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曉群
　　近些年，我為《中國新聞出版報》“曉群書人”專欄寫稿，認真研究了11位出版大家，他們是張元濟、王云五、鄒韜奮、胡愈之、呂叔湘、葉圣陶、張中行、周振甫、陳翰伯、巴金和陳原。本來還想再寫幾位，但此類文章實在不好寫，也因為自己近期工作太忙、太累，就此擱筆。前些天上海書店出版社希望將文章結(jié)集出版，取名曰《前輩——從張元濟到陳原》，收入“海上文庫”。欣悅之余，也引起我的一些遐想。
　　我發(fā)現(xiàn)，我們平時經(jīng)常說的“承繼前賢”，絕不是一句空話，也不單是一種志向，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生經(jīng)歷。張元濟先生以天下為己任，開創(chuàng)現(xiàn)代中國出版一代新風；葉圣陶先生兼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樣完美；王云五先生自學成才，被胡適先生稱為“有腳的《百科全書》”，靠個人奮斗成為一代名家；周振甫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計個人得失，被錢鐘書先生贊為“小叩輒發(fā)大鳴”；張中行先生滿腹經(jīng)綸，卻一生居身編輯，甘于寂寞，都市柴門，大隱于斯，等等。顯然，這些出版大家在思想上與行為上有共通之處，但在現(xiàn)實中，還是有許多不同。
　　想到這里，我的頭腦中跳出一句話來：他們誰是我們的導師呢？或曰：誰是我的導師呢？這確實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對我而言，從事出版已近30年，被動學習也罷，自覺追隨也罷，潛移默化也罷，過去的日子和未來一些年，我做出版的行為主體，究竟走的是哪一條路徑呢？細細思想，這是一個很有趣、也很值得每一位出版人追問的問題。我曾經(jīng)說過，出版最講求兩個傳承：一是內(nèi)容上的文化傳承，一是業(yè)務上的師徒傳承。每一位從業(yè)的出版人，不管你是科班出身，還是轉(zhuǎn)行而來，一定要有業(yè)內(nèi)的領路人。因為出版是一個經(jīng)驗產(chǎn)業(yè)，許多事情都是課堂上和書本中學不到的。凡是從事出版工作的人，不存在無師自通，你總會在自己的思想深處，將你的“領路人”挖掘出來。他就是我們的導師。而這個領路人，可能是一個人，也可能是一些人；可能是現(xiàn)實中的人物，也可能是歷史中的人物。或耳提面命，或神交已久，他會是誰呢？
　　總結(jié)自己，在出版的意義上，我想到三個人：一是張元濟先生，向他學習做人，二是王云五先生，向他學習做書，三是沈昌文先生，向他學習做事。
　　其實作為一代大師，張元濟先生是學不得的。在許多時候，我們對他的歷史只能仰視，不能探究。在這里，我只想從張先生浩大的思想體系中攫取一點，就足以讓我們終生追求了。
　　我最敬佩張先生“一專多能”的知識結(jié)構(gòu)。所謂“一?！?，張先生所專長的是版本學研究，自稱天下第一人。王云五先生在《涉園序跋集錄》“跋”中回憶：“菊老平素撝謙逾恒，一日笑語余曰：‘余平素對版本學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即此一語，可知其對版本學自信之造詣?！睆堅獫壬?0歲退休后，親自操作的四大工程《四部叢刊》、《續(xù)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叢書集成》，后人評價極高，言其可與《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媲美。所不同之處，只是前人均以舉國之材力為之，張先生卻以私家身份修典，堪稱“一人之力，可以抵國”。
　　至于張先生的“多能”，業(yè)績實在太多。在這里，我只想說一下“譯書”。張先生早年投身戊戌變法，曾被光緒召見。光緒對他說：“外交事關重要，翻譯必須講求”。變法失敗后，1898年李鴻章推薦張元濟先生去南洋公學任譯書院院長。為了引入西學，張先生30幾歲開始學英文，50歲時已經(jīng)可以與外國人流利對話。不僅如此，為了做好譯書工作，張先生還大力網(wǎng)絡翻譯人才，當時有言“譯才并世稱嚴林”（康有為語），所以張先生極其重視翻譯家嚴復、林紓二位先生，他在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期間，為嚴復先生譯著支付高達40﹪的版稅，系統(tǒng)出版了嚴譯8部著作，有亞當?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論》、斯賓塞《群學肆言》（即《社會學研究》）、穆勒《論自由》和《邏輯學系》、甄克思《社會學史》、孟德斯鳩《論法》、杰方斯《形式邏輯》。當時這些書非常暢銷，1921年《天演論》印到20次，1919年《群學肆言》印到10次。同時，張先生還為林紓先生譯小說支付高出一般作品三倍的稿費。從1897年翻譯《茶花女》起步，陸續(xù)推出“林譯小說”145種，幾乎包攬了林紓先生譯著的全部版權(quán)。這些著作為商務印書館帶來巨大的榮譽與收益，使之至今還保持著譯書的傳統(tǒng)。
　　回憶起來，我大學畢業(yè)，剛剛進入出版領域，就想向張元濟先生學習，希望能有“一專多能”的本事。尤其是那“一專”，大出版家都是有的，我們想學卻不容易。因為它不但需要天資，更需要勤奮。我大學本科學的是數(shù)學專業(yè)，進了出版界，再想搞純數(shù)學是不大可能了。所以我選擇了科普創(chuàng)作，曾經(jīng)出版《自然數(shù)中的明珠》等著作。后來又從事一段科學史研究，接著卻陷入中國古代數(shù)術的研究之中。說是“陷入”，因為數(shù)術不屬于現(xiàn)代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學科的分類范疇，那它屬于什么范疇呢？偽科學？潛科學？準科學？或者屬于迷信范疇？誰知道呢，反正我把它歸于中國古代哲學，自己命名曰“數(shù)術學”。我知道國內(nèi)科研院所沒有這方面的學科專業(yè)，沒有這方面的專業(yè)導師，多好啊，這樣一來，我這個既喜歡愛投機取巧，又不喜歡爭論的人，既可以發(fā)先聲，又可以為所欲為了。呵呵，開個玩笑。不過我在出版工作之余，真的沿著這條路徑走了很久，1993年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數(shù)術探秘》；2003年在中華書局出版《數(shù)與數(shù)術札記》；2013年還準備再搞一本《五行志研究》。見到這些東西，我的許多朋友感到大惑不解，它們與出版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啊，你為什么要研究這些勞什子呢？我笑著回答：“玩一玩而已”，可是心里卻一直想著張元濟、陳原等前輩做人的楷模。我覺得，我的追求可能會“東施效顰”，但人生的夢想總還是需要的。
　　說完張元濟先生，再說王云五先生。這也符合沈昌文先生的主張：“學了張元濟，再學王云五，是正途。只學王云五，不學張元濟，也許會走歪。”
　　王云五先生是一個奇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最初的出版志向是編輯第一部中國的《百科全書》，未能如愿。他轉(zhuǎn)而出版“萬有文庫”，共推出兩集，達到4000多冊，被美國《紐約時報》稱為“當時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叢書”。由于戰(zhàn)亂影響，這套書“二世而亡”。但它的影響卻經(jīng)久不衰，至今依然不絕于耳。
　　上世紀90年代，我在遼寧教育出版社任職，偶然見到幾本舊版的“萬有文庫”感慨萬千。因為我不但喜愛，還想到為什么外國的“企鵝叢書”、“巖波文庫”可以延續(xù)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能夠出版不衰，而我們連一套長存的文庫都沒有呢？所以我試圖接續(xù)王云五先生的出版思想，推出“新世紀萬有文庫”，還提出一個“十年千書”的目標。后來由于工作變動，我離開遼寧教育出版社，到遼寧出版集團工作，“新世紀萬有文庫”的出版也相繼終止，出書不足600種，留下一段遺憾。但我的心里一直有所不甘，總希望在退休前，還能有機會完成自己“再編文庫”的愿望。
　　2009年7月，我來到中國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第二年我就找到當年做“新世紀萬有文庫”的兩位總策劃沈昌文與陸灝先生，希望再續(xù)前緣，重啟文庫的夢想。我們一拍即合，當年就推出了“海豚書館”，為讀書人帶來驚喜與歡樂，經(jīng)過一年的努力，目前已經(jīng)出版近30種。最讓人感動的是沈昌文先生，他在“海豚書館”的總序《過去與現(xiàn)在的“三結(jié)義”》中深情地寫道：“我遙望海豚的勝利和成功，樂見俞曉群、陸灝兩位愉快的合作，特別是讀到大量我仰望和結(jié)識的天使們的懷著深愛的作品。我高興自己現(xiàn)在也還是“三結(jié)義”中的一員，雖然什么事也沒力氣做了。我今年七十九歲，能做的只是為人們講講故事，話話前塵。以后，可能連這也不行了。但是無礙，我不論在不在這世界，還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俞、陸的合作會有豐富的成果。遙祝普天下的天使們，多為這兩條來自祖國南北兩隅的海豚以熱情的支持！”
　　最后說一說沈昌文先生。你可能會說，沈先生并不在你列的“出版十一家”之中?。渴堑?，即使在我試圖接著寫下去的名單中，有陸費逵、姜椿芳和范用……也沒有沈先生的名字。但是，沈先生做事的風格是非常值得一寫的，也必須寫。
　　前些年，沈先生得了一場重病，把我們嚇了一跳。不久沈先生的病好了，我有感而發(fā)，寫了一篇文章《沈公啊，沈公》。準備發(fā)表前請沈先生過目，他看后笑著說：“寫得不錯，但有點像紀念文章，別引起讀者的誤解?！甭劥搜?，我覺得不吉，就沒發(fā)表，后來收入我的集子《這一代的書香》中。今年沈公80歲，經(jīng)梁由之先生倡議，我們擬編一套“80后系列”，為幾位恰好80歲的老先生出版集子，有鐘叔河先生《記得青山那一邊》、朱正先生《序和跋》，還有沈昌文先生《八十溯往》。沈先生讓我為此書寫序，我說不敢。他說來而無往非禮也，我已經(jīng)給你寫了四個序，你總應該還我一個吧！我掐指一算，我近些年出版的幾本書《人書情未了》、《數(shù)與數(shù)術札記》、《這一代的書香》和即將出版的《前輩——從張元濟到陳原》，它們的“序言”都是沈先生寫的，我還能說什么呢？
　　回憶與沈昌文先生交往，已經(jīng)有近20年的光景。記得1996年沈昌文先生退休，被我請到遼寧教育出版社，做我們的指導老師。幫助我們組織書稿、約請作者，還幫助我們建立編輯出版流程等等。那時我經(jīng)常講兩段話，其一，對于我們新一代出版人來說，向沈先生學習，向商務、三聯(lián)等有傳統(tǒng)的出版社學習，是業(yè)務上的“一步登天”，可以少走許多彎路。其二，在出版上，沈昌文先生是我們的“導師”！聞此言，沈先生不無幽默地說：“不，我只是導師的秘書。我的職稱很低，能夠做好你們的社外助理編輯就很不錯了?！?br>　　學習沈先生做事，首先就是謙虛，或曰低調(diào)，或曰藏拙。說什么都可以，沈先生不在乎。你看，我總結(jié)出他的一些“為編之道”的只言片語，處處都被謙虛的氣氛籠罩著，處處都表現(xiàn)著沈先生做事的真誠。他說，對待作者要服務至上，甚至有一點“奴才精神”也未嘗不可；他說在專家面前要勇于說我不懂，切忌不懂裝懂；他說作者是大知識分子，編輯是小知識分子；他說編輯要以博為主，以專為輔；他說有時我們組稿不單是為一部稿子，更是在“組人”；他說寫文章最忌諱用“應該”二字，我們本沒有指手畫腳的資格；他說好文章要有內(nèi)蘊才耐讀，主張“鈍刀子割肉”；他說好編輯不但要知道作者在寫什么，還要知道他們在做什么、想什么，有什么情趣、有什么困難；他說與作者談稿子時，最忌諱說“這本書能掙多少錢”；他說做編輯需要有幫手，幫手分上、中、下三手，上手策劃，中手設計，下手案頭；他說即使是所謂“大編輯”也分導師型與秘書型兩類，陳原先生屬于前者，他自己屬于后者；他說談稿子不必一本正經(jīng)，只要學會吃喝玩樂、談情說愛、貪污盜竊、坐以待“幣”等等，一切都解決了；他說當了編輯就不要想再成什么“家”了，想成“家”就不要來當編輯；他說衡量一個好編輯的標準，不單是看他的學問有多大，更要看他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他說發(fā)現(xiàn)大專家不難，難的是發(fā)現(xiàn)像房龍那樣一些普及型的專家；他說文人不必“有行”，文人無行，才好看，且“無行”的文人必有歪才，甚至奇才，把這些人的“才”和“行”都寫出來，文章才好看；他說組稿時，首先是組到作者最想寫的東西，而不是你最想讓作者寫的東西；他說編輯入門，首先要學會選稿子，其次才是改稿子，選到了好稿子，才會省卻許多改稿子的功夫；他說編輯為人處世，最好左右逢源，最好不要樹敵，不要參與爭辯，多潛水，多圍觀，做旁觀者、局外人，伺機而動；他說……
　　沈先生還有許多話，生動而有趣，能夠面對面地向他學習，真是我們這些后來者的榮幸。現(xiàn)在沈先生的年齡大了，雖然他每天還背著一個大書包，在繁華的京城中跑來跑去，四處操心，四處吃請，但他說，他已經(jīng)立下“不再談稿子、不再開正會、不再出公差”的誓言。解釋一下，所謂“正會”，就是正兒八經(jīng)的會；所謂“公差”，不包括俞曉群邀請、沈先生的夫人批準，去上海見陸灝等人的差事。
　　這些年，沈先生的耳朵背了，還不肯帶助聽器，他說是噪音太多，讓他的心靜不下來，有時還會被一些不相干的突發(fā)事件嚇一跳?，F(xiàn)在多好啊，朋友們坐在一起吃飯聊天，想聽就聽，不想聽就推說耳背，沒聽清楚就看發(fā)言者的口型，還沒聽清楚就笑一笑蒙混過去。我想起前些天在北京的一次聚會，有陳子善、楊小洲、李忠孝等一些人參加，沈先生坐在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們說得興起，我發(fā)現(xiàn)沈先生一直沒說話，只是邊聽、邊吃、邊笑，我問您笑什么？他說：“我聽見你們在說我愛你、你愛我的，怎么會不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