。

    本幅款署：“乙未陳清波。”鈐收藏印“龐萊臣珍藏宋元真跡”一方。龐元濟《虛齋名畫錄》著錄。

    此頁以平遠之法繪春山平湖。湖堤一邊是掩映在綠樹叢中的深院崇樓，湖對岸小路上一人騎馬遠行，執(zhí)鞭回望崇樓，二仆負傘荷擔相隨，湖闊天高，遠山一帶。畫中人物是踏青，是出行，是省親，是遠宦，耐人尋味。樓閣雖以粗筆畫出，但飛檐戶牖洗練而不失準確。簡括明了的線條、大片空白的院體格式與清新淡雅的色調(diào)使畫面在含蓄蘊藉之中充滿了春天的明媚。 撰稿人：傅東光

    《蓮塘泛舟圖》頁，宋，絹本，設(shè)色，縱24.3cm，橫25.8cm。

    本幅無款印。收藏印鈐“龐萊臣珍藏宋元真跡”一方。龐元濟《虛齋名畫錄》著錄。

    畫面長松密林，坡陀水閣。水閣內(nèi)二女子，一執(zhí)扇閑坐，一憑欄眺望，坡下蓮塘，一女泛舟而來。圖頁中的水閣以細筆勾勒，刻畫精微，設(shè)色淡雅，雖大不盈尺卻美侖美奐。此圖高度寫實的繪畫風格繼承了北宋畫院的傳統(tǒng)，而蓮塘的迷濛與空靈增添了畫面亦真亦幻的抒情效果。 撰稿人：傅東光

《碧桃圖》頁，宋，紈扇頁，絹本，設(shè)色，縱24.8cm，橫27cm。

本幅無款。鈐鑒藏印“于”、“騰”、“阿蒙精賞”3方。

圖中盛開的碧桃紅白相映，枝葉扶疏，嬌柔嫵媚。雖然畫面上僅繪桃花兩枝，但它的繁花簇簇、苞蕾盈枝則透露出濃郁的春意?；ò暧枚嘧兊募毦€條勾描后再以白粉或粉紅色多層暈染，嫩葉用細紅線勾輪廓和葉筋，然后填以花青和汁綠。整幅畫面賦色淡雅，自然生動，體現(xiàn)了宋代冊頁畫小中見大的風貌。 撰稿人：潘深亮

    《枇杷山鳥圖》頁，宋，趙佶繪，紈扇頁，絹本，墨筆，縱22.6cm，橫24.5cm。

    本幅款押“天下一人”。鈐“御書”朱文葫蘆形印一方。裱邊題簽：“宋宣和枇杷山鳥”。鑒藏印鈐“宣統(tǒng)御覽之寶”，中縫鈐“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朱文印各一方。

    圖中枇杷果實累累，枝葉繁盛。一山雀棲于枝上，翹首回望翩翩鳳蝶，神情生動。此圖體現(xiàn)崔白清澹之體。宋徽宗趙佶的花鳥畫以設(shè)色為多，然而此圖純以水墨勾染而成，格調(diào)高雅，略似沒骨畫效果，別具一種蒼勁細膩之韻致，體現(xiàn)了趙佶多方面的繪畫才能。

    對開有清乾隆御題詩一首：“結(jié)實圓而橢，枇杷因以名。徒傳象厥體，奚必問其聲。鳥自讬形穩(wěn)，蝶還翻影輕。宣和工位置，何事失東京。”感慨宋徽宗如此精于繪畫，工于構(gòu)圖和經(jīng)營位置，緣何卻把國家丟失了？ 撰稿人：袁杰

    《京畿瑞雪圖》紈扇，傳為唐人作品，絹本，設(shè)色，縱42.7cm，橫45.2cm。

    本幅無款識，右裱邊項子京題：“唐云麾將軍李思訓畫京畿瑞雪圖，宋宣和御府藏物也，定為神品第一。古胥山樵項圣謨獲于梅花和尚塔前，得秘玩焉,百金亦勿與易。”

    裱邊鈐收藏印“平書珍賞”、“平泉書屋主人審定印”2方。

    扇面繪雪景樓閣，山水重青綠敷色，畫法古拙，明顯帶有所謂李思訓父子“金碧山水”傳派的特點，與故宮收藏的另外兩件傳為唐人的樓閣作品《宮苑圖》卷、《九成避暑圖》頁畫風相近，并都曾被題為李思訓作。這三幅畫在清代以前均未見著錄，也缺乏早期的收藏印記和題跋作為斷代的佐證，而且目前尚無公認的唐代同類作品可資比較，因此，我們不能僅僅以其勾勒填色為主的質(zhì)樸畫法和追求簡古的生拙風格便簡單地斷定為唐人作品。正因為缺乏斷代依據(jù)，這三件作品的時代歸屬在學術(shù)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畫面上大量古代建筑所反映出的宮室形制來判定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代就成為較為科學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學者將畫面中建筑裝飾的細部，如：琉璃瓦、格子門、木牌坊和斗拱的形制作為“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的有力物證，認為這三幅畫所表現(xiàn)的建筑群非唐非宋，進而得出結(jié)論，斷定它們不是唐人的作品，而是南宋“臨安以外地區(qū)或民間畫家所繪的裝飾畫”。 撰稿人：傅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