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別人的?！罢f別人的”大致為為學的入門階段。由于學者此時主要處于學術的積累階段，故其所學、所思多為前人之言，大抵屬“鸚鵡學舌”的階段。雖則亦偶爾有自以為新奇、過人之思，而事實上早已為“他人”（前人）所說，只是限于自己的視野未能知曉而已。此種狀況若表現(xiàn)于文章中，則多以“引用”他人之言為主：如孔子如何說，孟子如何說、曾子如何說，通篇下來，似乎沒有自己的主見。若論及“說別人的”之效用，則無非在于將“他人之言”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成為“體系”而已。客觀地講，初學者，能理清學術線索，做到心中有數(shù)，已屬不易；并且“說別人的”，至少有利于學術積累。更何況，即使天才也是從模仿別人開始的。但問題在于，如果學者終生僅僅停留于此，則無異于“宣傳器”或“復讀機”，了無趣味。

　　替別人說?！疤鎰e人說”當然有“非學術”上的因素，由于受制于諸如環(huán)境乃至其他外在因素，不得不“替人說話”。不過，筆者所謂的“替別人說”，主要定位于學術立場。當“初學者”在經(jīng)歷“說別人”的之后，經(jīng)過鑒別、斟酌，逐漸被他人的理論所吸引、俘獲，進而“進入”他人的理論體系之內，于是自然而然地站在“某一家立場”且為之“言”。此非但對一般的學者而言如此，即便歷史上的大師亦有此經(jīng)歷。如孟子替孔子“言”，陸九淵、王陽明替孟子“言”；又如莊子替老子“言”，王弼、郭象替莊子“言”。中哲如此，西人亦如是，如柏拉圖替蘇格拉底“言”，亞里士多德替柏拉圖“言”——雖然亞里士多德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之言。當然，上述大師“替他人言說”自然不同于一般學者的“替他人說”，因為“大師”是借“他人口”言說自己的，而一般的學者多停留在對某家學問的解釋上——甚至這種解釋（“替別人說”）都未必準確。自然，“替別人說”，有利于學術傳承，有利于人們對某一學派的深入理解和弘揚。但假若終生“拜服于”某一家言下，不敢越雷池一步，則勢必局限了學者的視野。因為“替別人說”至多只能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或“能手”，而不可能將學術有所推進，罔談大師?

　　說自己的。由“替別人說”取代“說別人的”，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學者由“學術局外人”向“局內人”的轉變，但無論“說別人的”還是“替別人說”大多表明學者仍缺乏自己的“原創(chuàng)性”——當然有創(chuàng)見的大師即便在“替別人說”時仍不失創(chuàng)造性。然而，當下這樣的人委實不多。

　　“說自己的”是指學者能原創(chuàng)性地發(fā)出自己“獨一無二”的聲音，而非簡單地重復、復述他人?！罢f自己的”乃學者學術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亦是學者人格獨立的重要體現(xiàn)。它一方面要求學者有豐厚的學術積累、縝密而敏銳的思維和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只有在豐厚的學養(yǎng)基礎上反復歷練，并將其所學融會貫通，最終將“外在知識”化為“內在體悟”，且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簡言之，“說自己的”意味著學問或知識乃是“從內向外的自然迸發(fā)和流淌”，是一種融攝經(jīng)驗、學識和人格復合物，且這種復合是有機的、圓融的，猶如華嚴宗所謂的“圓融無礙”的境界——此為學問的境界。另一方面“說自己的”還需要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獨立的人格。學術層面上“說自己的”固然已非易事，回顧人類思想發(fā)展史、學術發(fā)展史，真正能“說自己的”的天才何其少矣！而敢于堅持自己的學術立場“說自己的”則更寥若星辰了——因為有時“說自己的”并非純粹的學術爭鳴，更多地它還涉及對權威、權勢和習慣勢力的挑戰(zhàn)。因此，即便有些天才有“說自己的”天賦和才能，但卻沒有敢于“說自己的”膽量和氣魄，而終于或沉默不言，或竟違心地轉向“替別人說”的立場。在現(xiàn)代學人中，陳寅恪、馬寅初、梁漱溟、魯迅等可謂“說自己的”的典范，他們體現(xiàn)出來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亦往矣”的“孤往”精神感動著后世學者，他們的學養(yǎng)和風骨堪稱知識分子的楷模。他們才是真正的大師——此為人格的境界。

　　葉秀山先生曾有“自由的學問和學問的自由”之精辟論述，可謂為筆者“說自己的”淺見做了最好的注解：“自由的學問”可看作學問的境界——在學理上圓融無礙；“學問的自由”可謂人格的境界——做學問須堅持自己的獨立、自由的立場。當然，在普遍缺乏“冷板凳精神”的當下，“說自己的”，何其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