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位中國歷史人物（29）——王充

一盞光陰 2012-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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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

——第一個疑古問孔的唯物思想家

生卒年：27—97

祖籍：浙江上虞

性格：好學沉思、勇敢無畏

身份：東漢著名思想家

王充，字仲任，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年少時就成了孤兒，鄉(xiāng)里人都稱贊他孝順。后來到京城，到太學（中央最高學府）里學習，拜扶風人班彪為師?！墩摵狻肥峭醭涞拇碜髌?，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為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云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峰，成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著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斗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著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平日里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xiāng)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xiāng)里，遇到災荒之年，又干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yè)，率全家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糊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后來與當?shù)匾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斗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zhèn)。

　　為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為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為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后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為孤兒，家族頂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群書。《后漢書》說王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眾流百家之言?！痹谑熳x經史之余，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認為經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徒受經于伏生，自后名師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yōu)就不辯自明了。

　　王充認為：“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圣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于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么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本拖窳⑸砦蓍艿紫轮牢萋?，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的錯誤?？墒钦戮渲逯恢攀貛熣f，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系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彼鏆v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獲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圣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見彌大?！彼直扔髡f：人們游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彼终f：“大川相間（兼），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碧热簟昂２煌ㄓ诎俅?，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薄秳e通篇》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并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并且認為：“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門，治圣人之經，學圣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薄吨x短》但是識古通今，只是一種知識的象征，只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FONT>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于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么鴻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漢代的谷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把他們與圣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并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薄冻妗吠醭鋵櫲迦绱丝粗兀匀凰呐Ψ较蛞簿褪浅蔀橐幻麨槭浪F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游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松《后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臨辟雍的盛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袁山松書已佚，這條材料見于李賢《后漢書注》。注文作《六儒論》，根據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后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親行其禮?！薄睹鞯奂o》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繡著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靈臺，望云物，吹奏迎春的樂曲，觀察物候的變化，制定《時令》書，頒給列侯、諸王，重演了一番早為孔子所嘆惜的授時“告朔之禮”。

　　這年冬天，明帝又親臨辟雍，舉行尊老養(yǎng)賢之禮。事先推定年老博學的李躬為“三老”，曾授明帝《尚書》的桓榮為“五更”，這天，天子先行到達辟雍，舉行典禮，然后派人用安車蒲輪（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將三老五更接來，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以賓主（而非君臣）之禮迎上柞階?；实巯略t“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实弁炱瘕埮?，操刀親割，將肉獻（不是賜）給三老，還親自給他酌酒；五更，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接著舉行射禮，射禮完畢，明帝歸坐于講堂之上，正襟危坐，執(zhí)經自講，諸儒執(zhí)經問難于前。不夠級別的“冠帶縉紳”，只有環(huán)繞著辟雍璧水，隔岸觀望了。這天，平時被人罵為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王充看到了這出從前只在禮書上記載著、在儒生們口頭傳誦著的敬老尊儒大典，無疑是十分興奮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論》以頌其事。就是事隔數(shù)百年后，范曄作《后漢書》，在寫到這一盛況時，也不無激動地說：“（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靈臺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FONT>

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王充學成之后，也曾抱著致君堯舜的夢想，走“學而優(yōu)則仕”的路子?？墒峭醭湓诠賵龅木秤霾⒉槐人睦蠋焸兒枚嗌?，《自紀篇》自敘其為官履歷曰：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王充一身只當過地方官，東漢地方機構，實行州、郡、縣三級制，王充歷仕三級，但都位不離“掾”。掾，是漢代各極機構中的屬官。在縣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軍事長官都尉府作過掾功曹，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為從事屬官。生平就沒逃脫過為人下僚的命運。

　　造成王充這種徘徊州縣，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來王充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面的分析和論述?！斗暧銎穼⑷胧嘶碌倪_與不達歸結為遇與不遇：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虿鸥咝袧崳挥?，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進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賢才常有，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生逢其時，仕遇其主，雖才淺德薄也因緣得進；反之，如果生不逢時，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齊，也會落拓在野，沉淪下僚。這在缺乏健全的競爭機制時更是如此。不過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征辟舉拔之制，還是比較正常的，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逗鬂h書》說他“仕郡為功曹，以數(shù)諫爭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紀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書郡守，主張厲行節(jié)儉，以備困乏，但“言不納用”；時俗嗜酒，充以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憂，奏記郡守：主張“禁酒”，亦不被重視。讀書人的看家本領就是建言獻策，既然言不納用，可見他遇到的確實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說：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jié)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連遭外禍，累害之也。

　　仕宦留滯，行跡誣傷，有罪不除，聲名狼狽……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過錯，很可能是外物的連累和陷害。王充將這些來自外物的毀傷歸納為“三累三害”。何謂三累三害？充說：鄉(xiāng)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鄉(xiāng)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煩：朋友反目，相為毀傷，一累也；庸才忌妒，毀傷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轉相攻擊，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進者為了有限的職位互相詆毀，在長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實，長官又不明察，信納其言，一害也；同僚愛好不同，清濁異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名聲越來越潔白，見解越來越高明，濁吏自慚形穢，懷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過失，陷害重罰，二害也；長官親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對不肯附從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懷不滿，在長官面前詆毀他，三害也。王充所舉的三累三害，生動而具體，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王充認為天和地都是無意志的自然的物質實體，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無為的結果。他認為萬物是由于物質性的“氣”，自然運動而生成的，“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生物間的相勝是因為各種生物筋力的強弱、氣勢的優(yōu)劣和動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禍福的人格神。

王充認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產物，“人，物也；物，亦物也”，這樣就割斷了天人之間的聯(lián)系。他發(fā)揚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義思想。他說：“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他認為社會的政治、道德與自然界的災異無關，所謂"、“天人感應”的說法只是人們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擬天的結果。

王充認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氣血脈，而“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他認為人死猶如火滅，火滅為何還能有光？他對于人的精神現(xiàn)象給予了唯物的解釋，從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惡報應”的迷信。

王充反對“奉天法古”的思想，認為今人和古人相“齊”，今人與古人氣稟相同，古今不異，沒有根據說古人總是勝于今人，沒有理由頌古非今。他認為漢比過去進步，漢在“百代之上”，因為漢在“百代”之后。這種見解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

　　刺史（官職名）董勤征聘他為從事（官職名），改任治中（官職名），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征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征聘他，因為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體力和腦力都衰弱了，于是寫作了《養(yǎng)性書》十六篇，倡導節(jié)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

王充是東漢時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整個東漢二百年間，稱得上思想家的，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長統(tǒng)。王符（公元85—162年），字節(jié)信，著有《潛夫論》，對東漢前期各種社會病端進了抨擊，其議論愷切明理，溫柔敦厚；仲長統(tǒng)（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對東漢后期的社會百病進行了剖析，其見解危言峻發(fā)，振聾發(fā)聵。王充則著《論衡》一書，對當時社會的許多學術問題，特別是社會的頹風陋俗進行了針砭，許多觀點鞭辟入里，石破天驚。《論衡》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就物理學來說，王充對運動、力、熱、靜電、磁、雷電、聲等現(xiàn)象都有觀察，書中記載了他的觀點。他還解釋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王充把人的發(fā)聲，比喻為魚引起水的波動；把聲的傳播，比喻為水波的傳播。他的看法與我們今天聲學的結論是一致的：聲是物體振動產生的，聲要靠一定的物質來傳播。歐洲人波義耳認識到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是17世紀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