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靜安寺一帶成為老上?！笆镅髨觥钡奈靼氩?，百樂門舞廳亦坐落于此。

百樂門舞廳舞池內景。

　　以靜安寺為核心的滬西一帶，在19世紀中葉時，還是河汊交織、田陌縱橫、村落稀疏、人煙稀少的鄉(xiāng)村。直至20世紀初，隨著公共租界、法租界的越界筑路擴張和市政建設的推進，洋人、買辦和富商紛紛在道路兩旁爭購土地，營造私園、住宅，開設店鋪、作坊、工廠等，由此開始了城市化的步伐。1908年初，英商有軌電車開始在靜安寺至外灘間載客運行，是為上海最早的公共交通，同時也將城市的東西連接了起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該區(qū)域內公寓大樓成片崛起，文教設施不斷興建，工商業(yè)日趨繁榮。而新式里弄的興建，又吸引大批外地移民紛紛遷入定居。靜安寺一帶遂成為老上?！笆镅髨觥钡奈靼氩?。1933年12月14日下午，有“遠東第一樂府”之稱的百樂門飯店在此舉行了落成典禮，此后的十余年間，它為市民的娛樂生活和海派文化的發(fā)展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可謂是上海乃至整個遠東的“舞廳之王”。

百樂門的創(chuàng)辦與創(chuàng)辦人

　　百樂門是如何誕生的？是誰投資建造的？關于這個問題，1933年11月15日《申報》第13版有一個簡要的解釋，即“本埠自大華飯店停歇以后，各界仕女每感缺乏相當地點，以供交際宴會之需。茲有紳商巨子，糾集巨金，籌建百樂門大舞廳兼設飯店（PARAMOUNT BALLROOM and HOTEL）于滬西，興建至今，已屆一年”。百樂門建筑的總設計師楊錫镠稍后也宣稱：“獨公共宴舞廳（Ball Room）自大華飯廳因地權易主而發(fā)展停業(yè)后，數年來無相繼者。雖后起一二，亦非隘即陋，與大華飯店已不可同日語矣。近來上海繁榮日甚，社會需要日亟，滬上人士，亦莫不渴望大規(guī)模之新穎宴舞廳實現，遂有百樂門大飯店之計劃，擬為宴舞事業(yè)開一新紀元?！?（《百樂門之崛興》，《中國建筑》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

　　顯然，百樂門的出現和滬西大華飯店的停業(yè)，以及跳舞熱潮發(fā)展到一定程度，舞客對超大、豪華舞廳的需求有關。

　　上文中所說的“紳商巨子”又是誰呢？近年來的諸多出版物在談到百樂門的創(chuàng)辦人時，通常會分別涉及兩個人，其一是浙江南潯富商顧聯承（又作顧聯丞），其二是晚清名臣盛宣懷的七女兒盛瑾如（愛頤）。

　　上述這兩種版本，雖然流傳甚廣，但迄今未見有人提出切實的證據。而筆者新近倒是在上海市檔案館找到了一份資料（Q275-1-2033，第56頁），頗能說明一些問題。它是1935年4月11日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對經營百樂門飯店的大成公司所作的調查，內稱：

　　大成公司

　　地址:上海愚園路極司非而路。

　　營業(yè)種類:經營百樂門大飯店。

　　設立:民國二十二年。

　　資本:國幣十九萬元。

　　組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顧重慶, 前任東方匯理銀行買辦。

　　常務董事:莊鑄九, 年約三十余歲,系常州巨族之后裔。周芝生,年約三十余歲,上海人,周芝記營造廠主人。

　　董事:顧聯丞、錢南山、洪左堯、周炳臣、鄭希濤。

　　董事兼總經理：朱虹如，年三十九歲，上海人，以前經營地產事業(yè)。

　　簡史：該公司為朱虹如君主辦，各股東均系著名富商，如常州盛氏及顧聯丞等，莊鑄九君即系代表盛氏者。

　　設備：該公司房屋系向股東顧聯丞等所設之地產公司租賃（查該地產公司迄已三易其名），每月房租四千元……

　　另一份該行調查“大成股份有限公司百樂門飯店”的表格（夾在Q275-1-2033之內）則表明，列名董事的有周芝生、顧聯承、莊鑄九、鄭希濤、楊錫镠、張芹伯、朱虹如等。此外，在Q275-1-2033之內還有一份盛瑾如的個人狀況表，內稱：住愚園路838弄10號，江蘇武進人，35歲左右，系遜清盛宣懷之第七女，家庭狀況頗佳，在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靜安寺分行有活存往來，并有定存單5萬元。

　　從上述資料中，大致可以歸納如下：房主（顧聯承）和向其租房的經營者（大成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一家；但顧聯承有雙重身份，既是原房房主(是不是土地業(yè)主尚待考)，又參資了大成公司，是該公司重要的股東和董事；盛家（應主要是盛瑾如）則通過莊鑄九出面參資大成公司，其他主要參資者并列名董事的還有顧重慶(董事長)、朱虹如（總經理）、錢南山、洪左（佐）堯、周芝生、周炳臣、鄭希濤、楊錫镠、張芹伯等。

　　由此看來，房子確實是顧聯承建造的，但花了多少錢則并未提到（另據董事長顧重慶在落成典禮上的歡迎詞，百樂門的建筑花了40余萬元，裝修又花了20余萬元，總計當為70萬元，而非70萬兩白銀）。惟可以明確的是，眾人出資組成的大成公司，其總資本是國幣19萬元。

　　綜上所述，如果要問誰是百樂門商業(yè)的創(chuàng)辦者，那么從廣義上說，上述諸人均可名列。

　　近年來，上海文史專家宋路霞女士在對顧聯承等后人進行口述采訪后，撰成了《海上舊夢百樂門》（《財富堂》2012年第4期）一文，對以上檔案資料頗能有所佐證。是文宣稱：百樂門的建成實際上是南潯“大象”們和常州巨族的集體杰作。顧家由于在出口絲綢的業(yè)務中，與洋行洋商打交道多了，所以自家的生活也早已洋派起來，顧聯承的父祖輩就曾在南潯老家自建的洋樓內設有一座舞廳，以供交際和娛樂。所以，顧聯承對舞廳是并不陌生的，亦有心在上海也建一座。恰巧他的連襟張芹伯（即張乃熊，南潯名人張石銘之子、張靜江堂侄）正力圖投資娛樂業(yè)，兩人便捏在了一起。而常州系統的莊鑄九、盛瑾如夫婦之所以也投資百樂門，亦由于親戚的關系，因為盛的六姐盛靜頤嫁了給南潯劉家（南潯“四象”之首）的劉儼亭，而顧聯承的侄子顧乾麟又娶了劉家小姐為妻……由于大家都是遠近親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便不難攜起手來，這樣就有了經營百樂門的動議和本錢。

　　此外，筆者搜尋相關材料，還找到了其他幾個重要投資者的概況：擔任董事長的顧重慶其實是顧聯承的兄弟，肄業(yè)于圣約翰大學，曾任東方匯理銀行、巴勒保險公司、東方匯理銀行買辦；洪佐堯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周炳臣是浙江余姚人，曾任自來水公司總辦，還與趙如泉、黃楚九等合開過三星舞臺及三星地產公司；鄭希濤也是浙江人，曾任時事新報館營業(yè)經理；楊錫镠則是百樂門建筑的總設計師。

高調、外向的經營方針

　　大成公司百樂門飯店的總經理雖是朱虹如，但實際負責舞廳運營的是一個名叫發(fā)能（Joe Farren）的奧地利人，此人1927年到上海，曾在大華飯店當過大班。

　　發(fā)能的經營方針，可以用“高端”、“高調”、“外向”、“貴族化”這幾個詞來概括。具體可歸納如下：

　　其一，開幕之初，發(fā)能便利用各種關系，或親自前往，或派人前往，持續(xù)不斷地從歐美國家重金聘請優(yōu)秀的歌舞人員和團體來滬出演游藝節(jié)目，在短短的2年半時間里，先后請來了二三十批，從而使百樂門舞廳成了西方娛樂藝術在上海的重要展示地。

　　其二，無論是例行服務，還是包場服務，百樂門舞廳為中外各界提供了一處頂級、富麗的公共聚會場所，或跳舞競賽，或慈善活動，或社團集會，或婚宴典禮，日有數起，于社會交際頗有推動。尤其是大型包場活動，主題鮮明，精彩紛呈，富有氣勢，常令人印象至深。

　　其三，百樂門還是西人和上等華人的享樂之地，其昂貴的餐費和門票，實非中下階層所能消費得起。該廳每天的例行舞會通常分為兩種，一是日場茶舞，時間是下午5至7時；二是晚間餐舞，晚8時開始直至夜半乃至通宵?！渡陥蟆?933年12月22日增刊第2版的一則廣告，登出了百樂門舞廳消費的基本價碼，可供管窺：

　　茶舞（每日下午五時至七時）——門票一元，茶點一元。

　　餐舞（每日下午八時起）——門票：每人一元半，星期六二元；大餐：平日四元（連門票），星期六五元（連門票）。

　　在以后的兩年多時間里，這一價格基本得以維持。但每逢節(jié)日、假日，特別是圣誕、元旦，通常要上漲、翻倍，甚至更高。例如，1934年的圣誕之夜，門票加餐費竟達到了15元。這些都還是“最低消費”，若加上廳內其他的用度，花錢自然是如流水了。須知，當時一個中產人士的月收入也不過幾十元而已。

破產與轉手

　　百樂門的資方似乎特別注重自我宣傳，以《申報》為例，隔三差五就有關于該廳的廣告和各種舞會的詳細報道，一切都給人生意興隆之感。然而就在這“紅紅火火”的外表之下，實際情形卻遠非如此，這家開業(yè)不過2年8個月的大成公司百樂門飯店，最終因欠債30多萬元，于1936年8月5日宣布倒閉，并向江蘇上海第一特區(qū)地方法院申請破產。11月30日，該法院正式裁定大成公司破產，并委托安紹蕓會計師為破產管理人，負責清理工作。此后由法院出面，于1936年12月30日、1937年3月13日、6月5日在靜安寺路金城別墅清華同學會舉行了三次債務會議，最后以拍賣該飯店全部生財所得3萬余元，按比例賠付債權方——新華銀行、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怡和洋行、同仁法律事務所、慈惠公司、上海電力公司、顧政記、黃明記等96戶（債權額共28.24萬元）部分損失的方式，了結了此案。

　　大成公司經營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一味依賴西人主持，片面地走“高消費”的外向型路線，所謂“打腫臉充胖子”。再加上既不顧經濟蕭條的大背景，又缺乏合理運作的經驗，雖然聲名日隆，來客數量尚佳，但自身卻因開支過于龐大浩繁，年年虧損，以致最終入不敷出。

　　繼大成公司之后經營百樂門的依次是國都公司、永和公司、同和公司。從1938年起，擔任百樂門舞廳經理的郁克飛（又作郁克非），對該廳此后的發(fā)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約生于1910年，蘇州人，父親是旅館茶房、母親是工廠女工。他最初在飯店當小郎，后經不斷努力，擔任過國際舞廳副經理、大都會舞廳舞女大班。由于郁克飛對舞廳的經營和管理比較懂行，亦有應付各方的手段，所以此后的十余年間，百樂門舞廳是在他的實際掌控之下,甚至他一家就長年住在百樂門大旅店的209室。無論是聘樂隊還是請舞女，郁克飛采取了比較切實的發(fā)展道路，百樂門在朝著世俗化、大眾化的方向上，逐步強化了自己的“王者地位”。不過，百樂門的實際經營狀況始終不像它的聲名那樣大紅大紫，可謂是“一波三折，多災多難”，虧損長時間伴隨著這家名牌的娛樂企業(yè)。須知，真實的百樂門并不停留在文人墨客充滿華麗辭藻的文章里，它其實是大時代的產物，也受到了大時代的制約。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郁克飛離滬去港，其他資方人員亦相繼離店，百樂門舞廳遂由該廳職工自行組織業(yè)務維持會繼續(xù)營業(yè)，直至1950年12月改為音樂廳，1951年9月又改為劇院?！?/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