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書的速度、節(jié)奏與格調(diào)
 
卜希旸
 
       草書書寫速度要快。古人“匆匆不暇草書”的說法大概是當時草法初興，人們對尺牘書法“千里面目”又特別重視，必定從點畫、結(jié)字、行氣、謀篇，都要推敲一番，所以不肯倉促作草書，但是當落筆書寫時速度仍然是比較快的。到了唐代，張旭“回眸面壁無全粉”，懷素“筆下唯見激電流”都是快得不得了。孫過庭說：“夫勁速者，超逸之機。”就是說寫草字要在迅疾的速度中獲得靈動的筆畫和超逸的神采，這當然需要書寫者高度純熟的用筆技巧，并對所寫內(nèi)容胸有成竹，意在筆先，才可能一氣呵成。
　　“草不兼真，殆于專謹”，寫草書需要兼擅真書，如果點畫功力不夠，不能跳躍頓挫，寫起來就會如春蚓秋蛇，縈繞綿軟，浮薄虛弱，拖沓滿紙。如果再硬要速度快，就會顯得虛張聲勢，狂奔失路，毫無美感可言。
　　草書需要優(yōu)美的節(jié)奏，《書譜》云：“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guī)矩于方圓，頓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边@樣才能寫出草書的節(jié)奏。三國、西晉人的章草是一種古樸、沉穩(wěn)、凝重、舒緩的節(jié)奏；東晉人的尺牘是一種清澈、典雅、明快、從容的節(jié)奏；而唐人狂草則是豪邁、熱烈、奔放、急促的節(jié)奏。任何一位作者，書寫的都是自己的節(jié)奏。宗白華先生曾說這是“生命的核心節(jié)奏”。這里面有時代的共性，也有書家的個性。同是生活在盛唐的人，張旭與賀知章節(jié)奏不同；都是北宋書家，蔡襄和黃庭堅節(jié)奏迥異。一個習草書的人，要臨摹多種碑帖，研究歷代草書作品后，才能逐步找到自己。在長期的學習中，從被動到主動，從必然到自由，這都是在與自己周旋，周旋久了，才能深入地認識自己，才能使自己的節(jié)奏、韻律合于天籟，不隨旁人，也不勉強造作，認識到自己天然所授的東西，尊而守之，強而用之。用自己的聲音說話，用自己的節(jié)奏書寫，正如古人所言：“流美者，人也。”
　　米芾說：“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輒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渚凡夫……”張旭的書法在書史上是很少有人批評的，《唐書·本傳》曾說：“后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倍总绤s公然稱之“俗子”，蘇軾也說他“追逐世好稱書工”，這是因為蘇、米是崇尚魏晉的一派。如讀慣了陶淵明冷逸出世的詩文，再讀到李白將入長安時寫下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就是嫌他太功利、太張揚，格調(diào)不高。平心而論，唐人的狂草，對后世的影響可以說是負面的多。尤以明代初期解縉、張弼、張駿諸人的狂草，看上去飛旋奔放，實際上縈繞飄浮，格調(diào)低下。這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再沒有盛唐的宏偉氣象，他們的狂草正是元末社會動亂、士人浮躁不安的反映。
　　格調(diào)的問題不僅在于師承，也在于時代的審美趨向和作者的藝術(shù)修養(yǎng)。明末諸家也作狂草，在祝枝山、文征明之后，隨著繪畫（徐渭、陳道復）、戲曲諸方面的浪漫主義潮流，出現(xiàn)了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鐸等人縱橫爭折，奇詭迭宕，為后人充分展示了草書的藝術(shù)魅力。而他們之后，草書在整個清代沉寂下去。
　　書法創(chuàng)作不是一時的事情，作者從學書時起，就在為寫出自己的字體努力。通過多年的積累、取舍、領(lǐng)悟，寫出自己的情性，自己的節(jié)奏，因而也就形成了自己的格調(diào)。這和一個人說話的語調(diào)一樣，一個文化底蘊淺、藝術(shù)修養(yǎng)差的人，無論怎樣裝腔作勢也不能像一位年高德劭的學者那樣用平和的語氣去闡述深刻的道理的。筆墨的語言也是如此。
　　近來，出版商為了盈利，出版了許多質(zhì)量低劣的字帖，影響極壞。很多書法愛好者像是一塊干燥的海綿，一旦吸收了這些污濁的東西是很難擺脫它的氣味的。所以要注意取法，首取經(jīng)典墨跡。王羲之傳本墨跡《遠宦》、《寒切》、《出月》諸帖，孫過庭《書譜》墨跡等現(xiàn)在有多家出版社以彩色影印，十分精美，下真跡一等。要臨習較長的時間。次取知名法帖如《十七帖》、《大觀帖》卷六、七、八等。亦選文物出版社、上海書畫出版社等印本。再取宋、元、明、清諸家墨跡影印本，博涉其趣。同時，從明清人的各種品式的作品中學習章法，久而久之，自可識別那些格調(diào)低下的作品。
　　
摘自華文出版社《草書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