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東城總布胡同是一個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間”，聚集了當時北平一大批對文學、藝術和學術有興趣的文人、學者，其“太太的客廳”也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和知識人公共生活史的經(jīng)典記憶，在時人與歷史的書寫、記憶中洋溢著詼諧、機智、博學與感性的神性光澤，也灌注著那個時代的最高貴的靈魂碰撞出的靈感與情趣。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為中樞，凝聚著當時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交往網(wǎng)絡。

　　在這個“客廳”中出沒的既有如金岳霖、錢端升、張熙若、陳岱孫等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jīng)濟學家，也有如沈從文這樣的主持全國性大報《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輯，當然更多的是像蕭乾、卞之琳這樣的在校大學生慕名而來。不管來訪者出身、職業(yè)或社會地位呈現(xiàn)出怎樣的面貌，只要他們被這個象征著1930年代北平知識界頂峰的“客廳”所接納，就可以融入一個知識貴族的公共空間。換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不僅僅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建筑空間，也是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認同和交往空間，更是一個表征著文化權(quán)力和象征資本的文化空間。

　　在“太太的客廳”這個中國式的沙龍中，林徽因是當仁不讓的絕對主角，她是沙龍的主持者，也是沙龍的靈魂和傾聽者，是以之為交往網(wǎng)絡的核心。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夫人費慰梅這樣回憶她的“親歷感受”：“每個老朋友都記得，徽因是怎樣滔滔不絕地壟斷了整個談話。她的健談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嘆服的是她也同樣擅長寫作。她的談話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chuàng)造性，話題從詼諧的秩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fā)的憤怒，從發(fā)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她總是聚會的中心人物，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愛慕者總是為她那天馬行空般的靈感中所迸發(fā)出的精辟警語而傾倒。”

　　與當時充斥北平、上海的社交明星迥異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眾多的來訪者，而主要依賴于她的學識、智慧與洞察力建筑了一種明麗而堅實的“精神魅力”。正是這種知性的資質(zhì)和高雅的交往技巧，使得她能夠在國難蜩螗的1930年代，在偏處一隅的“私人空間”建構(gòu)出一個相對超然的“獨立領域”。在這里自然有對國家社稷與黎民百姓的人文關懷，卻更多的是對純粹的文學、藝術、學術的探求與對話。早在1920年，林的父親林長民的司法總長職務被迫辭去，以國際聯(lián)盟中國協(xié)會的名義赴歐洲游歷，他行前給時年16歲的中學生林徽因?qū)懶耪f：“我此次遠游攜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觀覽諸國事務增長見識。第二要汝近我身邊能領悟我的胸次懷抱……。第三要汝暫時離去家庭繁瑣生活，俾得擴大眼光養(yǎng)成將來改良社會的見解與能力。”事實上，年幼的林徽因確實在歐洲的游歷生活中開闊了眼界，鍛煉了社交能力，習得了一口標準的英語，為十年之后“太太的客廳”奠定了基礎。

　　林的女兒梁再冰的回憶大致勾勒了這個交往網(wǎng)絡的成員與特性：“父親和母親都非常喜歡這個房子。他們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許多伯伯和阿姨們來我家聚會，這些伯伯們大都是清華和北大的教授們，曾留學歐美，回國后，分別成為自己學科的帶頭人，各自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中做著開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張奚若和錢端升伯伯在政治學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邏輯學方面，陳岱孫伯伯在經(jīng)濟學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學方面，等等……。在他們的朋友中也有文藝界人士，如作家沈從文伯伯等。這些知識分子研究和創(chuàng)作的領域雖不相同，但研究和創(chuàng)作的嚴肅態(tài)度和進取精神相似，愛國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間有很多共同語言。由于各自處于不同的文化領域，涉及的面和層次比較廣、深，思想的融會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視野開闊，真誠的友誼更帶來了精神力量。我當時不懂大人們談話的內(nèi)容，但可以感受到他們聚會時的友誼和愉快。”

　　不過，即使這樣一位現(xiàn)代的知識女性，也時常有家務與興趣之間的心靈掙扎，林徽因在1936年5月7日寫給美國友人的信中如此袒露心扉：“每當我做些家務活兒時，我總覺得太可惜了，覺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為重要的人們。于是，我趕快干完手邊的活兒，以便去同他們‘談心’。倘若家務活兒老干不完，并且一樁樁地不斷添新的，我就會煩躁起來。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務，因為我的心總一半在旁處，并且一路上在咒詛我干著的活兒——然而我又很喜歡干這種家務，有時還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當我在認真寫著點什么或從事這一類工作，同時意識到我在怠慢了家務，我就一點也不感到不安。老實說，我倒挺快活，覺得我很明智，覺得我是在做著一件更有意義的事。只有當孩子們生了病或減輕了體重時，我才難過起來。有時午夜捫心自問，又覺得對他們不公道。”

　　從這封私人書信可見，知識界津津樂道的所謂“太太的客廳”呈現(xiàn)的僅是歷史的光鮮一面，在這樣被傳誦甚至神化的知識界公共生活的高度繁榮背后，是作為公共空間靈魂人物的林徽因內(nèi)心的苦悶。這種苦悶其實也不僅僅是她個人的苦悶，而是在20世紀初年以后在現(xiàn)代高等教育體系里成長起來的知識女性的共通性困境，或許只有那些決絕的革命女性如范元甄等才能擺脫困境，不再需要面對魯迅所謂“娜拉出走”的問題，不過卻往往支付了人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