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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爭是崇高還是大屠殺？那些光環(huán)和榮耀能給死難者的家屬帶來些許安慰嗎？究竟什么催生了戰(zhàn)爭？戰(zhàn)爭又催生了什么？
一方面權貴們告訴你要如何感受，行事；權貴階級讓民眾自由表達欲望和悲傷，從而使得權貴地位得以保持。
1863年春天，紐約女人街（Ladies’ Mile）盡頭的羅德與泰勒百貨（Lord & Taylor），新開了一家“喪服商店”，在那兒，因美國內戰(zhàn)喪偶的寡婦們，總能找到一款既大方得體又不落窠臼的喪服。一些銷售點子，顯然是來自費城同時期的喪服店貝松父子（Besson & Son）的廣告宣傳單：“黑色縐紗、黑色麻紗布料、黑色蕾絲、黑色桑蠶絲?！?/font> 盡管 那些遺孀早已逝去，可內戰(zhàn)的亡靈卻揮之不去，現(xiàn)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讓死者安息。和從前一樣，現(xiàn)在人們說的仍舊是這些陣亡的士兵和他們的犧牲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們?？墒?，不管是從前還是現(xiàn)在，在人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那些陣亡戰(zhàn)士橫尸遍野的慘狀，而不是參加內戰(zhàn)的士兵們活生生的形象，再多的黑色縐紗，也不能將他們的尸首裹住。這樣大規(guī)模的死亡幻滅了一個國家，同樣如林肯總統(tǒng)所見，也造就了一個國家，將幾個臨時的州變成了一個現(xiàn)代國家。一些新書試著把這些死者歸咎于特定的環(huán)境下：人們如何理解內戰(zhàn)傷亡？更有挑釁性：在某種意義上，死難者是甘愿赴死嗎？最挑釁的問題是：陣亡人數真有那么多嗎？美國內戰(zhàn)歷史學家、哈佛大學現(xiàn)任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出版了一本名叫《苦難之邦：死亡與美國內戰(zhàn)》（克諾夫出版集團；$27.95）的書，這本書可能就是解答這些問題最主要的著作。福斯特認為，1861年——1865年的殺戮需要重新引發(fā)人們思考，一套新的社會宗教儀式，一些源自《圣經》 ，但大部分卻源自世俗，是一套共和黨哀悼的宗教儀式。軍人墓園里一座座整齊排列的墓碑，對死因守口如瓶的禱文，都是對大規(guī)模殺戮的回應，而正是這些造就了我們。 與大多數美國歷史學家一樣，福斯特也是一位務實謹慎的社會構建學家，她認為哀悼的方式就像愛欲、貪婪、親情還有其他人類經歷固有的特征一樣，都有極強的可塑性。歷史學左翼學者認為，這些情感是自上而下被強加上去的；而右翼學者認為，它們是自下而上由人自主演化出來的；還有一些像福斯特一樣的自由學者認為，介于兩者之間，一方面權貴們告訴你要如何感受，行事；權貴階級讓民眾自由表達欲望和悲傷，從而使得權貴地位得以保持。每一次爆發(fā)新的戰(zhàn)爭（例如：珍珠港事件、9.11、某人的兒子戰(zhàn)死沙場）就會帶來片刻的震驚，很快電影里場景式的反應接踵而至，大家都是這么做的。福斯特書中的主題就是：如何讓這些反應形成一種定勢。 “死亡其實是一項任務，你需要明白的是如何正確對待、感受生命的最后時光?！彼龑懙??！熬瓦B死亡也需要參與和回應?！比绻@死亡聽起來像是一場畢業(yè)考試（“在戰(zhàn)死之前，請將下列問題全部填完，全部回答完，給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工作’”），事實上正是如此?！懊绹仨殹l(fā)現(xiàn)、發(fā)明、創(chuàng)造——一些方法和機制應對超過五十萬的死者：他們的死亡、他們的遺體、他們的損失?！?/font> 福斯特提醒讀者們，原以為要么是輕松取勝的小戰(zhàn)斗，要么至少也是將對手節(jié)節(jié)擊潰而大獲全勝，結果變成了一場血淋淋的消耗戰(zhàn)，在安蒂特姆河、弗雷德里克斯堡和莽原之役中，防御方的火力淹沒了進攻一方，大多數戰(zhàn)士們只能站在那里，眼睜睜地看著身邊的戰(zhàn)友一個接著一個倒下……“南北雙方均未曾想到戰(zhàn)爭帶來的傷亡會如此巨大，不斷升級的破壞叫人吃驚和恐懼，”書中繼續(xù)寫道： 美墨戰(zhàn)爭奪走了13,000條生命 ，其中戰(zhàn)死沙場的人不到2,000；內戰(zhàn)首戰(zhàn)——布爾倫河戰(zhàn)役打響，震驚全國，罹難人數竟高達900人，受傷人數達2,700人。待到第二年春天，夏伊洛戰(zhàn)場的傷亡人數近24,000人，這讓美國認識到，。一年后，到葛底斯堡戰(zhàn)役時，單單北方聯(lián)邦軍就報道，傷亡人數有23,000人，其中包括死亡人數3,000人。估計方邦聯(lián)軍的傷亡人數在24,000 至 28,000人間，在一些團中，傷亡率竟高達90%。到1864年春天，格蘭特將軍損失的士兵，一個多月里就有50,000人。 死亡的突然性令人震驚：剛成年的人們，在指揮部跟前就被小炸彈炸死了；在常規(guī)演習中，被隱藏在樹林里的狙擊手擊斃。戰(zhàn)場上沒有好死法，恐怕只有像亨利五世手下的拜占庭式的士兵或者安格魯諾曼長弓兵相信，憑借他們的驍勇、足智多謀，才有可能幫忙亨利決定死法。南北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就像是俄羅斯或者弗吉尼亞大轉盤一樣，走到戰(zhàn)場上，祈禱不要被子彈打中。愛荷華州的塞繆爾?霍金斯?馬歇爾?拜爾斯（S. H. M. Byers）記到“我記得有一場非?？膳碌膽?zhàn)斗，南北雙方的士兵互相朝著對方的臉部開槍，持續(xù)了一個半小時之久?！?/font> 戰(zhàn)士們近距離交火，沖向迎面而來的死亡，這樣組織有序的大屠殺就是戰(zhàn)爭的規(guī)則，到后來就是，一片混戰(zhàn)殺成一片。福斯特很好地向我們展示了戰(zhàn)爭的本質，美國內戰(zhàn)不是南北雙方的一段史詩，而是一段長達四年的恐怖、殘酷、暴力的殺戮。有了特遣部隊在東線英勇作戰(zhàn)，南方士兵開始無差別地殺害黑人士兵。“大兵亨利?伯德說，在1864年火山口戰(zhàn)役（彼得斯堡戰(zhàn)役的一部分）結束后，受傷的黑人士兵祈求一點點水喝，南方邦聯(lián)軍卻‘用刺刀猛刺’，殘忍地將他們殺害?！备Ｋ固貙懙?。接下來的命令受到了伯德的歡迎 ‘將他們全部殺死’；這是一個自覺完成得很好的命令。就在幾百碼外的地方，羅伯特?E?李將軍眼睜睜看著殘忍的殺戮進行著，卻無動于衷?！?/font> 戰(zhàn)場上，尸橫遍野，幸存下來的戰(zhàn)士不得不踩著尸體撤退。尸體都變成了“腐肉，與其說是被殺死，不如說是被屠戮。 ”福斯特寫到。一名士兵不小心踩到了死人的腿上，說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塊腌火腿，硬硬的，可是有肉的感覺。”安蒂特姆河戰(zhàn)役結束后，一位外科醫(yī)生這樣說道，“尸體基本上都未被埋葬，一具具尸體就這樣依次排列，排成了一條直線，等待埋葬。至少有1,000具尸體，黑紫發(fā)脹，七竅流血， 。一位葛底斯堡的戰(zhàn)士觀察到：“腐尸變成了藍色，然后變成黑色。“比如描寫戰(zhàn)場的文章常常會提到‘發(fā)黑的尸體 ’，這些尸體和我在書上讀過后想象的不同，不是略帶紫色的，而是藍黑色，一句尸體如果長著黑發(fā)，就變得像是個黑人了”。（福斯特指出：在一個”種族和膚色如此重要“的國度，這種腐爛的狀況是多么地令人不安啊。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為了應付這些恐懼，一整套新的 儀式誕生了——這些新東西，不是設計來讓活下來的人“無視”現(xiàn)實情況，而是要讓他們相信可怖的現(xiàn)實是必然的和崇高的。福斯特此書的魅力和獨具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它展示出哀悼這種事是如何完全變成了資本主義的買賣，在整個社會成為商業(yè)用途。當然，國家哀悼商店包括那些鼓舞人心的詩歌，高度的夸張和修辭，還會用氯化鋅為尸體防腐，至少可以讓一些尸體在運回家鄉(xiāng)時，還能看得清形狀。（事出同樣的原因，冰凍棺木也開啟了它的低一級市場。福斯特復制了一整頁廣告，其中就有葛底斯堡報紙在戰(zhàn)爭打響后刊登的廣告，比如：“尸體運輸”：“不論路途多遠，路上要走多長時間，尸體都會保存得自然而完好?！保?/font> 這些新儀式的效果強化和普及，得益于電報和相片的最新發(fā)明。電報意味著戰(zhàn)場上的動態(tài)以及令人驚恐的“名單”，可以很快地遞到后方。人們不必送自己的兒子或丈夫去那人間地獄——他們可能幾年后才能回來或者本就回不來了——就可以而且很快地知道那邊的消息。對于士兵來說，各種新式照相法——錫版、銀版和玻璃版——留在家里的人更加真實且恒久；許多士兵死時手里還攥著家人的照片。最為有名的一位陣亡士兵是北軍的阿莫斯·休明斯頓，他死于葛底斯堡，人們發(fā)現(xiàn)他時，只在他手里找到一張玻璃版照片，上面有三個孩子，但沒有找到其他的身份證明?！叭藗冏罱K得以確認他的身份，這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報刊雜志紛紛發(fā)表紀念文章，人們用各種詩歌、歌曲，來懷念他，這位摯愛的父親，臨死時，依然用自己的眼睛和心靈注視著8歲的富蘭克林、6歲的愛麗絲和4歲的弗雷德里克，”福斯特寫道。以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者所欣賞的諷刺方式，手攥照片的休明斯頓在弗蘭克·萊斯利的木刻畫中被人們永久地懷念著。 福斯特將這些儀式與禮儀以及人們更熟悉的公墓和“衛(wèi)生委員會”，置于人們不斷變遷的家庭信念的更大背景之下。在歐洲，由農民和無產者——他們中的大部分在被送到軍隊后，都與家人脫離了干系 ——組成的步兵和一小部分職業(yè)軍官所組成的骨干，按照行伍的職業(yè)要求，參加職業(yè)戰(zhàn)爭，相反，美國內戰(zhàn)的士兵則與家庭保持著緊密的聯(lián)系。他沒有在少年時就被征召入伍，然后在大陸的帝國混戰(zhàn)中陣亡，而是奔赴弗吉尼亞，為俄亥俄和賓夕法尼亞而戰(zhàn)。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家中等待著他的歸來。對資產階級小家庭的“現(xiàn)代”歸屬感，并不是剛剛出現(xiàn)在美國內戰(zhàn)時期，相反，或許人們對它的看重程度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對于戰(zhàn)地陣亡的古老事實，不能闡釋為歐洲所保留的某種意義上的中世紀遺古，而應當在資產階級生活的文法中進行剖析。在《名利場》中，滑鐵盧戰(zhàn)役既是一次社會活動，也是一場代價高昂的貴族游戲；愛米莉亞丈夫的死，是危險生活中的一次冒險。相比之下，在描寫北方戰(zhàn)地后方家庭生活的杰作《小婦人》中，馬奇家的姑娘們認為，父親在部隊中服役并不是賭博，而是一種犧牲。促使新的命名和關懷儀式產生的原因，福斯特寫道，“是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和孩子的痛苦，他們無法忍受以沒有文件證明、未有經過證實、沒有得到承認的方式失去自己的親人。美國內戰(zhàn)發(fā)生在一個新的、自我覺醒的博愛時代…一個家庭紐帶得到稱頌和感傷的時代，甚至是一個相信自己有力量、責任以及專業(yè)知識，去撫慰創(chuàng)傷的時代?！?/font> 福斯特正在勾勒出一條現(xiàn)代意識的斷層線。這些年來，盡管傳統(tǒng)的宗教虔誠意識濃厚，一種新的意識卻出現(xiàn)了，那就是年輕人的死在上帝的眼里永遠都是不正當的，而且在另一個世界的聚首也永遠無法彌補這一點。只有借助于一種模糊的天意和國家的延續(xù)，他們的死才有意義。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講，通過高貴的近乎圣經式的語言，將無恥的民族主義提升為大眾政府的閃亮典范；而且它還引起了共鳴，因為它說出了很多人的感受。很少有人在永生的承諾中找到慰藉。更多的人是從一個值得鑄造的新世界的理念中找到的。 這一轉變并不算小。在過去的大部分的時間里，人們一種垂直的方式生活著，天堂在上，地獄在下。如今，人們則是平行地活著，有我們可以修補或延伸的過去在后，有我們?yōu)槭股罡盟鶠橹龀鰻奚捅砺实暮髞砣嗽谇啊＃ㄔ诹私庾鳛樗茉煸瓌t的性與死的情況下，我們同樣是平行地活著。）內戰(zhàn)是完成這一轉變的地方。戰(zhàn)爭結束的時候，福斯特所列舉的那些儀式不僅僅是世俗的，而且是暗暗地反宗教的，將戰(zhàn)爭的意義完全限制在現(xiàn)世的得與失之中。與其說是以一種斷然拒絕的方式，不如說是以另一種強加的辭藻和語言的解釋的方式，死亡與痛苦的程度似乎損害了一個好上帝的理念。 為陰森恐怖的戰(zhàn)爭賦予形式和含義的努力，可以從悼念儀式上看得到，但同樣也可以從描寫戰(zhàn)爭的文學作品中看到。正如福斯特所承認的，文學某種程度是在表達自己 。艾米麗·迪金森和安布羅斯·比爾斯并不能“代表”任何事物；如果他們能的話，那他們就無足輕重了。但是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從戰(zhàn)爭中所提煉出的一種奇特的、酸澀的和懷疑的語氣，揭示了這個時代對儀式和辭令的探尋。沃爾特·惠特曼是福斯特書中真正的英雄，因為只有在他身上，這個雙重運動——靠近作為崇高事業(yè)的戰(zhàn)爭，遠離所有恐怖屠殺的戰(zhàn)爭——才是有意識的和完整的。福斯特提醒我們惠特曼與戰(zhàn)爭的關系是多么的密切——不僅僅是作為一名詩人或記實者，而且還是一名見證人，更令人感動的，他還是一位執(zhí)著的“信使”，一位為喪親者寫信的人。即便是在他創(chuàng)作那些偉大戰(zhàn)爭詩篇的同時，他還不斷地給陣亡將士的家屬寫慰問信，正如福斯特所說的，那些偉大詩篇“沒有超越自然重生的關于來生的諾言，”在那里，遠非高貴的痛苦并未結束：
對于福斯特這些歷史學家來說，關于內戰(zhàn)的一個關鍵事實，是屠殺所帶來的令人始料未及的震驚程度：沒有人料到會有那么多人陣亡，而且人們還不得不盡全力去粉飾這一事實。但是，如果內戰(zhàn)的殺戮和死亡是戰(zhàn)前美國所希望的，并且是已經形成且存在著的，那又會怎樣呢？這就是馬克·S·尙茨令人注目的修正主義歷史作品《天國的期待：美國內戰(zhàn)與美國的死亡文化》的論點。他認為，死亡崇拜早于死亡這一事實。“即便在將軍們親身經歷了來復槍、塹壕戰(zhàn)和遠超大炮所帶來的可怕影響之后，他們仍然堅持制定相同的戰(zhàn)地秩序，”尙茨寫到。“或許更令人驚奇的是，士兵依然服從了命令，后方的親人接受了這些慘重的傷亡，認為這是為戰(zhàn)爭所付出的正常代價。然而，這種毀滅性的死亡卻一點也不正常。但是，對于那些沉浸于希臘復興的軍事和民間傳統(tǒng)之中的人來說，在戰(zhàn)場上英勇陣亡，是一件可以理解且令人崇拜的事情?！?/font> 令他們不斷死去的不僅僅是對柱廊和人字山墻的回憶。尚茨訴我們，新教徒對來生的崇拜，有一種美國布道中的民間藝術特性。天堂不僅僅是關于光榮的普通概念，它還是關于轉世的特定理念：在來生，你不僅僅是一個好心的游魂；你還會取回自己的軀殼，它像新的一樣好。他寫到： 對于身處這種環(huán)境的人，在天堂中重塑軀體的愿景，或許是不可抗拒的。我們沒有證據證明，那些士兵甘愿冒喪命和殘疾的極大風險，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會在天堂中恢復原貌。但是，在一個此種觀念盛行的文化中，對于在天堂中找回完整且光榮的軀體的真切信念，不可能遠離他們的頭腦。 尚茨說：尚武精神的復興；狂熱的天堂愿景；確保安息之所的鄉(xiāng)村墓園運動—所有這些都為美國士兵的犧牲做好了準備。在他看來，不是血淋淋的戰(zhàn)爭創(chuàng)造了這些風俗和儀式；而是這些風俗和儀式令血淋淋的戰(zhàn)爭成為可能。 尚茨的書中有很多叫人難忘的文字描述，還有戰(zhàn)前那些年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誕故事—你只有通過回想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主人公—埃米琳?格蘭杰福特(Emmeline Grangerford)還有她的墓園詩才能找到這種感覺—它是多么詭異和病態(tài)還有蠻荒，也只有美國人能做到這一點了。然而，讀者最終感到這不過是一部近乎自我嘲弄的文化史。尚茨給牧師和詩人的辭藻還有人們的行為之間所畫的界線恐怕是太絕對了，以至于難以置信。全部狄更斯病，所有關于來世的“救贖”布道 統(tǒng)統(tǒng)不能把人拉到戰(zhàn)場上去。況且，我們要說的是：士兵們不是勇敢地沖向叫人榮耀的死亡；而是在可怖的大屠殺面前畏縮著；可是最終驅使他們集體前去的是什么—是軍人的“服從命令”的天職，是害怕自己跟旁邊那個“膽小鬼”一樣。這時，你就是他的后盾，跟你的國家，你的教堂根本沒關系。 對死亡普遍地狂熱崇拜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內戰(zhàn)是如此血腥。可是，換個角度結果會怎樣呢？（出于所有不可思議的想法）這場戰(zhàn)爭原本沒有那么殘酷，之所以給人這種感覺，僅僅是因為我們是在回顧歷史；或者它就是美國人生活偏狹自戀的一部分—就是說要賦予它特殊劃時代的意義。這正是小馬克 E. 尼利（Mark E. Neely, Jr.）一書—《內戰(zhàn)和破壞的限度》的中心思想，此書頗有挑釁意味，可是還有些說服力（哈佛；￥27.95）。尼利用很大的篇幅順帶著貶損了福斯特的早期作品，他提出：只是到了我們的時代，內戰(zhàn)才被看作是一場全面戰(zhàn)爭。在一項由福斯特發(fā)起的研究中，尼利重新計算了陣亡人數；結論是：實際數字是北方-135，000；南方-66，000?！熬徒^對值來講，北方的死亡人數是越南戰(zhàn)爭的2.5倍；而南方則遠遠低于1.5倍,”尼利寫到。”而它們根本沒法跟在二戰(zhàn)中的傷亡數字相提并論?！?/font> 可是，繼續(xù)讀下去，你會發(fā)現(xiàn)尼利并不是真的反對福斯特的觀點—士兵們確實是站在那兒看著同伴死去；尸橫遍野，腐爛而發(fā)黑。他不是說上述觀點是錯誤的，而是有些偏狹?，F(xiàn)實中，我們的內戰(zhàn)發(fā)生在十九世紀中葉，跟任何其它戰(zhàn)爭或多或少地相似—克里米亞或是美，傷亡差不多就是這樣了。尼利提出，行文中的謬誤，致使我們把交戰(zhàn)雙方的死亡數字加在了一起，以至于全部”美國人“的傷亡大得叫人誤解。 實際上，這就好比把二戰(zhàn)中德國和英國的傷亡加在一起，而將其稱之為“全歐洲”的傷亡一樣?！叭绻?，我們一定要把內戰(zhàn)中的傷亡看作“一個國家”的情況，那么總共360，000還是沒法跟二戰(zhàn)中的我們的407,000慘狀比較，”書中寫道。“260,000盟軍傷亡也只占到二戰(zhàn)傷亡的64%而已?！敝挥性谶@時，美國內戰(zhàn)才可稱得上是全面戰(zhàn)爭：只有當你不巧是黑人或土著的時候內戰(zhàn)才能算是全面戰(zhàn)爭。“總體指導思想上對士兵們可能造成的破壞嚴格限制其實根本就是我們戰(zhàn)士自覺自愿的種族標志了，”尼利毫不客氣地宣稱。而出于神圣化內戰(zhàn)的動機，他還說，美國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暴力崇拜”：將內戰(zhàn)中的暴力看得無比宏大和史無前例，這樣，這場戰(zhàn)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史詩般的意義了。 可是嚴格說來，如果內戰(zhàn)都不是“全面戰(zhàn)爭”，哪一場又是呢？即使是二戰(zhàn)的東部戰(zhàn)線(懵懵懂懂的部隊在黑夜里廝殺—如果這都不叫“全面戰(zhàn)爭”的話，沒有哪個能叫了)，也是正規(guī)軍團按正規(guī)章程打的仗！ 當俄國人最終拿下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個德軍總部時，盡管他們之前遭受了大面積的，無數的，更無以言表的痛苦，俄軍還是把這些殘兵敗將帶去大食堂里，克制而有禮地盤問。而這樣的待遇更是第六軍的幸存者（德軍）們激烈爭論的話題。據估計，蘇維埃一方的總傷亡大概是其人口的12%，而德軍則不到這個水平。這可是相當龐大的數值了，十分之一就可以叫做“大毀滅”了；然而，跟1348年發(fā)生在歐洲的“黑死病”（鼠疫）疫情比（那時，至少死了三分之一人口），12%真是太小了，小到我們可以迅速恢復元氣，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這樣看來，即使是全面戰(zhàn)爭也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全面”。 按尚茨的分析，內戰(zhàn)是非同一般得可怕，大大超出人們的預期；對尼利來說呢，內戰(zhàn)又完全沒有那么可怕。所有這些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這場戰(zhàn)爭幫助我們實現(xiàn)了道德的現(xiàn)代化進程。我們感覺在死亡和其它紛繁的事件之間有一道鴻溝，而我們敬畏它，無法逾越它。這鴻溝就是我們的道德，就好比光速一樣，亙古不變,難以超越。假設 不到1%的大眾患了抑郁癥，或肥胖癥，或是無法找到對象，甚至是流離失所，我們還是能調適自己給予理解：還不算太糟！可是400,000人喪命，1,000,000罹難者的親屬的生活籠罩在死亡帶來的陰影中—這數字就大到難以想象了，恐怕窮其一生也不能遭遇到這樣多的人。這就是為什么僅僅只有萬分之幾的數字（紐約人在911事件中的傷亡率）對紐約來說如此要緊了。 總得來說，自由文明中有一種古怪的雙重意識。一方面，這種意識極為看重個人和個人的直接聯(lián)系——家庭、花園、社團，還有盼你歸來的小婦人。另一方面，告訴我們，這是以群體死亡，集體屠殺，以及父輩的經歷為代價的。（這種不平衡的解釋或者說明了為什么我們這么重罰謀殺，為何那些最受人歡迎的脫口秀，午夜電視節(jié)目都鐘情于跟兇殺有關的傳說，典故；其實，這些案情所占的比例只是警察日常工作中小到可以忽略的一部分。） 最感人的內戰(zhàn)故事說的就是那些認識到這二元對立世界的人們：他們認為內戰(zhàn)的出發(fā)點是好的毋庸置疑，但卻找不到可以用來哀悼亡靈的適宜的物件；他們無視教堂和布道里的那些有關天堂和地獄之類的說教，試圖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找到可以用來慰藉亡靈的東西，藉此使沉痛的打擊變得有意義。福斯特講了一個關于亨利?英格索爾? 鮑迪奇（Henry Ingersoll Bowditch）的故事。亨利的兒子內森（Nathan ）1863年在弗吉尼亞死掉了—因為受傷后被丟在戰(zhàn)場上無人問津。悲慟欲絕的父親試過那些常有的安慰人心的說辭：去聽布道，讀啟發(fā)人的詩文；他對自己說，內森死得其所，他是幸福地死去的；還告訴自己，就像牧師說的那樣，內森不過是在咫尺之遙的另一邊等我們而已。可是，所有這一切都不管用；沒有什么能補償你的生命。“我的心似乎碎了，”父親說，并且他無法把傷痛拋在腦后。后來，他參照兒子用過的一把劍的形狀，做了一個紀念碑，用聲討戰(zhàn)場救護這樣一些或許可能救他孩子命的東西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就死亡來說，根本沒有慰藉可言，可是生活還是要繼續(xù)，壓根沒有榮耀，它所留下的只有無盡的哀傷以及在遙遠未來可能有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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