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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月，第34卷第1期 作者簡介：郭宏珍（1975-），男，甘肅慶陽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 摘 要：祈雨是古代農(nóng)業(yè)社會重要的祭祀與禮儀活動，其本質(zhì)是原始信仰，不同形式的祈雨活動分別對應不同層次的神靈祈祀?；鶎用癖娂暗胤娇たh喻祈于祭，王朝及皇帝則喻祈于禮，透過一系列儀式化的符號和象征行為，祈雨展現(xiàn)了豐富的文化內(nèi)函，集中反映了古代人對于自然、天象、政治等方面的思想觀念和官方多神信仰的意識形態(tài)。 關 鍵 詞:祈雨；雩；官方 祈雨是古代農(nóng)業(yè)社會重要的祭祀與禮儀活動，為歷來的封建統(tǒng)治者所重視，官方祈雨尤其是王室的雩祀與王朝政治活動密切相關。祈雨的本質(zhì)是原始信仰，通過宏偉的祭壇、豐盛的祭品、壯觀的舞樂、殷切的祈禱以及肅穆的氛圍等一系列儀式化的符號和象征行為，祭祀天帝及相關神靈，祈求風調(diào)雨順，五谷豐登。就此而言，不管是百姓的祭祀行為，還是官吏的祈禱活動，或者是國家的宏大典禮；也不管是成湯祈禱于桑林，還是周代的女巫帥舞，或是董仲舒繁雜和系統(tǒng)的祭儀，其文化內(nèi)涵在傳統(tǒng)文化中都能找到原型；由民眾的祭到官吏的祈再到統(tǒng)治者的禮，其基本要素和理念都是互通的，具有共同的溯源和發(fā)展過程。 一、古代官方祈雨的不同形式 關于古代官方祈雨的最早記載是殷商時代的甲骨卜辭，它反映了殷王室祈雨活動：“帝及今四月命雨□貞：帝弗其及今四月命雨?！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 “甲子卜，其求雨于東方?！保?/font>2］此后，祈雨始終與農(nóng)業(yè)社會王朝的命運相始終，并得到了不斷的豐富和充實，發(fā)展為一種內(nèi)涵豐富，形式多樣的祈雨文化。根據(jù)旱災發(fā)生的地點、規(guī)模和祈雨組織與參與者的身份，古代官方的祈雨活動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形式，并分別對應不同層次的神靈祈祀。 第一，地方官吏主持的祈雨。古代的郡縣官吏每年要及時上報郡況縣情，其中包括雨水的多寡狀況，在可能發(fā)生旱災而耽誤農(nóng)物耕種和成長的情況下，要按照指令和規(guī)定祈雨?！抖Y記·月令》：“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實”。漢代“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郡縣各掃除社稷”［3］。一般而言，地方郡縣祈雨是因時而宜相機進行的，在特殊情況下，例如郡縣大旱引起了中央注意，則由皇帝下詔舉行。后漢孝順帝陽嘉三年（134年），河南、三輔大旱，“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3］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年）久旱不雨，下詔令“諸旱處廣加祈請”［4］。宋寧宗“以旱命諸路州縣禱雨”［5］。 郡縣祈雨的對象通常是屬境內(nèi)名山、大瀆以及風伯、雨師等自然神靈及社廟、先賢祠廟、佛寺道觀等。山林川澤是雨水的涵源地，社稷先人可以為祈雨提供神力?！吧酱ò僭芘d云致雨者也。眾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6］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天旱無雨，下詔各州郡在轄界內(nèi)灑掃祭祀大小神明。北周于翼任安州總管期間曾派員祀祭白兆山祈雨。宋代射洪令張士遜“禱雨白崖山陸使君祠”，又“禱歐陽太守廟”［5］。元明宗天歷二年（1329年），張養(yǎng)浩赴任陜西行臺中丞，其時關中大旱，他“道經(jīng)華山，禱雨于岳祠，……及到官，復禱于社壇?！保?/font>7］ 以農(nóng)為本，為百谷祈甘雨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職責，常常與其政績、考核密切聯(lián)系，“禱雨輒應”、“禱雨即沛”、“竭誠禱雨”等評述可能會寫入其任職履歷，所以他們都會竭力而為，甚至會因為意外或獲病而死亡。唐代咸通年間，江陽縣大旱，縣令“以身禱雨赴水死?！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8］宋孝宗年間，知衢州王悅“以盛暑禱雨、蔬食減膳、憂勤致疾而死?！保?/font>5］清光緒八年（1882年），揚州知府何金壽“禱雨中暍，病卒?！保?/font>9］清嘉慶年間方履篯為令閩中，“會旱，禱雨烈日中，體豐碩，中暑卒?！保?/font>9］相反，歷史上也有一些貽笑史冊的極端事例。北魏奚康生任相州刺史，天旱到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10］；南安王元楨入鄴城，“祈雨于群神”而未獲，怒而鞭打石虎之偶像以泄憤。北齊文宣帝因“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保?/font>11］洪武二年（1369年）松陵天旱，“太守陳府公初下車，首詣瞿曇祠求雨，十日不降，守怒，欲焚曇象?！保?/font>12］ 郡縣祈雨的主要內(nèi)容是祈禱，同時，由于祈雨也動員全郡縣百姓參與，即所謂的家人“祠戶”、“祠灶”、“祠中溜”、“祠門”、“祠井”，因此也包含了祭祀等民俗文化意義；另外，即使是官吏的祈禱，也不排除部分祭儀的存在，如社祭、四方祭、門祭、市祭、山泉祭、橋道祭和報祭等［3］。可以說，郡縣祈雨的基本特征是喻祈于祭。 第二，中央有司組織和主持的祈雨。古代中央有管理祭祀禮儀的專門機構，祈雨是其職責之一。按照禮制規(guī)定，西周有司祈雨的對象是山川等自然神靈和諸侯、百官、卿士等上公以下的古圣先賢，如相傳為共工之子、被后世祀為后土之神的句龍及土谷之神社稷等。漢代太常履行祈雨職責，唐代以后由禮部司管，祈祀對象也主要是岳鎮(zhèn)海瀆等自然神靈和社稷宗廟等祖先神靈；有時因受皇帝命令或委托，有司祈祀對象還擴展到天、地等大神，《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3］金章宗“命有司祈雨”，望祀岳鎮(zhèn)海瀆于北郊。 有司之外，常見有宰臣、百官受命祈雨。漢代設“開三府請雨使者”參與相關祈雨事宜，還令“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3］；漢武帝“令百官求雨”。后周太祖“分命群臣禱雨”；后梁太祖“宣宰臣各赴望祠禱雨”；宋太宗、神宗命群臣、宰臣“祀郊廟、社稷”禱雨等。漢代以后，由于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以及之后儒、釋、道的逐漸合流，有司祈雨對象還延伸到佛、道等宗教神，后晉皇帝曾命令朝臣、宰臣到寺觀禱雨。 第三，皇帝親自祈雨。在京城發(fā)生旱災，或者地方發(fā)生嚴重旱災的情況下，皇帝一般會親自為庶民禱獲澍雨，其形式也是多樣的，而祈雨的對象、地點歷朝歷代甚至于每個皇帝不盡相同。 首先，名山大川是皇帝祈雨的主要對象。西周宣帝祈雨仲山，北魏孝文帝祈雨于武州山。皇帝遠行祈雨成本很高，于是皇帝任命近臣、內(nèi)侍、中使作為自己的代表前往祈雨。漢昭帝派人祈雨嵩高、首陽山；后趙石勒委派太子和佛教徒佛圖澄到臨漳西滏口祈雨；唐太宗曾派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祈雨于名山大川；唐玄宗派人祈雨驪山；后晉少帝派人到嵩山投龍祈雨；宋仁宗“遣內(nèi)臣入蜀祈雨”［13］；金世宗遣使禱雨靜寧山等。 其次，宗廟、社稷、郊壇是最常見的祈雨對象和地點。唐中宗派人祈雨于干陵。金代祈雨多在社稷、太廟。明代皇帝春祈雨、冬祈雪于郊壇及山川壇、社稷壇。清朝統(tǒng)治者入主中原以后，竭力認同中原文化，對農(nóng)耕地區(qū)的祈雨活動也非常重視，清初沿襲明代慣例，祈祀社稷壇、天神壇等。 再次，自漢代開始，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逐漸滲透到統(tǒng)治者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皇帝本人雖然并非教徒，但在災害頻發(fā)時，往往會把宗教功利化，企求宗教神靈的助佑。每逢天旱，皇帝常常前往京師附近的寺觀廟宇祈雨。后漢隱帝“幸道宮、佛寺禱雨”；后唐莊宗經(jīng)常到龍門廣化寺、玄元廟祈雨、祈雪；宋代皇帝祈雨的寺觀較多，如相國寺、太平興國寺、開寶寺、天清寺、明慶寺、建隆觀、會靈觀、醴泉觀、祥源觀等等；清代皇帝多在覺生寺祈雨。與此相關，皇帝還派遣僧、道、術士作壇祈雨。前秦苻堅曾派西域僧人僧涉咒龍請雨，“時天大旱，堅命師祈雨，呪龍缽中，其雨沛然?！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4］后趙石勒曾命僧人佛圖澄“自行祈雨，俄有白龍降于祈所，其日澍雨。”［15］唐玄宗命術士羅公逺以及梵僧不空、僧一行祈雨；后唐莊宗信任佛僧誠惠，“京師大旱，莊宗親自拜迎至京城”，但因其祈雨無驗，眾大臣“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保?/font>16］元世祖、英宗多次讓“西僧”禱雨。 最后，祈雨群神祠及龍?zhí)?、龍祠等。這是古老原始信仰的遺存，并因加入了民間信仰的因素而不斷豐富。唐明皇每逢亢旱，“禁中筑龍?zhí)闷碛辍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7］；唐德宗祈雨興慶宮龍?zhí)?，并派人祈禱于群神；后晉高祖派太子祈雨白龍?zhí)?；明代祈雨祗告天神、地祇、太歲，明世宗“親禱雨于凝道雷軒”［18］。龍?zhí)缎叛鲈谇宕实壑姓加兄匾匚?，每逢京師天旱，首先祈雨黑龍?zhí)?，次祈天神壇，再祈社稷壇。乾隆十五年?/font>1750）亢旱持續(xù)，乾隆皇帝一月內(nèi)兩次求雨黑龍?zhí)??；实塾袝r還會獨處求雨，包含了某些巫術因素。后漢孝順帝“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3］，其它事例如元仁宗“露香默禱”、清圣祖齋居祈雨等。 以上諸種官方祈雨形式，并不是截然分離的，有時是同時進行的，如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正月天旱，皇帝親幸寺觀祈雨，又令在京差官于本司致齋三日，然后分禱各處，“諸路擇端誠修潔之士，分禱海鎮(zhèn)、岳瀆、名山、大川，潔齋行事，……諸路神祠、靈跡、寺觀，雖不系祀典，祈求有應者，并委州縣差官潔齋致禱?！保?/font>5］官方的祈雨活動，反映了統(tǒng)治者層面意識形態(tài)領域多神信仰的本質(zhì)，并內(nèi)化為文化傳統(tǒng)而一以貫之，伴隨封建王朝活動的始終，其基本特征是喻祈于祭，喻祈于儀，并包含了大量巫術要素。 二、作為國家祀禮的雩祀 雩祀是國家的禮儀之一，由王室或者皇帝壟斷履行，借助于盛大禮儀展示，其意義遠遠超越了一般的官方祈雨。殷商甲骨卜辭同樣記載了商王室的雩祀活動：“貞雩方，其有貝。貞雩方，無貝。”［19］周代雩祀?yún)⑴c的機構眾多，如主管農(nóng)田水利的稻人要向百姓收取雩祀所需財用，掌管群巫政令的司巫要率領女巫參加舞雩等。 雩祀記載頻繁出現(xiàn)在先秦文獻中，《春秋》書雩二十余次。漢代以后，史籍對于雩祀的記載相對減少。西漢初期，“承秦滅學，正雩禮廢”［20］，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才第一次舉行大雩禮。此后，雩祀一直是王室生活中的大事，被列為國家大祀活動之一，受到歷代封建王朝的重視。唐代以后，雩祀成為祭天大祀，形式愈加完善復雜，集中表現(xiàn)為程序更加縝密、設高壇雩雨以敬天帝、雩雨與祭帝祖結合等，以示先帝之神驗［21］。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雩祀及官方祈雨活動與前代稍有不同，由于都城先在開封，后在江南臨安，所以祈雨的時間不僅限于農(nóng)歷四、五月，而可提前到二月；更重要的是，除了天旱因素外，宋代皇帝祈雨也與天象災異有關，此外，“大量地域神祗在宋代受到封賜、地域雩祀文化的不斷發(fā)展，是國家信仰和民間信仰兩大體系不斷對話的結果。這種結果往往通過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得以形成，并且主要體現(xiàn)在官府信仰體系這個層面上。”［22］ 一般認為，雩祀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孟夏四月舉行的常規(guī)雩祀，為例行之祭；另一種是因天旱不定時舉行的“大雩”。對此，筆者認為，古代雩祀并非“例行之祭”，而是有條件的。 首先，學者認為，史籍中之所以很少記載雩祀，是因為“常雩不書”的緣故。楊伯峻認為：“雩有二：一為龍見而雩，當夏正四月，預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書。一為旱祓之雩，此不時之雩?！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3］其實，清代以前史籍中只有“雩”和“大雩”，并沒有“常雩”。乾隆七年（1742年），清朝統(tǒng)治者在制定雩祀典禮時才設“常雩”。清代常雩在形式上更多表現(xiàn)為皇帝組織有司舉行的祈雨活動，可以由有司或者大臣代行，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遣履親王允祹代行常雩禮”［9］，五十九年（1794年）“常雩，命皇八子儀郡王永璇代行禮?！保?/font>9］清代“以‘常雩’為代表的農(nóng)事祭祀成為了國家最重要祭典之一，應當說是一種文化轉(zhuǎn)型的標志?！ｖУ脑O立是歷史長期演化的結果，即偶發(fā)性的‘祈雨’演變成一慣性的‘常零’的過程，也就是從“民則祀之”逐步演變以‘圣王之祀”的過程，即皇帝最終壟斷了祈禱雨澤的祭神權。”［24］ 其次，雩祀是在春旱發(fā)生或者一連幾個月的天旱持續(xù)到春播時才舉行的，即“諸雩旱不雨”［25］中之上，這就為雩祀提出了一個前提，即旱災。旱災形成過程中舉行的雩祀才叫作雩，否則只是一般的祈雨活動，晉代戴邈說：“天旱日淺則災微，旱日久則災甚。微則禱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保?/font>20］這說明雩祀是災害發(fā)生時的宜時舉措，而不是年年例行禮儀。 再次，即使旱災形成，也不是立即就舉行雩祀，而是根據(jù)旱災的地點和嚴重程度，依次舉行不同形式的祈雨活動，然后因時依勢，根據(jù)旱情及預后決定雩祀與否。那么，雩祀就不是慣行的儀式了，因為在非極端氣候條件下，每年的降水總是保持平衡的，會適時降雨，而不必舉行“雩”與“大雩”。而且，漢代以后，雩祀基本遵循“三請不雨，始行大雩”的原則。 雩祀由王室或皇帝主持，由有司負責組織，是一種盛大的儀式活動，其特征是喻祈于禮，祀禮的物件是至高神上帝，“大雩之祭以上帝為尊?！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6］ “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雩天子之禮也?！保?/font>27］但是，歷代對于“上帝”也有不同的看法。 對于商、周代雩祀“上帝”有兩種見解：一是“五方上帝”說。認為甲骨卜辭中“貞雩方”是祭祀方帝，主要是南方帝赤帝，這種見解在漢代就存在了。漢代之后，儒士對周代，尤其是晚周的雩祀多有考述，許慎《說文解字·雩》曰：“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敝祆渥⑾惹匚墨I時也說：“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8］田祖即神農(nóng)，又稱為炎帝、赤帝。 二是祖先神靈說，這主要是近現(xiàn)代學者的觀點。例如，有人認為商人沒有自然神上帝，只有祖先神上帝或者帝，“上帝只是至高之帝，即商人的祖先”，商人的上帝“具使風令雨的神能，并主宰著人間的年成或者災熯?！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9］按此邏輯，商人雩祭祖先神靈，這似乎也可以找到相關證據(jù)，如“豳侯夏省耘，因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之神以祈雨也?！保?/font>30］社方與田祖并列，即祖先與赤帝合而祭之；另外如《周禮·夏官司馬第四》：“致禽以祀祊?！睂τ凇暗p（bēng）”，鄭玄注解為：“當為方，聲之誤也”，即古代“方”通“祊”，那么，“貞雩方”中的“方”也可解為“祊”?！暗p”在古代指宗廟之門，也指廟門內(nèi)設祭之處，以此推理，殷商祈雨是在宗廟內(nèi)向先祖“上帝”祈禱。 漢至唐代以前，雩祀多祈祀“五方上帝”，唐代之后雩祀昊天上帝?！蚌У郏^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31］ “五帝”即太微宮五精帝，古代認為是五行精氣之神，太微宮“陽曜陰藏”［32］，符合雩祀理念。南朝齊明帝時，有司建議“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6］。隋代“雩五方上帝”［20］。從唐代開始，雩祀昊天上帝逐漸成為慣例，但是，有時還存在爭議。唐開元年間，王仲丘認為雩祀應該是五方帝與昊天上帝兼而祭之，宋代有人建議“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5］明清兩代，雩祀昊天上帝已經(jīng)成為定制。 三、古代祈雨的文化要素 古代官方祈雨的基本文化機制是一種喻祈于祭、喻祈于禮的禮儀行為，它由一系列復雜的儀式活動組成，蘊含了豐富的文化內(nèi)容，集中反映了古代人的思想觀念和官方多神信仰的意識形態(tài)。 第一，同類相感造龍致雨的象征性。甲骨卜辭中有作土龍致雨的記載，“其作龍于凡田，有雨，吉?！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祈雨造土龍，其原型是傳說中的應龍?！渡胶＝?jīng)》曰：“應龍?zhí)幠蠘O，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shù)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保?/font>33］董仲舒在《春秋》雩禮基礎上融入西漢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和方術理念，淋漓盡致地發(fā)揮了祭龍求雨古禮，成為后代官方祈雨的基本范式。以下僅述宋代官方頒布的“祈雨法”。 宋代統(tǒng)治者面對頻繁的自然災害，在人力不及的情況下，試圖依靠神靈和方術、巫術的途徑加以控制和解決，中央政府多次頒行祈雨法，要求地方官吏遵行，主要舉措就是以龍或者是其他水生物致雨，例如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頒行的“祈雨法”、景德三年（1006年）頒行的“畫龍祈雨法”，以及宋孝宗在全國頒行“蜥蝎祈雨法”等。宋代祈雨新法只是起到了規(guī)范祈雨儀式的作用，并沒有多大創(chuàng)新，也不可能起到實際作用，其本質(zhì)是交感巫術，即以道具式的土龍、畫龍等象征想像中的真龍，輔以陰陽五行之術，以求同類相感。除了造龍之外，祈雨過程中常常要聚集蛇、蝦蟆、蜥蝎等與龍屬于同類的水生動物，在古代人看來，它們都能帶來降雨，“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34］。 第二，“龍見而雩”的天象觀。龍的象征意義與天象密切相關，《春秋》：“龍見而雩”，龍即龍星，又稱天田星、靈星、大火星，是古代人觀測天象、判斷季節(jié)、確定農(nóng)時的依據(jù)，《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8］《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保?/font>35］桓公五年龍星初現(xiàn)在農(nóng)歷四月立夏左右，這個時節(jié)是春季農(nóng)作物生長成熟的重要階段，服虔注《左傳》：“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薄捌鋾r窮，人力盡”，此時不降雨，就有可能造成饑荒，所以，這時求雨就成為古代社會的經(jīng)常性活動。 相對于春旱，秋、冬旱的危害相對較輕，因為這時莊稼已經(jīng)收獲，不至于短時期內(nèi)出現(xiàn)災荒，即所謂“毛澤未盡，人力未竭”；另一方面，按照陰陽學說，秋、冬時節(jié)是陽氣垂盡、陰氣漸長的時節(jié)，而祈雨本身包含助興陰氣之意，而秋后祈雨就會違反陰陽自然交替的常理，所以秋冬時節(jié)一般不舉行雩祀。但是，如果旱情持續(xù)或者突發(fā)重大旱災，一般也會突破定制，舉行大雩，春秋戰(zhàn)國時，“秋大雩”和“冬大雩”非常多見，時間多在八九月。 第三，附會了大量陰陽五行因素。董仲舒祈雨之法強調(diào)五行理念，祭品、服飾、方位、顏色對應于五方觀念［36］。同樣，董氏祈雨法也包含陰陽觀念，例如，由于冬春為陰，所以春祈數(shù)字為八，冬祈為六，皆為陰數(shù)；夏至秋為陽，夏祈數(shù)字為七、五，秋祈為九；均為陽數(shù)。另外，在古代人看來，旱災的發(fā)生，是由于陰陽錯行引起，鄭玄說：“陽氣盛而恒旱。”祈雨的目的是幫助補充陰氣，因此“閉諸陽，縱諸陰”就成為祈雨的基本原則。陰陽觀念貫穿了漢代以后的整個古代社會，乾隆十二年（1747年）京師大旱，有人按照求雨閉陽縱陰的觀念，要求停止正陽門外石路工程；與此相關，祈雨還有有關的禁忌，如西漢第一次雩祀，令民間“不得舉火”［25］。 第四，包含了大量巫術因素。從尋常百姓禱祠，到郡守縣令祈祀，再到中央有司的陳祝，甚至于皇帝主持的雩祀和皇帝個人的祈禱，祈雨過程都或多或少凸顯了巫術因素。學者對祈雨儀式中的巫術特點進行了歸納，認為祈雨巫術包括祈請式、模仿式、交感式、引誘式、懲罰式等類型［37］，如前述造龍致雨就是一種交感巫術，而“暴巫”則是懲罰巫術。 “暴巫”與遠古時代焚人祀神有密切聯(lián)系，據(jù)《淮南子》記述，商湯時大旱七年，“湯乃……使人積薪，剪發(fā)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祀天，火將燃，即降大雨?！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38］在古代人看來，巫具有溝通天人的能力，能夠充當人與神的中介，替人祈于神靈。因此，在古代祈雨活動中，巫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時還是主祭者，“擇巫之潔清辨利者為?！保?/font>20］。既然如此，那么祈雨“焚巫”必然是經(jīng)常的事情，“夏，大旱，公欲焚巫?！保?/font>35］僖公二十一年對于焚巫，學者也認為，古代人曾經(jīng)有以山暗示火的文化心理，“上古祈雨巫事中的“火”其實就是“山”，典籍所謂“焚巫”的烈火最初原是以“山”暗示的，并非以女巫生命為祈雨之代價?！保?/font>39］“荒古的祈雨女巫原本就是在暗示火的“山”上投足而舞的?！保?/font>39］ 春秋以后，由于人本觀念的發(fā)展，焚人祭神越來越多的受到批評，“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40］于是，焚巫逐漸為“暴巫”所取代了，即讓巫在烈日下暴曬，以曬替代焚，以祈祝代替死亡。《禮記·檀弓下》記載，魯國大旱，穆子曾欲按慣例暴巫尪祈雨。為了顯示敬神祈雨的虔誠，有些國君和官吏親自暴曬，《說苑》載齊國大旱，齊景公出野暴露三日，果獲澍雨；漢洛陽令祝良，“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保?/font>41］隋代天旱時，皇帝“露坐聽政”；唐玄宗禱雨暴立三日；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年）“不雨，帝日午曝立，禱于宮中”［5］。作為懲罰式求雨，除了“暴曬”之外，史書還記載有截斷肢體祈雨的事例，“有龜山僧智悟，請就開寳寺福圣塔，斷左手祈雨?！保?/font>42］僧道舟“嘗截左耳為民祈雨。”［43］ 第五，以舞雩為例，祈雨儀式的沿襲發(fā)展體現(xiàn)了由祭神、娛神走向禮儀的過程。古代官方祈雨有舞有樂，其目的是在祭神中借助舞蹈并依賴巫術力量增強祈雨效果，其中不乏原始崇拜因素。學者認為“卜辭中出現(xiàn)的舞目的幾乎都是為了祈雨”［44］，“舞雩”是求雨祭祀舞蹈的專名，是后代“龍舞”的原型［45］。西周舞雩由司巫主持，舞蹈的名稱是“皇舞”，女巫手持鳥羽而舞。在形式上，春秋舞雩采用“二佾”之舞，《春秋公羊傳·桓公五年》：“君親之南郊……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漢儒對祈雨儀式場面進行了一定復原和引申，并趨向于程序化，天旱祈雨“立土人舞童二佾”［20］，不舞不樂。清代入關以后，考源溯流，大雩之禮也采用漢儒描述，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分八列，執(zhí)羽翳，舞皇舞，“其羽翳盡染五采，蓋本周禮皇舞三式?！保?/font>46］漢代以后的其它朝代如晉、隋、宋、明等雩祀多用“八佾”之舞，由八到十九歲的舞童八行八列六十四人，穿玄色衣服，手持羽翳，歌唱《詩經(jīng)》中的《云漢》詩，“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保?/font>47］ “八佾”之舞場面壯觀，展現(xiàn)了雩祀作為國家重要禮儀活動的強大儀式性一面。 四、雩祀與自然災害 在自然災害頻發(fā)的情況下，古代統(tǒng)治者重視“天垂象，見吉兇”［48］、“觀乎天文，以察時變”［48］的訓條，對星象進行密切觀測與記錄，“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49］，注重日食、星變等天象與氣候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歷代王朝的祈雨和雩祀禮儀彰顯了歷史中自然災害的一些面貌。 第一，大旱而雩。史籍中記載的雩祀反映了旱災頻繁的自然歷史現(xiàn)象。旱災爆發(fā)時，統(tǒng)治者的重要舉措之一就是舉行雩祀。學者對《左傳》中提到的“雩”進行了研究，認為春秋時期由于生產(chǎn)力的提高，人們過度的開墾土地，對自然環(huán)境造成了損害，以及當時氣候變暖，從而引起了頻繁旱災?！啊蹲髠鳌匪鶄鞯膸状析ФY，集中在初稅畝實行之后的幾十年，絕不是偶然的，它體現(xiàn)了氣候、生態(tài)環(huán)境、自然災害和人類活動幾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聯(lián)系的辨證關系。旱災集中在這一段時期內(nèi)出現(xiàn)，正是自然對人類的一個反作用。”［50］ 第二，星變而雩。首先，雩祀與日食有聯(lián)系。在天人交感的觀念下，古代人認為，日是太陽之精，而太陽則是人間君主的象征，那么日食就是反?，F(xiàn)象，代表災異，“日食，魯國兇，邊兵起及水旱。”［5］因此，如果天旱時節(jié)發(fā)生日食，一般也會舉行祈雨活動。東漢孝安帝即位后，天災人禍頻發(fā)，永初七年（113年）四月日食，五月庚子舉行大雩，以求獲取救護。東漢桓帝延熹元年（158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保?/font>3］六月丙戌舉行大雩。宋代是歷史上旱、水、蝗、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發(fā)的階段，其中旱災多達一百多次，因此統(tǒng)治者尤為重視天象的觀察與祀祭。日食發(fā)生時，宋代統(tǒng)治者更是頻繁舉行祈雨活動。宋太祖開寶三年（970年），“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丁亥，幸寺觀禱雨”［5］；開寶七年（974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日有二黑子。癸卯，命近臣祈雨?！保?/font>5］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二年京師連年大旱，二年閏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戊寅，禱雨?！保?/font>5］卷5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京畿、江浙、淮南、荊湖四十六軍州大旱，“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甲子，幸大相國寺祈雨”［5］。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祈雨于相國寺、會靈觀?！保?/font>5］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5］，壬辰日親幸寺觀祈雨。宋理宗淳佑五年（1245年）兩次祈雨，五年五月戊申，“日生赤黃背氣”［5］，六月甲申祈雨；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遂于“甲辰，祈雨?！保?/font>5］除了天旱的客觀因素之外，上述祈雨很難說與日食、耀斑等日變無關。 其次，與流星的聯(lián)系。流星與旱災有較為直接的聯(lián)系，《宋書》：“流星入紫宮，有喪，水旱不調(diào)。”［51］《宋史》也說：“流星犯，為水旱?！保?/font>5］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天旱，四月發(fā)生日食，五月乙丑“天狗墮西南”，六月壬子遂舉行祈雨。宋理宗在位五十九年，旱災頻發(fā)，親自祈雨二十多次，對于天象也更為關切。端平二年（1235年）五月，京城兩次大雨雹，但六月庚辰則以“流星晝隕，祈雨?！保?/font>5］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甲戌“流星晝隕”，“夏四月壬寅，祈雨?！保?/font>5］淳佑元年（1241年）六月，“己卯，流星晝隕。……秋七月壬辰，祈雨。”［5］淳佑四年（1244年）“夏四月丁丑，有流星大如太白，……乙未，祈雨”［5］，六月乙未，“有流星大如太白”，秋七月“己亥朔，祈雨”[ 5]。 再次，與犯星的聯(lián)系。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年）春旱，四月有星大如斗，流入紫宮，周宣帝遂把這次星變與旱災聯(lián)系起來，下罪己詔：“朕以寡薄，……不能使天地休和，陰陽調(diào)序。自春涉夏，甘澤未豐，……萬方有罪，責在朕躬?！保?/font>52］宋理宗端平六年（1239年）五月壬戌，太白犯權星，六月丙午祈雨；端平十二年（1245年）四月庚申，“有流星出……大如太白”，且“壬申，熒惑犯權星”［5］，五月甲申朔祈雨；淳佑七年（1247年）兩次祈雨，主要原因是旱災，同時出現(xiàn)了“日暈周匝”、“填星犯亢”天象，皇帝在集英殿召集策士，求直言弭旱。 第三，地震而雩。在自然災害面前，人心惶恐，千法百計以求豁免，有些應該作而沒有做的事情，必須補做；將來要做的事情必須提前去做。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從正月開始，災異屢現(xiàn)，先有正月丙署大火，且發(fā)生大疾疫；后有二月武庫大火，接著是五月星孛、原陵長壽門大火、京師雨雹；六月又有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不得已的情況下，桓帝大赦天下，并于七月舉行雩祀。明神宗萬歷十三年（1585年），四川建武所兵變，二月南京突發(fā)地震，而京師自前一年八月以后沒有降雨，于是二月庚午提前大雩，接著三月甲申第二次舉行大雩，四月丙午第三次大雩。 五、與祈雨相隨的政事活動 古代人看來，水旱、地震、瘟疫、蟲災等自然災害一方面是陰陽錯行引發(fā)的，因而會主動采取補救措施，其中包括運用巫術；另一方面，在天人感應觀念的籠罩下，自然災害又被賦予人為因素，認為是“上干天和”的必然結果，是上天對統(tǒng)治者現(xiàn)行失常政治的譴責，在這種情況下，統(tǒng)治者會被動的進行各種補救。旱災發(fā)生時，官方除了主持各種形式的祈雨儀式外，皇帝與各級官吏還要按照固定模式采取一些政治修補舉措。 第一，皇帝下詔罪己。“罪己詔”是古代帝王在君臣錯位或者國家遭受重大天災、政權處于危機時，自省或檢討自己的過失、過錯。《呂氏春秋·順民》記載的商代開國之君湯桑林禱雨的故事可以說是傳說中最早的“罪己詔”：“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53］順民漢孝順帝陽嘉元年（132年）京師旱災，皇帝下詔自責，“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無澍雨。”［3］在罪己的同時，皇帝還往往下詔罪臣，厘清吏治。東漢永憙元年（145年）旱災，質(zhì)帝雩祀后下詔：“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將二千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為乎？”［3］明神宗萬歷十三年（1585年）天旱大雩，下詔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選有司?！保?/font>18］除了下詔罪己外，皇帝身體力行，政治表率，罷宴減膳，蔬食齋戒。 第二，以旱慮囚，“理冤枉，原輕系，休囚徒”［3］。首先，處理冤案，“詔中外理冤抑”。京師天旱，皇帝或親自“決畿內(nèi)系囚”，或“敕有司閱獄”，清理積壓案件，重點是查找冤案。漢和帝與太尉、司徒一同前往“洛陽獄，錄囚徒”；唐太宗“親錄囚徒”。地方州府長吏則要“親問刑獄，省察冤濫”［16］。其次，減刑罰，根據(jù)旱情程度適當減輕刑罰，大旱之年減刑范圍大一些。普遍減刑，如“減天下囚罪一等”，“死罪并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52］；有條件減刑，如“死以下減一等”，“減徒以下罪”，“減流罪以下”等。再次，釋放罪行較輕犯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放”，“除死罪外，并放”，“雜犯死罪以下皆釋之”，“杖以下釋之”。 第三，省繇輕賦，賑濟貧乏，停止不緊要的工程。旱災發(fā)生后，統(tǒng)治者一般會考慮到百姓的承受能力，蠲免災區(qū)田租賦稅，“停征新舊錢糧”，“罷諸營造之不急者”。此外，還派遣民政官員，查訪窮乏，進行賑恤，“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恤，以慰孤魂”［3］。州縣負責做好“掩骼埋胔”等善后工作。 第四，招賢納士，廣求人才；廣開言路，褒貶朝事；處理不作為官員。首先，皇帝下詔征求天下有能之士，出謀劃策，緩解情勢。后漢安帝面臨自然災害以及西域諸國、先零羌叛亂及南匈奴南寇等情況下，在采取“公田假與貧民”、調(diào)集儲備糧賑災安民的同時，永初二、五年兩次下詔，一邊罪己，一邊招賢納士，“其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于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并遣詣公交車，朕將親覽焉?！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3］宋仁宗下詔求“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之事者”［5］。其次，文武官吏積極獻言建策，評議朝政。漢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夏旱，而皇帝想營建北宮，鐘離意上疏勸阻：“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nóng)時，……宜且罷止，以應天心。”［3］金章宗“以旱，下詔責躬，求直言?！保?/font>54］翰林文字陳載上書直言緣由及寬民措施。再次，朝議有時會變?yōu)榧舫惣旱恼味窢?，漢武帝元封元年（110年），天有小旱，有人借機彈劾桑弘羊，說郡縣官吏應當以地租和稅收為生，而弘羊讓他們“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只有“亨弘羊，天乃雨?！保?/font>25］ 第五，祈雨不竭盡全力的官員會受到處罰，“察諸大臣祈雨不躬至者劾奏?！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8］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zhí)中因“祈 雨聚妓戲嬉”［54］受到彈劾。祈雨有時也會釀成突發(fā)事件，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六月，皇帝禱雨太乙宮，“乘輿未駕，有大聲自內(nèi)發(fā)，及和寧門，人馬辟易相踐，有失巾屨者。”［5］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些不敬或者突發(fā)事件，正如學者指出：“主要是執(zhí)事人員本無誠以敬天之心，也就不存小心昭事之忱。大小臣工對于雩祭之典僅只報有一種求佑心理，并不實心奉職，更無真正的宗教意識與奉獻精神存乎其間，以至草率不敬，人浮于事，最終造成種種失誤?！保?/font>24］ 參考文獻 ［1］董作賓．殷墟文字乙編［M］．上輯．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 ［2］黃浚．鄴中片羽（3）［M］／／張榮明．權力的謊言———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宗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93． ［3］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4］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5］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6］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7］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8］歐陽修，等．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9］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0］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1］李百藥．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12］楊維楨．東維子集［M］／／張元濟，等，輯．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上海書店，1989． ［13］趙汝愚．宋名臣奏議［M］／／（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4］念常．佛祖歷代通載［M］／／（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5］崔鴻．十六國春秋［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6］薛居正．舊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7］王讜．唐語林［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8］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 ［19］郭沫若．甲骨文合集［M］．中華書局，1979（4）；1981（10）． ［20］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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