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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祖先崇拜的起源和種族神話作者：劉 莉 ?。ò模﹦?莉／著 星燦／譯 祖先崇拜一直被視為中國古代的一種主要宗教形式。根據(jù)文獻記載，祖先崇拜至少可上溯至商代，并且綿延不斷，流傳至今。幾千年來，這個信仰系統(tǒng)不僅塑造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而且也不斷被歷代的統(tǒng)治階層所利用，以達到使其政治地位合法化的目的。祖先不單是可以被創(chuàng)造，而且也是可以被更新的，所以祖先崇拜的性質(zhì)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通過分析中國的考古資料，本文試圖探討新石器時代祖先崇拜的形式及其發(fā)展過程，并說明史前社會的氏族/部落祖先如何變成商代的國家神祗，進而研究近代中國如何把黃帝從一個傳說中的圣人變成漢族始祖，最后變成全中國人民共祖的過程。 從集體祖先到個人祖先 祖先崇拜是一個儀式活動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通過分析考古資料得以重建{1}{2}。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資料顯示，祖先崇拜至少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時代中期（公元前4500年），其儀式也經(jīng)歷了一個長期的變化過程{3}。 中國的新石器時代至少可見四種祖先崇拜的形式。其一是“集體祖先崇拜”，表現(xiàn)在陜西南部龍崗寺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埋葬制度中（公元前4500~4200年）{4}。墓葬中的隨葬品顯示，當時還不存在等級社會組織。在這個遺址，有大約150個祭祀坑分布在墓地的周圍，而墓地中共包括168座墓葬。根據(jù)墓葬和祭祀坑的空間分布關系來看，祭祀坑不是針對任何某一個墓葬，而是對整個墓地祭祀留下的遺跡。在這里，祖先包括這一社會團體中所有死去的成員；祖先崇拜儀式的舉行，很可能也是代表著整個社會集團的共同利益。整個社會的成員，患難與共，沒有貴賤高低之分。 其次，正如仰韶文化史家類型（公元前4300~4000年）多人二次合葬所揭示的那樣，某些女性死者從“集體祖先”中被排除出來。這在陜西中部的史家遺址表現(xiàn)的尤其清楚。研究顯示，史家墓地的埋葬制度很可能表現(xiàn)了從夫居和女性歸葬（或二次葬）娘家的風俗；男女性比例懸殊，尤其成年及老年女性大大低于同年齡組男性的現(xiàn)象顯示出嫁他鄉(xiāng)的女性多不得歸葬娘家的情況{5}。嫁到外鄉(xiāng)的女性，是第一批被剝奪成為祖先資格的社會成員。其余的死者則仍可以成為集體祖先的成員，而被他們的后代所祭祀。儀式活動可能在擴大家庭或更大的親屬集團的不同社會層次上舉行。盡管這個社會還被視為無等級社會，但是，基于個人對集體在經(jīng)濟和社會上的貢獻的大小，對待死者的處理方式在不同的社會次組織之間則是不平等的。 第三，針對個人的祖先崇拜儀式，可從青海陽山墓地（公元前2500~2300年，屬于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中晚期）中觀察到{6}。在這個墓地中，盡管從墓葬本身看不出社會成員之間有明顯的經(jīng)濟上的不平等，但個別成員似乎已經(jīng)享有較特殊的地位。祭祀坑明顯地分布在兩個大墓附近，這兩個墓葬隨葬陶鼓、大石斧和大理石飾品，說明死者不同于一般社會成員，并且可能因其生前在宗教或軍事上的影響力，而被視為祖先受到祭祀。祭祀坑的時代有的與墓葬同時屬半山期，有的則屬馬廠期。說明對個人祖先的祭祀活動延續(xù)了百年之久。 第四，祖先崇拜的儀式不僅針對個人而且和等級社會制度聯(lián)系起來的情況在山東諸城縣呈子遺址及其他龍山文化遺址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7}。根據(jù)隨葬品的情況，可以把呈子遺址的墓葬分為四個等級。整個墓地可分成東西兩組，可能代表兩個有血緣關系的親屬集團。值得注意的是，一等墓只見于西組墓地，而祭祀坑緊密分布在西組的大型墓葬周圍。祭祀坑的時代或與附近的大墓同時或晚于大墓。可見，接受長期祭獻的祖先，必定是那些生前公認享有崇高社會地位和具有政治、宗教以及經(jīng)濟威望的顯赫家族中的個人。祭祀儀式似乎是由血緣關系密切的親屬成員主持的。因此，祖先崇拜儀式變成了社會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又加劇了社會的等級分化，但并未脫離以血緣為基礎的社會制度。 必須指出，祖先祭祀儀式可能會有許多不同的地區(qū)表現(xiàn)形式，而不限于以上列舉的資料所顯示的那樣；祖先崇拜的發(fā)展也不可能只表現(xiàn)為單線的進化形式。但是，毫無疑問，祖先崇拜作為一種儀式活動，在歷史上經(jīng)歷了許多的變化。從集體祖先到個人祖先，祖先祭祀儀式的轉(zhuǎn)換過程，恰與從平等社會發(fā)展到等級社會的過程相呼應。 從部落英雄到國家神祗 祖先崇拜儀式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政治制度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和它在商代的作用非常相似，在后者的國家政治體制中，宗教權、政治權和親屬關系彼此依托，互為一體{8}{9}。在商代，祖先崇拜儀式已經(jīng)高度制度化，祖先崇拜滲透到國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相信，商王的祖先能夠和主宰谷物豐收和戰(zhàn)爭勝利的天帝接觸，而唯有商王可以和他的祖先交流。因此，對祖先的崇拜，為商王在政治上的統(tǒng)治地位，提供了巨大的心理的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支持{10}。國家的興旺發(fā)達，似乎要靠商王對其祖先舉行正確的祭祀儀式（如犧牲供奉和占卜）來保證。因此，商代的宗教在國家的起源和統(tǒng)治集團的合法化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盡管都能享受祭祀并且能為現(xiàn)世提供服務，商代的祖先似乎可以劃分為兩類：歷史的和神話的。第一類祖先包括王家族譜上記錄的國王，比如上甲和湯。第二類祖先，則是那些傳說中的部落英雄，比如帝嚳和契，商人相信他們是肇始商族的遠祖，且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但卻沒有證據(jù)表明他們和商王有直接的血緣關系{11}{12}。 歷史祖先的確受到商王的祭祀，這在晚商首都安陽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可以經(jīng)常看到。在安陽西北崗王陵區(qū)，有2000多個人、牲祭祀坑分布在十一座大型王墓的周圍{13}。在小屯還發(fā)現(xiàn)了宗廟的遺跡。在宗廟周圍，也發(fā)現(xiàn)有大量的包含有人、牲、黑灰、木炭以及動物燒骨的祭坑和殉坑{14}。 墓葬周圍的祭祀坑及其包含的祭品，很可能就是對埋在這里的商王進行祭祀而留下的祖先崇拜遺跡。這似乎還是從新石器時代繼承下來的墓祭傳統(tǒng)。另一方面，宗廟周圍發(fā)現(xiàn)的祭祀坑，大概是用來祭祀所有死去的商王——包括沒有埋在安陽的先王——的遺跡。這是一個新現(xiàn)象，因為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新石器時代的宗廟。 夏商周三代的祖先崇拜儀式體現(xiàn)出高度的等級化特征?；谳叿莅炎嫦鹊牡匚缓蜕駲喾譃橐来芜f減的等級{15}，活著的人只能祭祀那些和其地位和等級相對應的祖先。王室和貴族有權利建祖廟以祭祀其遠祖，普通人則只能在家中祭祀他們的父祖近親{16}。很顯然，只有國王才可以祭祀天帝、神話祖先和王室祖先。 正如商人一樣，夏人和周人也有自己的祖先起源神話，其內(nèi)容大同小異{17}。神話祖先，可能是確立早期王朝的國王們的合法地位的最重要的力量。這些祖先是一種象征物，一種超自然的道德力量。神話祖先的創(chuàng)造，構(gòu)建了超自然神祗和王室之間的神秘聯(lián)系，后者因此也披上了神圣的外衣。神話祖先又被認為是同王國內(nèi)所有社會集團（不論有否血緣關系）都有聯(lián)系的威力強大的神祗。因此，神話祖先的創(chuàng)造有利于根據(jù)假定的神化血緣關系把社會等級化。神話祖先的出現(xiàn)，與其說是宗教現(xiàn)象，毋寧說是一種政治策略。他們的力量存在于其譜系的遙遠，神圣的功績，神秘而又模糊的血緣關系，以及任何社會成員都可以與之建立的心理的和象征性的聯(lián)系中。他們還是可以被統(tǒng)治階級為達到其政治目的而操縱的象征性的偶像。正如下文要論及的那樣，這些和三代的奠基祖先的創(chuàng)造相關的諸特征，大部分都被后來的歷史所繼承。 1 [2] [3] 萬千書庫 主題閱讀 百家講壇 武俠大全 世界名著 除了三代的氏族部落祖先，還有更遙遠的神話祖先，他們更抽象，也具有更強的道德力量。其中的三皇五帝，就被認為是三代之前的先祖。三皇五帝是超氏族的神祗，很可能是在商周之際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18}。因為他們的出現(xiàn)，與王國爭取統(tǒng)治超越氏族的國家政治經(jīng)濟體系的過程同步，因此，這些新神祗的形成，很可能是向高度統(tǒng)一的社會制度發(fā)展過程中的宗教反映。 在這些神話祖先之中，黃帝是最具影響力的一個。他不僅在古代被人們崇拜，直至現(xiàn)代還在接受人們的祭祀。今天，他已被奉為全中國人民——包括非漢族人民——的共同祖先。 民族祖先的制造 黃帝傳統(tǒng)上常常被認為與居住在現(xiàn)在陜西北部黃陵縣沮河流域的一個部落有關。據(jù)傳說，黃帝的母親是在田野里看到閃電而懷孕的，她懷了整整二十四個月才生下黃帝。黃帝在戰(zhàn)勝了邪惡的蚩尤之后，成為諸圣人祖先中第一個偉大的軍事首領，被奉為仁慈和睿智的統(tǒng)治者。他還是一個偉大的發(fā)明家，據(jù)說水井、車船、銅鏡、房屋、市場、法律、禮儀、音樂、貨幣、衣飾、炊具、弓弩和雨傘等等，都是黃帝發(fā)明的{19}。黃帝誕生和躬親發(fā)明的超自然屬性，當然不可能得到考古學上的證明。有關黃帝的文獻很顯然是歷史上不斷增飾的結(jié)果——時代越近，黃帝的故事就越詳細、越復雜{20}{21}{22}。問題的關鍵是，黃帝是如何成為中國人民的祖先的？是什么時候，又是為什么成為中國人民的祖先的？通過對黃帝陵的建筑、維修、管理以及歷史上的祭祀儀式的考察分析，下文將主要從近代社會政治轉(zhuǎn)變的角度探討黃帝成為神圣先祖的心路歷程。正如下面要看到的那樣，主要是社會政治集團和統(tǒng)治階級為了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才使黃帝一步步升到現(xiàn)在這樣至高無上的地位：從一個神話中的部落英雄，成為漢族的締造者，進而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共祖。 黃 帝 陵 有關古代帝王祭祀黃帝的最早記錄，可以上溯至戰(zhàn)國時代。公元前422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這樣的祭祀儀式在以后的朝代中有增無減，持續(xù)不斷{23}。在中國許多地方都修建有黃帝的廟和墓，但陜西黃陵縣嶠山的黃陵卻被公認為是正宗。嶠山的黃帝陵包括兩個部分：陵和廟。陵很可能是漢代在嶠山的西側(cè)建起來的{24}，而附屬的廟則是在唐代宗大歷年間（公元766~779年）修黃帝陵時才建造的。隨后黃陵在宋太祖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移到現(xiàn)在嶠山東側(cè)的位置{25}。從此以后，這里的黃陵又經(jīng)多次維修，被歷代皇室公認為舉行祭祀黃帝儀式的場所。 黃陵中的許多遺跡遺物被認為與黃帝有關。廟前的古柏據(jù)說為黃帝手植；廟里的一塊石頭上留有黃帝的大腳?。涣昴估锫裰S帝的軀體；一株角狀的柏樹據(jù)說是由把黃帝送到天上的龍的角變成；刻在石碑上的黃帝像豎立在黃帝廟里。自明代以來歷代皇帝、大臣祭祀黃帝的祭文、題詞，也鐫刻在石碑上。到現(xiàn)在為止，從1371至1991年的幾百年間，有至少79篇祭祀黃帝的祭文得以保留，其中33篇鐫刻在石碑上并保存在黃帝廟里{26}。 黃帝成為漢族人民的祖先 根據(jù)文獻記載，黃帝有25個兒子，他們的后代隨后在中國許多地區(qū)得以繁衍發(fā)展。許多后來的王朝和部族都聲稱他們是黃帝的子孫{27}{28}。但這種繼承關系是歷史的還是神話的尚無法證明{29}。在1908年之前，無論是在文獻記載中還是黃帝祭文中，黃帝大都只是一個仁慈的統(tǒng)治者，偉大的軍事家，發(fā)明家，卻從沒有被稱為整個國家或者民族的共同祖先?；诠糯袊性S多圣人、英雄及祖先被崇拜的事實，黃帝似乎只是其中最有力量的圣人之一，或許多神圣的先祖之一{30}。 在歷史上，不僅漢民族出身的帝王祭祀黃帝，非漢族的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和滿族人所建立的清朝的帝王，也都祭祀黃帝。不過，祭祀歸祭祀，祭祀并不意味他們承認黃帝是他們的祖先。在清朝統(tǒng)治的267年中，祭黃帝的儀式舉行了26次。在這些祭文 中（其中康熙皇帝的一次祭文是用滿文寫成），可以清楚地看到黃帝被尊為偉大的圣上和軍事首領，但沒有一個字提到黃帝為民族祖先。 第一次明確地把黃帝作為漢族人民的祖先，見諸1908年同盟會陜西分會祭祀黃帝的祭文。祭文發(fā)表的時代，正是中國在世紀之交經(jīng)歷巨大社會轉(zhuǎn)折的時代。旨在反對外國入侵和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而掀起的革命浪潮，帶來了以漢族人民為主的民族自覺，促進了種族民族主義的發(fā)展{31}。同盟會在這場社會運動中是舉足輕重的重要政治組織。它的基本宗旨，就是推翻滿族建立的清王朝，建立漢族人民的共和國。同盟會的領袖孫中山，后來成為1911年建立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tǒng){32}。 為了促進漢民族的民族主義，黃帝被革命者奉為漢族人民的第一個祖先和民族象征。黃帝的畫像出現(xiàn)在許多民族主義出版物的封面上；根據(jù)傳說的黃帝生日創(chuàng)立的黃帝歷法產(chǎn)生了{33}帶有黃帝頭像和紀年的貨幣也發(fā)行了{34}。同盟會的祭文，恰與這場民族主義運動互為表里。祭祀黃帝的這一年，據(jù)推算為黃帝紀年的4605年。祭文稱黃帝為“我皇祖”，譴責滿清王朝是把中國出賣給歐洲入侵者的野蠻人，并號召“復漢族之業(yè)”。同盟會的祭文，標志著黃帝在黃陵舉行的祭黃儀式上成為漢民族祖先的開始。顯而易見，這個稱號是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折中政治宣傳的產(chǎn)物。 黃帝成為中華民族的共祖 自本世紀初葉開始，黃帝作為民族祖先的位置不斷加強。由官方政府主持的祭黃儀式經(jīng)常舉行。在中華民國期間（1911-1949），由高級政府官員撰寫的祭文在黃帝陵宣讀了16次，從1949年到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級政府官員在這里舉行了19次祭祀儀式{35}。在這些祭文里，黃帝不斷地被稱為“中華民族始祖”，“我開國始祖”“人文始祖”{36}。值得注意的是，黃帝不再被強調(diào)為漢民族的祖先，而是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共祖。這個轉(zhuǎn)變，同樣也是社會政治轉(zhuǎn)變的結(jié)果。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的斗爭、中國人民反抗日本的入侵、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較量，黃帝作為種族主義象征的形象逐漸消褪，而成了包含許多非漢族人民的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因為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chǎn)黨，都要爭取團結(jié)中國的各民族人民以鞏固其政權的統(tǒng)一，新的民族主義概念也因此而產(chǎn)生。 在歷史學家中，有些學者對把黃帝奉為祖先的政治宣傳不以為然，并對這一宣傳的歷史真實性作了種種質(zhì)疑{37}{38}{39}；有的學者認為把黃帝作為民族象征主要應強調(diào)其文化上與現(xiàn)代中華民族的關系而不應強求血緣上的繼承{40}；還有學者則盡力從文獻上證明黃帝與中國許多的族群有血緣關系，因此黃帝確實是中國民族的共祖。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概念逐漸擴大——先是在中華民國時期覆蓋到幾個主要的非漢族的民族（“五族共和”）{41}，然后覆蓋到中國的所有族群{42}——“黃帝子孫”的概念也在擴大。今天“黃帝子孫”指代了包括藏族、回族、苗族、黎族、蒙古族、滿族等許多民族在內(nèi)的人民共同體{43}{44}{45}?？滴趸实鄣挠脻M文寫成的祭黃碑文，現(xiàn)在則被導游解釋為滿族承認黃帝是其祖先的證據(jù){46}。 萬千書庫 主題閱讀 百家講壇 武俠大全 世界名著 在現(xiàn)代歷史上，黃帝陵一直被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政治集團及領袖，常常組織在黃陵舉行的祭祀儀式，以加強其政治地位，達到其政治地位合法化的目的。孫中山在1912年組團赴黃陵并為黃帝陵題詞，這時距他建立共和國還不到一年。毛澤東和朱德在1937年派代表以中國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紅軍的名義向黃陵祭獻了水果和鮮花，毛澤東還寫了祭文，號召全國人民團結(jié)起來，一致抗日。此時，共產(chǎn)黨正需要發(fā)展其政治和軍事力量以和國民政府比肩抗擊日本侵略者。中華民國的總統(tǒng)蔣介石，在抗日戰(zhàn)爭緊要關頭的1942年，也同樣為黃帝陵題詞?？梢?，黃帝代表了一個神圣的象征物，祭祀黃帝，就意味著從黃帝那里得到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這里使用的是和商王祭祀其祖先一樣的策略。 中國政府近年來多次舉行大規(guī)模的祭黃儀式，并且為重修黃帝陵募捐。黃帝陵基金會于1992年正式建立。至1997年，基金會已經(jīng)從國內(nèi)、國際的個人和組織手中，籌集了三干多萬元人民幣{47}。黃帝陵的維修，因此也成為近年來的一項巨大工程。許多擬建的建筑設施，都列有耗資的數(shù)目。給工程捐資超過一定數(shù)量的個人和單位，可以在紀念物上留下自己的名字{48}。 基于這樣的現(xiàn)實需要，黃帝陵變成了一個政治陳列櫥窗。有些石碑被重新做了布置，以迎合海外捐資者的心理需要。鐫刻孫中山和蔣介石題詞的石碑，在同一個碑亭下與毛澤東的題詞石碑左右相對而立。蔣介石的石碑是新立的，因為原碑已毀，原來的立碑處（黃帝陵前），早已替換上了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長郭沫若的石碑。 就像在三代一樣，現(xiàn)代的祖先崇拜仍是一種政治策略?，F(xiàn)代國家級的祖先崇拜是將從三代繼承下來的宗教觀念更為熟練的應用。神化的祖先既可以被創(chuàng)造、也可以被用來追求政治的和經(jīng)濟的目的；同樣，祖先的廟堂和陵墓則可被用作宣傳的工具，以達到使精英們政治地位合法化的目的。對黃帝的崇拜和祭祀，就是歷史上一系列政治運作的產(chǎn)物。 結(jié) 論 祖先的概念和祖先崇拜的模式在歷史上是不斷變化的，這些變化又是與總的社會政治的轉(zhuǎn)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新石器時代，祭祀儀式從“集體祖先崇拜”到“個人祖先崇拜”的轉(zhuǎn)變，是與社會組織從無等級社會向等級社會的過渡相一致的。后者的祭祀儀式對商代的宗教和政治制度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高度的等級化和制度化特征，使得商代的祖先崇拜儀式能夠給商王的統(tǒng)治提供心理學的基礎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合法性。同樣的策略也被歷代的統(tǒng)治者所采用，現(xiàn)代中國對黃帝崇拜祭祀的例子，表明這種策略的運用達到了頂點。黃帝不斷升華的祖先地位（先是漢民族的祖先，然后是全中華民族共祖）其實是現(xiàn)代中國一系列社會政治重建的結(jié)果。黃帝是一個象征性的偶像，參與創(chuàng)造、更新和使用這個偶像的不僅僅是精英階層，還有普通百姓，他們在尋找一個共同點以滿足其精神的、心理的、政治的和經(jīng)濟的需要。從這個角度說，現(xiàn)代政治成功地得到了考古學、歷史學、神話和宗教的支持。 注釋： {1} Marcus，Joyce and Kent V．Flannery，（1994）．Ancient Zapotec ritual and religion：An application of the direct historical approach．in The AncientMind, ed．by C．Renfrew an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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