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走西口

黑老趙 2012-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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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走西口

○陳秉榮

　　正月里娶過奴，二啦月里你走西口。
　　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哥哥不娶奴。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實實難留。
　　止不住傷心的淚呀淚淚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
　　
　　一出委婉動聽的《二人臺》小戲——《走西口》，悲悲戚戚，唱響了長城內外，唱徹了大河南北，從田間地頭，唱到了首都北京，震撼了千萬人的心靈。這個小戲在舞臺上演出，最多也不過個把鐘頭，但它以一個家庭為視角，反映的卻是一段近300年的歷史，那就是長城以里的陜北和晉北，特別是晉西北的漢族同胞到內蒙西部地區(qū)輸出勞務、發(fā)展經濟的社會活動。即現實生活中的“走西口”。
　　
　　《走西口》雖然用藝術的形式，記錄了這段史實，也感染了無數觀眾，但從另一個側面講，在一定程度上，也誤導了觀眾。
　　
　　誤導之一，淡化了主題。藝術舞臺上的《走西口》，表現的是：凄凄慘慘、悲悲哀哀、生離死別、受苦受難、無奈認命、忍辱負重、逆來順受、碰命打彩。
　　
　　現實生活中的“走西口”所表現的則是受苦受難的農民不甘現實命運、不甘坐以待斃、頑強不屈、勇敢無畏、百折不撓、勤勞智慧、開拓進取、創(chuàng)意發(fā)揮。這就是黃河兒女精神，這就是中國精神。
　　
　　誤導之二，原因沒有找準。戲曲《走西口》把走西口的原因歸咎于荒歉，現實生活中“走西口”的原因則是多元化的，有自然原因，也有社會原因。自然方面的原因是這一地區(qū)土地貧瘠，產量本來就很低；自然災害頻，嚴重時則顆粒無收；人均占有耕地少、人均擁有糧食隨之而不足，不能解決溫飽問題。社會方面的原因是，土地兼并嚴重，大量土地掌握在地主富農手中，廣大勞動者只有少數土地，有的根本沒有土地，所以外出找尋生活門路，是他們唯一的希望與出路，西口路，就是這樣探索出來的一條路，不管豐年與歉年，總有一部分人去西口外謀生，只不過遇災年“走西口”的人更多些罷了。
　　
　　這里附帶要說一下小戲《走西口》的事。原始《走西口》開篇唱詞是：咸豐正五年，異事出了個鮮，乃一事出在那——山西府太原。
　　
　　這里并沒有說“走西口”是因為遭災，而遭災論調是后來文人在修改時給加上的，修改后的唱詞則成了：
　　
　　咸豐正五年，山西遭年限。
　　有錢的糧滿倉，受苦人實可憐。
　　二姑舅捎來信，他說西口外好收成，
　　我有心走口外，恐怕玉蓮不依從。
　　
　　經這么一改，便把走西口的原因是定在荒歉上。我有意查了一下《山西自然災害史年表》，咸豐五年，晉北并沒有遭災，相反則是“河曲：有秋”，也就是大秋作物豐收?？梢姟吧轿髟饽晗蕖北闶俏娜艘茉斓牧?。
　　
　　誤導之三，低估了“走西口”的積極意義。戲曲《走西口》集中表現了逃荒現象，再沒有更深層次的探究?，F實生活中的“走西口”，其積極意義遠遠不止這么簡單。走西口活動，不僅解決了許多人的生計問題，而且使少數人從中發(fā)跡，成為巨商富戶，“走西口”帶動了商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包頭市的建設和繁榮；同時也加速了蒙漢文化交流。
　　
　　當然一個小劇，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它影響力之大量不可低估的。
　　
　　“走西口”是一段艱苦悲壯的歷史，更是一段拼博奮斗的歷史，這段歷史漸漸離我們遠去，真正“走西口”生活是什么樣子，局外人就知之甚辦少了。為了不使這段歷史被塵封湮沒，本文作一些探討，試圖給“走西口”正名和定位，進而揭示“走西口”的主題。

走西口與二人臺

　　《二人臺》是一種流行于晉、蒙接壤地區(qū)的地方小戲，它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鮮明的地方色彩，深受當地群眾的喜愛。
　　
　　由于《二人臺》流傳地區(qū)的自然環(huán)境、民情風俗、生活習慣、語言特點和文化藝術的不同，而產生了各自的藝術風格，形成了東、南、西、北四大流派。東派流傳在內蒙西部地區(qū)。
　　
　　《二人臺》的代表作品《走西口》，所反映的就是清咸豐年間“走西口”的社會現象。也只有“走西口”這種經濟活動，才產生了《二人臺》這樣的社會文化。
　　
　　《二人臺》是走西口的伴生物，走西口的人編演傳播了《二人臺》，《二人臺》反映了“走西口”的史實。
　　
　　河曲、保德一帶自然條件差，在封建時代，封建剝削和壓迫慘重，農民在困苦中掙扎，心中有無數的苦悲和憤懣，他們能向誰傾訴這些苦情和發(fā)泄這些怨恨呢？他們只有向黃土大坡高唱：
　　
　　提起老天親來老天他不親，
　　提起老天最惱人，
　　清風細雨它不下，
　　成天起來刮怪風。
　　
　　提起白地親來白地它不親，
　　提起白地最惱人。
　　五谷田苗它不長，
　　遍地都是棉、沙蓮。
　　
　　這些受苦難的人們，只好把心事向大自然傾吐，其傾吐方式便是唱山曲兒，即興發(fā)揮，見物唱物，見人唱人，用比興賦手段抒發(fā)自己的柔情與苦衷。這正是先人們所論及的“詩言志，歌詠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難怪這里廣泛流傳著這么一句諺語：“男人難活唱曲子，女人難活捏鼻子（哭泣）”。用唱山曲抒發(fā)情思的這種方式，年年代代，互相傳承，久而久之，此間地方便匯成了“民歌的海洋”。早在金元時期，河曲就出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其戲劇作品《墻頭馬上》和《梧桐雨》流傳海內。根據同治版《河曲縣志》記載，當時河曲縣便出現了“戶有弦歌新治譜”、“兒童父老盡歌謳”的景象。在保德縣州城內，曾有一條街名為“弦歌街”。
　　
　　《二人臺》就是在這深厚的民歌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民間藝術。
　　
　　那些會唱山曲兒的人，“走西口”到了塞外草原，遇到的困難并不比家鄉(xiāng)中少，他們在陌生的環(huán)境里想起了家鄉(xiāng)的山山水水，想起了家鄉(xiāng)的親人，便把自己的生活編成段子，引喉高唱。
　　
　　他們?yōu)榱速嶞c小錢，也到熱鬧的場所和人群多的地方去獻藝，演唱這些自編的段子。他們活動的地方包括：廟會、草場、黃河渡口、騾馬大店、莊稼豐收的地區(qū)、舉辦紅、白事筵的地。最初的演唱方式，只是演唱者坐在板凳上，兩只手各拿兩塊竹片、木片（四塊瓦）磕打著清唱，有的有一兩件樂器伴奏，有的沒有。這種演唱形式叫做“打坐腔”，基本上是一種以民歌為主體的說唱藝術。后來加入了舞蹈動作，配入道具（霸王鞭、彩扇、手絹兒等）和樂器，化裝表演，且歌且舞，表成了地攤秧歌，沒有舞臺，也不賣票，群眾稱之為“打玩藝兒”。這便是《二人臺》的初級階段。究竟從什么時候發(fā)展到了這一步呢？從一些零碎資料可以推斷：
　　
　　早在清嘉慶年間就有了這術藝術雛形，并向完美化方向發(fā)展。所以，嘉慶皇帝在上諭中驚呼：
　　
　　“近年蒙古漸染漢民惡習，竟有建造房屋，演小戲聽小曲之事，此以失其舊俗，茲又當邪教，尤屬非事”。
　　
　　道光年末，便有一些唱秧歌的民間藝人嶄露頭角，如河曲的李有潤、張興旺、李占存、鄔玉慶等人。
　　
　　到咸同時期走向成熟階段。此時河曲、保德、偏關等地，出現了不少半職業(yè)性的“打玩藝兒”自樂班社，藝人們在農忙時各干各的活兒，農閑時湊在一起，吹拉彈唱，盡興娛樂，這類班社不僅自演自樂，有的還對外演出和收徒授藝。
　　
　　河曲縣大埝墕村的一款演出題壁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研究資料。
　　
　　題壁原文從右到左堅排五行：
　　
　　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廟會大地吉
　　陽歌盛事風攪雪
　　日場小寡婦上墳
　　夜場打經堂
　　五云堂玩藝班敬演
　　
　　“五云堂玩藝班”創(chuàng)建于清同治二年前后。位于河曲縣唐家會村的財社廟街，有平房三間，門額磚雕“五云堂”，落款“藝徒書贈”。它是一個集資籌建的學藝班?！拔逶铺谩钡囊馑际牵姆轿迓返拿耖g藝人云集于此學藝。“五云堂”的創(chuàng)始人李有潤、鄔圣祥、“天明亮”。該村83歲的老人張全兔講，他的曾祖父張興旺（藝名喜面丑）曾在“五云堂”授過業(yè)。他家至今尚珍藏著一冊光緒十一年（1885年）九月手抄演出本《小寡婦上墳》。
　　
　　《府谷縣志》中稱：清同治年間，出現了化裝表演的“玩藝兒”。
　　
　　保德縣的《二人臺》也是循著這個時間軌跡發(fā)展的，余鐵村的“秧歌”最有代表性。
　　
　　余鐵村有個人叫張培照，會絲弦，能唱丑角。從道光年間便加入了“走西口”的行列，后鬧騰出點名堂，便在達旗的西碾房定居，他不僅設地莊安牛犋，還組織有一批鐵匠、木匠、泥匠和柳編匠。大約在咸豐初年，他還有一個“玩藝兒班”，至于師傅是誰？名藝人是誰？已經考正不清了。他的兒子張補還、張玉珠，以及其它走西口的村人如：如張富來成（丑）、張三勾富、張四富、張根換、張媚同（四弦）、張香同、張大臭（枚）張二圪旦（三弦）等人又在張培照那里學會了“打玩藝兒”，將藝術帶回村里傳給第三代人，旦角有：張毛蛋、張愛奴、張苗人、張文清等：丑角有張培憲、張五十六、張懷讓、、張圈牛、張香孩、張明國、張侯雞等；樂隊有：張毛子、張五十六、張福淵、張福林、張六人（以上操四弦）、張苗人（三弦）、張和生（枚）、張候雞（四塊瓦）。這班“玩藝兒”一直唱到建國初，因后繼無人，所以只停留在“地灘秧歌兒”階段。
　　
　　劉家畔《二人臺》也很有代表性，它的傳承方式和“余鐵秧歌兒”發(fā)展差不多，也是“口里人”去“口外”組織“玩藝班”，走口外的人又把“玩藝兒”藝術帶回口里，相延不絕。
　　
　　到清朝末期，這種“地攤秧歌”在河曲保德一帶已廣為流傳，而引起了封建衛(wèi)道士的注目和責難。在光緒三十三年版《保德州鄉(xiāng)土志》中的民情部分曾有“唱秧歌以大傷風化”的記載。
　　
　　在“跑口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小手工藝匠人，他們既沒有“幌記”，又沒有“喚頭”，吆喝時又受到語言障礙，所以他們想出了法兒，用唱小曲兒的辦法招攬生意，把“山曲兒”與“秧歌”流傳在內蒙大地上。如20世紀30年代的樊六（籮籠匠）、王半師（氈匠）、何三旦（皮匠）、李鐵鎖（小爐匠）就是這類型人物，有的竟干脆丟掉原來的手藝，加入到文藝隊伍的行列。他們成了二人臺在內蒙地區(qū)的一代傳人。這些都是河曲人。當時比較有名氣的表演藝人還有他們的老鄉(xiāng)老白靈旦（樊貴淖兒）、芝麻旦（菅二毛）等人。
　　
　　府谷縣的丁懷義、丁荷銀包、蘭鐵、孫銀魚、王寶兒等人也常在河套地區(qū)演出。
　　
　　此時，在內蒙西部地區(qū)活動的《二人臺》班社有20多個。
　　
　　《二人臺》在內蒙的傳播，引起了蒙漢人民的廣泛興趣，連蒙族藝人也熱情地學習這種藝術形式。如“大腳二女子”、榮雙羊、老山羊便是早期學唱二人臺的蒙族藝人。直到現在，烏蘭牧騎演出隊也常演出《二人臺》劇目。
　　
　　“走西口”的人，把這些節(jié)目由“口里”帶到“口外”，又由“口外”帶回“口里”。進進出出，幾經錘煉，逐步加工，日臻完善。50年代，這種小“玩意兒”登上了大雅之堂，出現在縣市、地區(qū)、省城乃至全國的文藝舞臺上，并正式定名《二人臺》。同時出現了專業(yè)演出團體。一些學者、專家還以《二人臺》為研究對象，撰寫和出版了一批學術價值較高的專著和論文
　　
　　多少年來，內蒙人說《二人臺》的發(fā)源地在內蒙，山西人說《二人臺》是河曲、保德一帶的產物。其實這何嘗不是一枝蒙漢人民共同孕育的花朵！
　　
今日西口路

　　親愛的讀者，您可能會提出疑問，今天那些“走西口”的人怎么樣了？他們的家鄉(xiāng)有多在變化？請您詳細讀一讀山西人民廣播電臺的兩位記者——馬小林、張敬民合著的《西口大逃荒》吧。這本書記錄了1985年8月至11月間，作者在“西口”路上所見所聞的事，馬烽同志在該書的序言中說：“這些文章我看了之后，認為最主要的是真實、可信。既真實地記錄了‘走西口’的苦難生活，又毫不夸張地展現了這些年來各方面的變化?！边@里僅將兩位作者在不同縣境采訪的資料摘其一二、以饗讀者。
　　
　　朔縣北旺莊村該村是個110多戶人家的小村，解放前，每年都有“走西口”的。凡是出了“口外”的人一般就再也不想回到這個窮地方，甘愿回來的則是打定主意死也要埋在鄉(xiāng)土里的人。這樣的人全村有7人，都是打了一輩子光棍，也都是如今的“五保戶”。
　　
　　如今的北旺莊得刮目相看了，人們不再想著是不是有隔夜糧，而是思謀著吃得好點，住得舒坦些，鼓起來的口袋里再多塞點票票。
　　
　　北旺莊就是憑著如今的農村政策，借著給重點工程跑運輸、搞基建迅速富起來的。1984年全村人均收達到800多元，一躍居于全縣富裕村之列。
　　
　　據村里的會計講，村里的富戶不少。有汽車、拖拉機、電視機，新房全都是瓦房，甚至有蓋二層小樓的。
　　
　　村子里的所謂窮戶，也就是那些鰥寡老人、“五保戶”，全村供養(yǎng)他們，一年每人補助生活費600元。
　　
　　平魯縣井坪鎮(zhèn)是縣城所在地。鎮(zhèn)上有個徐丑巴，早年窮的走了“口外”，勉強攬長工、打短工掙下點錢，才討回個老婆，一連生了5個兒子。生活過得仍不景氣。1979年，井坪鎮(zhèn)實行了生產責任制，鼓勵農民放手搞工副業(yè)。徐家五弟兄承包了一座磚窯，靠勞動富了起來，年收入達10萬元之多。
　　
　　平魯城原是縣委、縣政府所在地，現在是個鎮(zhèn)子。歷史上，這里每年都有人出“口外”謀生。據鎮(zhèn)黨委書記石崇講，平魯城山多耕地少，這兩年人們把主要力量放在大搞副業(yè)上，富得快，光從內蒙古返鄉(xiāng)定居的就有200多戶。
　　
　　鎮(zhèn)上有個叫史克勇，夫妻倆承包了個皮革廠，他們有流動資金13萬元，年產皮夾克2500件，產品打入內蒙，銷往東北，供不應求。
　　
　　偏關縣西莊村村中有個青年叫李和平，他是在“文革”期間離開西莊村，轉戶到了內蒙古五原縣的姑姑家。1980年返回家鄉(xiāng)，1982年承包了一部份土地，打破了老祖宗種莜麥、胡麻的習慣，在四畝地上種了向日葵，其收入竟高出原來的一倍。1983年改種蔬菜，僅此一項，年純收達3000多元，并帶動陳家營全鄉(xiāng)的菜農富起來。1985年，李和平承包了縣良種場，光出售黃瓜籽一項，收入就達1萬多元，結束了縣良種場虧損的歷史。
　　
　　河曲縣娘娘灘是黃河上唯一居住人家的灘島，相傳是漢文帝的母親薄姬的貶謫處。該村共有35戶人家122口人。解放前，村中的壯漢子都要拉上船，經水路走西口，進后套，上甘肅，給富商財主運糧裝鹽，掙賣命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里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1984年人均收上了430元。過去一說到娘娘灘人就離不了拉大船跑水路，這會兒不啦，年輕后生都開上了小四輪跑了公路。對啦，他們還覺得娘娘灘容不下，時常出去旅游，五臺山呀，串咱們的首都呀。比較起前些年，騎上馬也攆不住了。
　　
　　保德縣郭家灘村全村295戶1443口人，人均耕地只有二分，靠種田說啥也富不起來，祖祖輩輩，靠“走西口”維持生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幾年工夫村里來了個大變樣，人均收上升到500元。特別是全村的400多個年輕人，有知識又敢干，買了48臺小四輪拖拉機和幾部汽車跑運輸。另外還辦起了煤窯、磚場、煉焦場、石料場及建筑隊、商店、機電修配站，工副業(yè)搞得可紅啦。過去家家靠國家救濟，遠近村的姑娘都不愿嫁到這里。現在不同了，家家都吃的是大米白面。如今的郭家灘再不需要為找媳婦發(fā)愁了，有多少小伙子就能招來多少大姑娘。
　　
　　府谷縣古城村是晉、陜、蒙三省區(qū)的交通要道，是昔日走西口的進出口，是人口及商品的集散地。今日雖時過境遷，但仍不失古風，但古城人們還保留著經商的習慣，大大小小的飯莊店鋪滿街都是，公家和私家開辦的旅館有五六所，一次可留宿200多人。這里人們的生活就更不用說了，家家都有內蒙的麥子，陜北的谷米，山西的黃糕面。
　　
　　包頭市包頭市的東河區(qū)是山西人的聚居地，居住在這里的“晉軍”，有的是“走西口”的定居者，有的是他們的后代兒孫。這些人如今生活的怎么樣？
　　
　　賀有才，29歲，東河區(qū)環(huán)衛(wèi)局的清潔工。小賀的父親18歲時，離別家鄉(xiāng)河曲，挑著鋪蓋卷兒來到包頭謀生，干了一輩子掃街的活兒。小賀生長在包頭，也是18歲那年參加工作的，同樣當了一名清潔工。他不僅繼承了父親的職業(yè)，也繼承了農民式的傳統(tǒng)美德：憨厚、勤勞、耐心。他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創(chuàng)建了不平凡的業(yè)績，獲得了“全國新長征突擊手”的光榮稱號。
　　
　　孫樹林，33歲，祖籍渾源縣，爺爺那輩兒就來到了包頭。
　　
　　小孫年齡不大，但已有五六年的廠長資歷了。他領導的原是靠5000元借款辦起來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廠。經他這個山西人的后裔如此這般的一經營，發(fā)展成了一個年盈利10萬元，固定資產40多萬元，擁有230名工作的先進企業(yè)，在全市70多個同行業(yè)激烈競爭中勇奪魁首。
　　
　　呼和浩特市呼市的蒙族老干部金如海，是他把一名小保姆培養(yǎng)成一名赴日留學生。
　　
　　小保姆叫張淑珍，祖籍山西，祖輩是走西口到武川縣定居的。
　　
　　1982年7月，19歲的張淑珍來到當時任內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辦公廳副秘書長金如海家當保姆。老金在40年代曾留學東京，能講一口流利的東京話。他耐心輔導張淑珍自學日語，經過3年努力，張淑珍的日語水平達到大學外語本科畢業(yè)程度，并應日本北海國際農友協會會長太田道則先生邀請赴日留學。
　　
　　當記者表示感嘆時，金如海同志說：“是優(yōu)秀的表年，不管是哪個民族都應該培養(yǎng)。他們都是我們的后代嘛：其實就內蒙古自治區(qū)來說，無論做什么，漢人離不開蒙人，蒙人也離不開漢人。民族大家庭就是這樣，誰也離不開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