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殺妻文化”

是怎樣的？

　　尤其對于殺妻來說，情與義在是人的根本屬性，而人卻首先是動物，所以從根本上來說，人的野獸性的東西存于每個人的靈魂中，雖然動物之間的同類相殘卻是少數(shù)，但不否認，這也是人的劣根性之一，尤其是在極端的條件下與混亂奢爛的社會環(huán)境里，殺妻也就成了常態(tài)，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殺妻也就符合社會對文化的定義為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是人們長期創(chuàng)造形成的產(chǎn)物的范疇里了，殺妻稱為“文化”也就順其自然了。
　　說到殺妻者，卻也本是駭人聽聞的事端，說道其源流，卻也是不可究也，不過人類歷史上下百萬年，尤其是到了所謂的五千年的文明社會來說，卻也是比比皆是，不過最著名的殺妻案卻也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故事，卻說玄德匹馬往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后一軍來趕，回頭視之，乃孫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散，吾將自盡矣!”孫乾曰：“不可。何不投操，以圖后計?”玄德依其言，尋小路投許都，路上絕糧，于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跪進粗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后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聞是同宗豫州牧至，遍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倍孙柺?。天晚夜宿，至曉辭，去后院取馬，見殺其妻于廚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
　　雖則此為演義故事，但卻真實的勾勒了殺妻在歷史上的“合理性”的存在;據(jù)美籍韓裔學者鄭其來教授據(jù)二十五史統(tǒng)計可得，自先秦至清代，中國歷史上的由戰(zhàn)爭或饑荒引發(fā)的大規(guī)模食人事件就多達四百多起，而最缺乏反抗能力的婦女與童子自然是首當其沖的犧牲品了，而殺妻也就不只是單個的個個事件了，更應(yīng)該是個群體性的行為了，人爭相食，弱妻又何存乎，也不過是最后當成食物罷了;從殺妻的動機來看，卻也千奇百怪，在封建道德體系里，殺妻也沒有其道德壓力，所以殺妻者有食殺，“義殺”，利殺，忠殺，奢殺，情殺，財殺等等分類。
　　說到正常理解下的殺妻，多也是些情殺或財殺誤殺而起的事端，如《水滸傳》中的楊雄，他的妻子潘巧云與和尚裴如海有奸情，其異姓兄弟石秀將此事告訴了楊雄，潘巧云卻反咬石秀一口，石秀被楊雄趕出了家門，石秀暗中在楊雄家門口埋伏，殺了裴如海和廟里的頭陀胡道。此間事，殺妻更是殺的理直氣壯，寡情才是真丈夫，多情就是淫女人。好漢絕不能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女人不能要求丈夫整天卿卿我我體貼溫存，否則就是好淫，如有*，更是罪不容誅。在古代禮教中按照這個標準，自然流露出褒貶、喜惡、愛憎，不管合不合情，先看合不合禮，再如《水滸》中所寫的河北玉麒麟盧俊義的老婆賈氏，宋江慕盧俊義之名，將其誆上山。開始盧俊義死都不愿落草為寇，但礙著宋江等人的面子，就暫時留了下來，在山上天天喝酒，一喝就是一月有余。本來盧俊義在家，賈氏還不敢怎么太放肆，可盧俊義一去一個多月，什么事情都可以發(fā)生了。等他一回到家里，就立即落入了賈氏和李固早已精心布置好的圈套中。這賈氏身為河北大名府豪門大戶的貴婦人，為什么會和奴才李固勾搭上呢?盧俊義的心腹家人，也就是梁山一條好漢的燕青說得好，“主人平昔只顧打煞氣力，不親女色”。意思是盧俊義平時只顧舞槍弄棒，幾乎成了一個糾糾武夫，花在老婆身上的心思必定不多，加上李固能說會道，哄女人很有一套，賈氏情感的天平自然而然就發(fā)生了傾斜。賈氏死得也很慘，和情夫李固一起，被盧俊義親手“割腹剜心，凌遲處死”。
　　正如明代毛宗崗曾在《三國演義》劉安殺妻處批道：“婦人不幸生亂世，遂使命如草菅，哀哉!”其所言讓人感嘆，但生于太平世又如何，珍惜每一分為人的價值，不以名利，虛榮，生存的資本去交換它。在任何時候，堅持獨立的人格和操守與生存權(quán)都是件不容易的事，就算親如夫妻，被古人認為是“五倫之首”又能怎么樣，古人還不是說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既然老婆與衣服一樣，自然可以送，可以丟棄，可以毀壞，這樣看來，所謂“五倫之首”的說法實在值得懷疑，大抵是句漂亮話，用來迷惑老婆罷了。中國歷史上殺老婆的事屢見不鮮，衣裳雖賤，“大人君子”們畢竟還知道愛護珍惜，而老婆，有時竟連衣服都不如了，所以說來，真正的人倫道德難立，生存也就成了大問題，也就談不上什么人權(quán)與尊重了，而“殺妻文化”也就成了人類歷史上一塊“偉大試金石”，試驗著人類真正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