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編年史為何始于公元前841年？ 關于這個問題，人們一般歸結于歷史資料的缺失，但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種治史觀念的確立。 大家知道，有一種歷史文本叫編年史，也就是按照時間年代順序把重大歷史事件記錄下來，這當然很科學而明了的歷史體例，也稱之為紀年。其中根據(jù)可靠的歷史資料記錄而形成的編年史，就叫正史，或稱信史。世界上最早采用這種體例是我們中國編年史，而且一直延續(xù)迄今記錄了2853年。 這件事是從司馬遷寫《史記》開頭的。《史記》雖然是從黃帝寫起的，但是直到共和元年的公元前841年才給予準確的紀年，此后的史家也依此延續(xù)，宋代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是我國現(xiàn)存編年體史書中影響最大的一部。也就是說，中國編年史是從公元前８４１年開始的。國家于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為了編訂公元前841年之前的歷史年表。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才將中國歷史紀年推算到了公元前1300年 為什么會是這樣呢？ 這首先當然是因為司馬遷堅守著編訂紀年必須根據(jù)可靠的歷史資料的原則，而他當時掌握的可靠紀年資料又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８４１年）。也就是說,司馬遷僅追溯到７００余年前的具體年代，再往前，即夏商周的記載，僅有世系（各個王在位的先后順序），而沒有具體年代。本來，司馬遷認為自黃帝時代以來應該就有歷史紀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歷史也是有紀年的；可是他在寫《史記》時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發(fā)現(xiàn)歷史記錄不全，說法也各不相同，模糊不清，真實的紀年沒法確定；只有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的紀年才是連貫一致的，可以確定的，于是他只能以此為開頭編訂紀年。 但是，為什么歷史資料會剛巧在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記載就模糊不清、說法不同，而偏偏在此后的記載就編年不輟，把每一位帝王的在位、駕崩時間、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作了明確記載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 有的學者認為認為是戰(zhàn)亂和其它各種歷史原因將一些歷史資料湮滅了的緣故，其實是不足以從根本上解釋清楚這個問題的。歷史資料的湮滅缺失不可能剛巧只發(fā)生在此年之前、而不發(fā)生在此年之后。我認為真正的原因，應該是歷史記錄本身在此年前后發(fā)生了一種帶根本性的變化。 也就是說，中國的歷史紀年之所以在公元前841年前后出現(xiàn)這樣重大的轉變，是跟一種記錄歷史的態(tài)度、或者說治史觀的確立有很大關系。在此年之前，史官們對于應該怎樣記錄歷史還沒有能夠確立一種必須堅守的準則，所以有的記錄了，有的沒有記錄，有的這樣記錄，有的那樣記錄，因而才出現(xiàn)紀年不連貫和不一致的情況。只有在公元前841年之后，人們才公認史官必須按照年代順序把發(fā)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正兒八經(jīng)的、如實地記錄下來，而且不管發(fā)生了什么大事、不管是什么人干的，這樣才得以保證以后的歷史都有一致的文字記載，形成連貫可信的紀年和編年正史。 而且我認為這種治史觀的得以確立，是跟這一年發(fā)生的周召共和的重大歷史事件有很大關系的。此時在位的周天子周厲王剛愎自用，行事暴虐?！秶Z·周語上》有載：“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弊罱K釀成“國人暴動”，導致厲王逃出王宮“出奔于彘”，由召公與周公二相行政，史稱“周召共和”。這可是一件改變了西周一貫奉行的天子一人專政國體的前所未有的大事。對于當時的人來說，天子的暴虐無道能不能評說？這樣的天子能不能趕走？國人能不能這樣干？周召共和執(zhí)政行不行？這些重大問題不僅會在政治上要經(jīng)過重大爭論才能統(tǒng)一，也必然觸動記錄歷史的史官。這年頭發(fā)生了這樣的事還能不能記錄、要不要記錄、應該怎么記錄？也必然要經(jīng)過重大爭論而形成共識。事實上，當時的史官一定是形成了共識的，而曾經(jīng)諫厲王弭謗、主張“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的召公的態(tài)度，也一定有助于他們形成正確的共識。于是大家就都把那年記住，把發(fā)生的事情如實的記錄下來，而且約定以后的紀年就應該這么不間斷地寫下去。 這種共識也不只于紀年，而成為后來史官、史家治史尊奉的最高準則和精神。最有力的證明，是《左轉》里講的齊國史官為了如實記錄“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 居然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前仆后繼的感人故事。這故事告訴我們，歷史的書寫，以及任何關乎歷史的書寫是多么崇高的事情，它的價值是高于個體生命的。其實，司馬遷寫《史記》最是秉承和弘揚了這種治史精神的。以后的史家雖然由于自己的風骨和境界不逮、特別是受統(tǒng)治者的鉗制難于一以貫之，但畢竟因為這種精神的存在，才使中國編年史得以保存許多真實的歷史。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公元前841年不僅是中國編年正史、信史的開端，也是一種崇高的治史態(tài)度和精神的發(fā)軔。中國不僅首創(chuàng)了編年史，也首創(chuàng)了一種普世的史學核心價值和歷史精神。正因此，歷史才不容篡改，歷史才成為春秋，歷史才被人畏懼，我們也才敢奢望歷史是人民寫的。這種以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尊重真理為最高準則的精神，也不止于史家、史學，業(yè)已成為所有學人、學界及至所有知識分子、知識界共同尊奉的氣節(jié)風骨和精神境界，成為他們的人生信條，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可寶貴的精神傳統(tǒng)，成為浩蕩于神州大地萬古不息的中華民族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