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巖 

（福建交通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

提要：沈葆楨堅持清慎勤的為官之道，堅持愛國親民的為政之本，堅持求實求精的一貫作風。他嚴謹整肅、剛正不阿、富有遠見和勇于創(chuàng)新。作為杰出的政治家，其氣質(zhì)、精神和品格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揚的。
主題詞:沈葆楨 政治家 精神遺產(chǎn)

    陳寶琛說“吾閩百年來，名臣最著者數(shù)侯官林文忠、沈文肅二公?！绷治墓戳謩t徐，沈文肅即沈葆楨。一個是舅舅、岳父，一個是外甥、女婿。這一前一后的兩代人，人生軌跡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20歲中舉人，幾年后中進士，36歲外放，都當過巡撫和兩江總督，都是積勞成疾，病逝任上。二者的性格、作風、品格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勤政清廉、整肅務實，剛正不阿的人物。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戰(zhàn)略方針的提出者、制定者，而繼承者、實踐者正是沈葆楨。沈葆楨生于19世紀的變革時代，歷經(jīng)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朝的風云變換，涉足內(nèi)政、外交、軍事、經(jīng)濟、文化五大領(lǐng)域，從一介書生到封疆大吏，成為一代名臣，給后人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精神遺產(chǎn)。他的業(yè)績，可歌可泣，他的為人處世，可圈可點。作為杰出的政治家，筆者認為以下幾點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揚的。
一、堅持愛國親民是他的為政之本。
    沈葆楨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事事堅持權(quán)操諸我，始終維護祖國的尊嚴。辦船政頂住了列強的干預和壓力。福州稅務司美理登企圖混進船政當正監(jiān)督，總稅務司赫德替他到北京總理衙門活動，要求準其會辦，被沈葆楨斷然拒絕。洋工博士巴不服調(diào)度被開除，法領(lǐng)事巴世棟替他說情，被沈葆楨頂了回去。引進技術(shù)和管理，他采用契約形式，堅持權(quán)操諸我。約定以5年為期完成一批造船和育才任務，包教包會。1871年11月，洋教習遜順非禮虐待學生，沈葆楨將其解雇。船政制造的第一艘輪船“萬能清”號出海試航，法國人總監(jiān)工達士博要用外國人引港，沈葆楨置之不理，從管駕、引港到舵工、水手全用中國人，終于試航成功。
    在涉外問題上，他始終不卑不亢，從來不做喪權(quán)辱國和殺民謝敵之事。他任江西巡撫和兩江總督的時候，先后遇到兩起涉外教案。在處理時，他有理有節(jié)，柔中有剛。他不捕風捉影，濫殺無辜，不出動軍隊彈壓，而是通過調(diào)查，具陳民眾痛恨洋教的原因和未能查出首犯的情況。而且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請求由自己承擔責任，交給朝廷嚴加處分。這與一些權(quán)貴殺幾個民眾以謝敵來處理教案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
    沈葆楨認為做官就要為百姓謀利益，“做一日官吏，即為百姓籌百年之計”。而愛民的實際行動就是親民，就是關(guān)心民生。要“以疼兒女心疼百姓，以理家務事理地方，憫其饑，念其寒”。他認為官員要下鄉(xiāng)體察民情，下鄉(xiāng)要做到：①輕車簡從；②問寒問暖，“遇民則問晴雨相慰勞，與談辛苦，察其家口，子婦能孝順否？兄弟相友愛否？地有遺利、人有失業(yè)否？③問百姓關(guān)心的事；④要因人而異，問農(nóng)夫與秀才不一樣；⑤平易近人，入鄉(xiāng)隨俗，遇食則山蔬脫粟皆可食，遇坐則土莝蘆席皆可坐；⑥現(xiàn)場辦公，能辦的事立即辦掉。在巡撫總督任上，他組織滅蝗救災，興修水利，整頓鹽稅漕稅，并采取減稅免稅、以工代賑等措施，改善了民生，深受民眾的愛戴。在臨終前的幾個月，慈禧太后三次召見他，當面稱他“任勞任怨，凡事總以百姓為主”。
二、堅持清慎勤是他的為官之道。
    沈葆楨寫了一本《居官圭臬》的書，圭臬，就是標準，法度。居官圭臬，就是做官的標準、法度。這是沈葆楨針對當時官場上的弊政，收錄歷朝歷代名臣的格言議論，整理編著的。它從古今治亂得失的高度，提出吏治的重要性和道德準則、法律原則?！毒庸俟玺贩稚舷聝删?4章。上卷有《文昌忠經(jīng)》《孚佑忠誥》《從政匯略》《略政格言》《官長約》《鄉(xiāng)紳約》等篇章，下卷有《明職》《州縣約》《行戒》《活板說》《恤犯篇》《救荒策》《功過格》《政績》等篇章。他認為“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就是居官要清正廉潔，要謹慎從事、如履薄冰，要勤政盡心盡力。他說用以自警，實際上也是警世的。在實踐中，他本人正是以此為準則，勤政親民，廉潔奉公，獲得“一生清名”。他為官32年，始終清正廉潔，在江西從政11年，官做到巡撫，回家時還是“一如來時”，兩袖清風。回家后生活拮據(jù)，開了個“一笑來”裱褙店，賣字補貼家計，一幅對聯(lián)裱好是賣400文。而當時的一石米可賣3000文，農(nóng)民的一石米可買他的對聯(lián)7幅半。他宵衣旰食，勤奮認真，勤政出了名，經(jīng)常帶病堅持工作，最后積勞成疾，病逝在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任上。死后“除了幾間舊房外，田無一畝，家無長物。”李元度寫道“卒之日，不名一錢，僚屬相顧失聲，市井鄉(xiāng)曲之民，所在巷哭?！?
三、堅持求實求精是他的一貫作風。
    船政學堂引進西方先進的教育模式，是對傳統(tǒng)教育的重大突破，是非常之舉。他在辦學體制、專業(yè)取向、課程設計、招生要求、教學模式等方面都突破了封建傳統(tǒng)教育模式。在辦學體制方面，完全采用近代西方的教育模式；在專業(yè)取向方面，瞄準造船、駕駛?cè)瞬诺呐囵B(yǎng)目標；在課程設計方面，也都采用西方的課程模式；在招生要求方面，放寬要求，招生對象不分漢、滿等民族，無論舉貢生員、官紳士庶出身，均可報考。其教學模式根據(jù)洋監(jiān)督的要求，采用高位嫁接的辦法，直取西方先進的教學模式，按英法的訓練方法進行培養(yǎng)。但沈葆楨同時根據(jù)中國的國情土法上馬，實事求是地辦學，終于培養(yǎng)出符合國家需要的急需人才。
    他“慮事詳審精密”，處事精明果斷，講實際，圖實效，不作秀，不浮夸，不掩飾，不圖虛名。建設船廠，他抓緊基礎(chǔ)設施建設，兩年建成投產(chǎn)。一所以造船為中心的大型機器工廠很快就屹立在閩江邊上。一位英國人在參觀船廠后說：“這個造船場和外國任何其他造船場并沒有多少區(qū)別。”他是封建官吏，但并不保守，在技術(shù)上提倡精益求精，船型不斷改進（木殼--鐵脅--鋼殼），機式裝備不斷改進（常式立機或臥機--康邦省煤臥機--新式省煤立機或臥機），船式不斷改進（常式--快船--鋼甲船），使船政的技術(shù)在國內(nèi)處于領(lǐng)先地位。
    他辦學嚴謹，要求學生“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對優(yōu)秀“英敏勤慎”者獎勵，對“頑梗鈍拙”者除名。他規(guī)定，學堂每3個月考試1次，其學有進境考列一等者，賞洋銀10元；二等者，無賞無罰；三等者，記惰1次，兩次連考三等者，戒責，3次考三等者開除。制造第1屆先后招生或從繪圖學堂擇優(yōu)轉(zhuǎn)入共105名，畢業(yè)時只剩下39名，淘汰達66名。
    沈葆楨認為要讓學生得到“上上之技”，必須讓學生到國外去學習。1875年，日意格在回國采購時，他就挑選魏瀚、陳兆翱、陳季同、劉步蟾、林泰曾5名優(yōu)秀學生隨同赴法國參觀學習。此后，選送出國留學生四批及另星派出共111人，分赴法、英、德、美、比、西、日等國。學成回國的，成為我國科技力量的主要骨干，嚴復、羅豐祿、陳季同、魏瀚、鄭清濂、林應升、林日章、陳兆翱、楊廉臣等都是日后的佼佼者。
四、嚴謹整肅剛正不阿是他的高貴品格。
    他嚴字當頭，風規(guī)整肅。在地方任上，他敢說敢干，敢于負責，作風嚴謹，雷厲風行。他敢于整頓，善于治理，激濁揚清，嚴于吏治，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嚴肅查處了一批土豪劣紳奸商。
    在船政大臣任上，因為船政工薪較高，許多人想擠進船政拿高薪，以致沈家箱子堆滿了介紹信，“戶為之穿”，忙得沈葆楨“舌蔽唇焦”。進不了船政的人對他怨恨仇視，不斷寫匿名信、小字報謾罵他。但沈葆楨始終堅持“至親舊交不濫收錄”的任人唯賢方針，不理會這些謾罵攻擊。
    沈葆楨秉公辦案，文武官員犯了錯誤，不論職務高低，概不寬容。有一胥吏是沈家姻親，因觸犯廠規(guī)被捕審訊。說情的親友很多，他都不買帳。在審判時忽然接到父親的信，他心里明白，當場宣稱，家信講私事，先辦公事，喝令斬了。船廠需要大量鐵皮，布政司主管售鐵的官員故意為難，索取好處費。沈葆楨以“阻撓國事”的罪名，將直接責任者斬首示眾。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壓下了船政中正抬頭的歪風。
    1868年6月，馬尾一場臺風，沖崩船廠江岸數(shù)十丈，逼近船臺。他不把問題推給天災，而是擔起責任，上奏自請?zhí)幏郑蔚蹨世舨孔h，按防范不嚴，給他降一級留用的處分。這并沒有降低他的聲望，反而嚴肅了風紀。
    他清正剛毅、敢杵權(quán)貴。曾國藩于軍于政都是他的上司，又是提攜舉薦他的恩人，但與其爭餉不徇私情。他又能顧全大局，作為南洋大臣，他以國家利益為重，把南洋３年的經(jīng)費歸給北洋，以集中有限的財力先武裝北洋水師。他善于推功攬過，經(jīng)常把功勞推給下屬和同僚，而把責任留給自己，多次向朝廷請求對自己處分。
五、富有遠見卓識是他的過人之處。
    創(chuàng)辦船政，沈葆楨將把辦學培養(yǎng)人才作為根本。他一再上奏說“船政根本在于學堂”。1866年12月23日船政工程全面動工，求是堂藝局即船政學堂就同時開學招生。沒有教室，就借地辦學。駕駛專業(yè)暫借福州城內(nèi)定光寺(又稱白塔寺)、仙塔街上課；造船專業(yè)暫借城外亞伯爾順洋房開課。很快形成規(guī)模，法文類學堂有：造船學堂、繪畫學堂（即繪事院）、藝徒學堂（即藝圃，后分出一個匠首學堂）。英文類學堂有：駕駛學堂、練船學堂、管輪學堂。后任丁日昌增加一所電報學堂。沈葆楨認為“能否成材，必親試之風濤”，因此設立了練船學堂。1870年船政自造的第3號兵船“福星”號下水成功，隨即辟為練船，其后共有7艘艦船用于實習訓練。
    1872年，內(nèi)閣學土宋晉挑起事端，上奏《船政虛耗折》，說閩省連年制造輪船，聞經(jīng)費已撥用至四、五百萬，未免糜費太重。名為遠謀，實同虛耗。并請旨要求停辦。宋晉的上奏引起了軒然大波，朝廷內(nèi)反對造船者與日俱增。對此，沈葆楨致函總署，列舉辦廠好處，力駁宋晉主張，提出不能因為弟子不如師而“廢書不讀”，并針鋒相對提出了著名的論點：“勇猛精進則為遠謀，因循茍且則為虛耗”，堅持“船政萬難停止”。
    1874年，日本設立侵臺機構(gòu)―臺灣都督府，并以牡丹社事件為借口出兵侵占臺灣。沈葆楨奉命巡臺，堅持外交備戰(zhàn)兩手硬，認真固民心、聯(lián)外交、預邊防、通消息的戰(zhàn)略部署，形成相當?shù)穆晞?，使日軍不敢放肆，被迫撤軍。在把日軍趕出去的同時抓緊整頓防務。在日本侵臺剛結(jié)束，他就上了一個奏折，稱“此次之善后與往時不同，臺地之所謂善后，即臺地之所謂創(chuàng)始也。”從這時起，他相繼提出并實施了一系列治臺政策和改革措施，開創(chuàng)了臺灣的近代化建設。
    在對臺灣戰(zhàn)略地位深刻性、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方面，他的認識是最為深刻的。他認為“東洋終須一戰(zhàn)”，臨終遺囑還念念不忘日本對臺“虎視眈眈”“鐵甲船不可不辦，倭人萬不可輕視”。其高瞻遠矚，比李鴻章把鐵甲船視為“不急之物”，中日關(guān)系能維持的看法，何止高出一籌。這不但是他有這種遠見，還有那種膽識，那種務實精神，還有他那種敢杵權(quán)貴的血性和不怕丟烏紗帽的硬骨頭精神。
    沈葆楨認為洋人來華教習未必是“上上之技”，“以中國已成之技求外國益精之學”必然事半功倍。他認為“窺其精微之奧，宜置之莊岳之間”?！扒f岳之間”即齊國。這是孟子的話，意思是要學好齊國話，就要到齊國去。正是這種指導思想，船政學堂建立了留學制度。也正因為有了留學制度，促成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到國外去，使出國留學的青年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改變了思維，學到了先進的科學技術(shù)和管理知識，為加快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貢獻了力量。也正因為有了出國留學，使他們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異同。通過對比，了解到差距，促使他們?nèi)プ非笳胬恚綄ぞ葒挤健?
六、勇于創(chuàng)新是他的靈魂所在
    創(chuàng)新是民族的靈魂。沈葆楨一生中有許多創(chuàng)新的亮點。他辦理船政，造新船、辦新學、建立新式海軍、促進中西文化新交流，建立起在遠東規(guī)模最大、設備最為齊全、影響最為深遠的工業(yè)基地；創(chuàng)辦中國近代第一所高等學府——船政學堂，引進西方教育模式為我所用，開辟了中國近代教育的新路子，成為近代教育的“開山之祖”；建立起中國第一支海軍艦隊，并培養(yǎng)了一大批海軍軍官和軍事技術(shù)人才，被譽為“中國海防設軍之始，亦即海軍鑄才之基”；派遣留學生，促進了中國青年對西方文明的了解，翻開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嶄新一頁，造就了一代精英，推動中國近代社會向科學與民主的方向發(fā)展，開始了中國近代化先驅(qū)性的創(chuàng)舉。
    他善于開拓，立下了近代臺灣的締造豐功。他促使臺灣開禁,廢除渡海到臺的禁令,廢除嚴禁臺灣漢人私入“番界”的舊例,廢除嚴格限制私鑄、私販鐵器和竹木出口的法令，實行開山撫番、開路開礦、招墾減稅等政策，促進臺灣經(jīng)濟的開放、開發(fā)和改革，為臺灣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chǔ)。同時順民心，建鄭成功祠，辦學校開民智。設置臺北府，讓福建巡撫冬春駐臺，夏秋回省，并鼓勵移民臺灣開墾建設，密切了閩臺關(guān)系，促進海峽兩岸的經(jīng)濟交流和合作。其意義是深遠的、革命性的，是19世紀的改革開放。

作者簡介：
沈巖（1947-）,福建詔安人，福建交通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研究員，馬尾船政文化研究會會長；研究方向為船政文化、高等教育；
通聯(lián)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qū)首山路80號福建交通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船政文化研究所
郵編：350007　聯(lián)系電話：0591-83511633　　　郵箱：syshen@sohu.com

參考文獻：

呂文經(jīng)：晚清海軍“不可多得之才”
鄭劍順 馮志華
（廈門大學歷史系）

呂文經(jīng)，字緯堂，清朝同安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生，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卒，葬于同安南城外之坑打（今廈門市同安區(qū)大同鎮(zhèn)坑樸村）。晚清福建海軍組建后，他歷任福星、伏波等軍艦管帶，后又任北洋海軍鎮(zhèn)北艦管帶等，他的輪船駕駛、航海技能、聯(lián)絡偵探等才干，深得左宗棠、丁日昌、李鴻章等封疆大員贊賞、奏保，由游擊管帶軍艦，晚年官至副將、記名總兵。李鴻章在奏保中稱他是海軍“不可多得之才”。
中法馬江戰(zhàn)役和中日威海戰(zhàn)役的戰(zhàn)敗，使他兩次遭貶，蒙受不良名聲。史籍對他有關(guān)事跡的記載簡略不詳，學術(shù)界對他也無任何專文研究，有關(guān)著作有提及也語焉不詳，評價也欠得當，致使他在學界一直沉沒無聞、彰而不顯，被埋沒了整整一個世紀。
2004年，呂文經(jīng)后裔呂昭炎（曾孫）等獻出呂文經(jīng)墓志銘（因墓被盜，外露出墓志銘，墓志銘貼在墓碑的背后，所以之前沒被發(fā)現(xiàn)），經(jīng)鄭成功紀念館原副館長、廈門閩南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何丙仲等查證，確認墓志銘和呂文經(jīng)墓的重要價值，呼吁有關(guān)部門加以妥善保護及學界同仁加以重視和研究。 此后，呂氏后裔多方搜集呂公資料，學界同仁也開始重視對呂文經(jīng)資料的發(fā)掘和研究。2008年3月9日，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廈門市中華傳統(tǒng)文化研究會主持召開了“呂文經(jīng)生平事跡學術(shù)座談會”，對推動呂文經(jīng)研究起了重要的動員和促進作用。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完成的，企望對呂文經(jīng)研究的深入有所裨助，并祈求方家指教。

一、“坎坷顛連”的生平
見于民國時期編撰的《廈門市志（民國）》卷二十三列傳，所載的《呂文經(jīng)》傳 ，是筆者見到的唯一一篇前人撰寫的呂文經(jīng)傳記。2004年發(fā)現(xiàn)的呂文經(jīng)墓志銘，恰巧可以互為佐證。 這是兩篇記述呂文經(jīng)生平事跡的重要文獻資料。
據(jù)載，呂文經(jīng)小時候“孤苦”，“善操西語”，“以善英語”為廈門海關(guān)稅務司所賞識，所“愛重”。稅務司去任之日，將呂文經(jīng)帶去英國學習，畢業(yè)后回國。同治三年（1864年），呂文經(jīng)投身福建水師，以“善捕盜”，受知于閩浙總督左宗棠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由外委拔補至都司。先后管帶靖海、長勝、福星炮艦。曾督帶福星輪船，奉命赴臺灣剿平番社之亂，戰(zhàn)功卓著，以游擊盡先補用。又先后管帶安瀾、濟安、伏波各兵船。中法馬江戰(zhàn)役爆發(fā)時，呂文經(jīng)是福建海軍伏波號管帶。戰(zhàn)后，以中炮“先退”罪被朝廷革職充軍處理。
馬江戰(zhàn)后，欽差大臣左宗棠督辦福建軍務，“以經(jīng)罰非其罪”，奏請將呂文經(jīng)“留閩差遣”。呂文經(jīng)竭力效命，發(fā)揮其熟悉海道長處，“履險如夷”，七次冒險運兵渡臺，增強臺防實力，使法國侵略軍未能攻下臺灣。是時，率部援臺、幫辦軍務楊岳斌又奏請將呂文經(jīng)“留于臺灣效力” ，由于清朝廷不肯原諒呂文經(jīng)在馬江戰(zhàn)役中的“先退”，堅持要將呂解赴軍臺，既不允留閩差遣效力的奏請，也不準留臺效力的奏保，所以呂仍赴軍臺充軍。光緒十四年（1888年），充軍期滿，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任用呂文經(jīng)在天津水師營務處翻譯英文，繪制海圖。光緒十六年（1890年）六月，朝廷命照原官降二等，賞給呂文經(jīng)職銜。第二年，李鴻章于辦理海軍案內(nèi)，奏獎出力人員，呂文經(jīng)也在奏獎之列，奉命開復原官原銜。不久，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委命呂文經(jīng)管帶鎮(zhèn)北炮艦。甲午中日戰(zhàn)爭，威海失防，呂文經(jīng)與當事各員都遭“暫行革職、聽候查辦”處分。李鴻章仍奏留差遣，并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將呂文經(jīng)推薦作為隨員，隨行出訪英、法、俄、德各國。差竣后回京，以隨行之功勞，李鴻章奏保注銷對呂文經(jīng)的“暫行革職”處分，并加副將銜。
戊戌政變后，李鴻章被調(diào)任兩廣總督，奏請召呂文經(jīng)到粵差遣，仍委呂管帶伏波輪船。八國聯(lián)軍戰(zhàn)爭，李鴻章奉命任議和全權(quán)大臣，呂文經(jīng)留粵，奉命統(tǒng)領(lǐng)廣東水師內(nèi)、外海各兵輪。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升赤溪協(xié)副將。以剿欽、廉匪盜之功，兩廣總督岑春煊奏保，給呂文經(jīng)“以總兵記名簡放”。此時，局勢動蕩，呂文經(jīng)“灰心仕路”，遂告老回籍休養(yǎng)。不久，于原籍同安逝世。
考察呂文經(jīng)生平，兩次遭貶。尤其是馬江戰(zhàn)役之后遭貶，一直不被朝廷所寬容，可謂“坎坷顛連” 。然而，從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到李鴻章、岑春煊等封疆大員，都無不贊賞他的才干，無不奏保他，將他留置身旁差遣，特別是李鴻章，從直隸總督到兩廣總督任內(nèi)，一直奏保任用呂文經(jīng)。于此足以說明，呂文經(jīng)是可用之才，是晚清海軍“不可多得之才” ，是被封疆大臣“愛重”的人才。由于遭貶，“罰非其罪” ，使用人者不敢大膽重用他，也使他未能盡其才，影響他才能的充分發(fā)揮。

二、馬江戰(zhàn)役的“獲咎”

關(guān)于呂文經(jīng)評價的關(guān)鍵點是甲申中法馬江戰(zhàn)役中的表現(xiàn)?！秴喂怪俱憽氛f：“馬江一役為公最不白之冤”。呂在中法馬江戰(zhàn)役中的表現(xiàn)，據(jù)當時官員的奏報，有如下說法：其一，欽差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張佩倫奏報：“伏波、藝新亦各中炮，駛上中歧，則我上流之船已沒”。 “我則七兵輪、兩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燼。惟余伏波、藝新兩輪，少受傷損，即行駛回?！?/span> 其二，福建籍京官、翰林院編修潘炳年等聯(lián)名遞條陳稱：“戰(zhàn)船猶未啟椗裝藥，敵發(fā)巨炮七，福星、振威、福勝、建勝殊死戰(zhàn)，船相繼碎，余船放火自焚。是役也，毀輪船九，龍槽船十余，小船無數(shù)。伏波、藝新二艘均逃回，自鑿沉?！?/span> 這兩種說法基本一致，都提到呂文經(jīng)管駕的伏波號艦船“駛回”、“逃回”，而沒有說是“臨戰(zhàn)逃跑”。
光緒十年（1884年）九月丁卯，清朝廷上諭對呂文經(jīng)作出處理：“張佩倫奏，查明馬江之戰(zhàn)管駕輪船哨船各員弁請旨分別辦理等語，管駕游擊呂文經(jīng)，于輪船中炮，輒即先退，僅予革職，不足蔽辜，著發(fā)往軍臺效力贖罪?！?/span> 可見清朝廷對呂文經(jīng)所定罪名是“輪船中炮”后“先退”，所以認為不僅要革職，還必須充軍。
由于伏波、藝新兩艦只是福建海軍的兩艘普通軍艦，且在法軍開戰(zhàn)后駛離原泊位置，駛向閩江上游而擱淺沉沒（潘炳年等說是“自鑿沉”），所以沒有引起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和評論。學術(shù)界關(guān)注的是造成此次戰(zhàn)役慘敗的指揮官如張佩倫、何如璋（船政大臣）、何璟（閩浙總督）、張兆棟（福建巡撫）、穆圖善（福州將軍）和福建海軍旗艦揚武號管駕張成等的責任和表現(xiàn) 。
從感情上看，當時福建海軍全軍覆沒，將士死難800多人。因此，死里逃生的將領(lǐng)，除藝新號管駕林承謨外 ，都被處理，包括負責水師營務處的旗艦揚武號管帶張成也受處理，被處于“斬監(jiān)候”，是處理最重的一位。清朝廷認為：“若失事之員懲辦輕縱，何以慰死事者之心?！?/span>
從實際情況看，此種感情用事的處理都是不當?shù)?，包括對張成的處理，也是有失公道的?/span>
呂文經(jīng)管駕的伏波艦在中炮后，駛離原泊位置，向鄰近的閩江上游林浦駛?cè)?，應該說，這是躲避敵方炮火攻擊，而不是“先退”。
當時，福建海軍的整體處境很不好，法國侵略艦隊各艦的炮口對準福建海軍各艦，法國又選擇馬江退潮時開炮，福建海軍處在上游各艦船尾對著法艦，船尾只有小炮，威力差。因此，法軍開炮后，第一輪發(fā)炮，基本上就使福建海軍各艦受到致命傷，旗艦揚武艦在27秒鐘內(nèi)就沉沒了。有反擊的各艦，所發(fā)揮的威力也很弱。據(jù)法方記載， 法國侵略艦隊只有“六人斃命，二十七人受傷，戰(zhàn)艦則一處嚴重的損害亦沒有?！?/span>
呂文經(jīng)管駕的伏波號中炮后駛向鄰近的林浦，這是無可非議的戰(zhàn)術(shù)，是躲避法軍兇猛炮火再次攻擊的必要行動。要是沒躲避，法軍再發(fā)一炮，說不定伏波號也毀了，談不上有反擊的時機。李鴻章說，呂文經(jīng)管駕的伏波號“由于船艙中炮，退守林浦，以防內(nèi)竄”。 這也講得過去。馬江之戰(zhàn)，半小時之內(nèi)，福建海軍參戰(zhàn)的11艘輪船，被轟毀擊沉9艘，伏波、藝新兩艘在林浦一帶沉沒。是“擱淺”沉沒，還是“自鑿”沉沒，尚有待考證，然而，由于這兩艘船在航道中沉沒，對法軍軍艦溯江往馬江上游攻福州，顯然增加了不利因素。法國侵略軍于馬江開戰(zhàn)兩天后，即于8月25日撤離馬江，放棄進攻福州，可能有多種考慮，但是，馬江上游航道復雜，應是他們的重要考慮。所以，李鴻章的“防內(nèi)竄”即是這層意思。呂文經(jīng)發(fā)往軍臺效力期滿后，在北洋受李鴻章差遣，因此，“防”法軍“內(nèi)竄”福州的意圖，應是李鴻章與呂文經(jīng)的思想溝通中得到的呂文經(jīng)匯報的情況。

三、熟悉海道，善于駕駛的將才

呂文經(jīng)是晚清掌握輪船駕駛技能較早的一位將才。福建船政學堂首屆輪船駕駛學生畢業(yè)是1871年，在這批輪船駕駛學生畢業(yè)之前，呂文經(jīng)已經(jīng)是一位輪船駕駛能手，曾受委派管帶靖海、長勝兵輪船。他曾以通事、六品軍功身份屢次駕駛輪船出洋剿匪捕盜，著有功績。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在湄洲洋面，有三只匪艇作案，擄商船5艘，搶奪勒贖財物，殺害36名客商棄尸于海，其中包括2名幼孩，未能幸免。呂文經(jīng)與英國水師官穆蘭德駕駛火輪船迅速駛赴案發(fā)地點，協(xié)同福建水師船圍捕盜匪，“環(huán)施洋炮奮勇?lián)艚?，轟毀載火藥大匪艇一只，焚溺盜匪甚多”，并“生擒艇匪十一名，奪獲盜船一只”，取得剿匪捕盜勝利。左宗棠奏請將呂文經(jīng)以把總歸入水提營盡先拔補。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指出：“有船不能駕駛，與無船同。曩者官私均購有輪船，因駕駛未得其人，卒之呼應不靈，臂難使指。興事以來，招中國素習洋舶之人為管駕官，當其任者，皆有奮于功名之念，不敢惟利是視而以效命圣主為榮”。 呂文經(jīng)即屬“中國素習洋舶之人”。福建船政局制造出輪船后，在船政學堂輪船駕駛學生尚未畢業(yè)前，沈葆楨即招“中國之素習洋舶者充管駕官”。 呂文經(jīng)也在應招之列。如他以盡先游擊補用都司奉命管駕安瀾輪船。 后來又先后受命管駕福星、濟安、伏波輪船，成為福建海軍艦船的重要將領(lǐng)之一。
呂文經(jīng)熟悉海道，善于駕駛的才能還表現(xiàn)在如下幾件事上：
其一、管帶福星輪船，在臺“剿平臺灣番社”。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開始侵略臺灣，派三艘軍艦、3000多人在臺灣東部登陸，占地建房，要挾清政府談判。沈葆楨親自赴臺灣部署防務。呂文經(jīng)管帶的福星號兵船也奉命赴臺北駐防。當時，共有6艘船政局制造的兵船派駐澎湖和臺灣。 由于有軍艦駐臺，增強了臺防實力，威懾了日本侵略者，使日本侵略者最后接受談判撤出臺灣。光緒六年（1880年）正月，臺灣獅頭社“生番”抗不交兇，“居民不堪其擾”，沈葆楨決心“痛加創(chuàng)懲”。 呂文經(jīng)在此次軍事行動中“卓著戰(zhàn)功，以游擊盡先補用” 。
其二，光緒三年（1877年）二月，管駕濟安輪船，奉命運送福建船政學堂首批赴英國、法國留學的學生到香港轉(zhuǎn)乘外輪出洋留學。這批學生由出洋學習學生華監(jiān)督李鳳苞和洋監(jiān)督日意格帶領(lǐng)，有赴法國留學的學制造學生12名，藝徒4名，赴英國留學的學駕駛學生嚴復、劉步蟾等12名，還有隨員馬建忠、文案陳季同，翻譯羅豐祿等，于二月十七日（3月31日）啟程赴香港。 同年三月，濟安輪船又運送船政大臣吳贊誠前赴澎湖，“校閱各船操演”。
其三，“查探洋情”，七次冒險，“運兵渡臺”。中法馬江戰(zhàn)后，法國侵略軍轉(zhuǎn)攻浙江鎮(zhèn)海和臺灣澎湖。呂文經(jīng)在解赴軍臺之前，被左宗棠等留閩“差遣”。法軍占據(jù)澎湖后，他奉命往探洋情，被法軍拿獲，巧妙編造言詞，沒有被識破身份而獲釋，左宗棠稱贊其“膽略尚有可取”。 他七次駕船，冒著風浪和法軍軍事封鎖的危險，“運兵渡臺”，獲得成功。之所以能成功，是他“熟諳海道，故能履險如夷”。 “臺洋之險，甲諸海疆”， 臺灣與大陸隔著臺灣海峽，“洋面風浪之險，無過臺灣”。而且，臺灣尚未建造靠泊輪船口岸，輪船行駛靠泊十分艱難。臺灣東部海岸，海浪更是“洶涌倍于山前，即當乘間拋停，而巨颶怒濤四起沖激，或斫椗以避，或留火防，顛簸磨蕩，諸形吃重?！?/span> 呂文經(jīng)能在此情況下，多次成功完成運兵渡臺任務，可見他高超的航行及駕駛技能。
其四，“繪海圖”。呂文經(jīng)受革職充軍期滿后，被李鴻章招致北洋差遣。呂在天津水師營務處，“譯英文，繪海圖”。 說明他對航海海道的熟悉，李鴻章才會委以“繪海圖”的重任。
其五，中日馬關(guān)條約簽約后，清朝廷委派李鴻章兒子李經(jīng)方任交接臺灣全權(quán)委員，乘輪船在臺灣基隆口外之海灣向日本派出的海軍大將、臺灣總督、全權(quán)委員樺山資紀辦理交接臺灣手續(xù)。李經(jīng)方的隨員中，有李鴻章推薦的呂文經(jīng)，呂文經(jīng)的身份是“武員”，重要職責是“向?qū)А薄?/span> 因為呂對臺灣海峽航道最熟悉。
因此，呂文經(jīng)稱得上是溝通閩臺和南北洋海上橋梁的能手，頗著功勛。
光緒十六年（1890年），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向李鴻章呈文，要求將呂文經(jīng)委派到北洋海軍船上當差，呈文稱：“呂文經(jīng)前在閩粵，歷帶兵輪，洞曉機宜，善于駕駛，南北洋海道港汊均甚熟習，向辦捕盜剿匪及轉(zhuǎn)運兵勇、餉械，皆能奮勉。當馬江獲咎之后，恪靖營兩次密渡澎湖，楊岳斌三次繞道密渡臺灣，皆呂文經(jīng)駕駛輪船護送，始能各登口岸，由是臺防氣壯，法焰卒銷，是其冒險出入，有裨援臺之役殊非淺鮮，曾經(jīng)楊岳斌、左宗棠先后奏留有案?，F(xiàn)值海軍初創(chuàng)，需材孔亟，水師人員較陸軍尤為難得，凡有材藝者無不準其投效。呂文經(jīng)曉暢洋務，狎習風濤，管帶兵輪船駕輕就熟，若令充當船上各差，必能力贖前愆，藉收臂助。”李鴻章很認同丁汝昌的舉薦，遂向朝廷奏留呂文經(jīng)，奏報中說：“呂文經(jīng)勤干耐勞，管駕輪船十余年，諳練駕駛，于海上風濤沙線閱歷已久，實為不可多得之才?！崩罱ㄗh將呂文經(jīng)交北洋海軍“差遣”。 從丁汝昌、李鴻章對呂文經(jīng)的薦舉評語中，充分說明呂文經(jīng)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熟悉海道、善于駕駛的海軍將才。
總之，呂文經(jīng)是晚清海軍一位頗著功勛的將領(lǐng)，由于馬江一役蒙受“不白之冤” ，多年受到朝廷錯誤壓制，使他有才不得盡其用。雖然后來恢復了職銜，但耽誤了許多效命的時光。他唯一能得到安慰的是得到當時封疆大吏的一致保舉和肯定，逝世后獲得“皇清誥授振威將軍”的頭銜 。今天，學術(shù)界該是給呂文經(jīng)一個客觀、公正評價、肯定呂文經(jīng)在晚清海軍史上具有不可忽視地位的時候了。

見《東南快報》2004年7月7日；《廈門日報》2004年7月10日；《廈門晚報》2007年11月8日；《廈門日報》2007年11月29日；《海峽生活報》，2007年12月18日。

《廈門市志（民國）》，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0-521頁。

見何丙仲：《廈門碑志匯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18頁。

《清實錄》德宗實錄，卷二百五，光緒十一年三月乙卯，中華書局1987年5月版，第五十四冊，第911頁。

《呂公墓志銘》，見何丙仲《廈門碑志匯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19頁。

《李鴻章全集》第4冊，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93頁。

《廈門市志（民國）》，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頁。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二），中華書局1958年12月版，總1797頁。

同上，總第1798頁。

同上，總第1816-1817頁。

見《光緒朝東華錄》（二），總1813頁。

參閱鄭劍順著《甲申中法馬江戰(zhàn)役》，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10月版；俞政《何如璋傳》，福建人民出版社。

千總林承謨管駕的藝新號，與伏波號一起駛向林浦，朝廷認為藝新號“船小被傷，情有可原”，所以“免其置議”，（見《光緒朝東華錄》（二），總1831頁）。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二），中華書局1958年12月版，總1890頁。

鄭劍順著《甲申中法馬江戰(zhàn)役》，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版，第38頁。

羅亞爾：《中法海戰(zhàn)》，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zhàn)爭》第三冊，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9月版，第557頁。

《李鴻章全集》第4冊，《奏留呂文經(jīng)片》，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93頁。

左宗棠：《師船巡洋獲盜在事出力員弁懇恩獎勵折》，《左宗棠全集》第三冊，奏稿卷十六，上海書店1986年6月版，第2606-2607頁。

左宗棠：《師船巡洋獲盜在事出力員弁懇恩獎勵折》，《左宗棠全集》第三冊，奏稿卷十六，上海書店1986年6月版，第2601-2608頁。

張作興主編：《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議匯編點校輯》，海潮攝影藝術(shù)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2-53頁。

同上，第53頁。

同上，第69頁。

《廈門市志（民國）》，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頁。

沈葆楨：《續(xù)行興造輪船片》，《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議匯編點校輯》，海潮攝影藝術(shù)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7頁。

沈葆楨：《船政銷案勾稽就緒，刻日渡臺折》，《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議匯編點校輯》，海潮攝影藝術(shù)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2頁。

《廈門市志（民國）》，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頁。

鄭劍順著：《福建船政局史事紀要編年》，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7頁。

張作興主編：《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議匯編點校輯》，海潮攝影藝術(shù)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1頁。

《清實錄》德宗實錄，卷二百五，光緒十一年三月辛酉，中華書局1987年5月版，第五十四冊，第914頁。

《廈門市志（民國）》，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頁。

張作興主編：《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議匯編點校輯》，海潮攝影藝術(shù)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3頁。

張作興主編：《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議匯編點校輯》，海潮攝影藝術(shù)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8頁。

《廈門市志（民國）》，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21頁。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五，3267條，見楊家駱主編《清光緒朝文獻匯編》第18冊，臺灣鼎文書局，1978年版，第H872頁；《李鴻章全集》第8冊，電稿卷二十一，寄伯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041頁。

李鴻章：《奏留呂文經(jīng)片》，《李鴻章全集》第4冊奏稿，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93頁。

《呂公墓志銘》，見何丙仲《廈門碑志匯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18頁。

《呂公墓志銘》，見何丙仲《廈門碑志匯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18頁。

福建船政大臣吳贊誠與臺灣開發(fā)和防務的加強
徐心希
（福建師大社會歷史學院）

[論文提要]在劉銘傳之前，吳贊誠身居福建巡撫兼理臺灣海防重要官職，致力于臺灣的防務與開發(fā)。光緒四年吳贊誠以光祿寺卿署福建巡撫仍兼理船政。他注重海防，親自過問添船置炮之事，李鴻章激賞之。光緒八年，李鴻章命吳贊誠督辦天津水師學堂。吳贊誠在奉旨督辦福建船政兼理臺灣海防和任福建巡撫時，即1876年至1879年之間，曾兩次渡海赴臺，歷盡艱辛，為保衛(wèi)與與建設臺灣嘔心瀝血。光緒十五年臺灣巡撫劉銘傳稱吳贊誠在臺“勤事忘身”，曾專折奏請為吳贊誠在臺灣建祠祭祀，并建議國史館立傳。
[關(guān)鍵詞]吳贊誠 福建 船政 臺灣 防務

    臺灣島的戰(zhàn)略地位是在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zhàn)爭后，才為清廷所認識。光緒十一年九月五日（1885年10月12日），諭令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原福建巡撫事改由閩浙總督兼管。此前的臺灣海防由福建巡撫兼理。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之前，吳贊誠為福建巡撫兼理臺灣海防，對寶島臺灣的防務和建設，做出突出貢獻。光緒十五年（1889），臺灣巡撫劉銘傳稱贊吳贊誠在臺“勤事忘身”，曾專折奏請為他在臺灣建祠祭祀，并建議國史館立傳。此后清廷旨準沈葆楨（在吳贊誠之前任福建巡撫，后任南洋大臣）在臺灣建專祠，吳贊誠附祀。
    吳贊誠（1823-1884），字存甫，一字秉之，號春帆。安徽廬江城關(guān)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貢。他九歲喪母?？炭嗔W，經(jīng)史之外，兼通算理諸學。咸豐元年（1851）以拔貢朝考知縣，分發(fā)廣東，署永安縣。其后補德慶州、順德、虎門同知。與太平軍攻戰(zhàn)經(jīng)年，事平，擢惠潮嘉道。吳贊誠勤事恤民，案無積牘，吏有政聲。同治九年（1870）秋，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奏調(diào)吳贊誠至天津機器局，補天津道。不久，升順天府尹。光緒二年（1876），吳贊誠奉旨督辦福建船政兼理臺灣海防。光緒四年（1878），以光祿寺卿署福建巡撫仍兼理船政。前后在福建船政大臣任上不足四年，但是業(yè)績驕人。他注重海防，親自過問添船置炮之事，李鴻章對其才干十分賞識。光緒八年（1880），李鴻章命其督辦天津水師學堂。吳贊誠在奉旨督辦福建船政兼理臺灣海防和任福建巡撫時，即1876年至1879年之間，曾兩次渡海赴臺，歷盡艱辛，為開發(fā)臺灣和保衛(wèi)臺灣做出了貢獻。他在赴臺期間，積勞成疾，即患中風，回歸后臥病三年，于光緒十年（1882）五月廿四日病逝。其奏折與著作收入臺灣銀行研究室編輯臺灣文獻叢刊第231種《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
一、初入仕途為官清廉
    吳贊誠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拔貢京師。是年考取拔貢76人，優(yōu)貢6人，得士者9人：黃鈺、李瀚章、孫家鼐、呂錦文、張錫嶸、程桓生、吳贊誠、方濬師、張銘堅。吳贊誠與李瀚章均以朝考一等而得士。同年同科，吳贊誠簽分廣東，李瀚章簽分湖南。當時吳贊誠思想很矛盾，打算繼續(xù)留京，再應鄉(xiāng)試。其父自蜀來信教誨：以外用本圣裁，當速赴粵，效馳驅(qū)以報君父，毋留戀。吳贊誠遂赴粵東永安。
    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一日，洪秀全在廣西金田起事。十二月十日，洪秀全建國號“太平天國”，稱“天王”。清廷面臨嚴峻局勢，兩廣更是首當其沖。吳贊誠剛到永安，即奉檄剿羅鏡太平軍。初戰(zhàn)告捷，敘功以知州用。后來，吳贊誠又先后與太平軍攻守3年有余，與之大小百數(shù)十戰(zhàn)，其苦戰(zhàn)最力，多能以少勝眾，力保城池，以功擢同知直隸州補用。咸豐七年（1857）二月在卸永安任之時，士民攀輿塞路泣送者數(shù)十里不絕，皆稱吳贊誠為“吳青天”。一次廣西巡撫移督兩廣、路過德慶州境時，聞紳民謳歌載道，以吳贊誠為本朝200年來未有之賢牧，遂即告藩垣：有此好官，應調(diào)大邑以酬勞勛。
    咸豐九年（1859）冬，調(diào)署順德縣，吳贊誠勤事恤民，案無積牘。同治三年（1864），與太平軍李世賢部轉(zhuǎn)戰(zhàn)閩粵間，據(jù)嘉應州，吳贊誠以輕騎逼城下，設伏敗之，遂克諸縣。以功擢惠潮嘉道。吳贊誠在任惠潮嘉兵備道時，力懲土豪，安撫災民，智擒海盜，追還田宅。大學士兩廣總督瑞麟曾為吳贊誠敘功奏陳。
二、督辦天津機器局取得管理經(jīng)驗
    同治十一年（1872），李鴻章奏調(diào)吳贊誠至北洋。八月間，航海來津，隨辦洋務制造事宜。因吳贊誠詩文與數(shù)理皆精，考工制器，巨細兼賅，李鴻章十分倚重他。一年之后，即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十九日，李鴻章在《奏留吳贊誠片》中稱：“天津機器局仿制西洋槍炮、軍火，事體繁重，督理需才。前經(jīng)臣訪聞，廣東盡先補用道吳贊誠，清正有為，不憚煩苦，又精于算學。奏調(diào)該道航海來津。臣駐津籌辦洋務，棘手之件，往往資其商榷，動合機宜，該道實為直省不可多得之員。請旨，準將二品頂戴，廣東盡先補用道吳贊誠，改留直，仍歸原班盡先補用，俾收臂指之助?！盵1]天津機器制造局，又名天津軍火機器局，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667）在天津創(chuàng)辦。李鴻章《機器局請獎折》提及“購置外洋機器，制造軍火”即涉及此事。遂以英國商人密妥士為總管，聘請英國技師，開辦經(jīng)費為白銀21.3萬兩，雇用工人1400至2500人。同治九年（1670）天津教案后，改由李鴻章接辦。李“以牽制洋人，殊多窒礙，總須內(nèi)陸員匠銳意推求，能自運用傳習，方為經(jīng)久之道等因”，遂以沈保靖代替密妥士，擴充人員，增添設備，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兵工廠。從李鴻章奏陳來看，吳贊誠隨辦、督辦天津機器局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時與李鴻章同駐津門，籌辦洋務的一些疑難、棘手之事，李鴻章往往與吳贊誠商榷，動合機宜，意趣相投。由此時始，李鴻章與吳贊誠保持密切聯(lián)系與相互合作。我們可以從李鴻章致吳贊誠的諸多信稿中，知道李公對吳贊誠的信任和倚重。[2]
三、專任福建船政大臣為福建船政事業(yè)嘔心瀝血
    吳贊誠在督辦天津機器局期間，李鴻章欲奏請任天津海關(guān)道，吳贊誠懇辭再三，李公乃作罷。光緒元年秋，擢升吳贊誠為順天府尹，吳贊誠遂居住京兆署中。光緒二年（1876）三月七日，以三品京堂候補，督辦福建船政兼理臺灣海防。福建船政由閩浙總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六月三日奏請設廠而籌辦的，位于福州馬尾的造船廠內(nèi)，是中國近代海軍的發(fā)祥地，也是中國海軍史上辦學時間最長、培養(yǎng)人才最多的海軍學校。據(jù)研究資料統(tǒng)計，福建船政學堂培育的海軍軍官約占中國近代海軍軍官60%。嚴復、魏瀚、詹天佑等，都是福建船政學堂畢業(yè)生。左宗棠于八月十七日調(diào)任陜甘總督，遂推薦沈葆楨總司其事。十月十一日，時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正丁憂在家。沈葆楨于同治五年（1866）首任船政大臣，苦心經(jīng)營近十年，業(yè)績卓著。沈葆楨于光緒元年（1875）四月二十六日授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遂薦郭嵩燾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時郭嵩燾任福建按察使，沈葆楨于八月二十六日奏任時，清政府已派郭崇燾出使英國。清廷就順水推舟，諭令時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督辦福建船政。福建船政由此成為李鴻章淮系人物的勢力范圍。數(shù)月后因丁日昌病癥加重，遂由吳贊誠督辦接任。是為第四任船政大臣。吳贊誠接辦船政大臣后，講求制造新法及兵輪操練，籌劃前后學堂及出洋肄業(yè)學生諸務。他將督辦天津機器局的成功經(jīng)驗用之于督辦福建船政，得心應手，卓有成效。曾參與李鴻章、沈葆楨等商訂《選派船政生徒出洋肄業(yè)章程》，并遵李鴻章旨意籌劃留學生經(jīng)費、船只、管帶等事務。在李鴻章與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爭中，吳贊誠極力支持李鴻章，爭取閩省協(xié)餉能夠供應淮軍，還親自過問添船置炮事宜。吳贊誠以船政學堂需要人才，于光緒五年（1879）八月間，將在英國留學并正在艦上實習的嚴復“調(diào)回充當教習?！鼻逋榧訌娕_灣海防，于光緒五年七月四日頒上諭，命福建船政各船加快成軍步伐。是年九月，福建船政大臣吳贊誠奏陳督操輪船事宜，朝廷命李鴻章、沈葆楨、何璟、丁日昌4人“會同酌辦”。
1、治理船政經(jīng)費短缺之弊
     吳贊誠在福建船政大臣任上時間不長，不滿四年，但是奏折卻不少。僅根據(jù)《船政奏議匯編》所收，共有四卷53篇。除了常見的報告朝廷有關(guān)造船進度、完成任務情況等折之外，相當部分是為船政籌備款項的奏文。如《制船、養(yǎng)船經(jīng)費兩絀，請飭設籌濟應片》，就有兩篇。他詳細核算船政歷年開支之后緊急呼吁“自光緒二年正月為始，所有船政經(jīng)費由閩海關(guān)六成內(nèi)月?lián)茔y三萬兩，四成內(nèi)月?lián)茔y二萬兩，仍令先盡批解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此養(yǎng)船經(jīng)費向在閩省續(xù)征洋藥票稅項下?lián)芙庵Ыo。同治十三年，沈葆楨奉命巡臺，閩廠輪船均雕赴差遣，奏請將原撥養(yǎng)船經(jīng)費并入臺防項下支銷。丁日昌到工后，因臺防本款無存，洋藥票稅征數(shù)年來短絀，奏請將養(yǎng)船項下應銷各款統(tǒng)歸地方官設籌支應。奉上諭：著文煜、沈葆楨、李鶴年、丁日昌斟酌情形，妥議章程，奏明辦理等因。欽此。……截至二年三月陸續(xù)解過銀四十萬兩，按數(shù)扣算，僅解足八個月而止。其二年份月款，六月以前均照五萬之數(shù)解清；統(tǒng)計新舊欠解，共三十二萬兩。養(yǎng)船各款自丁日昌請由地方官籌支，去年十二月起至本年十月底止，先后據(jù)稅厘局批解番銀十二萬六千余兩，仍歸船政衙門臺防項下作收，而在工輪船、鎮(zhèn)海水師薪糧、出洋游歷、赴臺繪圖各學生贍銀，‘揚武’洋教習、臺灣炮臺、洋匠辛費以及炮子、銅帽價銀等款，共支番銀二十三萬六千余兩。計不敷番銀一十一萬余兩，均在造船本款暫為挪墊；各船修理之費、煤炭之費尚不與焉。伏查船政月款只有此數(shù)，購買料件出其中，華、洋匠食出其中，學生贍養(yǎng)、員役薪工亦出其中。……今只緣今歲閩省慘遭水患，商情凋敝，厘稅短收。加以部撥之款增多，以至入不敷出。惟船政為海防根本，關(guān)系東南大局，辰下正在趕辦鐵脅及‘康邦’機器，所需木料、鋼鐵均須分途購運來工，不容因所費不貲遂而中輟?！翊|挪西貸、右絀左支，料價賤則無款可籌，料價昂而解款始到，欲圖節(jié)費而為費更增，欲速竣工而延工更甚。臣焦思彌深。惟有仰懇天恩，俟下福州將軍、督、撫臣遵先盡船政之旨，將造船、養(yǎng)船兩款盡先撥解，源源接濟，其欠解之款隨日解清，俾無顧此失彼之憂?！盵3]
    清朝自開辦船政以來，歷經(jīng)數(shù)十載，最為頭疼也最難解決之事無疑就是經(jīng)費短絀之難。對于船政日常支出捉襟見肘的窘境，吳贊誠感到必須抓緊加以解決，否則難以為繼。這類言語在許多奏折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
2、對船政嚴明紀律，嚴加管理
    “船廠料物繁多，常防偷漏，故派哨勇嚴守，不許閑雜人等混跡其中?！a用都司龍游清，迭次容留閑人住宿廠內(nèi)，并給予勇丁號褂，希圖蒙混?！眳琴澱\報請朝廷將其革職，以示懲戒。并且會同沈葆楨、何璟、丁日昌附片陳明。[4]《林高輝約束不嚴，分別斥革片》[5]則嚴厲斥責“琛航”管駕林高輝在代理指揮海鏡輪船開赴臺灣后，至恒春所轄龜仔角洋面寄椗時，東北風大作，錨鏈折斷，船身擱淺。繼而尾舵又折，且漂出外洋。雖然有氣候異常因素，其中林高輝與大副柯建章疏于管理，“任聽水手在船酬神酗酒滋事，其約束不嚴之咎，實所難辭。相應請旨將升用守備千總林高輝、都寺銜柯建章一并斥革?！蓖ㄟ^多項加強管理船政案例，吳贊誠樹立了從嚴治理船政的效果。
3、工程技術(shù)嫻熟，赴臺之前仍然緊張籌措船政事務
    光緒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吳贊誠奏《遵旨赴臺并船政事宜布置情形折》。[6]
對于工程技術(shù)在船政中的重要性，吳贊誠在奏折中再三申明：“臣前因校閱各船操練，親赴澎湖，與丁日昌會晤。見其病體難支，臣亦以廠工正緊，偕同會省籌商，業(yè)經(jīng)附片奏明在案。臣回工后，連日晉省，與督、撫臣會商籌撥臺營月餉及購辦外洋船炮軍火事宜，粗有端緒。仰蒙圣慈垂念臺防緊要，諭傷微臣暫往接辦。臣自應遵旨東渡。伏念臣才識迂庸，未諳時務。自辦船政將屆一年，未報涓埃，方深涑惕。臺防關(guān)系東南大局，丁日昌以全力經(jīng)營，苦心規(guī)劃，大端雖以畢舉，成效尚待徐收，更非臣菲材所能稍俾萬一。且邇來船工制造日求其新，而經(jīng)費日見其絀?！棘F(xiàn)將廠事略為部署，即日帶船政關(guān)防渡臺。應如何籌劃布置，當謹遵諭旨隨時咨商督、撫臣妥籌辦理。船政尋常經(jīng)費暫交提調(diào)吳仲翔代拆代行，緊要事件包封遞臺，由臣親自酌辦。至制船經(jīng)費為目前急需并懇天恩傷下閩海關(guān)按月照數(shù)撥解，并將新、舊欠款陸續(xù)解清，以濟要工而全大局。除矣抵臺后察看情形隨時馳報外，所有微臣赴臺并將船政事宜布置緣由，理合恭折附輪船遞交上?？h。由驛四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鑒訓示?！?吳贊誠在奏折中一再指出保證臺灣房屋，一定要從加強技術(shù)入手。
    同時吳贊誠表示：“臣粗習算學，略通西法，歷在天津機器局及閩廠，隨事考究于測量、制造之理。稍窺門徑，止堪督率工匠，教導生徒，細壤雋流，無非自效，假以歲月，或望有成?！}省襟帶山海，幅員遼闊，民俗強悍，吏治頹靡。丁日昌以全力整頓，尚以省、臺不能兼顧慮多疏漏，況以臣駑下之質(zhì)，兼病弱之軀，萬難綜理。船政為海防要圖，刻下洋務雖然平靜，而外人猶時籍保護商船之案，肆意苛求，屢思啟釁。船工萬不能停，而經(jīng)費又萬不能裕，惟恃嚴汰冗濫，并日經(jīng)營。光緒四年五月十一日拜發(fā)?！盵7]
4、嚴格要求修船質(zhì)量，制定修船期限
    光緒五年六月初七日吳贊誠拜發(fā)的奏折陳述造船修船期限的重要性。[8]
他提出修造輪船關(guān)鍵有四項，“曰船身，曰輪機，曰水缸，曰帆桅。……閩廠之造船身也，先經(jīng)洋匠教導。選材必精。梢有瑕疵，概擯勿用。自船底以至戰(zhàn)坪，密衿銅鐵釘栓三萬余枝，長者丈余，短亦一二尺。龍骨則鑲以銅夾，水底則裹以銅皮。脅骨、橫梁既嵌鐵肘。雖至庖?guī)?，占楔之微，亦必力求堅固?！啓C則銅鐵諸件皆幾經(jīng)提煉成胚，成胚俟后車光，車光俟而后校準，校準俟而后刮磨，刮磨俟而后合攏。所以精益求精者，防一絲之溢、一隙之疏，或礙精良者?！?br>    同時他從實際工作中總結(jié)經(jīng)驗，指出修船期限必須符合實際情況，朝廷在這方面不必操之過急，控制太嚴。“夫派駐他省之船，或間年而修，或兩三年而修，或今歲修此件，明歲修彼件，或此件數(shù)年一修，或數(shù)年未修。緣南、北各洋駕駛者可以測驗天時較有把握。獨臺灣洶涌極惡，頃刻變幻，出人意外。往往卜晴而出，遇澳將停而臺颶猝來，展輪莫及。后山之險倍于前山。深者寄碇無從，淺者觸礁可惡。當夫發(fā)危候于瞬息，爭性命于呼吸，僅而脫險，已而天幸。此其境固臣所親歷，而非駕弁張皇其說而為諉卸也?！盵9]
他還認為在修船管理業(yè)務中，不宜控制太嚴，排除那些不負責任的管帶或大副的過失，他表示：“臣愚以為程功固宜節(jié)費，立功亦貴準情。擬請嗣后每船稟修時，驗系駕弁將事不慎，立予參辦外，果因歷時已久或遭風遇險人力難施，以致?lián)p壞，仍予動款修理。所有部議立限之處，合無仰懇天恩逾格，免予舉行。良以責嚴則窒，法密轉(zhuǎn)窮，惟有據(jù)實陳明，冀收舟師之益。所有修船礙難立限緣由，謹會同（下略）?！盵10]
5、重用船政人才，悉心培養(yǎng)基層官員
    吳贊誠出于辦理船政的公心，多次向推薦并且重用一些脫穎而出的船政新型人才。如船政提調(diào)吳仲翔即為典型例子。吳贊誠在《提調(diào)吳道留心海防，通曉洋務，請交軍機處存記片》中聲稱“本年四月間，督臣何璟等于臺灣后山三次剿平番社案內(nèi)，以該員轉(zhuǎn)運出力，擬保以道員分發(fā)省分歸候補班前補用奏明在案。該員在工最久，考工最熟。當締造之始，一切章程多資躄劃，而于中外交涉事務操縱得宜。同治十三年，沈葆楨奉命巡臺，經(jīng)奏奉派提調(diào)。維時房屋吃緊，督率在工水、陸各軍并輪船將士操練巡防，不遺余力。光緒二年，臣受事閩廠，適鐵脅輪船仿制興工，該員實力講求，堅勞怨。器件之新異，匠作之繁劇益復心苦，分明深裨大局。今年奉旨代臣辦事，數(shù)月以來，調(diào)度安詳，臣病假中因得靜心調(diào)攝。查吳仲翔才大心細，識遠思精，留心海防，通曉洋務，堪勝海疆繁缺道員之任?！盵11]
    可見吳贊誠善于從日常工作中去考核下級官員的業(yè)績與辦事效率及能力，而且十分細致，也是卓有成效的。
四、奉詔赴臺灣籌辦防務、調(diào)研民情和安撫少數(shù)民族
1、臺灣防務問題日漸突出，引起朝廷警覺
    如果我們站立在面向太平洋的世界地圖前，你馬上就會看到：從北到南，有一條弧型島鏈逶迤而來。北起俄羅斯千島群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至我國的臺灣島，再經(jīng)菲律賓群島、一直到加里曼丹島。這樣一條龐大的島鏈緊緊環(huán)繞著中國東、南沿海。我國海岸線雖然曲折漫長，但是出入太平洋，必須從這條島鏈的縫隙間穿過。這條島鏈仿佛是一道由島嶼構(gòu)成的籬笆。這道籬笆對于中國出入太平洋起著關(guān)鍵性的作用。和平時期這種作用尚不明顯，一旦沖突發(fā)生，這種作用就會凸顯出來。臺灣位于中國東南島鏈的中央，處于海權(quán)與陸權(quán)的交叉點，史載兵家論臺，素有“四省左護”、“東南鎖鑰”、“七省藩籬”之說。中國的重要港口上海、天津、青島全在臺海以北，中國經(jīng)濟重心及最富庶地區(qū)也都位于東南沿海一線。
    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遭到從海上來的大規(guī)模的外敵入侵，給閉關(guān)自守的中國帶來了強烈的震動。在外患頻仍、創(chuàng)巨痛深的情況下，一些有識之士深感海防危機的嚴重，他們大聲疾呼加強海防，研究退敵御侮的辦法。著名將領(lǐng)林福祥在《平海心籌》中認為，海防應“以戰(zhàn)為守”，主張利用清軍現(xiàn)有裝備，恢復和發(fā)展中國的傳統(tǒng)火器，在海上以火攻制敵。林則徐則先是主張對入侵者“以守為戰(zhàn)，以逸待勞”，誘敵登岸，聚而殲之。其后又提出，“船炮水軍斷非可已之事”，萌發(fā)了建立外海水軍的思想。他的摯友魏源更提出了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海防理論，沖破了士大夫“夷夏之防”的傳統(tǒng)觀念，這是自施瑯提出“蓋天下東南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這一海防思想之后，中國海權(quán)意識發(fā)展的又一次飛躍，成為其后清朝軍事近代化運動的指導思想。
    可惜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這一理論，并沒有得到清廷重視。之后同治六年（1867），藩司丁日昌鑒于東南海防空虛的現(xiàn)狀，提出建立中國新式海軍之建議，將東南沿海分為北洋、中洋、南洋三大軍區(qū)。第二年，他在《海洋水師章程別議》中，又倡議改江南水師提督為海洋提督，并把提督駐所由廈門改為臺灣，這種將臺灣置于東南海防突出地位的戰(zhàn)略眼光，尚難以被時人理解，故上述建議均未被清廷及時采納。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后起的日本侵略者借口牡丹社事件，大舉進攻臺灣的時候，清廷才如夢方醒，中國的海權(quán)意識和海防措施才又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沈葆楨在海防理念方面有了進一步革新。開臺與守臺之說再次成為朝廷熱議。
    日本侵臺的直接結(jié)果，就是引發(fā)清廷內(nèi)部的海塞防大討論。李鴻章在這場國防戰(zhàn)略的大討論中，提出了著名的《籌議海防折》，他尖銳地指出：形勢巨變，古今不同，“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gòu)釁，實為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币蚨饧訌姾７?，設立北、東、南三洋海軍。這種把邊防的重點從西北內(nèi)陸邊疆轉(zhuǎn)移到東南海疆的舉措，是封建國防觀念向近代國防觀念的一個重大轉(zhuǎn)變，而海防與塞防之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正是這種轉(zhuǎn)變的開端。
    光緒元年（1875）四月，清廷采納左宗棠“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則，一面命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收復失地；一面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在創(chuàng)建中國近代海防的同時，清廷的治臺政策亦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zhuǎn)變，即從防臺以靖海疆變?yōu)楸Ｅ_以御外侮；從抑制臺地的發(fā)展到全面開發(fā)和經(jīng)營臺灣。當時，辦理臺灣事務的欽差大臣沈葆楨首先提出：籌劃臺灣“非為臺灣一戰(zhàn)計，實為海疆全局計”。福建巡撫丁日昌認為：“臺灣有備，沿海可以無憂；臺灣不安，則全局殆為震動”?！芭_灣為東南七省尾閭，上達津沽，下連閩浙；臺事果能整頓，則外人視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嚇”?？偫硌瞄T大臣奕訢等人亦意識到，“經(jīng)營臺灣，實關(guān)系海防大局”。從此，朝廷上下對臺灣在中國海權(quán)戰(zhàn)略地位上的重要性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12]
光緒九年（1883）十一月，法國為鯨吞全越，將戰(zhàn)火燒向中國的西南邊陲。第二年七月，法國侵略者悍然進攻福建水師，炮轟馬尾造船廠。接著，法軍進犯臺灣，陷基隆，攻淡水，然后封鎖臺灣海面，臺灣受困，牽動全局。光緒十一年（1885）二月，清廷借馮子材等人率軍取得鎮(zhèn)南關(guān)、諒山大捷的形勢，乘勝即收，與法國簽訂了《停戰(zhàn)條件》。中法戰(zhàn)后，中國十幾年的海防建設遭到沉重打擊，人們痛定思痛，于是再次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討論，各地督撫紛紛陳奏。
    李鴻章認為，中國海疆遼闊，局勢太渙，主張設立海部或海防衙門，綜理其事，以籌全局而專責成，下轄水師四鎮(zhèn)，“平時分防汛地，建威銷萌；有事合力通籌，聲勢聯(lián)絡”。左宗棠則主張設立海防全政大臣，建立十支海軍，以奪取制海權(quán)，并在病逝前一月上言：“臺灣孤注大洋，為七省門戶，關(guān)系全局，請移福建巡撫駐臺灣，以資震懾”。
    同年九月，清廷先是批準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派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接著又明諭：“臺灣為南洋門戶，關(guān)系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將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常川駐扎?！辈呢斦腿耸律戏e極支持首任巡撫劉銘傳籌建臺灣省。這兩大舉措，一方面說明清廷對臺灣在整個東南海防的戰(zhàn)略地位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即欲守中土，必固海防，欲固海防，必保臺灣；另一方面也將中國的海防建設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2、吳贊誠兩次東渡入臺及其加強臺灣經(jīng)濟開發(fā)與海島防務的措施
    據(jù)史料記載，自嘉慶十一年（1806）至光緒九年（1883），在77年之間由閩省出發(fā)巡臺大員共計31人次，他們是：許文謨（兩次）、賽沖阿、方維甸、王得祿（兩次）、王紹蘭、羅斯舉、許松年（兩次）、孫爾準（兩次）、陳化成（兩次）、劉起龍、馬濟勝、程祖洛、劉韻珂、李成謀、江長貴、沈葆楨（兩次）、王凱泰、丁日昌（兩次）、吳贊誠（兩次）、勒方锜、岑毓英、張兆棟。以上大員均為“從二品”以上官職。其中，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奉清廷諭令作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于同治十三年（1874）率領(lǐng)福建船政自制的艦船赴臺巡察。他在迫使侵臺日寇“遵約撤兵”之后，在臺灣實行開禁、撫番、開路、招墾、開府、開礦等方略，取得的成績最為顯著，在臺灣開發(fā)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閩省大員巡臺，概以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水師提督等身份居多；以船政大臣身份巡臺，在閩省大員巡臺史上只有沈葆楨和吳贊誠兩人。且兩次巡臺的閩省大員也僅有七位。臺灣島孤懸海中，氣蒸瘴濕，環(huán)境險惡，福建官場一直把巡視臺灣看作艱險可怕之事，長期疏于治理。
加強臺灣社會治安管理。    光緒三年（1877）夏，吳贊誠奉詔赴臺灣籌辦防務。臺灣后山、卑南一帶，深阻懸崖，交通信息不暢，內(nèi)陸官員從來沒有到過那里，生番時時襲擾。吳贊誠渡臺撫番，招墾開路，凡安內(nèi)御外諸事，皆身體力行。取道恒春，直達卑南，歷牡丹社、紅土莰、大貓貍諸險，車輛和騎兵都不通達，而山谷陡絕，俯臨大海。往返600余里，以宣傳朝廷威德，感化臺灣土著民眾。一日被兩大溪阻隔，山水驟發(fā)，絕糧3日，挖山蕷充饑。雨停后編葛藤牽竹筏而渡溪，繼設懸橋，以通文報。番社出迎，分別犒勞。社酋忽睹朝廷旌麾，皆俯伏聽命。當時正值盛暑，白天被烈日曝曬，沙熱如火，夜晚身披毒霧，宿于茅茨之上，熱濕上蒸，疫疬交侵，海風瘴氣，與人相搏。等到返回恒春，隨行吏卒死亡過半，存者皆病。吳贊誠也從此臥病月余，身染瘴氣，抱病返回福州署中就醫(yī)。此次巡臺，大大密切了臺島與大陸的關(guān)系，使臺灣“生番化外之地”得以歸化。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于光緒三年（1877）八月十五日《復吳春帆京卿》的信稿中敘述道：“瘴鄉(xiāng)盛暑，執(zhí)事乃不辭勞瘁，入山周巡，從者半多物故，尊體幸獲康全，殆由精誠感召，天神呵護?！盵13]
    光緒四年夏，吳贊誠奉旨署理福建巡撫。早在是年三四月間，臺灣發(fā)生臺番加禮宛社、巾老耶社戕官害民的抗清叛亂。五月初一日，副將陳得勝統(tǒng)帶福銳營練兵500前往鵲子鋪布防。六月十八日，加禮宛社等社眾截住官兵的請糧文書，次日又糾眾前往鵲子鋪準備劫營塞井。由于陳德勝恃勇冒進，以致身受槍傷而哨官參將楊玉貴等亦中伏被害，民勇亦多人遭到殺害。八月十九日，又發(fā)生截殺哨官參將文毓麟及勇丁9人的事件，使臺灣番社與官府關(guān)系更加緊張。接連發(fā)生的一系列戕官叛亂，對后山北路統(tǒng)治力的威脅，已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于是，福建巡撫吳贊誠上奏：“若不與以懲創(chuàng)，何以緝兇頑而靖邊圉！”九月，力疾渡海督師。
    臺灣島孤懸海中，氣蒸瘴濕，環(huán)境險惡，福建官場視赴臺為畏途，長期疏于治理。他親臨臺灣組織農(nóng)耕、修路、設防，改善土著生活；曾取道恒春，過紅土嵌山，攀懸崖，越大溪，忍饑渴，徑行三百里達卑南，恩澤和感化土著人；帶病率部過瘴區(qū)越濕地，平定土著人叛亂；深入各地察民情，辦防務，密切海島與大陸的關(guān)系。光緒五年因病辭船政事務、巡撫開缺。光緒六年督辦天津水師學堂。贊誠精通經(jīng)史數(shù)理，思慮精密，辦事堅韌耐勞，常自說：“天賦人以精神，原期有用，吾自分無安閑之福，茍有濟于世，雖勞瘁奚辭?！薄皡琴澱\以為撫番、招墾、開路諸要端，分營并進，非身不能周詳，而后山卑南一帶自內(nèi)屬以來，官吏罕至，番情無由上通，乃銳意親行。”[14]于是取道由恒春入卑南，歷牡丹社紅土坎、大貓貍諸險，輿騎不達，山谷陡絕，下臨大海，非攀藤捫石才得以通過。越二大溪，山水驟發(fā)，絕糧三日，掘山蕷充饑。行程三百多里達卑南，恩澤感化臺灣土著民眾。雨過天晴，編藤筏而渡，繼設懸橋以通文報。由于瘴濕交侵，當返回恒春時，隨員皆病不能起，死亡過半，吳贊誠也臥病月余始得以返回福建。此次巡臺，大大密切了海島與內(nèi)陸的關(guān)系，使臺灣“生番化外之地”得以歸化。李鴻章于光緒三年（1877）八月十五日《復吳春帆京卿》的信稿中有“瘴鄉(xiāng)盛暑，執(zhí)事乃不辭勞瘁，入山周巡，從者半多物故，尊體幸獲康全，殆由精誠感召天神呵護?！奔粗复耸?。次年（1878），臺灣加禮宛、巾老耶兩社“抗撫戕官”。九月，吳贊誠再次渡海赴臺，力疾督師清剿，連戰(zhàn)皆捷。遂由花蓮港親往岐萊等處，安輯后山民番。復由臺北赴臺南，巡防閱兵，筑建壘堡，訪求民間利弊，措置一一精妥。歷月余始回福建。不幸身患中風，半身不遂。光緒五年（1879），因病乞請開缺調(diào)養(yǎng)喬居南京。吳贊誠在臺灣采取的安撫與清剿相并重的“撫番”政策，后被臺灣巡撫劉銘傳采用，在臺灣光緒十四年（1888）的后山一帶番社叛亂中，劉銘傳就是采取了吳贊誠的策略，劉稱之為“示威懷德”，電邀北洋水師總兵丁汝昌帶艦助剿，并迅速平息了叛亂，維護了海島民族統(tǒng)一。大學士李鴻章對吳贊誠褒獎有加，在寫給吳贊誠的書信中稱其“閱操澎島，接辦臺防，勞勛倍賞，勛盛丕振，欣頌莫名。”吳贊誠思慮精密，堅韌耐勞，犯險赴難，未嘗退避。嘗言：“天賦人以精神，原期有用，吾自分無安閑之福，茍有濟于世，雖精神耗竭，豈有恨哉。”[15]
聯(lián)絡番社感情和強化祖國認同。    光緒四年（1878）九月十五日，吳贊誠搭乘的威遠練船抵達臺灣花蓮港，連日會同孫開華、吳光亮等親自前往加禮宛等處查勘，并遣通事傳各社番目到營，“謹宣布朝廷寬大之仁，務使海島群生同被聲教，毋令失所?！睂ιB抗者，入其巢穴，全力督剿，連戰(zhàn)皆捷。番事平，親往各社，撫輯有加，對這次撫番中七腳川合社一心，始終出力協(xié)助清軍，當場予以獎賞，以銀、帛犒賞之；薄薄社因性尚馴良，也給予獎勵；里漏等社，由于意向不明，心存觀望，因此予以嚴切訓示，曉以利害。吳贊誠采取區(qū)別對待的辦法，獎懲分明，有張有弛。鑒于奇萊平原上，民番耕地彼此參錯，難于辨別，容易發(fā)生糾葛，為了避免日后發(fā)生爭端，吳贊誠令宜蘭知縣邱峻南與吳光亮逐段勘明，劃清地界，令民番照界各自耕種，永不侵越，以杜后釁。吳贊誠還令穩(wěn)練耐勞的壽寧知縣吳鳳笙募練一營駐扎花蓮港，兼辦北路招撫局事務。為察番情，求民瘼，練軍隊，建壘堡，籌耕墾，通商務，吳贊誠由海路自花蓮港至岐萊，復歸旆臺北、雞籠。遂由淡水陸行，經(jīng)竹塹、彰化、嘉義，以達臺南。巡防閱兵，筑建壘堡，訪求民間利弊，措置一一精妥，足跡幾遍臺島全境。歷月余始回福建。十月十四日，授光祿寺卿，仍署福建巡撫，兼督辦船政大臣。
    此時的吳贊誠，已為瘴氣所染。臺灣地區(qū)屬于熱帶、亞熱帶季風氣候，極易為瘴氣所侵。吳贊誠的前任福建巡撫丁日昌，也因抱病赴臺巡視，而病情加劇，以致乞假辭官回籍。吳贊誠首次奉詔赴臺，時值盛暑，即為瘴濕所侵，臥病月余，始得以返回福建。吳贊誠第二次渡海赴臺撫番，由于也值夏秋之交，且歷時月余，行程數(shù)千里，回福建后，不幸身患中風，自以病體不支，吁請開缺調(diào)理，言詞至為懇切。光緒四年（1878）十月二十二日，旨允開福建巡撫缺，仍以京卿督辦船政。過了一個多月時間，終以在臺積受海颶，瘴內(nèi)風發(fā)，半身不遂，再次上疏去官，朝廷不許。到了光緒五年（1879）春，才乞病得請。正月二十四日，由吳仲翔代辦船政。是年夏天，僑居金陵（今南京）就醫(yī)調(diào)養(yǎng)。當年（1879）九月八日，因吳贊誠病體，朝廷任命前直隸按察使賞三品銜黎兆棠為督辦船政大臣。
五、創(chuàng)設天津水師學堂，培養(yǎng)船政精英
    李鴻章為培養(yǎng)北方海軍人才，于光緒六年（1880）七月十四日，奏請開辦天津水師學堂。是年春，吳贊誠病體稍有康復，李鴻章遂奏調(diào)前船政大臣吳贊誠主持籌辦事宜。八月二十二日，清廷從李鴻章奏，派吳贊誠于“天津機器局河東一帶勘定學堂地基，遴派局員繪圖估料，克日興工?！眳琴澱\仿照福建船政學堂式樣興工修建，于次年八月落成?！疤檬液瓿ㄕR，不下一百余椽，樓臺掩映，花木參差，藏修游之所無一不備。另有觀星臺一座，以備學習天文者登高測望，可謂別開生面矣?！眳琴澱\一面酌定規(guī)條，一面招考學生入堂肄業(yè)。冬，以勞疲觸發(fā)舊疾，回南方就醫(yī)，順便赴滬，選募學童。于光緒七年（1881）二月初六日，吳贊誠在上?！渡陥蟆飞峡潜毖笏畮煂W堂招生告示，并附學堂章程。學堂招收身家清白，身無廢疾，文學清通，年齡在13-17歲的青少年入學。學習年限5年。分駕駛、管輪兩科。課程分堂課、船課兩種。堂課4年，學習英文、地輿、圖說、算術(shù)、幾何、三角、駕駛諸法、測量、天象、重學、化學、格致等。船課1年，學習船上諸藝，有大炮、洋槍、刀劍、操法、藥彈、上桅接線、用帆諸法等。學生畢業(yè)后可選派至英、法、德留學。學堂設于天津機器局附近，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止，共畢業(yè)駕駛、管輪專業(yè)學生各6屆，共200余人，均被吸收進北洋艦隊。
    吳贊誠作為天津水師學堂首任總辦，對學堂創(chuàng)設，招募學童，籌議聘用嚴復，購置訓練船械等，作出了及其重要的貢獻。學堂培養(yǎng)了一大批海軍人才，成為當時北方最大的海軍技術(shù)人才培養(yǎng)基地。黎元洪、謝葆璋、張伯苓、劉傳綬、任光鑒等，均為學堂著名的畢業(yè)生。
    光緒七年（1881）四月，吳贊誠咨稱：“舊疾增劇，不能轉(zhuǎn)動，難期痊愈。學堂事體繁重，為造就水師人才張本，關(guān)系海防要務，若以病軀從事，恐致貽誤。懇代奏開去差使，另派能員接辦。”五月二十日，李鴻章奏由二品銜分發(fā)補用道福建船政提調(diào)吳仲翔調(diào)任天津水師學堂總辦。吳贊誠于光緒七年（1881）五月因病臥床，從此遠離宦壇。他僑居金陵，寄寓他鄉(xiāng)，過著疾病纏身凄涼困苦的晚年生活。
    因長期顛簸積勞成疾，吳贊誠于光緒十年（1884）五月二十四日病故，終年62歲。皖省奏請恤典，卻以未疾終于位，格于部議。廣東省永安、德慶之民呈請祠祀名宦，粵督以未符。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稱吳贊誠在臺“勤事忘身”，因而專折奏請為吳贊誠在臺灣建祠祭祀，并建議國史館立傳。其后清廷旨準前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在臺灣建專祠，以吳贊誠附祀。臺灣民眾為了紀念吳贊誠，也在各地建有數(shù)處廟宇、土祠。
六、志向高尚，清廉寡欲；堅貞操守，安貧守志
     吳贊誠勞身焦思，殫精竭慮，犯險赴難，不稍退避。嘗言：“天賦人以精神原期有用，吾自分無安閑之福，茍有濟于世，雖精神耗竭，豈有恨哉?！钡珔琴澱\對美差肥缺，卻數(shù)次謙讓避就，時人“益重之”。
    李鴻章平吳時，軍事日振，好薄功名之士多趨炎附勢。李鴻章聽說吳贊誠吏有政聲，軍功頗著，擬奏調(diào)吳贊誠赴營效力。吳贊誠以父親年高，就養(yǎng)在粵而婉言謝絕。到了同治六年（1867）復奏調(diào)，吳贊誠又以丁父憂而再辭不赴。李鴻章尤“敬憚之”。
    吳贊誠生性清介，淡泊寡營。有人給他田產(chǎn)，他則笑而拒絕。在惠潮嘉道任上，嚴誡下屬，不得受人饋贈。一次，有某下屬見道署陳設破敗簡陋，乘吳贊誠外出時，暗自換了較好的道署。吳贊誠回來知道后，立即責令還于舊署。吳贊誠每每舉楊公清白之言以自勉勵。廣東順德為粵東富區(qū)，上司為酬其勞苦而令署之。吳贊誠就任年余，全身不適，再三請求辭之，同僚皆詫異不解。離任交核，虧銀數(shù)千兩，僚屬尤以為怪，認為身處膏腴之地而不能自潤。這就是吳贊誠在其詩《已巳歲除有感》中所描述的“官貧聊免俗，謀拙只由天?！眳琴澱\在粵期間，不僅淡泊利祿，遇到辦公經(jīng)費缺乏，常常以所領(lǐng)薪費濟用。后來造冊核銷，所屬皆曰理應補領(lǐng)，吳贊誠不屑于此，多次以俸銀充作公用。
     皇城根邊的天津海關(guān)道，尤為天下肥缺，李鴻章欲奏調(diào)赴任，吳贊誠堅辭乃止。在吳贊誠病歸辭官之時，僅余廉俸若干及渡臺應領(lǐng)的津貼銀兩，作為日后的醫(yī)藥衣食之資。
    吳贊誠在粵之日，不營私財，清正廉明，素有“吳青天”之譽。及其因赴臺病體，去官歸里，“田無數(shù)畝之增，家無一椽之庇”，還鄉(xiāng)暫就親戚故舊茅屋以居，素帷蕭颯，僅蔽風雨。子女輩比同貧寒之士，也能晏然處之。堅貞操守，安貧守志，這在淮系集團的諸多上層大員中是不多見的。至于吳贊誠以病體恐誤國，數(shù)辭去位，生平進退大節(jié)，不肯稍事遷就，而對于功名之事，志存韜讓，尤為人所難能。
    清廷軍需支出蹇澀，尤其是面臨同時出現(xiàn)的東、西邊疆危機形勢，朝廷雖然在經(jīng)過“海防”、“塞防”大討論后，確定了兩防并重的決策，然而收復新疆耗資驚人，幾乎是以國家一年的財政收入用于平亂。因此，光緒初年實際用于海防建設的資金，據(jù)李鴻章所言，“每年僅得數(shù)十萬兩”，[16]這對需資龐大的海防建設不啻杯水車薪。因此在回信中，針對丁日昌屢請購置鐵甲船之議，李鴻章只能徒生“目下經(jīng)費不充，誠如尊令，未免躊躇無措耳”的感喟。
    然而，經(jīng)費不充，并不說明當時不進行海防建設?；匦胖刑岬降摹皡谴何桃迅芭_防”，即是李鴻章加強東南沿海門戶臺灣防務的舉措之一。臺灣自日本侵臺事件后，其重要地位突顯，清廷意識到“經(jīng)營臺灣實關(guān)系海防大局”，并且“日本情勢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為之備”。[17]為此，清廷按受沈葆楨的建議：福建巡撫冬春駐臺，夏秋駐福州。于是，臺灣近代化發(fā)展由此起步。[18]史料證明，繼欽差大臣沈葆楨之后，福建巡撫丁日昌、王凱泰、吳贊誠等均曾巡視臺灣，為臺灣發(fā)展做出了貢獻。信中的“吳春翁”，即吳贊誠。在《李鴻章全集·朋僚函稿》中收錄的光緒三、四年間，李鴻章寫給吳春帆的信函就有10封之多，內(nèi)容涉及的幾乎都是關(guān)于臺灣的建設與防務事宜。從中可見李鴻章對經(jīng)營臺灣，鞏固海防的高度慎重與支持。
    閩臺海防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李鴻章與吳贊誠深知此道。福州位于福建東北沿海，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辟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傳教士紛紛入閩傳教。咸豐年間，英國傳教士胡約翰以租賃為名，強占了福州烏石山道觀寺及其周邊土地，修建洋樓。光緒四年（1878）八月三日，胡約翰又私自侵地興建教堂，并藉勢辱罵前來抗議的福州紳民，激起民憤，群起拆毀擅自修建的三座洋樓。教案發(fā)生后，英國駐華代理公使傅磊斯（時威妥瑪回國述職）反誣蔑福州紳民蓄意破壞，無理要求清廷緝兇，賠款，償?shù)?。在這種情形下，九月，李鴻章奏請清廷派福建撫巡丁日昌馳赴福州處理該案。信中提到的“諭飭丁雨帥前往會辦，未悉雨帥能剋期往辦否？”即指此事。結(jié)合史實考察，李鴻章奏選丁日昌是知人善任，且有深意的?！肚迨犯濉ざ∪詹袀鳌份d丁日昌“善折獄……鴻章倚以辦外交，事有鉤棘，徐起應付，率皆就范”并非虛夸。事實上，丁日昌的確熟諳刑法，精通外務，且能審時度勢，不卑不亢。而李鴻章正是看中此優(yōu)點，希冀丁日昌能“剋期往辦”。關(guān)于此點，聯(lián)系信中“威使十月底時可到港”一語，可以推斷，李鴻章是想在回英國述職的駐華公使威妥瑪十月底返華之前，盡快妥善地完結(jié)此案，以避免英國在修約之際再度借機尋釁而脅迫勒索。《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中收錄的李鴻章寫于光緒四年（1878）九月五日的《論閩省洋樓被毀案》一文亦可印證：“于威使未到之先似須另設方略……或奏請雨生就近赴閩籌辦，試較得力”。此層深意，想必丁日昌也心知肚明，后在處理烏石山教案過程中，親自收集案證，“鉤稽舊案，獲教士侵地佐證”，指示地方紳士循司法途徑向英國在華法庭控告英國教士，使得英人在烏石山建立傳教據(jù)點的企圖無法得逞，而威妥瑪也終于無從構(gòu)釁。吳贊誠協(xié)助李鴻章妥善處理此項外交糾紛。
    吳贊誠為官數(shù)十年，勞身焦慮，盡瘁國事。他為人厚重寡言，居官清廉。特別是在福建船政大臣任上，為船政事業(yè)的數(shù)十年輝煌創(chuàng)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chǔ)。他所創(chuàng)建的嚴格管理方法也為繼任者樹立管理楷模。光緒七年（1881），吳贊誠以病辭官，回籍臥病三載，于光緒十年（1884）五月二十四日病故。其墓葬廬江縣盛橋鎮(zhèn)夏家田埠東首。墓碑于2007年4月27日在該村大塘內(nèi)被發(fā)現(xiàn)，猶為珍貴。我們也可以告慰這位船政元老功勛在天之靈了。
注釋：
[1]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安徽出版集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參閱夏冬波：《李鴻章的親家——撫臺建功的吳贊誠》，見《安徽文史資料全書·巢湖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船政奏議匯編》卷十四，第128-130頁。海潮攝影藝術(shù)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4]《哨官龍游清容留現(xiàn)任住廠、玩視工務，請革職片》《船政奏議匯編》卷十五，第133頁。版本同上。
[5]《林高輝約束不嚴，分別斥革片》，《船政奏議匯編》卷十七，第161頁。
[6]《遵旨赴臺并船政事宜布置情形折》，《船政奏議匯編》卷十五，第134-135頁。
[7]《船政奏議匯編》卷十五，第142頁。
[8]《船政奏議匯編》卷十七，第158-160頁。
[9]《船政奏議匯編》卷十七，第159頁。
[10]《船政奏議匯編》卷十七，第159頁。
[11]《提調(diào)吳道留心海防，通曉洋務，請交軍機處存記片》，卷十七，第163頁。
[12]有關(guān)船政與臺灣經(jīng)濟近代化的關(guān)系，可以參閱徐心希：《略論晚清福建船政的發(fā)展與臺灣經(jīng)濟近代化》，《臺灣研究》2006年第3期，第54-58頁。
[13]詳見《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31種，臺灣銀行研究室編輯。
[14]詳見《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31種，臺灣銀行研究室編輯。
[15]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安徽出版集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6]《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二十九“海防經(jīng)費免再抽撥片·光緒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及《李鴻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七“復丁雨生中丞·光緒三年·九月初六日”。版本同上，
[17]《洋務運動》，第2冊，第33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8]有關(guān)船政與臺灣經(jīng)濟近代化的關(guān)系，可以參閱徐心希：《略論晚清福建船政的發(fā)展與臺灣經(jīng)濟近代化》，《臺灣研究》2006年第3期，第54-58頁。

愛國海軍宿將薩鎮(zhèn)
肖忠生
（福州市社會科學院）

薩鎮(zhèn)冰（1859-1952），字鼎銘，閩縣（今福州市）人，原籍雁門，世居福州城內(nèi)朱紫坊，幼時，曾住黃巷三年，他一生經(jīng)歷了晚清、民國與解放初期的歷史時期。清末，歷任“威遠”、“康濟”、“通濟”、“海圻”艦長，廣東水師提督、總理南北洋海軍、籌辦海軍大臣、海軍總制等職；民國時期，擢為海軍臨時總司令、海軍總長、兼代國務總理，授“肅威上將軍”銜，還曾一度任福建省省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他是中國海軍史上一位卓越人物，為國家和人民做有許多順應時代朝流的好事和貢獻。
刻苦學習掌握本領(lǐng)
薩鎮(zhèn)冰出身于寒士家庭，其父薩怡臣，是個秀才，以教書為生。薩鎮(zhèn)冰幼承家學，7歲入塾，授業(yè)于王崧辰，讀經(jīng)子諸書，8歲，薩鎮(zhèn)冰到族叔薩鏗藩家改讀于薩澹秋門下，由于薩鎮(zhèn)冰聰穎好學，又有志向，1869年，便考入馬尾船政后學堂，學習駕駛。該學堂重視學習科學技術(shù)，薩鎮(zhèn)冰所學的門類很多，有英文、算術(shù)、幾何、代數(shù)、解析幾何、割錐、平三角、弧三角、代積微、動靜重學、水重學、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zhì)學、天文學、航海術(shù)等，薩鎮(zhèn)冰學習成績優(yōu)異，常得到學堂的獎賞。1872年，薩鎮(zhèn)冰在船政后學堂第二期管駕班，學習期滿，以第一名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1873年，被派往“揚武”兵艦上見習，多年后，他回憶說：“上船實習就是將在校所學習的功課用于實際，我覺得這是求知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時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艦隊當作自己的家庭，把士兵看作自己的兄弟?！雹?874年，他又被調(diào)到“海東云”號兵艦任二副，因他巡輯剿滅臺灣沿海海匪得力，記大功一次。1875年，船政學堂為增長學生在海洋中戰(zhàn)風斗浪、機智靈活地獨當一面的能力，船政局又將“揚武”兵艦改為練習艦，專供學生操練之用。薩鎮(zhèn)冰等人又登艦見習，他們航行外海，經(jīng)新加坡、小呂宋、檳榔嶼等地，至日本而還。薩鎮(zhèn)冰這次出國遠航中充任少尉職，并學到許多航海本領(lǐng)。
1877年（光緒三年）3月，薩鎮(zhèn)冰作為中國海軍第一批留學生赴英國留學，考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當時與薩鎮(zhèn)冰一起在該校學習的還有嚴宗光、林永升、葉祖珪、何心川和方伯謙，他們研修物理、化學、航海、氣象、海戰(zhàn)陣法、造船和制造槍炮的理論與操作，還學習了西方的歷史、文化與國際法。這些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極大地豐富了薩鎮(zhèn)冰的頭腦，開闊了他的知識視野和政治視野。1879年，薩鎮(zhèn)冰等留學生便分派英海軍各艦練習。他們學習很刻苦，凡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事物，他們都悉心地觀察、探究和思考，表現(xiàn)出對國家和民族，也對自己的一種高度負責的精神。這次實習中，薩鎮(zhèn)冰航行于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進一步學習到了許多科學技術(shù)。1880年（光緒六年），薩鎮(zhèn)冰赴英學習已屆三年期滿，經(jīng)駐英公使李鳳苞咨送回國，開始為報效祖國獻力。

參加威海衛(wèi)保衛(wèi)戰(zhàn)

威海衛(wèi)保衛(wèi)戰(zhàn)為中日甲午海戰(zhàn)之三大戰(zhàn)役之一。威海衛(wèi)位于山東半島北部東端，背山面海，扼渤海入口處。港口南北兩岸構(gòu)成弧形地勢，有劉公島、日島為其天然屏障。南北兩岸及劉公島、日島均設有炮臺，日軍若從海上正面強攻是難以奏效的。日島面積僅有十四畝的小島，它是劉公島的門戶，原守衛(wèi)日島的只有40名步兵，25名水兵和3名西洋軍官，隨著威海海戰(zhàn)的日趨激烈，其防衛(wèi)作用顯得非常重要。薩鎮(zhèn)冰當時為“康濟”艦副將銜管帶，在威海衛(wèi)保衛(wèi)戰(zhàn)關(guān)鍵時刻，他奉命帶30名水兵負責守衛(wèi)在日島。日島的惡戰(zhàn)是從1895年1月底開始的。當時由于李鴻章避戰(zhàn)保船，即“以艦隊全力堅守劉公島”的錯誤方針指導，使日軍從容登陸，抄襲北洋艦隊的后路，清守軍雖然也進行了抵抗，使敵人受到一定損失，但寡不敵眾，日本侵略軍很快占領(lǐng)了榮成、威海衛(wèi)的南北兩岸炮臺等地，日軍妄圖憑借占領(lǐng)的有利地形，水陸夾攻，一舉摧毀清軍在劉公島、日島上的防御工事，圍殲北洋艦隊于威海港內(nèi)。于是，日軍出動了軍艦18艘，以4艘封鎖北口，14艘配合海岸炮臺，對劉公島、日島和港內(nèi)軍艦進行了連續(xù)猛烈的炮火襲擊。北洋艦隊在丁汝昌領(lǐng)導下，同仇敵愾，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在日島上，薩鎮(zhèn)冰率領(lǐng)的海軍30余人，從海戰(zhàn)開始起，一直處在日軍炮火殺傷的嚴重威脅之下，但他們士氣旺盛，與敵炮戰(zhàn)，終日不絕，在海戰(zhàn)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據(jù)當時香港《孖剌新聞》戰(zhàn)地記者肯寧咸記述：“守著這島的，有3位西洋人，40名步兵，25名水兵。后來，因為那些步兵沒有用，薩管帶（鎮(zhèn)冰）帶領(lǐng)了30名水兵來守這炮臺。他在這島被攻時非常的奮勇，雖然冒著不絕的炮火，他親手把守著速射炮。從戰(zhàn)爭開始到停止，日島當著南洋三炮臺的炮火。地阱炮升起來，更成了那三炮臺的目標。這些炮并沒有附著鏡子，所以升炮的人一定要到炮臺上面去，結(jié)果這人立刻受對方炮擊，這是很危險的職責?？墒悄切┠贻p的水兵仍舊堅守著這些炮，奮勇發(fā)放。一次三個水兵守著一門炮……其中有一個頸上、腿上和臂上三處負了傷，可是一等傷處裹好，他仍舊堅決地回到他的職守，只手助戰(zhàn)。”②當薩鎮(zhèn)冰堅守日島時，因積勞過度，一度罹病。其夫人陳氏聞訊從福州趕來探視，正擬登上“康濟”艦時被鎮(zhèn)冰得知，便喝令水兵撤開舷梯不準夫人登艦。在左右勸說下，薩鎮(zhèn)冰仍不準千里迢迢而來的夫人登艦一晤，他說：“此地非同尋常，今日非同尋常，怎能允其登艦。告她當我已死，令其速回?！雹鄯蛉吮痪芤?，只得垂淚南歸。2月7日拂曉，日軍發(fā)動總攻，日旗艦“松島”首先開炮，北洋各艦與劉公島、日島炮臺緊密配合擊傷“松島”，接著日艦“橋立”、“嚴島”、“秋津洲”、“浪速”也相繼中炮負傷，敵焰受挫。正當日島炮戰(zhàn)最激烈時，一門升起的地阱炮突然撲倒，妨礙了其它各炮的發(fā)射使用，島上的官兵住所、廚房同時遭毀壞，彈藥庫亦發(fā)生爆炸，炮臺又遭到日軍陸上猛烈炮火的轟擊而被摧毀。在這危急關(guān)頭，薩鎮(zhèn)冰一方面率領(lǐng)水兵繼續(xù)沉著應戰(zhàn)，繼續(xù)英勇抗擊日軍，另方面發(fā)出信號，請示丁汝昌提督。2月8日，薩鎮(zhèn)冰在接到丁汝昌的撤出日島的命令后，才把全體官兵撤到劉公島，與丁汝昌會合。薩鎮(zhèn)冰率兵守衛(wèi)日島共13天，戰(zhàn)斗非常勇敢，而且表現(xiàn)出軍人應有的高度紀律性，并取得一定的戰(zhàn)果，其愛國精神十分可嘉。
威海衛(wèi)保衛(wèi)戰(zhàn)，由于受李鴻章“避戰(zhàn)保船”思想的錯誤指導，投降派的無恥叛賣，軍事技術(shù)落后和無后援軍隊支持等原因，最終失敗了。但北洋艦隊廣大官兵英勇抗擊日軍的侵略事跡是可歌可泣的。

熱心辦慈善事業(yè)

1922年10月15日，黎元洪政府委任薩鎮(zhèn)冰為福建省長，1923年2月薩鎮(zhèn)冰又任福建“自治”省長，這樣，到1926年10月北伐軍何應欽部入閩，組成“福建臨時政治會議”止，薩鎮(zhèn)冰任福建省長歷年近4年。薩鎮(zhèn)冰主閩期間，他辦有許多好事：第一，銳意革新吏治，端正世風。他對自己要求嚴格，不喝酒，不抽煙，步行上班辦公，長年穿布衣布鞋，親自接待來訪百姓。他力行“四嚴”，即“嚴緝盜匪、嚴懲貪污、嚴禁煙毒、嚴戒賭博。”他經(jīng)常啟迪鼓勵民眾和官吏保持與發(fā)揚忠、孝、仁、義、節(jié)、勤、儉等我國人民的傳統(tǒng)美德。當時，經(jīng)他治理后的福建果然較前吏治清明，治安良好，經(jīng)濟恢復，人心安定；第二，關(guān)心同情民間疾苦。他見民間疾苦非常同情，便想方設法籌集資金，在福州設立孤兒院、聾啞學校、麻瘋病院、工藝傳習所和貧民救濟院等，收容和安置孤兒、棄兒、殘疾者、麻瘋病患者、生活無靠者和乞丐等。例如，福州基督教孤兒院董事會聘請薩鎮(zhèn)冰為董事，他欣然接受并從此不遺余力地向國內(nèi)外募捐，贊助給孤兒院。每逢圣誕節(jié)，他必解私囊購買玩具、糖果等贈送孤兒院孩子；他還積極發(fā)展教育，啟發(fā)民智，增辦各類職業(yè)學校，培養(yǎng)各類人才；第三，建“肅威路”。1925年，他為了有利交通和人們行走，他將署中一片空地（清朝時閩浙總督衙門之箭道）拆墻通街，辟為馬路。福州市民感戴他熱心公益，把這條路命名為“肅威路”，以茲紀念。1943年，薩鎮(zhèn)冰族弟薩嘉曦作《肅威路記》，肅威路址今猶存。
1926年10月，薩鎮(zhèn)冰辭去福建省長職務，赴南港等地施賑救災。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入閩之際，漳泉鎮(zhèn)守使軍閥師長張毅率部竄襲福州，兵敗后，在南港、瓜山一帶，大肆焚掠，民舍悉付一炬，鄉(xiāng)民流離失所，走投無路。據(jù)《薩公長壽亭碑記》中說：“丙寅冬（1926年冬），閩方有事，張毅棄漳泉之地，悉引兵趣省城。會有堵遏之者，乃竄入南港。南港者，江流盤折之處，沿岸九十三鄉(xiāng)，是時，廬舍田園，焚毀蹂躪，無一完土。男女死六十余人，其逃匿山中者，坑谷皆滿；或渡江以避，舟不能容。自古靈、瓜山至于新岐，橫縱二十里，炊煙斷絕，匪惟豬雞芋菽之屬，殄滅無遺，即草根樹皮亦幾于盡矣。迨張軍投械受遣，鄉(xiāng)人始逡巡歸，而居無室，食無糧，野有積尸，無以為殮……”④可見，當時南港兵災十分嚴重，急需救災。薩鎮(zhèn)冰為此又辦如下好事：第一，籌集救災資金。他以卸任省長之身，不辭困難，四處奔走，吁請各界捐輸衣食，并向海外僑胞鄉(xiāng)親募集了20余萬元巨款供南港、瓜山一帶救災使用，還親自主持救災工作；第二，筑屋鋪路。薩鎮(zhèn)冰在南港、瓜山災區(qū)，盡心盡力幫助無家可歸的災民蓋房，使他們能安居樂業(yè)；在南港修建通往各鄉(xiāng)的大路，其中南港新街大路，寬達3丈，通行很方便。對此，鄉(xiāng)民高興地把它們定名為“通商”、“惠工”、“安康”之路；第三，建造蘇州橋。1928年，薩鎮(zhèn)冰在南港建造蘇州橋，竣工后，他寫詩云：“回憶當年涉病時，寒天沒脛劇堪悲；橋成今日諸無苦，來往行人險化夷?！雹菟_鎮(zhèn)冰在南港救災三年，使人民生活恢復了安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得到發(fā)展，南港呈現(xiàn)繁榮景象。南港民眾，為紀念薩鎮(zhèn)冰的功績，在橋北特建“薩公長壽亭”一座，亭中鐫刻張一琴代南港九十三鄉(xiāng)民眾撰寫的《薩公長壽亭記》。自立亭撰記以來，南港九十三鄉(xiāng)民眾將薩鎮(zhèn)冰的生辰稱為“長壽節(jié)”，爾后每逢這一天，家家戶戶都按歡慶民俗節(jié)日的做法來紀念薩鎮(zhèn)冰。
隨后，薩鎮(zhèn)冰還為民辦很多好事。1927年，他赴龍巖施賑，他深入閩西各地了解情況，同情貧困農(nóng)民，在龍巖兩年中，做了多項救濟事業(yè)，并為當?shù)氐撵粲睢⑸駨R、書齋、樓屋等書寫對聯(lián)等，受到農(nóng)民的敬仰。對此，當?shù)孛癖姙榱思o念他的功績，還給他建一座“肅威上將軍紀念碑”。1932年，薩鎮(zhèn)冰游閩東，在霞浦用華僑捐款及以工代賑辦法，發(fā)動群眾清理護城河，擴建東關(guān)市場及馬路等，并留有浚河詩碑，詩曰：“疏河大禹古稱仁，此日松城步后塵。萬眾辛勞天下負，功成千載利斯民?！雹尥晗?，臺風襲擊羅源造成災害，薩鎮(zhèn)冰又趕到災區(qū)救災。對此，羅源鑒江人民立石碑曰：“衽席吾民”，并紀其事；1933年，薩鎮(zhèn)冰到福鼎縣秦嶼鎮(zhèn)，募款修筑秦嶼海堤，以防海潮沖擊成災，海堤修成后，秦嶼人民稱之為“薩公堤”。同時，薩鎮(zhèn)冰又在秦嶼娘子步特建一樓，以為恤農(nóng)防盜之用，樓分上下兩層，共室四十間，秦嶼人民稱之為薩公樓；同年秋，薩鎮(zhèn)冰又在太姥山修石路三百六十級，以便行走，民眾稱之為薩公嶺。1948年，薩鎮(zhèn)冰居福州，同年夏末，福州鬧水災，薩鎮(zhèn)冰向華僑募款，親自施賑，并重修晉安橋，以利行走。

支持抗日救國

1933年12月20日，駐閩的十九路軍發(fā)動反蔣抗日的“閩變”，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薩鎮(zhèn)冰積極支持“閩變”，被聘為“人民革命政府”的高等顧問和延平省的省長。1934年1月，由于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剛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失敗了，薩鎮(zhèn)冰應蔡廷鍇的請求，親自趕赴馬尾向海軍借到艦船數(shù)艘，使受阻于烏龍江畔的十九路軍得以全部渡江南下。
“閩變”雖然失敗，但埋藏在薩鎮(zhèn)冰心底的抗日火苗仍在燃燒。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10月，他不辭老邁，奔赴南洋各地，在華僑中宣傳抗日救國，募集經(jīng)費、醫(yī)藥器械等物資，1938年春，便把這批物資器材運回祖國抗日前線，還有愛國華僑青年隨他回國抗日。1941年4月21日，福州被日本侵略軍占領(lǐng)。薩鎮(zhèn)冰為了堅持抗日，不為日寇所利用，他游歷川、鄂、湘、黔、陜、甘、滇等省，體察民情，宣慰同胞，他夢寐以求的是爭取抗日戰(zhàn)爭的早日勝利，盡力醫(yī)治好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以使祖國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

擁護人民解放軍解放福州

1949年夏天，薩鎮(zhèn)冰因小恙住入佛教醫(yī)院。7月27日上午，途經(jīng)福州的代總統(tǒng)李宗仁來醫(yī)院探望他，轉(zhuǎn)達蔣介石之意，力勸他前往臺灣，薩鎮(zhèn)冰以病堅辭之。后來，蔣介石又電朱紹良送薩赴臺，他又機智地拒絕了，其實這時我黨的地下人員已與薩鎮(zhèn)冰接觸過多次。薩鎮(zhèn)冰都表示要堅決留在大陸，迎接福州解放。8月17日，福州終于解放了。這一天，薩鎮(zhèn)冰即與劉通、丁超五、陳培錕、何公敢等聯(lián)名發(fā)出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歡迎人民解放軍的安民布告，即《告市民書》，并與群眾一起參加慶祝福州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薩鎮(zhèn)冰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新中國，寫有許多歌頌新中國的詩章。他盼望祖國早日和平統(tǒng)一，他說：“人類求安原有道，民治雖分終必聯(lián)?！雹?
1952年4月10日，薩鎮(zhèn)冰因病逝世于福州，享年94歲月。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均發(fā)來唁電。4月19日由福建省主席張鼎丞主持公祭。祭文說：薩鎮(zhèn)冰“一生廉樸，禮賢大士?！顟c中國之新生，老而益壯，積極參加人民民主事業(yè)，為保衛(wèi)祖國與世界和平不斷呼吁?！彼嵊诟Ｖ菸鏖T外梅亭。他的愛國愛民精神令人可欽可仰。

注釋：
①《中華民國海軍史料》下，第993頁，海洋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②《中日戰(zhàn)爭》叢刊，第6冊，第321頁。
③薩本仁著：《薩鎮(zhèn)冰傳》第60頁，海潮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④張一琴：《薩公長壽亭記》。
⑤薩伯森：《薩鎮(zhèn)冰先生軼事》。
⑥《霞浦文史資料》第3輯。
⑦《雁門薩氏族譜》第372頁。
作者簡介：
蕭忠生，福州市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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