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佛教傳入中國中原地區(qū)一般認為是在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佛教自傳入中土以來，曾幾度輝煌。佛教最興盛的時候是在南北朝時期和中唐、晚唐時期。當時人們對佛教的狂熱毫不亞于一場全國范圍內(nèi)對某些人的極端崇拜。如有人當著大眾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鳥，遍體流血卻顏色不變，又有僧人自以鐵鉤掛體，燃點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在這樣的狂熱下，那時的僧尼道眾、廟宇寺院也是遠多于現(xiàn)在，而且那時的僧尼還享有很多的特權(quán)。然而盛極必反，宗教也一樣，歷史上曾發(fā)生過多次反佛運動，其中有三次規(guī)模較大，而發(fā)起這場運動的皇帝的謚號里都有個武字，所以就稱為“三武滅佛”。

　　“三武滅佛”又稱“三武之禍”，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事件的合稱。這些在位者的謚號或廟號都帶有個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時的滅佛則合稱為“三武一宗”。以上在佛教史中稱“三武”之厄。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時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詔廢天下無敕額之寺院，毀銅像，收鐘磬鈸鐸之類鑄錢。

　　后周世宗，稱“三武一宗”。

　　北魏為了統(tǒng)一北方，鞏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為兵。那時，由于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他還聽信宰相崔浩的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并漸次發(fā)展為滅佛的行動。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覽經(jīng)史，善于陰陽五行及術(shù)數(shù)之學，歷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經(jīng)常參與軍政機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結(jié)識寇謙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術(shù)?？苤t之早年就熱中仙道，修持漢末張陵、張衡、張魯創(chuàng)立傳承的五斗米道，隨方士入華山、嵩山學道修煉，自詡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師之位及《云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謙之從嵩山入平城，結(jié)交崔浩，常通宵達旦聽崔浩談?wù)摴糯蝸y史，為之嘆美。后來，寇謙之把儒家學說和佛教經(jīng)律論及齋戒祭祀儀式吸收到道教中來，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納。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謙之獻上道書，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書勸諫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并親受符箓，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真君，改年號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廢佛行動，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彈壓沙門，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yǎng)沙門，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翌年，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陜西黃陵）起義，有眾十余萬人。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zhèn)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fā)現(xiàn)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帝滅佛，于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毀天下一切經(jīng)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當時太子拓跋晃監(jiān)國秉政，一向篤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勸阻，雖然都不被采納，但也由于如此，廢佛的詔書得以緩宣，而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免，佛像、經(jīng)論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國境內(nèi)的寺院塔廟卻無一幸免于難，史稱太武法難。廢佛后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后來也因撰《魏史》，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余人。廢佛后六年，太武帝駕崩，文成帝即位，下詔復(fù)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復(fù)發(fā)展。

　　

　　宇文邕（543—578），字禰羅突，是宇文泰的第四個兒子。他當了十八年皇帝，死時僅三十五歲，史稱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統(tǒng)帥。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當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實現(xiàn)統(tǒng)一全國理想的時候，病逝于出征前夕，令后人唏噓。

　　這樣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怎么會反佛呢？其中的原因是復(fù)雜的。首先我們要回顧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護，又名薩保，是宇文泰的侄兒。西魏時，曾任大將軍、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臨終之前，曾對宇文護要求他輔佐少主。宇文護表面許諾。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覺為帝，建北周。宇文覺“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quán)”。宇文護見他不服，不久將他毒死，另立宇文毓為帝，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護又將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權(quán)之前，大權(quán)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護掌握。宇文護大力推行佛道，因此當時的武帝也對佛道極力的推崇，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舉。

　　天和二年（567），有一個叫衛(wèi)元嵩的人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币虼?，他建議周武帝滅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宇文護，把大權(quán)收歸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侶、百官再次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這一次，“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后，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后”。把佛教抑為最末，事實上已是滅佛的前奏。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還一個勁地爭辯不休，說明佛教當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氣。而另一些明眼人卻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于僧眾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深誠可怪?！彼麄冋J為周武帝這樣做并不能達到預(yù)期目的，因為“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獄的威脅，于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jīng)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币粫r間，北周境內(nèi)“融佛焚經(jīng)，驅(qū)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后，針對繼續(xù)發(fā)展的佛教實體，立即推行滅佛政策，毀寺4萬，強迫300萬僧、尼還俗，相當于當時總?cè)丝跀?shù)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為國家編戶，這對急需兵源和財力的封建朝廷來講，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滅佛，時間較長，涉及面廣，觸動深，成績可觀，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當時有人稱贊說：“帝獨運遠略罷之（指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滅佛事實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調(diào)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的作用。正因為北周成功的滅佛運動，才使它國力大大增強，為北周滅齊乃至北周統(tǒng)一北方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在佛道二教極度興盛的南北朝時期，周武帝獨樹一幟，毀佛斷道，但并不屠殺僧侶，顯示了其統(tǒng)治的高度靈活性。縱然周武帝個人十分認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當宗教的發(fā)展與國家機器的運作發(fā)生沖突時，他能清醒認識，挈重量輕，果斷抉擇而不拘泥于傳統(tǒng)，實為難能可貴。對比同一時期，即北齊、江左政權(quán)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視宗教特別是佛教過度發(fā)展給國家?guī)碇焕つ客苿?，更可襯托周武帝統(tǒng)治政策之靈活。

　　唐武宗會昌（841～846）年間之排佛事件。世稱會昌法難。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于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yǎng)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chǎn)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yǎng)者”(《資治通鑒》卷二四○)。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fā)，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只是在后漢時才傳入中國，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tǒng)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诓谎韵韧踔ㄑ?，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觸，且歷數(shù)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后經(jīng)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后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于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為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力量強大，中央政權(quán)削弱，又有感于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quán)的統(tǒng)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yǎng)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tǒng)，務(wù)必予以排斥。

　　為了達成排佛目的，韓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統(tǒng)”，把它作為民族文化的主線，以與佛教各宗派的傳法世系相對抗。他自認得了儒學真?zhèn)?，以繼承和發(fā)揚從堯舜到孟子的道統(tǒng)為歷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楊、墨的精神來辟佛、道。基于此，他特別推崇《大學》的理論體系?！洞髮W》將治國平天下列為頭等大事，并與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聯(lián)系起來，而佛教提倡出世主義，既違背封建倫常，又否認國家至上觀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韓愈反佛的出發(fā)點和立論根據(jù)，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quán)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tǒng)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xiàn)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后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jù)。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tǒng)”，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敗，朋黨斗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shù)繼續(xù)上升，寺院經(jīng)濟持續(xù)發(fā)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后，在整頓朝綱、收復(fù)失地、穩(wěn)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他在廢佛敕書中寫道：“洎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shù)，皆待農(nóng)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云構(gòu)藻飾，僭擬宮居。晉、宋、梁、齊，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彼J為，廢佛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尚未即位時，已偏好道術(shù)。即位后，即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于三殿修“金箓道場”，并親臨三殿，受法箓。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時，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于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道教徒的煽動，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安史之亂后，唐朝國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種對外來文化兼容并蓄、完全開放的勇氣和信心喪失殆盡。佛教作為異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發(fā)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唐武宗滅佛，實始于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并沒收其全部財產(chǎn)，“充入兩稅徭役”(《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chǎn)之數(shù)，為徹底滅佛作好準備。會昌五年四月，即在全國范圍內(nèi)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一切寺廟全部摧毀；所有廢寺的銅像、鐘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本州鑄為農(nóng)具。八月，下詔宣布滅佛結(jié)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shù)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三千余人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

　　會昌滅佛給佛教以沉重打擊。據(jù)日僧圓仁目擊記述，山東、河北一帶的寺院，到處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凈吃；圣跡陵遲，無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區(qū)，也是“剎宇頹廢，積有年所”(《修龍宮寺碑》，《金石萃編》卷一*八)的狀況。其后不久，唐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爆發(fā)，對佛教又是一次沖擊。由于寺院經(jīng)濟被削奪，僧尼被迫還俗，寺廟遭毀，經(jīng)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榮的客觀條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權(quán)勢者的倡導(dǎo)，采取新的生存和發(fā)展形式。

　　在這幾次滅佛事件中后周世宗滅佛，是最有影響的一次。其實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政權(quán)都前后采取過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滅佛則是比較大的一次。從現(xiàn)有的資料上記載，周世宗柴榮于955年的滅佛，并沒有大量屠殺僧尼、焚毀佛經(jīng)，而是帶有一種整頓佛教的性質(zhì)，還保留著很多寺院與僧尼。但由于整個中國佛教的發(fā)展，已經(jīng)走向了勉強維持的階段，經(jīng)過這一個打擊之后，就更顯得蕭條衰落了。在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爭，就更趨于緩和，從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爭，已不像過去那么尖銳，也不像過去那樣明顯，雖然還是有，但相對而言，規(guī)模都比較小。

　　北周武帝滅佛運動確立了沙門必須尊重皇權(quán)的政治的原則，斷絕了佛教寺院與平民政府分權(quán)抗儀，發(fā)展成為政教合一政權(quán)的可能，確立了中國皇朝政教分離的傳統(tǒng)，使中國在此后近一千年的時間里得以在國家制度上保持了相對于其他地區(qū)的優(yōu)勢。在周武帝廢佛以后，部份僧侶混跡民間，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則南渡陳朝，因此促進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唐武宗滅佛，佛教寺院財產(chǎn)被剝奪，僧尼還俗，寺廟遭廢，經(jīng)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榮的客觀條件，從此也由極盛而走向衰微了。但是大量僧尼還俗，寺廟土地與財富受過政府所有，客觀上也減輕了人民供養(yǎng)僧尼的經(jīng)濟負擔?！?/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