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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在西方思想史上可謂源遠流長?，F代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經典闡述者是約翰·密爾(John S. Mill,1860—1873)，他的篇幅不大的名著《論自由》的主旨即致力于劃清個人與社會的權力界限，強調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就不應該受到限制。當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繼承了密爾的基本觀點，并根據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針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作了新的闡發(fā)。由于學科分工更為細致，理論家們在闡述自由主義時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就經濟哲學而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當數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領域，美國哈佛大學的羅爾斯和諾齊克的地位突出；在法律哲學方面，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德沃金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自由主義的權利學說；在科學哲學家中，波普把認識論中的試錯法推廣到社會政治問題，提出了以自由主義為特征的社會改良主義政治哲學。他們討論的重點雖有所不同，但都圍繞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展開自己的論述；盡管他們有時也展開激烈的爭論，例如羅爾斯與諾齊克的著名學術論戰(zhàn)，但他們相互影響，使自由主義成為當代西方哲學中的一股強大的潮流。當今世界的人們都在認真地思考個人、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問題，提出重新認識市場經濟的任務，因此，簡略地了解一下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內容，不無益處。 一、經濟哲學中的新自由主義 在經濟哲學方面，自30年代開始，與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相對立的新自由主義便以當代的一個重要思潮逐漸形成起來，并在50、60年代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其影響并非限于經濟學領域，而是與政治學和政策直接有關。狹義的新自由主義指那些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同意國家過多干預經濟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而廣義的新自由主義在此之外還包括貨幣主義。前者包括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如坎南、格雷高里、羅賓斯、哈耶克，后者以美國的弗里德曼為首領。我們在此僅簡要分析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 哈耶克的狹義新自由主義 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1899—1992)稱自己是一個古典的自由主義者，但并不認為自己效忠于放任主義的信條。他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堅決維護者，對政府干預市場始終懷著審慎的態(tài)度，存有疑慮。他的自由主義以西方個人主義為理論基礎，他把這種個人主義歸結為“以人作為人的角度來尊重個人”，即承認人自己的意見和嗜好在自己的領域內是至高無上的，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有最充分的機會去發(fā)展自己的才能和意圖。在哈耶克看來，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yè)經營之所以能發(fā)揮其調節(jié)經濟和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這是因為它以私有制為基礎，個人的積極性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的發(fā)揮。如果破壞了這一基礎，用對私有財產的限制和管理來組織經濟，用統(tǒng)一的中央當局的命令來代替市場的作用，最終不僅會帶來效率的損失，使個人積極性受挫、資源配置失調，而且會導致對個人的“奴役”，走向極權主義的統(tǒng)治。壟斷是對自由的打擊，國家的壟斷比私人的壟斷對自由的打擊更要厲害得多。由此哈耶克展開了對計劃經濟的諸多批評。 與凱恩斯不同，哈耶克把30年代經濟危機的原因主要歸咎于貨幣供給不足或投資過度。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助于調節(jié)的功能，如果國家不進行干預，由銀行自行調節(jié)信用，生產過剩現象就會逐漸消失，經濟就會復蘇；相反，如果國家進行干預，損害了市場的作用，蕭條過程反而會繼續(xù)下去。哈耶克還以“資源有效配置論”來為自由市場經濟作辯護。他認為，只有資源得到有效配置，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促進經濟的增長；如果政府用人為的方法來配置資源，其結果只能是經濟效益的下降，經濟處于不穩(wěn)定之中。而一切波動周期、低潮、蕭條、通貨膨脹、資源配置失調等等都是由于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某種干預。因此，工人失業(yè)的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勞動的分配未能與需求的分配相適應，是背離了均衡的價格與工資。而價格與工資的均衡在自由市場和穩(wěn)定的貨幣條件下可以自己建立起來。所以，人為的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等措施不是解決失業(yè)的辦法，更不是保證充分就業(yè)的手段。為此，哈耶克不僅要求在國內重建完全起作用的自由競爭市場，而且還設想了“一體化世界模式”，即在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之間打破國際壟斷，通過共同的貨幣，實現“貨幣非國家化”，在世界范圍內實現充分的自由市場經濟。 當然，在國家職能的問題上，哈耶克也不接受國家無為而治的觀念。他認為國家可以適當地承擔許多規(guī)則性、限制性的積極職能。比如防止欺詐行騙，限制工作時數，救助地震和水災的受害者，并保證每人在衣食住行方面有最低限度的標準，以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但這些社會福利都是為了促進競爭，而不是制止競爭，因此最終起作用的應當是服從市場上非個人的力量，而不是服從某些人專斷的力量。所以，哈耶克也希望有失業(yè)者后備，以便把無紀律和不稱職的人貶入后備者中，同時又從后備者中選拔出稱職的人來填補空位。由此可見，在平等與效率的這種矛盾中，哈耶克等新自由主義者側重于效率，他們認為，平等作為一個社會目標，當然是要爭取實現的，但不能強求平等，否則只會損害效率，也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平等。哈耶克指出，即使市場經濟秩序不可能給人們帶來公平的分配，但如果采用行政的、組織的手段，實行諸如“收入均等化”或“公平分配財富”這樣一些措施，去設法“糾正”市場秩序的缺點，那么這將是對市場秩序本身的破壞，它將違背“一視同仁”、“普遍適用”的原則?！叭绻覀兿Ｍ@得符合于某種既定標準的財富分配，如果我們有意識地希望決定誰將會有什么，那么，我們就必須計劃整個經濟制度，這是無可辯駁的，這樣就又回到一個老問題上來了，就是為了實現某些人的公平理想，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較之受到口誅筆伐的經濟力量的自由活動，是否一定不會造成更多的不滿和壓制？”（《通向奴役的道路》，倫敦1976年英文第2版，第74頁）靠行政手段來調節(jié)人們的收入，那樣不僅不會實現公正的理想，而且還會造成更大的不公正。所以哈耶克堅持認為，建立福利國家的一套做法是無稽之談，只有個人的行動才可能是公正的。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在平等問題上的立足點是機會平等或起點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或平均分配。 哈耶克對自由市場經濟的這種推崇，是以堅信資本主義制度是民主制度和反集體主義的立場為基礎的。他所說的資本主義是自由和競爭的資本主義，并把民主主義與集體主義對立起來，認為集體主義不能在法治的制度下實行，也不能在尊重個人權利的范圍內實行，而只能通過強制和組織的手段來實現。這反映了他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基本態(tài)度。顯然，他所說的民主并不是盧梭那樣的人民主權，或者是多數人的主權，在他看來，多數人的主權實際上很可能與專制政體或寡頭政治一樣是權威主義的。哈耶克所設想的民主主義首先是一個法律至上的法治國家。因此重要的不是法律的具體內容，而是法律的存在和法律毫無例外地時時適用。正好比汽車靠左行還是靠右行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都靠規(guī)定好的一邊行駛。建立正式的規(guī)章十分重要，這樣才能使每個人都可以知道國家將遵循什么樣的程序，法律允許個人采取什么樣的行動。但假如實行國家干預或嚴格國家控制的政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當政府決定飼養(yǎng)多少頭豬，種植多少畝地棉花，關閉哪些煤礦以及規(guī)定燙一套衣服的價錢時，是不可能遵循什么正式的原則的。作出決定必須根據情況和權衡各方面的利益，到頭來，有的官員不得不斷定哪些利益更重要，或更值得獲得政府的照顧。決定的因素不是法律的原則，而是一些個人的意見。由于議會采取行動遲緩，手續(xù)繁瑣，不能滿足計劃化的社會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在集體主義的名義下要求行政官員不受立法的束縛，獲得更大的權力。這種情況在哈耶克看來是希特勒得勢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他提醒人們隨時注意以民族、國家或集體的名義破壞法治和個人自由的政治制度。 弗里德曼的廣義新自由主義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 )由于經濟學的消費理論分析、貨幣史與貨幣理論等方面的學術成就而聲名顯赫，而對當代政治自由主義所作的論述同樣使他成為這方面的一位典型代表人物，他所著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即屬于當代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 在經濟學領域，弗里德曼提出了新貨幣數量學說。他指出，歷史提供的大量證據表明，決定工資和物價平均水平的是經濟中的貨幣量，而不是象凱恩斯主義所說的企業(yè)家和工人的貪婪的心理傾向。因此，政府的經濟政策主要是控制貨幣的發(fā)行量，而不應進行更多的干預。弗里德曼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關系密切。他批評當今一些時髦的理論相信政治和經濟可以分開，認為個人自由是個政治問題，而物質福利是個經濟問題，所以任何政治安排可以與任何經濟安排結合在一起。弗里德曼則強調，“政治和經濟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經濟安排在促進自由社會方面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經濟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廣泛的意義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經濟自由本身是一個目的。其次，經濟自由也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手段?！备ダ锏侣磸吐暦Q自己是自由主義者，而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便是堅信最好的組織人們從事生產活動的方式，是人們在沒有強制手段的前提下的自愿合作?！白杂芍髁x者把人當作不完善的實體。他把社會組織問題看作消極地防止‘壞人’做壞事的程度等于他把同一問題看作為能使‘好人’做好事的程度?！保ā顿Y本主義與自由》，商務1986年，第9、14頁）社會組織的任務即是如何把人性惡的一面引導來為其自身的社會福利服務，其基本問題也就是如何協(xié)調許多人的經濟活動。弗里德曼認為根本的方法實際上只有兩種，一是使用強制的中央指揮國家的方法，另一種即個人自愿結合的市場的方法。通過自愿結合實現協(xié)調的可能性正在于交易的雙方都可以從中獲利，只要交易雙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帶欺騙性的?！巴ㄟ^自愿交換所組成的社會的一個發(fā)生作用的模型是一個自由的私有企業(yè)交換經濟——即：我們一向稱之為競爭的資本主義?！备ダ锏侣暦Q，這種經濟自由的制度既是達到政治自由的手段，同時也是目的本身。 在弗里德曼看來，自由市場的存在并不排除對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guī)則’的制定者。市場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同上，第16頁）通過政治渠道而行動的特征是靠強制來執(zhí)行命令，而市場的巨大優(yōu)越性則是它允許廣泛的多樣性。弗里德曼論證道，市場機制以下述方式保障人們的自由的天然權利：第一，它保證財產權利，包括人們按自己的意愿消費自己的收入；第二，它保證選擇職業(yè)的自由，每個人自由選擇自己最需要與他的能力相適應的職業(yè)；第三，它促進了發(fā)展的自由，每個人選擇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能力行事；第四，它促進了表達的自由，競爭的市場通過使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分離、并分散經濟權力而保障了交流的基本自由。 弗里德曼認為，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有著質的不同。對機會平等不能完全按字面來理解，因為人們不可能在家庭出身、視力和智力等等天賦條件上機會平等。機會平等的真正含義是法國大革命時的一句話：前程為人才開放?！叭魏螌Ｖ普系K都無法阻止人們達到與其才能相稱的、而且其品質引導他們去謀求的地位。出身、民族、膚色、信仰、性格或任何其他無關的特性都不決定對一個人開放的機會，只有他的才能決定他所得到的機會。（《自由選擇》，商務1982年，第135頁） 當今另一種深入人心的平等要求是結果均等，“所有人公平分配”成了新的口號。但弗里德曼認為，這種分配結果平等的觀念，與人身平等和機會平等有著天壤之別，因為促進人身和機會平等的政府措施增進自由，而平均分配的政府措施則減少自由。如果人們的所得依靠“公平”而定，那么，誰來決定什么是“公平”的？作出這種決定的人本身是否公平？此外，靠什么去刺激人們的工作和生產，怎樣決定誰去當醫(yī)生、律師，誰撿垃圾、掃街道？在弗里德曼看來，要實現這一切就只能靠強力或威脅，這里存在著實踐與理想的分離，而公平分配的理想與人身自由的理想存在著根本的沖突。（同上，第138頁）他從戰(zhàn)后英國等國家的例子中得出結論說，一個社會把平等——即所謂結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強力來達到平等將毀掉自由；而另一方面，一個社會若把自由放在首位，則將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正是從這些角度將古典放任自由主義轉變?yōu)檫m合當代形勢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 總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自由主義思想堅信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力量，反對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生活的過度干預，強調機會平等，論證了各種形式的壟斷對人的自由發(fā)展造成的破壞，同時也提出了國家在制定規(guī)則和維護正義方面應當起的作用。這些思想雖然植根于他們對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認同，但對我們認識市場經濟的積極功能和政府職能問題，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未完待續(xù)） ?。ㄘ熑尉庉嫛】酌靼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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