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古色照汗青

——“華夏書香之鄉(xiāng)”巡禮之一

南京大學教授、江蘇省政協(xié)常委、中國閱讀學研究會會長 徐 雁

從今年4月23日第十五個“世界讀書日”開始，中國閱讀學研究會啟動了“華夏書香之鄉(xiāng)覓古巡禮”活動，作為學會負責人，也是該項目的創(chuàng)意策劃者，作者將陸續(xù)展示古里、沙溪、暨陽、桐鄉(xiāng)、建陽、滸灣等“華夏書香古鎮(zhèn)”的歷史人文風貌，娓娓敘述其活動的人文內(nèi)涵，古鎮(zhèn)的視覺看點，為其多年來所倡導的“閱鄉(xiāng)土人情，奠文化根基”之“大閱讀法”提供生動而形象的實證（下圖為作者與著名書法家、原福州市文聯(lián)副主席、現(xiàn)任西泠印社理事、中國閱讀學研究會學術委員、夜趣齋藏書主人林公武先生合影于2009年春鐵琴銅劍樓重光之日；背面紅色樓宇即始建于清乾隆年間的瞿氏藏書樓）。

一、詩書琴劍：常熟古里琴劍樓藏書文化

       古里鎮(zhèn)舊稱“罟里”，或稱“菰里”，隸屬于江蘇常熟，地處“虞山福地”東南十里許。“天下常熟”的稻米與“網(wǎng)船捉魚”、茭白叢生的古里，形象地交織出了一幅江南魚米之鄉(xiāng)人民生活和生產(chǎn)的生動場景。

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清道光年間，這一帶“沃壤千畦，桑竹彌望”，“稻畦柳陌，蟹舍漁庵，彌望無際”，有“繞岸一灣溪水綠，當門十里菜花香，垂柳又垂楊”（瞿鏞《鐵琴銅劍樓詞鈔·望江南》）的風景，深得“柴門臨水稻花香”的高士隱居之致。

因此在177年前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知縣張組綬特書“古里仁風”之匾，予以表彰，從此改稱“古里”。

在中國文化史上，常熟古里鎮(zhèn)以源遠流長的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白茆山歌”，“虞山十八景”之一的錢柳氏“紅豆山莊”，以及瞿氏從“恬裕齋”到“鐵琴銅劍樓”藏書而著名。觀其四大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規(guī)劃——“工業(yè)強鎮(zhèn)、商貿(mào)興鎮(zhèn)、文化名鎮(zhèn)、和諧富鎮(zhèn)”，文化位居第三。古里鎮(zhèn)先后榮獲了“中國羽絨服裝名鎮(zhèn)”、“中國市場名鎮(zhèn)”、“國家衛(wèi)生鎮(zhèn)”、“全國環(huán)境優(yōu)美鎮(zhèn)”、“中國民間藝術之鄉(xiāng)”五個國家級榮譽稱號。

如今，在“4.23第十五個世界讀書日”前夕，又將獲得中國寫作學會閱讀學專業(yè)委員會所授予的首個“華夏書香之鄉(xiāng)”的人文稱號。

1 由常熟古里瞿氏五代藏書特點，可彰現(xiàn)“琴劍藏書文化”五大人文看點

瞿氏遠祖可上溯到晉代高士瞿铏；常熟瞿氏的始祖，則是明末抗清名臣瞿式耜。古里瞿氏五代藏書有五個特點，也是我們認識其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的五大亮麗看點：

一是藏書求寶，富有宋元善本，從而雄踞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列。

清嘉、道年間的瞿紹基（字厚培、蔭棠，1772—1836年）自奉甚儉，有“一裘三十年”之風。他“一試職即歸隱，讀書樂道，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積書十萬余卷，昕夕窮覽，嘗繪《檢書圖》以寓志”（黃廷鑒《恬裕齋藏書記》）。

瞿紹基的收藏，很有眼光，他關注的是書中的精華瑰寶——“宋元善本”（同治《蘇州府志》）。起初，其恬裕齋藏書曾與常熟城內(nèi)的“藏書二友” ——破山寺下的稽瑞樓藏書主人陳揆（字子準，1780—1825年）、張海鵬（字子準，1755—1816年）借月山房鼎足三分，“競事儲藏”。 陳揆藏書多搜集史志、野乘、家說，手自校勘，并輯注多種與常熟地方史志有關的書籍，并著有《稽瑞樓文草》等。所藏多至十萬余卷，吝于借人；而張海鵬所藏與陳氏相當，也是十萬多卷，但他喜收宋、金、元文集和新舊抄本，尤其是常熟錢氏、毛氏舊藏之書，精秘之本多達一二萬卷，所刻書甚多。陳、張兩家所藏散出后，瞿紹基“復遴其宋元善本為世珍者，拔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藏書，遂甲吳中”。其時“海宇升平，江表無事。于是大江南北，浙水東西，書賈云萃，自前明暨國初以來諸家舊藏之本，咸集其門。府君輒出重價購之，不足則謀諸質(zhì)庫以應之。”（張瑛《瞿君家傳》）楊文蓀題詩中有“先生嗜好專，重值酬書賈。精勤謝塵事，研覃閱寒暑”。 曾覓得古董級文物鐵琴、銅劍各一，這是瞿家藏書樓的來歷。嘉慶時名儒孫星衍手書“鐵琴銅劍樓”篆字橫匾，至今珍藏在北京圖書館特藏部。

紹基之子鏞（1794—1875年）是貢生，字子雍，居菰里村，他繼承其父藏書之志，嘗自詠其樓云：“吾廬愛，藏弆一樓書。玉軸牙簽頻自檢，鐵琴銅劍亦兼儲。大好似仙居！”（《鐵琴銅劍樓詞鈔·望江南》）據(jù)說，他“好聚書……既博且精”，“暇輒靜坐，手一卷，或鑒別古玩，率以為常。”汪氏藝蕓精舍藏書承黃氏百宋一廛、周氏水月亭、袁氏五研樓、顧氏小讀書堆等大家之緒，瞿氏得其半，于是宋元本多達二百余種，抄、校精本難計其數(shù)，共積至十余萬卷，藏于鐵琴銅劍之樓，遂由“常熟藏書三大家”崛起為“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

    二是編書立目，前仆后繼，為中國文獻史和文化史研究提供寶貴學術資源。

瞿紹基所著有《恬裕齋藏書記》、《恬裕齋書目》各四卷傳世。

瞿鏞有《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目》四卷、《恬裕齋碑目》不分卷稿本、《罟里瞿氏邑人著述目》一卷等傳世。瞿鏞編纂有《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瞿果行標點，瞿鳳起覆校）。該書目本由瞿鏞延請季錫疇、王振聲厘訂撰成，凡二十四卷，“每書之后必載其行款，陳其同異，以見宋元本之善“（宋翔鳳《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序）。凡收書一千三百余種，辨析版本尤精當，為世人所稱道。書稿成后，僅刊行經(jīng)部三卷，不幸遭逢戰(zhàn)亂，書板毀于兵燹，未及刊完而卒。

至光緒元、二年（1875—1876年），秉清兄弟延請同郡學者管禮耕、王頌蔚、葉昌熾至罟里家中，重校該書目，完成了經(jīng)、史兩部，子、集兩部遷延近三年而未成。秉清”乃于光緒三年八月初旬，偕（張）瑛同赴郡中，面邀諸友來鄉(xiāng)萃業(yè)。留滯兩日，聚晤極歡。諸君約以重九赴虞山看菊，兼校子集兩種，君聞約欣然。初七日于舟中適霍亂……行至陸墓卒”，臨終時遺言要求繼續(xù)完成“重編書目”之事，因此張瑛在《瞿君家傳》中評價說：“功不可沒，志尤可憫，君不特為一家保守遺書，實為東南文獻留一線之傳。”

至啟甲時，與其兄啟文、啟科刊印經(jīng)累代撰寫、增補、校正之書目凡二十四卷，兩兄早世，良士乃獨力支持，于光緒二十四年始底于成。至光緒二十八年（1898）問世，共收錄圖書一千一百九十四種，其中，宋刻一百七十三種、金刻四種、元刻一百八十四種、明刻二百七十五種，鈔本四百九十種，校本六十一種，其他七種。歷祖孫三代歷五十余年乃成，可知事之艱。        

瞿鳳起先生擅長版本、校讎之學，服務于上海圖書館從事古籍保管和研究工作，校注家藏本《周易要義》等多種。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標點重印此書，延請鳳起先生擔當此任。于是從一九八六年夏開始，鳳起先生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該書目稿的校補工作之中，他“邊喘邊咳，邊用顫抖的雙手剪著小紙條，寫上注文，逐條貼在書名下端加注。至一九八七年春節(jié)后，全部完成校讎、增補及文字糾正工作。同年二月二十三日，托同里友人將書稿送交出版社。不料二日后鳳起即臥床不起，于三月一日與世長辭，距書稿送出不足十日！”（《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跋）

一九九六年春，該書目稿交瞿果行先生校正。二年后，尚未付梓，果行先生亦棄世而去。直到一九九九年秋，經(jīng)常熟地方志辦公室多方協(xié)商，方解決出版事宜，書乃問世，亦十五年矣。這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編撰問世的曲折如此。

   三是讀書明理，樂善好施，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仁人志士福邦益國的傳統(tǒng)人文精神。

　 瞿紹基、瞿鏞父子世代都是樂善好施、造福鄉(xiāng)邦之人，地方史志載述不絕。

紹基先生時，“邑歲時有天患，民病饑寒，若在其身，規(guī)畫調(diào)護無不摯，輸家助官，如取諸寄，而未嘗有得色。邑有大工作，任其董督，必捐貲勸成，下及施衣食、施醫(yī)藥，世俗所謂善事，無不為也”（李兆洛《署陽湖縣學訓導瞿公墓志銘》）子雍先生亦“性好施，宗黨間周恤尤至”（丁祖蔭《藏書家瞿子雍先生傳》）。  

瞿氏藏書歷五世，而好以書公諸讀者，嘉惠學子，“至嗜書之人有欲觀珍秘者，瞿氏亦許入樓參閱，但不許假出，而于閱書之人辟有專室，供人飽覽，且供茶水膳食”（覺述《談鐵琴銅劍樓》），甚至招待留宿。遺憾的是，因讀者不講文明、道德失范，以至于乘管書人不備，提供讀者閱覽的書籍多有被竊丟失者，最后無奈之下，只得停止開放。因此，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倫明在詩中嘆息道：  

絳云樓后此名山，儒素相承創(chuàng)守艱。

末世人心難與善，瞿家樓戶鎮(zhèn)長關。

1940年，啟甲以戰(zhàn)亂中艱難守書數(shù)十年的經(jīng)驗，臨終遺命說：“書勿分散，不能守則歸之公”（瞿鳳起《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

瞿氏書傳至第五代，其三子鳳起（1908—1987年）《自傳》云：“我自弱冠后，恒以課讀之余，閱覽家藏目錄，取某書據(jù)原所參校者，對照取證，藉于?？狈矫娴玫浇桃妗ｅ蕪氖鹿ぷ鳎酥?，無所好尚，惟與書為友，閱肆訪求，習以為常。每遇同好，往往相至交換見聞所及，以資談助。昔人于書每饑以當食，寒以當衣，寂寞以當友朋，而我亦作如是觀……晨書暝寫，溽暑祁寒，未嘗稍輟。往往管箸交替，見者莫不竊笑之。私念千里之行，始于起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均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舍長期積累不為功。此中甘苦，惟好之者知之。”

1949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遵照啟甲遺命，瞿鳳起與其兄濟蒼、旭初三人將鐵琴銅劍樓藏書全部歸諸北京圖書館（其中部分屬于捐贈，部分則是售賣）。

     四是藏書屢經(jīng)兵燹，書樓巋然獨存，為常熟歷史文化名城“人文杰出地標”之一。

瞿氏藏書傳至第三代，則有秉承家學的諸生秉淵（字鏡之、敬之，1820—1886）、秉清（字濬之，1828—1877年）昆仲二人，“旁搜博采，日累月積，相與編摩，已歷三世，遠追古人，近比毛氏，將益盛焉，無不及也”（翁同龢《瓶廬叢稿》卷二《題瞿浚之〈虹月歸來圖〉》）。

在清軍與太平天國農(nóng)民軍戰(zhàn)亂期間，鐵琴銅劍樓藏書歷經(jīng)坎坷和散亡。據(jù)張瑛《虹月歸來圖記》，咸豐十年（1860年）四月：“聞警，敬之、濬之昆仲檢世所罕有者，分置邨北之荷花樓、西之桑壩及香塘角，又取經(jīng)部寄于周涇口張氏。八月，常熟陷，親至各處捆載，舍去十之二三，擇千余種，一寄歸市董氏，再寄張市秦氏，復運至鹿阿唐氏。已而土冠蜂起，復運至定心潭蘇氏。同治元年十二月，吾邑首先反正，四鄉(xiāng)蹂躪殆遍。瞿氏之書，一劫于菰里，再劫于香塘角，所存僅蘇氏一處。乃更擇宋元刊及秘鈔精校本，匯集十夾板，二年二月渡江，藏之海門大洪鎮(zhèn)。五月寇退，載書回里，其幸存者計若干種，可謂艱矣。”

凡歷四年、遷移七次而后定，亂后珍秘之本幸存。繪有《虹月歸來圖》以為紀念，翁同龢題詞云：

“瞿氏三世聚書，所收必宋元舊槧，其精者尤在經(jīng)部，乾、嘉以來通人多未得見。龢嘗謂鏡之昆弟，假我二十年日力，當老于君家書庫中矣。”

瞿氏書傳至第四代，秉清子啟甲（字良士，別號鐵琴道人，1873—1940年）。亦樂善好施。他幼受家學熏陶，精于版本目錄之學，有著述多種。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張之洞、端方派繆荃孫征調(diào)鐵琴銅劍樓藏書，良士“不為利祿所歆，力持不可”，幸得葉昌熾、邵松年諸君斡旋，且影寫罕見本百種以進。（徐兆瑋《瞿良士〈檢書圖〉記》）事后繆荃孫稱道說：“鐵琴銅劍樓巋然獨存，為吳中第一大家，而瞿良士兢兢保守，不為勢屈，幸而得存。”（《藝風堂文漫存·癸甲稿》卷三《華亭韓氏藏書記》）1923年冬，蘇南遭遇北洋軍閥齊、盧混戰(zhàn)，幸得啟甲先生及時地將藏書珍罕之本轉移到上海愛文義路（后改名“北京西路”）1475里11號租屋內(nèi)秘藏。

抗戰(zhàn)中又經(jīng)兵燹，藏書受到損失，幸行篋之珍本尚存。因此，蘇州大學教授、著名學者王謇在詩中嘆息道：  

煙樹茫茫罟里村，廢池喬木亦難論。

高齋空鎖塵封日，凄絕長恩欲斷魂。

    五是藏而能讀，書香繼世，形成具有古里乃至常熟鄉(xiāng)土文化特色的精神文明底蘊。

“恬裕齋”藏書主人瞿紹基隱居讀書，喜好宋元之本，開創(chuàng)了古里瞿氏詩禮繼世、書香傳家的人文傳統(tǒng)。太倉季錫疇在《檢書圖》題詞中，曾評價其“非徒藏之而能讀之，且義方有訓教，其子子雍為高才生，以博聞著吳中，諸孫誦聲瑯瑯一室。蓋非徒一己讀之，且欲令世世子孫讀而守之，以迄無窮……”，從上述瞿氏五代家學傳承、書香世代，我們足以感受到詩禮傳家的文化生命力和歷史競爭力。

2   充分發(fā)掘瞿氏藏書的時代價值，積極打造“古里琴劍書香節(jié)”

瞿氏五代藏書的深厚底蘊和人文價值，是古里的寶貴財富。在海內(nèi)外的古典文化界，說起常熟、虞山可謂無人不知，說起“鐵琴銅劍樓”這個藏書樓名也是無學者不曉，但遺憾的是，說起“古里”這個地名卻少為一般人知。這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就是應該把“鐵琴銅劍樓” 這個藏書樓名牌與“常熟古里”這個老字號地名更加緊密地聯(lián)系到一起，才是文化軟實力上的“強強聯(lián)合，互惠雙贏”！

那么，如何進一步打造“常熟古里鐵琴銅劍樓”在當今時代的新知名度和大影響力，為古里乃至常熟經(jīng)濟社會建設貢獻出新的人文能量呢？

我的建議有如下五個：

一是服務于“琴劍樓”這個“人文杰出地標”，繼續(xù)推廣保護瞿氏常熟城內(nèi)故居、瞿氏墳塋，征集瞿氏文物、文獻，搜集整理瞿氏家族口傳資料，盡最大可能地擴大“鐵琴銅劍樓紀念館”的實物藏品，保值增益“琴劍樓”這一鎮(zhèn)有資產(chǎn)。

二是要及早注冊以“罟里”、“菰里”、“琴劍（樓）”、“古里琴劍（琴劍古里）”、“鐵琴銅劍樓”等相關商標，先在商務領域占領資源的優(yōu)勢地位，再在商品領域選擇并許可最適當?shù)漠a(chǎn)品使用該系列商標。

三是啟動“琴劍樓數(shù)字化工程”，盡管瞿氏原藏書籍，已經(jīng)不在古里，而是分散在上海、北京、南京、常熟乃至海外的有關圖書館，但是通過“數(shù)字化”手段，完全有可能借助數(shù)字化技術，在一個虛擬世界里，復原“鐵琴銅劍樓”的資源，在擴大讀者服務工作的同時，也為古里、常熟的讀者乃至江南和海內(nèi)外學者提供服務。同時，也在網(wǎng)絡世界中，跨越時間、空間地張揚著古里的現(xiàn)實知名度。

四是以古里文化站為中心，以“琴劍樓紀念館”為基地，聯(lián)絡有識之士，通過征文征稿、藝文筆會等多種方式，定期編輯名為《琴劍古里》的人文小雜志，免費贈閱給海內(nèi)外學術、文化、文獻界人士，贈閱給已經(jīng)在古里投資落戶的“新古里人”，贈閱給所有關心古里經(jīng)濟、文教建設的領導、媒體界人士，贈閱給一切有合作意愿的企業(yè)家、商家等等，加強他們對古里的文化認同感、鄉(xiāng)土親和力，讓《琴劍古里》小雜志成為古里黨、政干部重視精神文明，從事和諧、平安鄉(xiāng)鎮(zhèn)建設、積極參與“全民閱讀”的社會名片和形象大使。

五是以“琴劍樓”重光為起點，繼續(xù)有規(guī)劃、有目標地推廣“古里鎮(zhèn)歷史街區(qū)”保護工程，力圖在“十二五”規(guī)劃的五年時間內(nèi)，備案申報“江蘇歷史文化名鎮(zhèn)”。

如目前古里已有“銅劍路”，因此急需命名或建設一條傍水的“鐵琴路”，以合陰陽和諧之道，護持古里的傳統(tǒng)文脈。

再如可發(fā)揮古里鎮(zhèn)正南立面通過“錫太一級公路”之優(yōu)勢，考慮從古里鎮(zhèn)入口之橋北處，新建一座大型仿古木結構牌坊，以吸引過往車輛、行人之注意力正面是清嘉慶時名儒孫星衍手書“鐵琴銅劍”篆字橫匾，背面是道光時常熟知縣張組綬所書“古里仁風”四字，兩楹之一現(xiàn)成可刻的是翁同龢舊作對聯(lián)手跡：

振家聲莫如為善

綿世澤還是讀書

另一聯(lián)則不妨通過向海內(nèi)外懸賞征聯(lián)的現(xiàn)代傳播方式，通過廣告宣傳，求得各界踴躍投稿，在評選時代新作對聯(lián)的同時，也實際上大大擴大“古里鐵琴銅劍樓藏書”這九字品牌的文化內(nèi)涵。

如今，古里鎮(zhèn)域內(nèi)擁有3個高速公路道口，具有得天獨厚的交通優(yōu)勢和區(qū)位優(yōu)勢，東至上海僅距80公里，北接常熟港15公里、太倉港30公里，南鄰蘇州40公里，西靠常熟市區(qū)僅5公里。蘇嘉杭高速公路與204國道在鎮(zhèn)中心區(qū)域交匯，并形成互通；建設中的常昆高速又經(jīng)過古里鎮(zhèn)；錫太一級公路和蘇嘉杭高速公路復線在古里鎮(zhèn)域交匯；繞城一級公路和通港二通道公路穿鎮(zhèn)而過，還有傳統(tǒng)的白茆塘航道和環(huán)城河航道，橫貫鎮(zhèn)內(nèi)全境。

古里鎮(zhèn)經(jīng)濟地理的區(qū)位優(yōu)勢十分明顯，但當前問題是，如何將經(jīng)濟地理優(yōu)勢與歷史人文優(yōu)勢相結合，以便整合產(chǎn)生“1+1大于2”的時代優(yōu)勢，在這個市場經(jīng)濟加知識經(jīng)濟的社會里，讓“古里仁風”與“琴劍書香”相得益彰，讓民眾獲得最大的收益，讓民生得到最大的?；?。

總之，瞿氏鐵琴銅劍樓是歷史機緣賦予古里乃至常熟人民的人文厚禮，我們應當以感恩之心接受并在享用的同時，進一步做好文化保值、經(jīng)濟增值的工作，以便傳承給我們的子孫后代——這也是我們對待包括瞿氏“鐵琴銅劍樓”在內(nèi)所有歷史文化遺存的實事求是的立場，一種科學發(fā)展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