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末清初說。據(jù)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轉(zhuǎn)引《中國經(jīng)濟全書》稱:“據(jù)說開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順冶年間李闖王造反，不利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yè)改為本業(yè)，特創(chuàng)票號，至是該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苯诵扃妗肚羼灶愨n》稱:“相傳明季李自成攜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P>

二、康熙朝說。李華教授認為:“山西票號在康熙年間早已產(chǎn)生，但在當時票號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會太多。”李華教授的根據(jù)有二:一是據(jù)何焯《何義門先生集》所載，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時，因生活窘迫，曾將“一應冬衣，俱當在對門當內(nèi)，因皮錢尤重”，贖不回來，其家人就由原籍蘇州向北京天會號匯銀九十兩，使其“先贖皮襖”。又據(jù)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記》載:“時濟南票號適以銀款糾葛事，須時敏親自料理。”

三、乾嘉時期說。民國十二年出版的《晉商盛衰記》稱:票商經(jīng)營，為山西極有名之商業(yè)，“創(chuàng)始放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稱:“溯我票商一業(yè)，創(chuàng)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時代”。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稱:“雷履泰、李正華于嘉慶二年創(chuàng)立日升昌票號”。

四、道光初年說。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的經(jīng)理雷履泰，因為地方不靖，運現(xiàn)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賬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升昌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為后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兌。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顏料鋪改為日升昌票莊，專營匯兌?！?/P>

筆者以為，會票(匯票)在明末清初已經(jīng)出現(xiàn)。顧炎武《日知錄》稱:“鈔法之興，因于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彼^“飛錢”，乃是異地取銀錢的一種匯兌方式，起源時間約在唐憲宗時。當時商業(yè)發(fā)達，錢幣攜帶不便，加之錢幣缺乏，各地方又禁錢出境，各地在京師的商人，便將售貨所得之錢，交付各道駐京的進奏院及各軍各使等機關，或交各地設有聯(lián)號的富商，由機關、商號發(fā)給半聯(lián)票券，另半聯(lián)寄往在各道有關機關、商號。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對票券取錢，此種票券即稱“飛錢”?？磥砻髂┣宄跻灿蓄愃啤帮w錢”的會票，開始寫作“會券”，后來寫成匯票，近人衛(wèi)聚賢先生說:“匯票亦名會券?！?衛(wèi)聚賢《山西票號史》)到乾隆時，還出現(xiàn)了期票形式，據(jù)《清高宗實錄》卷1068載: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張鑾從新疆阿克蘇販運玉石到蘇州發(fā)賣，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達蘇州，共賣得銀128000余兩，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獲現(xiàn)銀僅二萬四千余兩，其會票期票所開，亦止四萬六千余兩”。(《清高宗實錄》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當時的會票制度已有了會票和期票之別。會票如前所述，是見票兌付的即期會票，期票則是簽發(fā)會票后約定若干時日后而兌付的長期會票。會票種類的發(fā)展，說明匯兌業(yè)務在當時已有相當發(fā)展。但是從顧炎武《日知錄》和這條史料所載，卻未說明已有專營匯兌業(yè)務的票號，在票號未出現(xiàn)前，由商號兼營匯兌業(yè)務是很正常的。那么，究竟何時出現(xiàn)專營匯兌和存放款業(yè)的票號呢?前述明末清初說是以相傳為據(jù)，難以為憑。李華先生的康熙朝說，值得重視。但是從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號成立的近百年時間內(nèi)，又難得見到有關票號活動的史料，有的只是有關會票的情況，而且《康熙南巡秘記》所載票號的具體活動較籠統(tǒng)。至于乾嘉說實為近人推測。道光初年說則史料比較豐富。在票號界對于日升昌票號為山西票號界鼻祖，一般沒有多少異議。而且是從日升昌票號成立以后，眾皆效尤，山西票號才如雨后春筍，迅猛發(fā)展起來，最后成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筆者以為，李華先生所說的康熙朝說，暫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說則是從產(chǎn)生到發(fā)展，具有連帶性。所以，從山西票號作為專營匯兌業(yè)的形成和發(fā)展來看，山西票號在道光初年產(chǎn)生之說較為妥貼。關于日升昌票號，是由山西平遙達蒲村李氏開設。李氏原籍陜西漢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戶達蒲。據(jù)說，李氏經(jīng)營顏料鋪始于雍正年間。李氏在達蒲村沒有制作顏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遙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門外設有顏料商號。日升昌票號前身是李氏開辦的西裕成顏料莊，嘉慶后期總經(jīng)理是雷履泰。當時，發(fā)生了白蓮教大起義，又因自然災荒不斷，社會很不安定。商號之間調(diào)運現(xiàn)銀靠鏢行保護，不僅費資費時，而且極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屬商號間以會票代替運現(xiàn)，后來就兼營起匯兌業(yè)務，并把西格成顏料莊改組為專營匯兌的日升昌票號。取名為日升昌，是票號有如旭日東升、繁榮昌盛之意。今平遙縣尚保存有日升昌當年的對聯(lián):

日麗中天萬寶精華同耀彩

升臨福地八方輻輳獨居奇

關于日升昌的成立時間，可能在道光初年。據(jù)嘉慶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重修仙翁廟碑記》捐銀商號名單中，有西裕成顏料莊捐銀 120兩，名列榜首。(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重修仙翁廟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所立《顏料行會會館碑記》捐助銀兩商號名單中已無西裕成顏料莊，(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顏料行會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說明西裕成顏料莊此時已不復存在。嘉慶只有25年，也就是說西裕成顏料莊改組為日升昌票號只能發(fā)生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之后，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據(jù)道光八年(1828)江蘇巡撫陶澍奏折稱:蘇州為百貨聚集之區(qū)，山西、山東、河南、陜西等地商人到蘇州販貨，銀達數(shù)百萬兩，“俱系會票往來”。(清檔，江蘇巡撫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說明當時蘇州市場已有匯票流通，而且攜帶匯票者多為北方商人，可見北方已出現(xiàn)票號。再者，西裕成顏料莊總經(jīng)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遙縣文廟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銀一百五十兩，雷履泰捐銀四十兩”。(衛(wèi)聚賢《山西票號史》)可見，雷氏此時尚健在，但已是74歲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歲，年富力強，閱歷深，此時由雷氏主持將西裕成顏料莊不失機宜改組為日升昌票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號至遲在道光初年已經(jīng)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