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綱《致貞盦》書札

釋文：
　　昨又見示大作，三復讀之，雅有玉溪《錦瑟》之感。維公性曠達，故立言名通，詩為心聲，不由雕琢也。每讀一過，令我怡然。謹奉繳。
　　貞盦先生
　　丁未五月蘇齋
　　尊處所恙何人，已告瘥否？侍近因勞頓致患痔癥，甚苦。

    翁方綱《致慕堂》書札

    翁方綱《行書手札》。安徽省圖書館藏。

    翁方綱《行書手札》

     翁方綱信札五通

    此五通書札為翁方綱與友人三研主人、匏尊先生的便札。函中沒有常見的恭維奉承等客套語，而是開門見山，直接了當。第二札尤為有趣“山鵝研務求拓本付下，則朱君野梅、王君壽對俱有矣”。那意思是，拓本好不拿來，所求野梅及壽對沒戲，讀后令人莞爾。

    翁方綱（1733-1818），清代書法家、文學家、金石學家。字正三，一字忠敘，號覃溪，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編修。歷督廣東、江西、山東三省學政，官至內閣學士。精通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書法與同時的劉墉、梁同書、王文治齊名。論詩創(chuàng)“肌理說”，著有《粵東金石略》、《蘇米齋蘭亭考》、《復初齋詩文集》等。
    翁方綱學識廣博，對顏書、歐書和唐人寫經(jīng)、漢隸都下過很大的功夫。但他的書法藝術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他的書法講究無一筆無出處，而自己的東西卻很少。行書是典型的傳統(tǒng)帖學風格。連貫柔和，不急不躁，循規(guī)蹈矩，很有特色，不失大家風范。作品中溫潤豐厚濃墨與纖細的游絲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運筆用墨過程中，由濃漸淡、由粗漸細的過渡緩沖。因此，濃淡、粗細、行止極有節(jié)奏感。整幅作品用筆以圓潤輕柔為主，沒有絲毫方剛急躁的火氣，從柔潤流暢的筆意中，可推想作者書寫時靈活的用腕。綜觀此作品，運筆沉酣，墨色濃厚，筆劃豐滿，筋勁骨健，妙得神韻，是他的精品之一。
    翁方綱論詩的著作有《石洲詩話》，但他的基本見解，則見于專篇論文中。他的肌理說，實際上是王士禛神韻說和沈德潛格調說的調和與修正。他說：“今人誤執(zhí)神韻，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見，欲以肌理之說實之，其實肌理亦即神韻也。”(《神韻論上》)“詩之壞于格調也，自明李、何輩誤之也。     

    李、何、王、李之徒，泥于格調而偽體出焉。非格調之病也，泥格調者病之也?！?《格調論上》)又說：“其實格調即神韻也?！保ā渡耥嵳撋稀罚┪谭骄V用“肌理”說來給“神韻”、“格調”以新的解釋，借以使復古詩論重振旗鼓，繼續(xù)與袁枚的“性靈”說相抗衡?！?BR>    翁方綱倡言“肌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儒學經(jīng)籍為基礎的“義理”和學問，一是詞章的“文理”。他說：“士生今日，經(jīng)籍之光，盈溢于世宙，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志言集序》)“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前）他說：宋、金、元詩接唐人之脈而稍變其音。而明代詩人只是沿襲格調，并無一人具有真才實學，只有清朝經(jīng)學發(fā)達，可以用經(jīng)術為詩（《神韻論下》），這種主張，是當時統(tǒng)治者極力提倡經(jīng)學、提倡考據(jù)學在文學上的反映?！　?BR>    在“詩法”上，翁方綱主張求儒復古的旗號，他割裂引用杜甫詩句“法自儒家有”，解釋為“大而始終條理，細而一字之虛實單雙，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筍，乘承轉換，開合正變，必求諸古人也”（《詩法論》）。翁方綱的復古，不是尊唐，而是崇宋，特別推崇江西詩派的黃庭堅。他認為，“宋詩妙境在實處”（《石洲詩話》卷四），片面強調詩歌的考證作用和史學價值，把詩與“經(jīng)術”、史料混為一談。所謂“史家文苑接儒林，上下分明鑒古今。一代詞章配經(jīng)術，不然何處覓元音？”（《書空同集后十六首》）這是一種模糊文學特征的主張?！　?BR>    翁方綱作詩共2800余首，主要可分兩大類。一類是把經(jīng)史、金石的考據(jù)勘研寫進詩中的“學問詩”。這類詩多七言古詩，詩前有序或題注，這種序、注本身也是經(jīng)史或金石的考據(jù)勘研文字。其詩幾乎可以作為學術文章來讀，往往寫得佶屈聱牙，毫無詩味。如《成化七年二銅爵歌》等即是。時人洪亮吉批評他說：“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保ā侗苯娫挕肪硪唬┝硪活愂怯浭鲎髡叩纳钚雄?、世態(tài)見聞或寫山水景物的詩。這類作品也大半缺乏生活氣息和真情實感。其中一些近體詩，偶有佳構，如：“客路旬經(jīng)雨，林巒翠倚空。不知秋暑氣，直與岱淮通。舊夢千渦沫，思尋百步洪。大河西落日，穿漏一山紅”（《高昭德中丞招同裘漫士司農錢稼軒司空集云龍山登放鶴亭四首》其二），“秋浸空明月一灣，數(shù)椽茅屋枕江關。微山湖水如磨鏡，照出江南江北山”，“門外居然萬里流，人家一帶似維舟。山光湖氣相吞吐，并作濃云擁渡頭”（《韓莊閘二首》），頗有宋詩的清空氣味。

延伸閱讀

翁方綱及其經(jīng)學思想
    在清代乾嘉學者群體中，翁方綱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人物。他生平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既能詩文，又擅書法，更精鑒賞。他對詩歌、書畫、譜錄、金石學等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著作等身，僅流傳下來的著作就有《兩漢金石記》、《漢石經(jīng)殘字考》、《焦山鼎銘考》、《蘇米齋蘭亭考》、《復初齋文集》、《復初齋詩集》、《石洲詩話》、《經(jīng)義考補正》、《禮經(jīng)目次》、《蘇詩補注》、《蘇齋筆記》等數(shù)十種。而長期以來，學術界對翁方綱的研究卻付諸闕如。本文僅就其生平及經(jīng)學思想略加論述，以期引起學界同仁的重視。
    一
    翁方綱為乾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官編修，歷官至內閣學士、鴻臚寺卿。先后典試過江西、湖北、順天鄉(xiāng)試，曾任廣東、江西、山東學政。其間參加了乾隆朝幾乎所有的文事活動。
    在科舉求仕的道路上，翁方綱可以說是一個幸運兒。早在乾隆九年六月，他十二歲即受到順天學政、副都御史趙大鯨的賞識，成為秀才，故有神童之目。三年后的乾隆十二年秋天，即他十五歲時，又受到順天鄉(xiāng)試主考官、刑部尚書阿克敦、劉統(tǒng)勛的賞識，以第四十七名中舉。是科順天有數(shù)位聞人中式，其中就有河間府的神童紀昀，他后來以總纂《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揚名后世；清仁宗嘉慶帝的老師、體仁閣大學士朱珪，以及他的同胞哥哥、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筠，他是編纂《四庫全書》重要發(fā)起人之一。期間，翁方綱開始在京師首善書院學習，為時七年。
    乾隆十七年八月，因皇太后六旬萬壽加鄉(xiāng)會試恩科，翁方綱以一百十七名成進士，座師為陳世倌、嵩壽和鄒一桂，隨即被選為庶吉士。乾隆十九年夏，庶吉士散館，翁方綱授編修，并與梁國治、秦大士、梁同書、莊培因、朱珪、戈濤、盧文弨等繕錄、校對《昭明文選》。隨后又派繕宋《通鑒紀事本末》、御制詩二集等。方綱與修撰畢沅同司總校事，至二十九年夏乃辦竣。從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始，翁方綱又擔任日講起居注官、《續(xù)文獻通考》纂修官，與劉星煒、積善、張曾敞一起具體負責其事?？偛脼榇髮W士梁詩正、通政使陳兆崙，翁方綱分修《市糴考》。辦公之暇，則挾筆硯到皇史宬閱讀歷朝實錄，摘條抄寫，以備編載。自此為始，凡四五年，無寒暑間。期間，曾于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出任湖北鄉(xiāng)試正考官，主持當年的湖北鄉(xiāng)試。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翁方綱完成《續(xù)文獻通考·市糴考》五卷，并進呈高宗御覽，深獲好評，贊揚為“進書如此無一句指摘者，從來所未有也?！盵1]七月，即奉命出任廣東學政。
    盡管是第一次就任此職，翁方綱還是做得不錯，故在廣東學政任上，一干就是三屆，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年底才返回京師。由于學政主要工作為考覆教職和考試生童，僅“掌學校政令，歲科兩試。巡歷所至，察師儒優(yōu)劣，生員勤惰，升其賢者能者，斥其不率教者。凡有興革，會督撫行之”[2]。時間比較自由，所以翁方綱在此期間開始認真研究自己喜愛的詩詞學，并利用到各地按試的條件，搜集和研究當?shù)亓鱾飨聛淼慕鹗懳馁Y料，并于乾隆三十一年春節(jié)期間，撰成《藥洲詩話》六卷，隨后增訂為《石洲詩話》，與在京所撰《韻字辨同》五卷同刊。乾隆三十六年秋，翁方綱在廣州撰成《粵東金石記》十二卷并刊行于世。這是翁方綱第一部重要的金石學著作。
    乾隆三十六年底，翁方綱完成廣東學政工作返回北京。三十八年初，纂修《四庫全書》工程正式上馬。三月十八日，翁方綱因“留心典籍，見聞頗廣”[3]，被大學士劉統(tǒng)勛等人推薦為《四庫全書》纂修官，入翰林院修書。同年撰成《焦山鼎銘考》一卷和《蘇詩補注》八卷。當時《四庫全書》館匯集了幾乎全國所有的一流學者，先后參與其事的有程晉芳、姚鼐、任大椿、朱筠、錢大昕、張塤、陳以綱、孔廣森、桂馥、黃易、趙魏、陳焯、丁杰、沈心醇、紀昀、戴震、邵晉涵、周永年、陸錫熊等數(shù)百人。在編書過程中，他們“時相過從討論，如此者前后約將十年”[4]的經(jīng)歷，對包括翁方綱在內的所有學者的學術研究，都產生重要的影響。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后，翁方綱于承修《四庫全書》的同時，還承擔了《明紀綱目》、《音韻述微》、《續(xù)通志》等書的編篡任務。四十六年三月翁方綱補國子監(jiān)司業(yè)后，又利用閑暇，研究國子監(jiān)中的石鼓文，“公事畢，到戟門下席地而坐。手量石鼓圓圍高下尺寸，度其泐勢，精拓之?！盵5]撰成《石鼓考》八卷。同時編成《七言律詩鈔》十八卷。四十七年冬，翁方綱又利用入直文淵閣的機會，?？背伞饵S詩全集》[6]。
    乾隆五十一年九月，翁方綱奉命提督江西學政，至五十四年九月返回。期間，于五十二年十二月著成《十三經(jīng)注疏姓氏》，于五十四年八月撰成他最主要的金石學著作《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并刊刻行世。該書被后人評價為“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考訂至精”[7]，也從而奠定了他作為清代金石學名家的地位。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翁方綱扈蹕謁東陵、西陵、泰岱、孔林。同年夏天，又前往盛京校四庫書。次年九月出任山東學政。期間于五十八年前后，完成有關經(jīng)學著作《通志堂經(jīng)解目錄》、《經(jīng)義考補正》十二卷、《春秋分年系傳表》，以及研究王世禎著作的《小石帆亭著錄》六卷。五十八年六月，因“不能約束家人”[8]去職。次年三至八月，扈蹕天津、熱河。曾奉命選定迎駕諸生所獻詩賦冊，姚文田等人即是他所選。六十年，撰成《元遺山先生年譜》和《小石帆亭五言詩續(xù)鈔》八卷。
    或因其在乾隆后期長期辦理批本所致，嘉慶六年二月，翁方綱被發(fā)往高宗乾隆帝的裕陵守陵三年。在馬蘭峪的三年，翁方綱因無所應酬，專心將數(shù)十年來研究諸經(jīng)所記心得進行整理，先后整理出《易附記》十六卷、《書附記》十四卷、《詩附記》十卷、《春秋附記》十五卷、《禮記附記》十卷、《大戴禮附記》一卷、《儀禮附記》一卷、《周官禮附記》一卷、《論語附記》二卷、《孟子附記》二卷、《孝經(jīng)附記》一卷、《爾雅附記》一卷。并完成《蘭亭考》一書（原名《蘇米齋蘭亭考》）。
    由于年事已高，加之被發(fā)往裕陵守陵一事的刺激，故翁方綱自馬蘭峪返回后，即沒有再作官，在家從事金石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見于《蘇齋題跋》[9]，以及嘉慶二十二年撰成的《廟堂碑考》、《秦篆殘字記序》等論文。有關經(jīng)學及學術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大約在嘉慶十七年前后撰成《考訂論》系列九篇論文，以及《自題校勘諸經(jīng)圖后》、《讀李穆堂原學論》、《原學》、《姚江學致良知論》等論文。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翁方綱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二
    在中國學術史上，清代乾隆、嘉慶兩朝，無論是經(jīng)學、史學、語言文字學，還是金石考古、天文歷算以及輿地、詩文諸學，幾乎整個知識界皆為考證學風所籠罩，形成了與先前的周秦子學、兩漢經(jīng)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和宋明理學后先比美的清代漢學。于是治學術史者遂將以考證為學的清代漢學稱為乾嘉學派，因其學風為樸實考經(jīng)證史，所以又有樸學之稱。但“說經(jīng)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10]，其總體性學風都是“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11]。當時學者皆以此種學風相矜尚，以致“家家許、鄭，人人賈、馬”[12]?？紦?jù)之風充滿國中，學術界遂成一“漢學專制”之局。在當時的學者們看來，“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現(xiàn)，道在其中矣”[13]。漢學對清代學術的貢獻，不但表現(xiàn)為它徹底結束了宋明理學在學術領域中的獨尊地位，也表現(xiàn)為它促使知識界比較徹底地擺脫了元明以來學術研究的空泛之風，開始以科學的態(tài)度和嚴謹?shù)姆椒?，對?shù)千年文化遺產進行系統(tǒng)的考訂和整理。18世紀古籍研究、整理所涉獵的范圍異常廣泛，包括經(jīng)學、史學、天文、古算、地理、農學、醫(yī)學等方方面面，從比較寬廣的范圍展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博大精深。
    然而，漢學家“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的治學方法，盡管有一定的科學性，但說“非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14]將訓詁、考證看成是探求義理的唯一路徑，而忽視了“義理有時實在語言文字之外”[15]，其片面性顯而易見。而且研究經(jīng)學本是為了應對現(xiàn)實的需要，而過分強調研究方法，忽視研究的目的，忽視經(jīng)學中包含的核心思想內容，僅從邏輯學的角度來說，它就顛倒了思想與方法的主次關系，很自然地，當它發(fā)展到極端時，就必然要回歸到研究目的的探討上，糾正其顛倒了的主次關系。因此，早在乾隆中后期漢學正炙手可熱之時，一些有識見的學者就對漢學流弊提出了批評。爾后，面對漢學風靡，一味復古，宋學營壘中人目擊其弊，亦不乏起而抨擊者。程晉芳、姚鼐，皆為《四庫》館臣，而指斥一時學風之弊，則異口同聲。程晉芳認為：“古之學者日以智，今之學者日以愚。古之學者由音釋訓佑之微，漸臻于詩書禮樂廣大高明之域；今之學者瑣瑣章句，至老死不休?！盵16]主張“六經(jīng)皆史”的章學誠，對宋學空疏之風曾大事?lián)榉?，然而對當時“漢學專制”之局也深表憂慮：“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17]。他明確地把考證之學稱之謂“功力”，而非真知灼見。他說：“記誦名數(shù)，搜剃遺逸，排纂門類，考訂異同，途輒多端，實皆學者求知所用之功力爾”[18]。即使?jié)h學中人如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也指出，漢學家的考證論辯雖然“征實不誣”，但往往“嗜博”中“失之拘執(zhí)”[19]，“一字音訓動辯數(shù)百言”，恰似“散錢滿屋”，“未及排貫”[20]。因此，主張兼采漢、宋，以救正其弊端。

    當此風氣轉換之際，惠棟的再傳弟子江藩，獨堅守漢學壁壘，鼎力撐持，撰《漢學師承記》等書表彰漢學，而姚鼐高足方東樹為反對江藩等揚漢學抑宋學的做法，撰《漢學商兌》，對清代學術進行重新評價，以致漢宋學術之爭，演為激烈的漢宋學術之爭。經(jīng)過這場學術論辯，會通漢宋的學風終成學術界的主流。在這一學術演化過程中，翁方綱可謂一中堅人物。那么，翁方綱對經(jīng)學是如何認識的？
    三
    研究經(jīng)學必然要涉及經(jīng)學研究的意義。那么，經(jīng)學研究的意義是什么？換句話說，為什么要研究經(jīng)書？翁方綱認為是：“誠慮經(jīng)之不明也，乃至有注經(jīng)而經(jīng)反因以晦者，故讀者有舍經(jīng)從傳之說焉，有以經(jīng)訓經(jīng)之說焉”[21]。也就是說，圣人事跡年代久遠，因而事有歧出，說有互難，義有隱僻，所以需要仔細研究，正確理解。如何治經(jīng)？翁方綱認為，治經(jīng)切忌斷章取義，應該全面正確地領會大義?！拔┯杏谇叭逅蜒远次稣撸蚯百t留未盡之緒待剖說者，尚宜博考而慎思之。若此等篇次之說，惟有理其舊而勿辨焉可矣?！盵22]而“治經(jīng)宜通合全經(jīng)，貫徹之，乃見此一條之是否也，否則專筆此條，使觀者矜為創(chuàng)獲而未嘗合上下精研之，仍是欺人而已。”[23]他曾說：“夫謂以經(jīng)訓經(jīng)則所立不偏矣，信無弊矣，然而經(jīng)有各見之時，地有各見之指歸，若必以彼經(jīng)所云即此經(jīng)也，將執(zhí)一而不能權兩，安在其立于不偏乎？不平心虛衷以研審之，而但經(jīng)語之是執(zhí)，其與舍經(jīng)從傳者厥弊均也。”[24]然而也需要講究原則和方法，那就是廣泛涉獵載籍，不輕下結論，也就是古人所說多聞、闕疑、慎言。他指出，“為學之法，圣人早以三言示之，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此千古讀經(jīng)讀史著書為文之要義?！盵25]他認為，治經(jīng)尤其忌諱有好勝之心和嗜異之習。他分析說：“好勝之弊不專在治經(jīng)，凡事皆然，凡學問皆然，而于治經(jīng)尤甚。蓋有前人成說，本自平正坦易，讀者第期明曉而已，原無需外求也。彼自逞聰明、意氣用事者，輒思獨出意見以參互之，鮮有不偏曲末矣。”[26]因此他說：“考訂者，訂證之訂，非斷定之定也；考訂者，考據(jù)考證之謂，非斷定之謂。如曰考定，則圣哲作之也，非學者所敢也。”[27]
    研究經(jīng)典，考證史實，就必然涉及和需要解決傳統(tǒng)學術研究中，義理、考訂、詞章三個不同方面的關系問題。那么應該如何看待它們之間的關系呢？和姚鼐一樣，翁方綱也主張分學問為義理、考訂、詞章三途，力倡以義理為依歸，反對專走考據(jù)一路。只是姚鼐詆漢學為“異道”，說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狠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倫，其識解更卑于永嘉”。[28]而翁方綱卻堅持認為，三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一個整體，缺一不可。即：“義理之學，考證之學，訓詁之學，教讎之學，非四事也，實一事也。此四者歸于一事矣?！盵29]“語其大者則衷之于義理，語其小者則衷之于文勢，語其實際則衷之于所據(jù)之原處，三者備，而考訂之法盡是矣?！盵30]“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馳，而竟致有束漢唐注疏于高閣，叩以名物器數(shù)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考證矣，而騁異聞，侈異說，漸致自外于程朱而恬然不覺者，其弊又將不可究極矣。”[31]所以他說“泥守宋儒與泥執(zhí)漢學者，厥弊均也?！盵32]也就是說，治學要兼采漢宋之長。
    為什么說治經(jīng)要以義理為歸呢？翁方綱解釋說，考訂之學，“欲以明義理而已矣，其舍義理而泛言考訂者，乃近名者耳，嗜異者耳。然若以其矜言博涉目為邪說，則言義理者獨無涉偏涉空者，亦得目之以邪說乎？”[33]所以，“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異、不嗜博嗜瑣，而專力于考訂，斯可以言考訂矣?？加喺?，對空談義理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為考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于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即畔道之漸所由啟也?！盵34]
    為何要重視考據(jù)？在翁方綱看來，“考訂之學，大則裨益于人心風俗，小則關涉于典故名物?！盵35]因此，“通經(jīng)學古之事必于考訂先之?！盵36] 他批駁片面否定考訂之學的做法說：“詁訓名物豈可目為破碎，學者正宜細究考訂詁訓，然后能講義理也。宋儒恃其義理明白，遂輕忽《爾雅》、《說文》，不幾漸流于空談耶？”所以他公開提出，“今日學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纂言者，前人解詁之同異、音訓之同異、師承源委之實際，則詳審擇之而已矣。若近日之元和惠氏、婺源江氏以及戴君之輩，皆畢生殫力于名物象數(shù)之學，至勤且博，則實人所難能也。吾惟愛之重之，而不欲勸子弟朋友效之，必若錢君及蔣心畭斥考訂之學之弊，則妒才忌能者之所為矣。故吾勸同志者深以考訂為務，而考訂必以義理為主?！盵37]“不精研漢學，博稽訓詁，考證實際，而往事株守程朱者，是欲尊程朱而未知其所以尊也?！盵38] 所以說，“義理必資于考證也，考證必資于訓詁也”。
    當然，重視考訂之功并不等于說它可以取代義理之學的主體地位，因為考訂之功是為義理之學服務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凡考訂之學，蓋出于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后考訂之；說有互難，而后考訂之；義有隱僻，而后考訂之；途有塞，而后通之；人有病，而后藥之也?！羝淞⒁庖钥加喴婇L者，則先自設心以逆之，而可言考訂乎？”[39]那么，考訂之學為何要專系之經(jīng)？原因就在于“考訂者為義理也，其不涉義理者亦有時入考訂，要之以義理為主也。學者束發(fā)受書，則由程朱以仰窺圣籍，及其后見聞稍廣，而漸欲自外于程朱者，皆背本而騖末者也。是亦因宋后諸家專務析理，反置《說文》、《爾雅》諸書不省，有以激成之。吾今既知樸學之有益博綜考訂，勿蹈宋后諸家之弊，則得之矣，而豈敢轉執(zhí)考訂以畔正路乎？”[40]他特別反對為考證而考證，曾說：“古文尚書誠不無可疑處，然義皆醇正，列于學宮久矣，即其中一二偶見于他書者，安得從而議之？”[41]并說，“古文諸篇，皆圣賢之言，有裨于人國家，有資于學者，且如《大戴記》之有漢昭冠辭，《小戴記》之言魯未嘗弒君，不聞有人焉私撰一書駁《戴記》之非經(jīng)者。況如六府三事、九功九敘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傳，此而敢妄議之，即其人自外于生成也必矣，自列于小人之尤也審矣。[42]
    漢學與宋學既然各有專長，本應相互兼采，而為什么會鬧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在翁方綱看來，原因就在于都走了極端，“其專言義理者，考證之不知，訓詁之不詳，教讎之不事，而空言義理，其庸陋者如冥行暗索，必無所得固然已。即其通敏者，自恃所今之明，轉以掃棄一切為能事，則如有宋諸儒，義理既明，乃往往不留意考證，不詳審訓詁者，則于精求義理之方仍有所未盡也，于是考證、訓詁之家起而厭薄之?！盵43]“后來專守宋儒章句者，則往往以《說文》、《爾雅》為迂遠不足稽也，而其專為《說文》、《爾雅》之學者，又轉多喜創(chuàng)獲，好為立異，如惠氏《易述》，毅然改經(jīng)字以就其所據(jù)一家之說，以新奇為復古，此則欲窮經(jīng)而反害于經(jīng)，究其致此之由，亦未嘗非專守宋儒者有以激成之”[44]。總之，學問之道，要義理、考訂、詞章三方面兼顧，“語其大者則衷之于義理，語其小者則衷之于文勢，語其實際則衷之于所據(jù)之原處，三者備，而考訂之法盡是矣。然而文勢亦必根柢于道也，所據(jù)群籍亦必師諸近圣也，故曰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盵45]
    研究經(jīng)史的最終目的是什么？這涉及傳統(tǒng)學術研究中對知行觀的認識問題。實際上，明通經(jīng)史并不等于在實踐中就能按照圣人言行行事，所以研究經(jīng)史的最終目的仍在于學以致用。翁方綱認為，知與行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是統(tǒng)一的整體，所以說，“天下之學，務實而已矣；古今之學，適用而已矣?！盵46] 他曾說，“知與行一事也，必能知而后能行，必能行而后能知，無二理也。由斯義也，二者孰重？則行為要矣，行為要則知在所后乎？然則《大學》舊本置知本于誠意之前，朱子之審定其無庸乎？然則諸經(jīng)傳義其可無究心乎？然則考訂辨析者其徒滋擾乎？”所以“人必明乎知與行為一事，則一身一家之日用倫理，無在非實學也；一日間起念誠偽邪正，一接物之公私當否，皆實學也。不此之亟講，而徒殫心于誦說討論，是與古人所謂學者正相違也。”[47]他同時指出，“圣人以躬行示人，即必以躬行為學也；以五倫為教，即必以五倫為學也?！盵48]所以，“學者效其行事而已，不在記誦講肄之末也。”[49]
    翁方剛的學術成就很受后人推崇。《清史稿》在評價翁方綱時說：“方綱精研經(jīng)術，嘗謂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論語》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尤精金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考訂至精。所為詩，自諸經(jīng)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論者謂能以學為詩?！盵50]徐世昌也說：“方綱精心績學，喜言考訂，以衷于義理為歸，一字一句必求根據(jù)，不為漢宋門戶之見?！盵51]劉承幹稱贊翁方綱“學術文章之大，尤賢于姚先生（姚鼐）之正者”，因為他“力崇程朱，于并世眾君子專力注疏考訂、集矢宋賢者，則以經(jīng)為衡，箴其立說之矯誣，”“力持漢宋之平”[52]。近人許敬武更稱贊他：“考據(jù)精密，近代實無其匹”[53]。正是因為翁方綱在經(jīng)學研究方面，確實有一套行之有效、比較正確的思想主張，并能身體力行地將它貫穿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所以取得了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成就。實際上，翁方剛的經(jīng)學主張，經(jīng)過漢宋學術之爭被學術界普遍接受了。
    但有趣的是，翁方剛的學術成就在當時并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以致于劉承幹抱怨說：“唐氏（唐鑒）成《學案小識》，姚先生躋諸翼道之班，獨慭遺先生，姚先生文人，人奉為科律，先生所為文正，亦有科律在言語文字之表，人遂莫有效法者，先生無好勝好名之見，斯亦何瞢也哉！桐城方植之，親傳姚先生學者，成《漢學商兌》一書，漢宋之爭也。若故及定海黃儆居、番禺陳東塾、義烏朱容生三先生者遞作漢家久分斯合始息其爭，三先生功則宏矣，實亦竟先生未成之志，不啻陰接其傳焉，然則先生文章猶可忽焉不究歟？”[54]這既有翁方剛不喜歡張揚、少弟子傳承有關，更與翁方剛行為不檢點有關，劉聲木就曾嘲笑他說：“國朝諸儒，能言而不能行者，無如大興翁蘇齋學士方綱，侈言理學，研求宋五子書，乃至跪求差事，見于《嘯亭雜錄》，以妾為妻，并已死之妾亦扶正，見于《翁氏家事略紀》”[55]。

                                        （據(jù)《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6期文/陳連營）

注釋：

[1] 《翁氏家事略記》乾隆二十九年條，民國五年上海同文圖書館石印本。

[2] 《清史稿》卷一一六，《職官·提督學政》。

[3] 《翁氏家事略記》，乾隆三十八年條。

[4] 《翁氏家事略記》，乾隆三十八年條。

[5] 《翁氏家事略記》，乾隆四十六年條。

[6] 《復初齋文集》卷三《刻黃詩全集序》，民國五年上海同文圖書館石印本

[7] 《清史稿》卷四八五《翁方綱》。

[8] 北平圖書館版《辦理四庫全書檔案》有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諭：“翁方綱本系連任山東學政，又屢出學差，近來不能約束家人，著來京供職，所有山東學政，著阮元去?！?/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