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7日，一隊據(jù)信屬于“光輝道路”的武裝人員潛入秘魯庫斯科地區(qū)的一個建設工地，焚毀了一家跨國石油財團的三架直升機。此前一年，在同一地區(qū)還曾有40名石油公司工人被綁架，稍后得到釋放。這是媒體上所能看到的關于“光輝道路”的最新報道。

　　“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是秘魯一個毛派反政府游擊隊組織，在80年代，該組織在秘魯?shù)幕顒宇H為活躍，時常制造事端。1992年，在CIA的協(xié)助下，藤森政府的在清剿行動中逮捕了該組織首腦古茲曼，其后該組織其活動開始日漸減少。不過，該組織的意識形態(tài)與策略被其他奉行馬克思主義的游擊隊所效法，例如在尼泊爾支持毛澤東思想的尼泊爾共產(chǎn)黨。

　　秘魯共產(chǎn)黨2010年制作的日歷封面

　　從學生運動到上山打游擊

　　實際上，“光輝道路”游擊隊組織從來沒有自稱為“光輝道路”，他們正式的名稱為“秘魯共產(chǎn)黨(毛派)”，是從秘魯共產(chǎn)黨紅旗派中分裂出來的。

　　在1980年代，“光輝道路”在自己的報紙上一直把秘魯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何塞?卡洛斯?瑪麗亞特加的一句名言“馬克思列寧主義將打開通往革命的光輝道路”放在通欄標題的位置，而由于秘魯?shù)墓伯a(chǎn)黨組織一度多如牛毛，各組織的正式名稱又都很相似，人們只能通過他們的出版物來辨別這些組織。于是，一個在“武裝斗爭”和“鎮(zhèn)壓反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組織就這樣被冠以了一個充滿異國情調(diào)和烏托邦色彩的名稱。

　　“光輝道路”的精神領袖阿維梅爾?古茲曼(Abimael Guzmán)曾是一位大學哲學教授。1960年代，當古茲曼還在大學教書的時候，就已經(jīng)接受了毛澤東思想，并開始在秘魯?shù)拇髮W校園中廣泛傳播。到了1972年以后，古茲曼及其領導的毛派共產(chǎn)黨組織一度成為秘魯各大學中最為強勢的政治團體，但很快又在意識形態(tài)競爭中敗北。

　　1980年以后，黨的領袖們意識到，搞學生運動和罷工并不能“取得政權(quán)”，根據(jù)毛澤東的游擊戰(zhàn)和人民戰(zhàn)爭思想，古茲曼決定放棄大學校園這一陣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上山打游擊去!”。

　　“光輝道路”的宣傳海報。在“光輝道路”的隊伍涵蓋了從知識分子到工人農(nóng)民的廣泛階層。

　　在秘魯?shù)呢毨絽^(qū)，偷牛是非常嚴重的罪惡，通過處死“偷牛賊”之類的“地主惡霸”，光輝道路獲得了一些農(nóng)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光輝道路發(fā)展的早期，秘魯當局并不在乎農(nóng)村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利馬的政局并不穩(wěn)定，民選總統(tǒng)被軍事政變推翻，而軍人政府則更注重于維護首都利馬的統(tǒng)治。在開始的幾年中，光輝道路在“白區(qū)”的夾縫中艱難而卓有成效得生長著。

　　與此同時，光輝道路也在加強自己的組織建設，在“第二次中央全會”期間，所有的領導人都聚集起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但顯然，古茲曼本人是只能“自我批評”而不能被“批評”的。

　　第二次中央全會還決定成立第一軍事學校，黨政干部在那里學習武器的使用和游擊戰(zhàn)理論，主要的教材自然是古茲曼對毛澤東思想的“注解”，這樣的“組織生活”提高了光輝道路核心團隊的凝聚力和政治素養(yǎng)——除了從大學中直接投身革命的知識青年，大部分光輝道路新補充的干部都是安第斯山區(qū)的農(nóng)民，政治學習在當時顯得異常重要。

　　到80年代中晚期，光輝道路已實際控制秘魯國土三分之一強。

　　“光輝道路”在不同時期的活動區(qū)域

　　領導層覆滅

　　當在農(nóng)村站穩(wěn)腳跟以后，古茲曼放棄了“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教條”，而是直接在資本主義統(tǒng)治的核心——首都利馬展開“武裝暴動”，汽車炸彈襲擊，謀殺政府官員和其他左翼政黨領袖，而利馬當局顯然對這樣的“非常規(guī)”手段無計可施。

　　就在此時，1992年，鐵腕強人、“中國男孩”藤森通過選舉上臺執(zhí)政(在拉美人看來，日本人和中國人沒有什么區(qū)別，他們都來自地球的另一端，日裔的藤森從政伊始就獲得了“中國男孩”的外號)。此時，不滿光輝道路后來所推行的“土改”政策的秘魯農(nóng)民又自發(fā)組織起自衛(wèi)武裝，藤森上臺后很快給他們以合法地位，據(jù)秘魯政府統(tǒng)計，有7000多個此類武裝前往政府登記。另一方面，藤森整頓軍隊，使得一度因軍紀廢弛而聲譽掃地的政府軍形象有所好轉(zhuǎn)，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與藤森當局展開合作，提供情報和反游擊戰(zhàn)訓練方面的支持。光輝道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而古茲曼的對策是在利馬發(fā)動更多的“武裝暴動”——當然，這種行動被“資產(chǎn)階級”稱為“恐怖襲擊”。1992年9月12日，光輝道路包括古茲曼本人在內(nèi)的主要領袖，在利馬舉行秘密會議策劃下一步暴動的時候被警方一網(wǎng)打盡。光輝道路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迅速崩潰，而此后接替古茲曼的拉米雷斯也于1999年被捕，此后的光輝道路幾乎銷聲匿跡。

　　進入21世紀，唯一還在活動的光輝道路武裝是其一個軍事小派別“前進”，并制造過一些“麻煩”，但秘魯整體的局勢正越來越趨向安定與和平，“前進”的活動也越來越少。2006年2月，“前進”的軍事領袖亞歷山德羅?托雷多被政府軍擊斃，秘魯政府表示，托雷多的死標志著“光輝道路”的威脅被徹底清除。

　　古茲曼被捕后，秘魯軍方將其關在鐵籠中押送至一處海軍基地。

　　拉美革命走向何方?

　　事實上，不僅是秘魯，整個拉美地區(qū)都長期被“美國后院”和“革命策源地”的雙重身份所困擾。

　　在秘魯鄰國哥倫比亞，也曾活躍著一支強大的左翼游擊隊。成立于1964年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算得上是整個拉美地區(qū)現(xiàn)存“歷史最悠久”的反政府武裝，其現(xiàn)有成員8000余人。

　　FARC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1958年之間的哥倫比亞內(nèi)戰(zhàn)。當時傾向于左翼的自由黨落敗于代表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保守黨。落敗后的一部分自由黨人轉(zhuǎn)向共產(chǎn)主義，其中的一支游擊隊，由帶有傳奇色彩的曼紐爾·馬魯蘭達(Manuel Marulanda)領導。1966年，馬魯蘭達將其手下武裝改組為現(xiàn)在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并樹起了“打倒寡頭統(tǒng)治、均貧富和土地革命”的大旗。

　　多年后，馬魯蘭達曾回憶說：“那時，我和多數(shù)起來反對政府的農(nóng)民武裝一樣，只想對抗當?shù)氐木?，并沒有長遠的革命理想與政治追求。后來，我受到了哥倫比亞共產(chǎn)黨的全面影響，特別是共產(chǎn)黨把政治委員路易斯·馬蘭蒂斯派到我的隊伍中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是政治理想?！?/P>

　　直到上世紀80年代，F(xiàn)ARC還是一支相對純粹的左派武裝，主要活動于貧苦的農(nóng)村。因為其挑戰(zhàn)哥倫比亞社會種種不公的形象，而曾經(jīng)獲得過國際社會的支持。

　　1984年，F(xiàn)ARC曾經(jīng)試圖與哥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成立了名為“愛國同盟”的合法政黨，并且加入了國會。但是和平并沒有到來，右翼勢力、敵對毒品販子和軍方秘密暗殺小隊不斷暗殺愛國同盟成員，慘遭毒手者達3000人，包括多名議員和總統(tǒng)候選人。1994年，“愛國同盟”解散，武裝斗爭再度爆發(fā)。

　　2002年，阿爾瓦羅?烏里韋?貝萊斯(Alvaro Uribe Vélez)當選哥倫比亞總統(tǒng)。1983年，烏里韋的父親、一個富裕的牧場主被FARC綁架并殺害，使得烏里韋在執(zhí)政后誓以徹底清剿FARC為己任。烏里韋的清剿計劃有兩個關鍵支撐，一是組建精英特種武裝，二是依靠美國的強力支持。美國不但提供了高達30億美元的援助，并且派遣軍事顧問直接指揮哥政府軍的行動，有超過900名美國軍事人員被部署在哥倫比亞，包括情報專家、技術人員和特種兵。

　　在名為“Plan Patriota”(愛國計劃)的清剿之下，F(xiàn)ARC的勢力開始萎縮，目前僅僅活動于靠近委內(nèi)瑞拉的西南部山區(qū)。進入21世紀，F(xiàn)ARC更是逐漸開始從事販毒、綁架和種種恐怖主義的行為，以毒資和綁架贖金充當活動經(jīng)費，組織開始變質(zhì)。不過，去年2月，F(xiàn)ARC宣布將摒棄長達數(shù)十年的綁架人質(zhì)獲取贖金的做法，并且將釋放所有關押在叢林監(jiān)獄里的人質(zhì)，這也被視為FARC有可能邁向和平的跡象。

　　盡管拉美地區(qū)的武裝革命如今正在銷聲匿跡，但以查韋斯、莫拉萊斯為代表的新一代拉美政府領導人卻繼承了他們的左翼色彩。巴西今年爆發(fā)的大規(guī)模民眾抗議，也被拉美媒體視為年輕一代無產(chǎn)階級的亮相。

　　現(xiàn)在，秘魯共產(chǎn)黨依然活躍，即使光輝道路失敗了，毛澤東主義還是在秘魯擁有廣泛的支持者。或許有一天，另外一個“光輝道路”又會通過某種令人驚奇的方式在拉美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