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萬歷二十九年應天巡撫右都御史曹時聘上奏明神宗說“吳民生齒最煩，……機戶出資，織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浮食其民，得業(yè)則生，失業(yè)則死。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shù)千人，機戶罷而織工散者又數(shù)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明朝時期的杭州“人無擔石之儲，然亦不以儲蓄為意，即輿夫仆隸奔勞終日，夜則歸市肴酒，夫婦團醉而后己，明日又別為計”。

順天府的市民也是“家無擔石而飲食服飾擬于巨室”。

山東博平縣明朝嘉靖中葉以后“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

鄆城縣百姓“貧者亦捶牛擊鮮，合饗群祀，與富者斗豪華，至倒囊不計。……胥吏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于仕宦?！镏袩o老少，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

南直隸通州，在明朝萬歷時期，“鄉(xiāng)里之人無故宴客者一月凡幾”菜肴十分豐盛，“稍賤則懼其瀆客”。

浙江桐鄉(xiāng)縣的青鎮(zhèn)“其俗尚侈，日用會社婚葬皆以儉省為恥，貧人負擔之徒，妻多好飾，夜必飲酒”。

明代的社會還興起了“攢盒”，盒內(nèi)分為不同形狀的格子，將各種各種食物攢集為一盒，可攜帶外出游山玩水?！霸O席用攢盒，始于隆慶，濫于萬歷。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婦龜子皆用攢盒飲酒游山，郡城內(nèi)外始有裝攢盒店，而答應官府，反稱便矣”。

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興訪一友人，“見其家設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臺盤一副，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

到明朝萬歷時期，更加厲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華賓宴，……且以象筷玉杯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如果節(jié)儉到極點的崇禎皇帝知道他的臣民許多人都比他闊氣百倍千倍，不知道做何感想。）

在服飾方面，明代人的富裕也同樣驚人。

在明朝弘治、正德年間，禮部都給事中周璽就上疏說“靡麗奢華彼此相尚，借貸費用，習以為常，首飾則濫用金寶，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技藝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憚”。

著名文學家李夢陽（1473-1530）這樣描繪明代商人的富裕程度“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繡綺觳，……其富與王侯同也?！?/p>

揚州商人資本雄厚，更是“無不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飾輿馬及諸攤錢之戲”。

連山東博平縣這樣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年間而古風漸渺，……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湘鞋紗裙細绔”。

南通州在萬歷時期，“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云廉，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绔襪亦皆純采。向所謂羊腸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無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賤品，亦帶方頭巾，莫知厲禁。其俳優(yōu)隸卒、窮居負販之徒，躡云頭履行上道者鍾相接，而人不以為異”。

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xiàn)了“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云頭不履”的現(xiàn)象。在南直隸松江，“奴隸爭尚華麗”“女裝皆鍾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與仕宦漫無分別”。在河南內(nèi)丘“門快輿皂無非云履，醫(yī)卜星相莫非方巾”。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為村富所竊，而屠販奴隸亦著云履而白領緣”。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異而歲不同，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為富貴容”。甚至連清操自命的寒士也要趕時髦“布袍乃儒家常服，邇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稠娟色衣，謂之薄華麗，……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琮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保鞔跺サ摹对崎g據(jù)目抄》）“不衣文采而赴鄉(xiāng)人之會，則鄉(xiāng)人竊笑之，不置之上座”（明萬歷《通州志》）

以上內(nèi)容摘錄自滕新才著《明代中后期商品經(jīng)濟》《明代中后期飲食文化》《明代中后期服飾文化》。

明代客店的規(guī)模大到什么程度，不下與現(xiàn)在的五星級賓館。

明代的著名文學家張岱這樣描繪泰安州的客店：

“投店者，先至一廳事，上簿掛號，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店房三等?！R亦三等：……。計其店中，演戲者二十余處，彈唱者不勝計；庖廚炊燠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腿杖罩?，而新舊客房不相襲，葷素庖廚不相混，迎送廝役不相兼，是則不可測識之矣”。

“客店至泰安者，不復敢以客店目之”。

泰安州的客店之所以如此發(fā)達，正是因為明代的旅游業(yè)空前發(fā)達的原因，泰山是旅游勝地，正因為如此，有如此巨大規(guī)模的客店。

后人只知道明代有徐霞客，卻不知道徐霞客僅僅是明代中后期幾乎全民狂熱的旅游熱潮中特別突出的一個而已，事實上明代中后期，旅游幾乎已經(jīng)成為上至達官貴人，文人學者，下至平民百姓都熱衷的一項活動。有許多人為了旅游甚至放棄了科舉考試。

關于明代中期后期旅游業(yè)繁榮的程度，我這里沒有辦法一一詳細介紹，大家可以去看看滕新才寫的《明朝中后期旅游文化論》看看明代旅游究竟繁榮到什么程度。

如果總結(jié)一下的話， 別的朝代都是越到晚期，民間越貧困，而惟獨明朝的中國，越到晚期民間越是富裕。

如果按照富裕程度來說的話，滿清最富裕的康熙、乾隆時期，所謂的“康乾盛世”，人民的生活水平還遠遠低于明代已經(jīng)處于衰弱時期的萬歷晚期。如果按照康乾所謂“盛世”的標準，明代將近300年的歷史中，倒是至少有250年都是超級盛世！

明范濂《云間據(jù)目抄》中有這樣一條：“細木家伙，如書桌禪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用細木數(shù)件，亦從吳門購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類。紈褲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及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可，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蓄甕魚雜卉，內(nèi)則細桌拂塵，號稱書房，竟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p>

大家可以看一下，明代的普通百姓究竟富裕到什么程度，連小小的皂快都可以有這樣的生活水準：“尤可怪可，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蓄甕魚雜卉，內(nèi)則細桌拂塵，號稱書房，竟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

客觀而論，如果不考慮科技進步帶來的家用電器，以及其他便利，僅僅從衣、食、住這三個方面來考慮，明代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是超過今天中國的。

如果大家覺得明代人自己的記載不可靠，還可以看一下當時到達中國的外國傳教士的記載，基本上也差不多，甚至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