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詩經》概說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名《詩》，或稱 “詩三百 ”，共有 305篇，另有 6篇笙詩，有目無辭。全書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作品。最后編定成書，大約在公元前 6世紀。產生的地域，約相當于今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及湖北北部一帶。也就是黃河、長江、漢水、渭水流域的廣大地區(qū)。作者包括了從貴族到平民的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絕大部分已不可考。時代如此之長，地域如此之廣，作者如此復雜，顯然是經過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書的。
第二節(jié)《詩經》的編集
《詩經》的編集，在先秦古籍中沒有明確記載。歷史上有廣泛影響的 “采詩”、“獻詩 ”、 “刪詩 ”之說，透露了《詩經》作品來源和編定的一些消息。
采詩：周代朝廷采詩、獻詩以制作禮樂。班固《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動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xiāng)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這種采詩制度的目的是觀風察政。
獻詩：周代公卿列士獻詩、陳詩，以頌美或諷諫?！秶Z·召公諫弭謗》：“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公卿列士所獻之詩，既有自己的創(chuàng)作，也有采集來的作品。
附：刪詩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東漢王充《論衡·正說》：“《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其重復，正而存三百五篇”。刪詩說影響很大，至今有人堅持，但多數學者認為此說不確：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4）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樂，魯樂公演奏十五國風，名稱順序與今本是《詩經》相同。當時孔子僅 8歲?！妒酚洝氛f孔子刪詩是在“自衛(wèi)返魯”之后，但《論語》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詩”、“詩三百”。春秋時期諸侯宴饗和出使，常賦詩言志，所賦之詩多為《詩經》。而賦詩言志之風，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存在?？鬃釉R過“鄭聲淫”，“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主張“放鄭聲”。但現本《詩經》鄭衛(wèi)民歌依然很多?？梢?，說《詩經》由他刪選而成，則是不可信的。孔子對 “詩 ”可能作過 “正樂 ”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對 “詩 ”的內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
第三節(jié)《詩經》的分類
《詩經》按風、雅、頌分為三類，“詩”最初都是樂歌，只是由于古樂失傳，后人已無法了解風、雅、頌各自在音樂上的特色了。風即音樂曲調，國風即各地區(qū)的樂調。國是地區(qū)、方域之意。十五國風即這些地區(qū)的地方土樂。國風中，豳風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數產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東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樂，西周王畿的樂調。雅分為大雅和小雅。大雅 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 74篇，除少數篇目可能是東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層貴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層貴族，也有下層貴族和地位低微者。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許多都是舞曲，音樂可能比較舒緩。周頌 31篇，是西周初期的詩。周頌不同于其他詩的體例，不是由數章構成，每篇只有一章。魯頌 4篇，產生于春秋中葉魯僖公時，都是頌美魯僖公之作。商頌 5篇，大約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寫歌舞娛神和對祖先的贊頌，商部族的歷史傳說和神話。
第四節(jié)《詩經》的應用和流傳
一、賦詩言志：
《詩經》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即已廣泛流傳，《左傳》中大量記載了
吳楚交戰(zhàn)，申包胥到秦國求援，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睂υ唬骸肮丫皆诓菝?，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春秋左傳·定公五年》）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儡嚭螢椋俊笔鍖O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二、四家詩：
秦火以后，《詩經》以其口耳相傳、易于記誦的特點，得以保存，在漢代流傳甚廣，出現了今文的魯、齊、韓三家詩。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魯詩出自魯人申培，齊詩出自齊人轅固，韓詩出自燕人韓嬰，三家詩興盛一時。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的古文“毛詩”晚出，在西漢雖未被立為學官，但在民間廣泛傳授，并最終壓倒了三家詩，盛行于世。后來三家詩先后亡佚，今本《詩經》，就是“毛詩”。漢儒傳《詩》，使《詩》經學化，固然有對《詩經》的曲解、附會，但漢代形成的詩教傳統(tǒng)和說詩體系，不僅對《詩經》的研究，而且對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古代《詩經》研究簡說：
《詩經》的傳授和研究，自漢以下，主要用于經學。經學是開始于漢代、綿延至清代的一門專攻儒家經典的學問，這門學問的宗旨，是為封建社會的思想教育和理論建設服務，一般以“六經”注我的方式闡發(fā)學者的主觀思想?！对娊洝纷鳛榻泴W的一科，講授和研究的主題，自然不是藝術形式而是思想內容。大致說來，漢學重“美、刺”，宋學重“義理”，清代“樸學”重“考據”。
漢學：是漢、唐經學研究的主流。漢學研究《詩經》的典型著作有《毛詩序》、《毛詩鄭箋》、《毛詩正義》。漢人在詩的標題下寫一篇類似于題解的文字，稱為毛詩序，《關雎》篇為大序，其余為小序?！对姶笮颉房傉摗对娊洝?，認為詩歌反映政治：“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序》則以史解詩，以詩證史。具體指出各篇的政治背景，或因某事而美某人，因某事而刺某人。所以清人程廷祚《詩論》說：“漢儒說詩，不出美刺二端”。到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集《詩經》漢學研究之大成，全面繼承了漢儒“美刺”的說法，進一步肯定了《詩經》是一部美刺時政的政治詩集。應該說《詩經》中有一部分詩是與政治有關聯(lián)的，具有美刺的性質。但不加區(qū)別地說每一首詩都是美刺，就過于拘泥了。
宋學：是宋、元、明經學研究的主流。宋學不滿漢學只講美刺的毛鄭詩學，集中批判毛詩序。蘇轍《詩集傳》、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詩集傳》，廢序言詩，自由討論。跳出漢學的窠臼，而講出了宋學的特色。宋學以理說詩，主性情、主義理?！胺苍娭裕普呖梢愿邪l(fā)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保ā端臅ⅰ罚┻@樣《詩經》由漢學家的政治教科書變成了宋學家的“理學教科書”。宋學的功勞在于指出了《詩經》中存在著大量的與“美刺”無關的民間歌謠?！胺苍娭^風者，所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保ā对娂瘋鳌沸颍┧螌W的弊端在于指責這些民間歌謠是“惡為可誡”的淫奔之詩。宋學還有脫離訓詁、隨意穿鑿的毛病。
清代樸學：漢學復興，宗漢而攻宋。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胡承珙《毛詩后箋》、陳奐《毛詩傳疏》推崇毛傳。其宗毛攻宋的武器就是發(fā)揚漢代“漢學”重視考據的樸實學風，認真地做音韻、文字和詞義的工作，所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其字也，由字而通其詞，由詞而通其道”。（戴震）清代樸學的貢獻在于：專心的考據，對于《詩經》訓詁，貢獻良多。但其弊端在于：只敢拿《詩經》做往古的學問，不敢拿《詩經》作當世的鞭策，背離了復興“漢學”“引古籌今”，用之于“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顧炎武）的初衷。
第五節(jié)《詩經》的內容
一、祭祖頌歌：
上古祭祀活動盛行，許多民族都產生了贊頌神靈、祖先，以及祈福禳（ rá ng）災的祭歌。我國古代也特別重視祭祀，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頌”中的祭祀詩，大多是以祭祀、歌頌祖先為主，或敘述部族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或贊頌先公先王的德業(yè)，總之是歌功頌德之作。但這些作品也有其歷史和文學價值。周族史詩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贊頌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業(yè)績，反映了西周開國的歷史。從《生民》到《大明》，周人由產生到逐步強大，最后滅商，建立統(tǒng)一王朝的歷史過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現。五篇史詩，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偉大業(yè)績，社會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隸制國家的轉化，以及推翻商人統(tǒng)治的斗爭，是他們壯大發(fā)展的歷史寫照。因此，它們與后世的廟堂文學有明顯的區(qū)別。
講解《大雅·生民》（ ZP42）
克禋克祀：鄭玄箋：“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陰也”。夏以水菜（后來三晉節(jié)儉）、殷人（東夷、鄭衛(wèi)宋齊、楚）尚聲，周人重氣。
履帝武敏歆：
這里實際描寫的是古時求子求愛的儀式。
宋周去非《嶺表代答》：“人每歲十月旦，舉峒祭都貝大王，于其廟前會男女無夫家者，男女各群，連袂而舞蹈，謂之踏搖。男女意相得，則男咿嚶奮躍，入女群中負其所愛而歸，于是夫婦定矣。”這是原始狂歡節(jié)求愛求子儀式的遺存。而“履帝武敏”當是許許多多形式中的一種。
清陸次云《峒蹊纖志》：苗人每遇節(jié)令，男子吹笙撞鼓，婦隨其后，婆娑進退，舉手頓足，疾徐可觀，名曰踹堂之舞。不過苗人此舞，已經失去原始時代舞蹈的意義。他們只是在象征性地表演祖先的狂歡舞而已。苗人是伏羲氏之后，傳說伏羲也是因為他的母親華胥履跡而生。
履帝跡生子的神話，實際上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會的折射 ,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的歷史背景。反映了殷周時期的歷史圖景，以及人們敬天祭祖的宗教觀念。
藝術上：本詩采用鋪敘手法，歌頌后稷功德，似乎是一篇《后稷本紀》。后稷出生、轉棄、稼穡、祭祀過程，生動細致。用方、苞、種、裦、發(fā)、秀、堅、好、穎、粟，描寫谷物生長過程中的十種狀態(tài)。用旆旆、穟穟、幪幪、唪唪描畫豆、谷、麻、瓜四類作物的長勢。以舂、揄、簸、蹂、釋、烝，敘谷物處理的六個步驟。精細而形象。孫鑛《評詩經》：“次第鋪敘，不惟記其事，兼貌其狀，描摹如纖，絕有境之態(tài)?！?
傳奇色彩：履帝跡而懷孕，生而如肉團，剖之不開，棄之見異，生而會立，天生知農，天降嘉種。
二、農事詩：
我國農業(yè)有悠久的歷史，很早就開始了農業(yè)種植活動，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標志著農業(yè)的初步發(fā)展。周人將自己的始祖與發(fā)明農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可見農業(yè)在周人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詩經》時代，農業(yè)生產已占有重要地位?！对娊洝分械淖髌?，不僅在道德觀念和審美情趣上打上了農業(yè)文明的烙印，而且產生了一些直接描寫農業(yè)生產生活和與之相關的政治、宗教活動的農事詩。
周初的統(tǒng)治者極為重視農業(yè)生產，一年的農事活動開始時，要舉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禮，祈求上帝賜予豐收，天子親率諸侯、公卿大夫、農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象征性犁地。秋天豐收后，還要舉行隆重的報祭禮，答謝神靈的恩賜。《詩經》中的《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種藉田，春夏祈谷、秋冬報祭時的祭祀樂歌。這類作品，真實地記錄了與周人農業(yè)生產相關的宗教活動和風俗禮制，反映了周初的生產方式、生產規(guī)模，周初農業(yè)經濟繁榮，以及生產力發(fā)展的水平。
講解《七月》
《七月》是一首農事詩，是風詩中最長的一篇，共 8章 88句， 380字。其最偉大的價值是史料價值，研究古代農業(yè)發(fā)展狀況、古代氣候的學者都必須參考。
藝術上，這首詩受到的稱譽過多，說它“無體不備，有美必臻。”“洵天下之至文”、“真是無上神品”，這些贊詞，都缺少發(fā)展的眼光。清代崔述：“讀《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樸古，天真爛漫，熙熙乎太古也”。評價比較中肯。的確，這首詩不著意構筑，信口而出，用賦的手法從七月寫起，按農事活動的順序，以平鋪直敘的手法，把風俗景物和農夫生活結合起來，樸實、生動地描摹了西周農人的生活狀況。這便是《七月》的藝術特點。
三、燕饗詩：
《詩經》中還有以君臣、親朋歡聚宴享為主要內容的燕饗詩，更多地反映了上層社會的歡樂、和諧。周代是農業(yè)宗法制社會，宗族間相親相愛的關系是維系社會的重要紐帶。
講解《小雅·鹿鳴》。
本詩是天子宴群臣嘉賓之詩，后來也被用于貴族宴會賓客。宴飲中的儀式，體現了禮的規(guī)則和人的內在道德風范。燕饗詩贊美守禮有序，賓主融洽的關系；而對不能循禮自制，縱酒失德的宴飲，則是否定的。禮樂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詩經》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禮樂文化的載體。燕饗詩以文學的形式，表現了周代禮樂文化的一些側面。
全詩以鹿鳴起興，首章言奏樂，二章言飲酒，末章則并奏樂、飲酒而言之。從情緒上說，是一章比一章親近；從氣氛上說，是一章比一章熱烈。至末章則達到“和樂且湛”的高潮，層次十分清晰。
四、怨刺詩：
西周中葉以后，特別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綱廢弛，社會動蕩，政治黑暗，大量反映喪亂、針砭時政的怨刺詩出現了。這些詩被后人稱為“變風”、“變雅”。（所謂“變風”、“變雅”：《禮記經解》說：“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是后世經學家納入倫理軌道后對《詩經》作品的主觀解說，即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对娊洝反_有不少含蓄蘊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直吐怒罵之作。這些作品被后人稱為“變風”、“變雅”。其特點是“多具憂世之懷”，“有憂生之意”。劉熙載《藝概》）如小雅中的《節(jié)南山》、《雨無正》反映了厲王、幽王時賦稅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會弊端叢生，民不聊生的現實。國風中的《魏風·伐檀》、《魏風·碩鼠》、《邶風·新臺》、《鄘風·墻有茨》、《鄘風·相鼠》、《齊風·南山》、《陳風·株林》，或諷刺不勞而獲，貪得無厭者，或揭露統(tǒng)治者的無恥與丑惡，辛辣的諷刺中寓有強烈的怨憤和不平。在周室衰微，禮崩樂壞，政教缺失，人倫廢絕，刑政苛酷的時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貴族大夫及社會各階層人士，憫時喪亂，憂世憂生，以詩來針砭時政和社會弊端，感嘆身世遭遇。
五、戰(zhàn)爭徭役詩：
戰(zhàn)爭與徭役為主要題材的敘事和抒情詩稱為戰(zhàn)爭徭役詩，這類詩大概有 30首。戰(zhàn)爭與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稱為“王事”：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小雅·采薇》）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唐風·鴇羽》）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小雅·北山》）
參加戰(zhàn)爭和徭役，是周人必須履行的義務。戰(zhàn)爭徭役詩的主旋律：由于周人重農尊親，所以從總體上看，戰(zhàn)爭和徭役詩，大多表現為對戰(zhàn)爭、徭役的厭倦，含有較為濃郁的感傷思鄉(xiāng)戀親的意識。從而凸現了較強的周民族農業(yè)文化的心理特點。《詩經》反映戰(zhàn)爭徭役有兩種情況：
其一、對周邊民族的抵御與進攻（積極防御）。自西周建國，不斷受到外來侵擾，北方的玁狁（戎狄），東南的徐戎、淮夷，南方的荊楚。這些部族尚處于游牧階段，未進入文明的門口，文化水準的差異及對子女財帛的垂涎（ xian），使他們對農業(yè)為主體的較為富庶的周民族發(fā)動進攻。于是就有了戰(zhàn)爭詩?！缎⊙拧げ赊薄贰肚仫L·無衣》（與玁狁）《大雅·常武》《大雅·江漢》（與荊楚）周族創(chuàng)造的是農業(yè)文明，周人熱愛和平穩(wěn)定的農業(yè)生活環(huán)境。因此，更多的戰(zhàn)爭詩表現出對戰(zhàn)爭的厭倦和對和平的向往，充滿憂傷的情緒。如《小雅·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歸途中所賦。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為保家衛(wèi)國而出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說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詩人對侵犯者充滿了憤怒，詩篇中洋溢著戰(zhàn)勝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時又對久戌不歸，久戰(zhàn)不休充滿厭倦，對自身遭際無限哀傷。
其二、對內鎮(zhèn)壓叛亂的。武王滅殷之后，封商紂王的兒子武庚于殷國，并讓管叔、蔡叔、霍叔監(jiān)督武庚。武王死后，周公當政，武庚、管叔和蔡叔及徐國、奄國相繼背叛，周公率兵東征。經歷了三年的激戰(zhàn)，最后平定了叛亂。如《豳風·東山》?！夺亠L·東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厭戰(zhàn)情緒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歸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著家鄉(xiāng)的景況和回家后的心情?！拔摇本谜鞑粴w，現在終于脫下戎裝，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軍打仗了。歸家途中，觸目所見，是戰(zhàn)后蕭索破敗的景象，田園荒蕪，土鱉、蜘蛛滿屋盤旋，麋鹿游蕩，螢火蟲閃爍飛動，但這樣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獨守空房，盼望著“我”的歸來。遙想當年新婚時，喜氣洋洋，熱鬧美好的情景，久別后的重逢，也許比新婚更加美好？這里既有對歸家后與親人團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對前途未卜的擔憂，整首詩把現實和詩人的想象、回憶結合在一起，極為細膩地抒寫了“我”的興奮、傷感、歡欣、憂慮等心理活動。詩人對戰(zhàn)爭的厭倦，對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如果說在戰(zhàn)爭詩中，除了厭戰(zhàn)思鄉(xiāng)之情外，還有少數激奮昂揚之作的話，《詩經》中的徭役詩，則完全是對繁重徭役的憤慨厭倦了。無論是大夫為天子、諸侯服役，還是下層人民為
六、婚戀詩。反映婚姻愛情生活的詩作，在《詩經》中占有很大比重，不僅數量多，而且內容十分豐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戀，相思相愛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場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詩，還有表現不幸婚姻給婦女帶來痛苦的棄婦詩。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 “國風 ”之中，是《詩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動人的篇章。
《詩經》中的情詩，廣泛反映了那個時代男女愛情生活的幸福歡樂和挫折痛苦，充滿坦誠、真摯的情感。有單相思的詩：《周南·關睢》；男女相互愛慕的詩：《邶風·靜女》；女子對男子的思念：《鄭風·子衿》、《鄭風·出其東門》；爭取婚姻自由的詩：《鄘風·柏舟》；棄婦詩：《衛(wèi)風·氓》和《邶風·谷風》。
講解《氓》和《谷風》。
《氓》以一個普通婦女的口吻敘述自己從戀愛、結婚到被棄的過程。全篇敘事和抒情相結合，巧妙地將事件過程和棄婦的思想情感融為一體，在女主人公悔恨地敘述自己戀愛、結婚和婚后被虐、被棄的遭遇中，表現出剛強自愛、果斷堅決的性格。
《谷風》以具體的事實訴說自己的勞苦賢淑和丈夫的薄情寡義，指責了丈夫的喜新厭舊，得新捐故的惡劣行為?？陀^地反映了婦女的悲慘命運。
第六節(jié)《詩經》的藝術特點
一、《詩經》是中國現實主義的開端：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fā)現實生活觸發(fā)的真情實感，這種創(chuàng)作態(tài)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里程碑。
二、賦、比、興的手法：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征的重要標志，也開啟了我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本手法。關于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fā)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fā)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chuàng)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fā)了詩人的情感。
《詩經》中“興”的運用情況比較復雜，有的只是在開頭起調節(jié)韻律、喚起情緒的作用，興句與下文在內容上的聯(lián)系并不明顯。如《小雅·鴛鴦》：“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迸d句和后面兩句的祝福語，并無意義上的聯(lián)系?！缎⊙拧ぐ兹A》以同樣的句子起興，抒發(fā)的卻是怨刺之情：“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這種與本意無關，只在詩歌開頭協(xié)調音韻，引起下文的起興，是《詩經》興句中較簡單的一種?！对娊洝分懈嗟呐d句，與下文有著委婉隱約的內在聯(lián)系?；蚝嫱袖秩经h(huán)境氣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題旨，構成詩歌藝術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多嶏L·野有蔓草》清秀嫵媚的少女，就像滴著點點露珠的綠草一樣清新可愛。而綠意濃濃、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詩人邂逅相遇的喜悅心情，正好交相輝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茂盛的桃枝、艷麗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禮的熱鬧喜慶互相映襯。而桃樹開花（“灼灼其華”）、結實（“有蕡其實”）、枝繁葉茂（“其葉蓁蓁”），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孫、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詩人觸物起興，興句與所詠之詞通過藝術聯(lián)想前后相承，是一種象征暗示的關系。《詩經》中的興，很多都是這種含有喻義、引起聯(lián)想的畫面。比和興都是以間接的形象表達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興合稱，用來指《詩經》中通過聯(lián)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創(chuàng)作手法。
《詩經》中賦、比、興手法運用得最為圓熟的作品，已達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諧的藝術境界，對后世詩歌意境的創(chuàng)造，有直接的啟發(fā)，如《秦風·蒹葭》，三章興句寫景物的細微變化，不僅點出了詩人追求 “伊人 ”的時間地點，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濱的圖景，而且烘托了詩人由于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迫切地懷想“伊人”的心情。在鋪敘中，詩人反復詠嘆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涼傷感心情，凄清的秋景與感傷的情緒渾然一體，構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尋味的藝術境界。
三、重章疊句：《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節(jié)拍的四言句帶有很強的節(jié)奏感，是構成《詩經》整齊韻律的基本單位。四字句節(jié)奏鮮明而略顯短促，重章疊句和雙聲疊韻讀來又顯得回環(huán)往復，節(jié)奏舒卷徐緩?！对娊洝分卣炉B句的復沓結構，不僅便于圍繞同一旋律反復詠唱，而且在意義表達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对娊洝分械闹卣?，許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詩章重疊，只變換少數幾個詞，來表現動作的進程或情感的變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換了六個動詞，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個過程。復沓回環(huán)的結構，靈 活多樣的用詞，把采 芣 苡的不同環(huán)節(jié)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為補充，在意義上形成了一個整體，一唱三嘆，曼妙非常。方玉潤《詩經原始》卷一云：“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馀音裊裊，若遠若近，若斷若續(xù)，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
《詩經》的疊句，有的在不同詩章里疊用相同的詩句，如《豳風·東山》四章都用“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開頭，《周南·漢廣》三章都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結尾。有的是在同一詩章中，疊用相同或相近的詩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疊句。三章在倒數第二、三句分別疊用“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
第七節(jié)《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一、抒情詩傳統(tǒng)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我國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我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詩經》雖有少數敘事的史詩，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对娊洝房梢哉f主要是一部抒情詩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產生了如此眾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詩篇，是世界各國文學中罕見的。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我國抒情詩特別發(fā)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后，我國詩歌沿著《詩經》開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進，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二、風雅與文學革新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后世詩人的創(chuàng)作。
《離騷》及《九章》中憂憤深廣的作品，兼具了“國風”、“二雅”的傳統(tǒng)。漢樂府詩緣事而發(fā)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后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chuàng)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不僅陳子昂，唐代的許多優(yōu)秀詩人，都繼承了 “風雅 ”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李白慨嘆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古風》其一）；杜甫“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其六），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意旨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都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后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從宋陸游到清末黃遵憲，也代有其人。
三、比興的垂范
《詩經》于比興時有寄托，屈原在《楚辭》中，極大地發(fā)展了《詩經》比興寄托的表現手法。同時，《詩經》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興，在《詩經》被經學化后，往往被加以穿鑿附會，作為政治說教的工具。因此，有時 “比興 ”和 “風雅 ”一樣，被用來作為提倡詩歌現實性、思想性的標的。而許多詩人，也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寫了許多寓有興寄的作品。比興的運用，形成了我國古代詩歌含蓄蘊藉、韻味無窮的藝術特點。
《詩經》對我國后世詩歌體裁結構、語言藝術等方面，也有深廣的影響。曹操、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詩創(chuàng)作直接繼承《詩經》的四言句式?！对娊洝菲渌鞣N句式當時只是單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時，后世箴、銘、誦、贊等文體的四言句和辭賦、駢文以四六句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詩經》?？傊对娊洝防位\千載，衣被后世，不愧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光輝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