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量表綜述

價值觀是多種人文、社會學科關注的一個問題，哲學、經濟學、倫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學科都在這一領域進行過不同角度的探索（李德順，1996）。其中，哲學關注價值觀所反映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倫理學關注價值觀對人的行為的規(guī)范性；人類學關注價值觀表達的文化特征；教育學關注影響價值觀形成和改變的個體社會化過程及其教育干預；經濟學關注人類經濟行為的深層心理原因和類型；社會學關注社會結構及社會變遷對價值觀的影響；社會心理學則關注價值觀的心理結構、過程、功能及其測量。這些研究相互補充和拓展，使價值觀的研究不斷深入。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價值觀既是個體的選擇傾向，又是個體態(tài)度、觀念的深層結構，它主宰了個體對外在世界感知和反應的傾向，因此是重要的個體社會心理過程和特征；與此同時，價值觀還是群體認同的重要根據(jù)——共享的符號系統(tǒng)，因此又是重要的群體社會心理現(xiàn)象。

一、價值觀的分析層面

個體價值觀、社會價值觀、文化價值觀以上價值觀定義的出發(fā)點或前提是將價值觀看成個體的心理現(xiàn)象和個體的社會心理現(xiàn)象，而社會學家Parsons 則把價值觀視為社會成員共享的符號系統(tǒng)（shared symbolic system,1951），文化人類學家更是將價值觀作為某一文化類型的特征加以研究。

 1.個體價值觀。個體價值觀是指上面談到的“價值體系”。楊中芳（1994）認為該體系包括：（1）對人及其與宇宙、自然、 超自然等關系的構想，對社會及與其成員關系的構想（簡稱世界觀）；（2 ）它也包括從文化所屬的具體社會中，為了維系它的存在而必須具有的價值理念（簡稱社會觀）；及其（3 ）成員個人所必須具有的價值理念（簡稱個人觀）。這套價值體系給文化社會成員一個有意義的生活目標，以確保社會制度穩(wěn)定及正常運作，并給予其成員一套行為準則。

 2.社會價值觀。個體價值體系中關于個體與個體之間關系或個體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架構，通常也被稱作“社會價值觀”（social  values），但它主要是指價值體系中有關“社會性”的部分，如個體在小群體中與他人的合作、競爭等策略，而不是指社會層面的價值觀（Beggan &Allison,1994）。社會價值觀（societal values）是指“隱含在一套社會結構及制度之內的一套價值，這套價值的持有使現(xiàn)有的社會架構得以保持。社會制度在這里包括社會化、社會控制、社會規(guī)范及社會獎懲等。它通過規(guī)范、價值、懲罰等，給個人帶來外在壓力，也通過社會價值的內化，給個人帶來就范的壓力”（楊中芳，1994）。為清楚起見，筆者把個體價值體系中的社會價值觀稱之為“社會性價值觀”（socialvalues），而將隱含于社會制度中的價值觀稱之為“社會價值觀”（s-ocietal values）。 這一區(qū)分是價值觀研究從僅僅關注個體價值觀層面走向同時關注社會價值觀層面所必須進行的。
      3.文化價值觀。楊中芳（1994）認為，文化價值觀是一個文化中的成員在社會化過程中被教導的一套價值，大體上，這一套價值是共存于文化成員之中的。Schwartz（1994a ）也指出：不同社會中的成員在有意無意的價值社會化（value socialization）中表露出來的共同性（commonalitics），反映出支撐和保持這一社會（society）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系統(tǒng)的文化的顯要性。他在這里所說的價值社會化中表露出來的“共同性”就是一個社會文化中的“文化價值觀”。

 二、價值觀的內容分類

 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論對價值觀的內容分類有過許多探索。例如：Perry（1926）將價值觀區(qū)分為6類，即認知的、道德的、經濟的、政治的、審美的和宗教的；有人的分類是經濟的、道德的、審美的、工藝的、儀式的和社團的；Allport, Vernon & Lindzey（1960）根據(jù)德國哲學家E.Spranger（1928）《人的類型》一書對人的分類，將價值觀分為經濟的、理論的、審美的、社會性的、政治的和宗教的6 類并編制了“價值觀研究”量表。其中經濟型的人具有務實的特點，對有用的東西感興趣；理論型的人具有智慧、興趣，以發(fā)現(xiàn)真理為主要追求；審美型的人追求世界的形式和諧，以美的原則如對稱、均衡、和諧等評價事物；社會性型的人尊重他人的價值，利他和注重人文精神；政治型的人追求權力、影響和聲望；宗教型的人認為統(tǒng)一的價值高于一切，信神話或尋求天人合一（Braithwaite & Scott,1990）。 基于這一價值觀分類而編制的量表“價值觀研究”則在1960年修訂以后被廣泛使用，成為六七十年代在西方非常流行的價值觀量表。

Rokeach（1973）的分類突破了上述分類的框架， 他將價值觀分為“行為方式”與“終極狀態(tài)”兩大類：終極性價值觀（terminal valu-es）和工具性價值觀（instrumental values）；每一類由18 項價值信念組成。

Rokeach價值觀分類
終極性價值觀      工具性價值觀
舒適自在的生活    有抱負的
令人興奮的生活    心胸開闊的
有成就感               有能力
和平的世界            歡愉的
美麗的世界           干凈的
平等                       有勇氣的
家庭安全               寬容的
自由                      愿助人
幸福                      誠實的
內心的和諧          富于想象的
成人的愛              獨立的
國家安全              智識的
快感                     有邏輯
得救                     有愛心的
自我尊重             服從的
社會認可             禮貌的
真正的友誼         負責的
智慧                    有自制能力的

  Rokeach 的這種劃分體現(xiàn)了他對價值觀具有層次性質和有順序的認識，并且，也真正表達了價值觀作為“深層建構”和“信仰體系”與“行為選擇”之間相互體現(xiàn)與依存的性質和關系。他的“價值觀調查”量表使得價值觀可進一步操作化，人們亦可使用排序的方法表達他們認為哪一種價值更值得和更為重要。
       我國學者王新玲（1987）、寇ｙù＠②（1993）曾使用Rokeach 的量表（Rokeach Values Survey，簡稱RVS）對城市中學生進行過測查研究，探討了道德判斷及職業(yè)選擇與價值觀的關系。黃希庭、張進輔、張蜀林（1989）也使用這一量表對兩千多名青少年進行過測查。
        在Rokeach的基礎上，Brithwaite和Law（1990）發(fā)展出了“目標和方式價值觀調查表”。他們的劃分不同于Rokeach 之處在于測量了價值的絕對重要性而不是相對重要性，區(qū)分了社會目標和個人目標。           Kluckhohn（1953）則從所有人類都面臨的5大問題來劃分價值取向：（1）人與自然的關系；（2）理想人格類型；（3）人與他人的關系的形態(tài)；（4）關于時間評價和組織；（5）人的本性。

 Hofstede（1980）通過對40個國家11.6萬個被調查者價值觀的研究，確定了4 個價值觀的潛在維度，他認為這是任何社會必須面對的人類基本問題。這4 個維度是：權力距離、避免不確定性、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男性或女性氣質。從人類基本問題出發(fā)來進行價值觀的分類反映了價值觀作為“深層建構”和“信仰體系”的特性，并且細化了“終極性”價值觀和整理了“工具性”價值觀。但其在揭示心理結構方面卻顯然是不夠的。
       許志超和Traindis（1986）著眼于不同文化下的人們所持有的不同價值觀。 他們發(fā)展出了“個體主義—集體主義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簡稱INDCOL），試圖從這一維度概括價值觀念的文化差異。他們的假設是東方人更具有集體主義的取向，而西方人則處于個體主義的一極。許氏和Traindis的研究引發(fā)了大批文化價值觀的研究，同時，他們的理論架構也受到了學者們（包括中國學者）的批評（如楊中芳，1994；翟學偉，1994）和新近研究的挑戰(zhàn)（Schwartz，1992，1994a）。
       90年代初，我國學者對青少年親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oir）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章志光，1993；李伯黍，1992），其中，一些研究使用了許志超和Traindis的“個體主義—集體主義量表”（如楊宜音，1991；董婉月，1993；湯志群，1993；劉磊，1993）。他們發(fā)現(xiàn)青少年中的友人關系中“分享分擔”規(guī)范、合作行為、合作中的分酬行為、社會公益活動的參與等親社會行為與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價值取向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多得出中國人具有集體主義價值取向的結論。但一些學者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集體主義”是以“家”為單位的（楊國樞，1993），超出“家”或“家族”的范圍，中國人就變得沒有什么集體主義可言了。中國人基于親緣關系而形成的對于“自己人”的認同，具有范圍上的伸縮性，不僅包含了“個體—集體”兩極，而且賦予“個體”、“集體”以特殊的社會文化意義（楊宜音，1997 ）。 盡管許志超和T-raindis的分類受到了質疑和挑戰(zhàn)，但“個體—集體”維度的劃分對推進價值觀研究仍然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它從若干個人類基本問題中找到了更加本質的一個問題。
        Schwartz和Bilsky（1987）的分類依據(jù)了3條標準：（1）價值觀可以是工具性的或終極性的目標；（2）價值觀的中心可以是個人的、 集體的或二者兼而有之；（3）價值觀與10個動機領域有關， 這些領域存在于任何一種文化之中，因為它們源于3種普遍的人類需求， 即個人的生物需要、 社會交往的需要以及群體生存與福利的需要（Braithwaite& Scott，1990）。他們將價值觀分為守舊、和諧、平等的義務、知識的自主、情感的自主、控制、階序7類。
       楊中芳（1994）將中國文化價值體系劃分為3 個大的層次：世界觀（宇宙觀、變遷觀、人生興趣、理想世界、社會／個人關系、社會的功能、理想社會結構、個人的地位、理想個人、理想人際關系）、社會觀（組織制度、基本單位、社會階層、人／群關系、社會規(guī)范、人際結構、人際規(guī)范、人際交往社會化、社會獎懲、社會維系、社會分配、社會公正）和個人觀（與環(huán)境的關系、與社會的關系、人際關系、思維方式、行為準則、行為評價、自我發(fā)展目標、自我發(fā)展過程）。楊氏的分類受到了Rokeach的影響，世界觀的部分與終極性價值觀有較多的一致性，同時她顯然注意到了Rokeach 分類中西方文化的核心因素個體主義，因此，她的分類強調了個體和社會的關系。
       黃光國（1995）延續(xù)了Rokeach的分類框架， 但是將人類社會中的價值觀分為兩大類：（1）關于個人行為方式的價值觀， 稱作工具性價值觀，分為道德價值觀和能力價值觀；（2 ）關于存在之目的狀態(tài)的價值觀，稱作終極性價值觀，分為個人性價值（personal value）和社會性價值（social value）。他的分類不僅注重了價值觀的層級特性，劃分了終極性和工具性，而且在工具性和終極性兩個層面都抓住了社會與個體、情感與工具、道德與契約等分類所表達的兩大價值分野，從而更有可能探索不同文化下人們的觀念和行為選擇。
       朱謙（1995）進行了一般價值觀與傳統(tǒng)價值觀的研究，旨在關注社會變遷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影響程度。他比較了在家庭關系、工作精神、物質欲望、社會秩序、進取心、宗教信仰和處世哲學這幾個方面中國人價值觀念的變化，他的研究使價值觀研究又增加了時間的向度。
      綜上所述，在Rokeach、schwartz、 楊中芳和黃光國等人的分類體系的基礎上，可以在對價值觀進行“終極性”（目標）與“工具性”（手段、方式）維度劃分的同時，再進行個體性與社會性維度的劃分。這樣，大部分價值觀的研究都可以在這兩個維度所構筑的4 個象限中找到位置。
          我們可用一篇幅最短的價值觀量表——Morris“生活方式量表”為例，按照上述兩個維度進行題目的分析。“生活方式量表”共計13題。

 Morris“生活方式量表”的內容及定位
生 活 方 式        描      述
第1種方式    保存人類最好的成就
第2種方式    培養(yǎng)人與物的獨立性
第3種方式    對他人表示同情的關懷
第4種方式    輪流體驗歡樂與孤獨
第5種方式    參加團體的活動來實踐與享受人生
第6種方式    經常掌握變動不居的環(huán)境
第7種方式    將行動、享樂、沉思加以統(tǒng)合
第8種方式    在無憂而衛(wèi)生的享樂中生活
第9種方式    在安靜的接納中等待
第10種方式   堅忍地控制自己
第11種方式   靜觀內心的生活
第12種方式   從事冒險性的活動
第13種方式   服從宇宙的旨意
生 活 方 式  在坐標上的位置
第1種方式    終極性、群體性
第2種方式    終極性、個體性
第3種方式    終極性或工具性、群體性
第4種方式    終極性或工具性、個體性
第5種方式    工具性、群體性
第6種方式    終極性、個體性
第7種方式    工具性、個體性
第8種方式    終極性、個體性
第9種方式    工具性、非個體性或群體性
第10種方式   工具性、群體性
第11種方式   工具性、個體性
第12種方式   工具性、個體性
第13種方式   終極性、非個體性或群體性

         這一兩維坐標的確立對于明晰價值觀內容的結構是有意義的。同時，在這個坐標上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不同社會文化價值觀的群體特征。
          Traindis等人關于“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的量表試圖從價值觀內容中抽繹出最可能反映文化差異的維度進行文化比較。 這一量表涉及6種人際關系（夫妻、父母、親戚、鄰里、朋友、同事／同學）和7 種假設情境（對自己為他人所作的決定或對行為本質的考慮、分享物質財富、分享非物質財富、對社會影響的敏感性、自我表現(xiàn)與面子、分享成果、對他人生活的情感介入）。他們的研究表明東西方文化下人們的價值觀存在明顯的差異，在集體主義—個體主義這一維度上，東方人相對處于集體主義的一極，西方人處于另一極。
       為了描繪出一個世界范圍的價值觀地形圖（geography of  values），將各個文化標識在相對的位置上（mapping cultural groups），Schwartz等人（1992，1994，1995）發(fā)展出了“Schwartz價值觀量表”（Schwartz Values Survey，簡稱SVS）。這一量表囊括了57項價值觀，用以代表10 個普遍的價值觀動機類型（universal motivationat-ypes of values）。這10個動機類型是（1）權力。指社會地位與聲望、對他人以及資源的控制和統(tǒng)治，例如社會權力、財富、權威。（2）成就。指根據(jù)社會的標準，通過實際的競爭所獲得的個人成功，例如成功的、有能力的、有抱負的、有影響力的。（3）享樂主義。個人的快樂或感官上的滿足，例如愉快、享受生活。（4）刺激。生活中的激動人心、新奇和挑戰(zhàn)性，例如冒險、變化的和刺激的生活。（5）自我定向。指思想和行為的獨立——選擇、創(chuàng)造、探索，例如創(chuàng)造性、好奇、自由、獨立、選擇自己的目標。（6）普遍性。指為了所有人類和自然的福祉而理解、欣賞、忍耐、保護，例如社會公正、心胸開闊、世界和平、智慧、美好的世界、與自然和諧一體、保護環(huán)境、公平。（7）慈善。指維護和提高那些自己熟識的人們的福利，例如幫助、原諒、忠誠、誠實、真誠的友誼。（8）傳統(tǒng)。指尊重、贊成和接受文化或宗教的習俗和理念，例如接受生活的命運安排、奉獻、尊重傳統(tǒng)、謙卑、節(jié)制。（9）遵從。對行為、 喜好和傷害他人或違背社會期望的傾向加以限制，例如服從、自律、禮貌、給父母和他人帶來榮耀。（10）安全。指安全、和諧、社會的穩(wěn)定、關系的穩(wěn)定和自我的穩(wěn)定，例如家庭安全、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清潔、互惠互利。Schwartz（1994a）的研究發(fā)現(xiàn)， 如果集體主義是指個體深深地融于集體而沒有合理的自主意識的話，中國并不是集體主義文化的原型社會（prototypical collectivist society）。
   

（二）本土定向的研究
        關于中國人價值觀的研究最初源于使用外來的量表或理念進行的研究（楊國樞，1988）。但以后開始檢討這種研究的效度，從理論架構和方法上突破了對西方研究的照搬照抄，楊國樞指出應從強加式的通則性客位研究（imposed  etic  approach ）轉向本土化的特則性主位研究（indigenous emic approach）。在這種認識下，港臺地區(qū)的社會心理學界自70年代末開始，推動了一場本土化的運動，取得了不少成果，這集中反映在《中國人的心理》（楊國樞，1988）、《中國人的性格》（李亦園、楊國樞，1988）、《中國人的價值觀》（文崇一，1989）、《中國人的蛻變》（楊國樞，1988）、《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楊國樞、黃光國，1991）、《中國人、中國心》（楊中芳、高尚仁，1991）、《中國人：觀念與行為》（文崇一、蕭新煌，1988）、《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楊國樞，1994）和《本土心理學研究》（楊國樞，1993—1996，第1期至第6期）等著作中。祖國大陸的社會心理學家也從90年代開始進行了這方面的探討（李慶善，1993）。在這一背景下，楊中芳（1994）回顧和分析了已有對中國人價值體系特征的研究，她將這些研究分為文化理念層次（包括人本主義論、“和合性”論、“內傾”文化論、道德價值論、儒家心態(tài)論）、社會制度層次（包括差序格局、傳統(tǒng)導向論、個別／成就論、秩序情結論）和個人行為層次（包括社會取向論、情境中心論、關系取向論、權威性格論），進而從世界觀、社會觀和個人觀3個層次各提出了10項具體內容，并在這3個層次30項具體內容上將中國人與西方人做了比照，以此作為中國人價值體系的分析框架。
      黃光國的一項實證研究（1995）使用了自行編制的價值觀量表，通過因素分析等統(tǒng)計方法處理數(shù)據(jù)，并在自己的理論架構下對數(shù)據(jù)進行了對比分析。他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價值觀和現(xiàn)代價值觀在知識精英的認知系統(tǒng)中，已經融合成一種嶄新的價值系統(tǒng)。他認為，這是儒家思想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換的心理動力所在。
         但從整體上來看，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和社會價值觀的特征是什么，至今仍未有系統(tǒng)的回答。筆者認為，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在價值觀內容分類兩維坐標的基礎上進行。即從考察中國人處于“個體—社會”維度和“終極—工具”維度上的特征開始。從“自我概念”（self concept）的角度看，中國人的“自我”具有“家我”、“關系我”、“社會我”、“角色我”、“身分我”的特征（楊宜音，1995）。與西方人作為“在群體中的個體”（individual in the group）相比， 中國人不夠“個體化”；與西方人通過“自我類化”（self-categorization ）建立對所屬群體的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而成為“在個體中的群體”（group in the individual）〔1〕相比，中國人又不夠“群體化”。所以，既會表現(xiàn)出對以家為核心觀念的凝聚力，又會表現(xiàn)出對集體的事情不熱心，散漫而自私。事實上，關鍵的問題在于中國人有自己獨特的“個體—群體”概念，有以“自己人”為特征的整合和協(xié)調兩極的心理機制（楊宜音，1997）。因此，在“個體—社會”這一維度上，中國人的分布可能處于中間的位置，并具有擴張到兩極和收縮到中間的能力。與此相應，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的價值觀不夠“終極化”，而具有實用性、世俗性的傾向；同時也不具有西方人意義上的“工具性”，而是通過對倫理價值的認同和遵奉將“終極性”和“工具性”統(tǒng)合起來。例如，“和為貴”這一價值觀念深深地滲透在中國人的行為里面，在人際交往中，中國人摸索了許多切實有用的辦法來減少沖突的產生。所以，在“終極—工具”這一維度上，中國人的分布也可能是處于中間的位置。換言之，中國人在這樣的維度上是沒有完全分化的，因而使用試圖在這樣的維度上尋找差異或區(qū)別性的測量工具往往無法得出可靠的結論。
價值觀的測量
    價值觀的測量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心理學家根據(jù)自己的理論構架，嘗試使用單測題（如Rokeach）和多測題、情景化、投射化、 序列式或非序列式等多種量表編制技術，試圖使價值觀的測量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在Robinson,Shaver & Wrightsman（1990）主編的《性格與社會心理測量總覽》（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一書中，作者匯集了15個價值觀測量工具并對每一項測量工具進行了評價和介紹。
價值觀量表目錄
           量   表   名   稱         編  制  者           年代
價值觀研究(The Study of Values)   Allport et al.    1960
價值觀調查(The Value Survey)      Rokeach          1967
目標和方式價值觀調查量表(The      Braithwatie&Law   1985                 
生活方式量表(Ways to Live)        Morris          1956
生活方式量表簡版(Revised Ways     Dempsey & Dukesto Live)  1966
價值觀測描(Value Profile)         Bales & Couch       1969
生活角色調查——價值量表(Life     Fitzsimmons, Macnab&CsserlyRole Inventory—Value Scales)   1985
價值觀念量表(Conception of Lorr, Suziedelis & ToneskDesirable)1973
實證價值建構量表(Empirically   Gorlow&NollDerived Valu Constructions)
東西價值觀問卷(The East-West      Gilgen & ChoQuestionaire)
價值取向量表(Value                Kluckhohn & StrodtbeckOrientations)
個人價值量表(Personal Value       ScottScales)
人際價值觀調查(Survey of          GordonInterpersonal Values)
道德行為量表(The Moral Behavior   CrissmanScale)   Rettig & Pasamanick
爭議性道德行為量表(The Morally    Harding & PhillipsDebatable Behaviors Scales) 1986
        這些量表已經獲得了有關測量的信度（內部一致性、再測信度）和效度（聚斂效度和區(qū)辨效度）數(shù)據(jù)，可以成為我們價值觀測量的參考。但由于這些量表大多是以西方人為研究對象發(fā)展出來的，故有關測量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社會贊許性問題便需引起注意。因為中國人的“應然”與“實然”存在脫節(jié)問題，即對“社會要求的”、“自己偏好的”和“自己實際選擇的”往往有著很大的差異。這與中國人價值觀所包含的規(guī)范性與選擇性合一的特征有關。對于傳統(tǒng)中國人來說，價值觀不僅意味著個人的選擇和個人的意愿，還包括個人對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的認同，以及從這種認同中間得到的自我肯定。因此，當個人價值觀與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處于相互交融而不是相對獨立的
時候，價值觀的測量就可能并沒有測查出個體的選擇，而只是測到了個體對規(guī)范的依從和認同。由于這個問題經常為研究者所忽略，即便以“應該如何”、“實際如何”的問法予以區(qū)分，仍然會產生很大的偏誤。所以，適當采用投射測驗、較長期的行為觀察、社會語言分析、作品分析等方法對已有量表和問卷進行補充是有必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