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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伊始，沉寂已久的新浪微博再次迎來了熱點時刻，關鍵詞是“東莞”。“東莞挺住”、“東莞不哭”——央視設定的“依法查處”的議程，在網絡迅速轉向“賣淫合法化”框架。事件的視覺形象也很快浮現(xiàn)：表達悼念和祈福的蠟燭，根據(jù)新聞拆字的游戲，都以性奮勃起的男根為主體。

忽然“女權”的男斗士

一群人在激憤、亢奮甚至群體狂歡之時，另一群人失語沉默。后一群人，她們幾乎絕大部分是女性，遲疑了一天之后，幾乎是從同一個角度提出她們的質疑：為什么突然涌現(xiàn)那么多 “婦女權益”的斗士（@安瀾堂—曬太陽的貓）？

高考招生性別歧視他們認為這是“性別差異”的合理結果，反對招聘性別歧視他們認為傷害了企業(yè)的“自主權”，男女退休不同齡他們認為是“保護婦女”，他們可能年前還在坦白表示對高學歷女性增加的不滿，當女大學生“陰道獨白”告白女性性權、反對性暴力的時候，他們感嘆世風日下不再有對性無知和羞恥的女性。他們的“合法化”，在捍衛(wèi)誰的權益？

正如網友@肖郎平 指出的，如果真是支持性工作者權益，應該喊“小姐妹挺住”，而不是“東莞挺住”。

當然，男網民也贊美遭受“掃黃”沖擊的東莞性工作者是“愛崗敬業(yè)”的“業(yè)界良心”，表彰“莞式服務”以客為尊童叟無欺。不要忘記，母親和妓女這一正一邪的形象，自古以來以各種正負能量循環(huán)轉換的狗血模式，一直為男性知識分子的道德感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能量。這兩種最古老的職業(yè)，從不與男性搶地盤，永遠以他們的需求為核心考量；母親順從父系家族延續(xù)需要的道德，最終追求是母以子貴，獲得朝廷誥命，相當于央視主旋律；妓女滿足難登大雅的男性欲望，可以進入文人掌管的書寫領域，稗官野史，詩詞歌賦都會歌頌屬于她們的仁義道德和才干，相當于今天的網絡民意。

這就是為什么，在女性不斷擴大職業(yè)領域，并幾乎注定要在所有領域與男性并駕齊驅的今天，男文人既不謳歌女博士，也不贊頌敬業(yè)的女司機和快遞員，被毫不猶豫堆砌溢美之詞的，仍然是母親和妓女。

只是今天，性工作者很難在“德”、“才”上名垂青史了。并不依賴與男性的關系登上歷史舞臺的女演員，女作家和女革命者，取代了《桃花扇》一類的劇情，歷史開始有了新的樣貌；現(xiàn)代之前，中國男性幾乎唯一可能談戀愛的對象是妓女，而今天也不復如此了。那么，用什么名義來表達男性對性產業(yè)（包括AV產業(yè)）的厚愛？答案是：自由。

坦白地說，自由和色情在今天中國的共性，僅僅在于名義上國家對二者都實施管制；常常以父愛式的管制色情之名限縮前者。但是，當你即便只看一個新聞頁面都有機會點擊網頁邊角密布的色情鏈接，這種管制的真實性是可疑的；甚至有學者認為，對色情信息的網開一面，正是為了消蝕對自由的追求。

事實上這是有效的。對性自由=性產業(yè) 這個公式的深信不疑，讓大多數(shù)男性論者在自己需要的自由前停住了思考的腳步，而忘記將自由與平等推而廣之，投向更廣闊的人類，譬如，女人。

性的不等式

譬如，只需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愿意你自己的長期女伴享有同樣的買春自由嗎？相信誠實的男性會語塞。男性和女性在這場爭論中表現(xiàn)出來的立場沖突，來自性道德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女性情欲不被鼓勵，更不允許“東莞不哭”這樣壯觀的公開表達，性的歡愉本質上不被視為女性需要的。

女性的性被視為被動的，是用來交換（錢權地位和婚姻）的消費品，越禁忌越貞潔越有稀缺性（相當于限量版產品）；另一方面，男性的性饑渴被視為男性氣質的主要特征，因此多多益善，更重要的是，在一個男性控制大部分資源的世界，其擁有的錢、權力，最后兌現(xiàn)為其“占有”女性的數(shù)量。到東莞消費的男性，有多少比例沒有妻子和固定性伴？多少人在享受性產業(yè)提供的性自由的同時，他們恪守性忠貞承諾的配偶獨守空門？這一雙重標準也設定了女性的性道德等級，性工作者是其中最低級的——這可能意味著性工作永遠成不了真正的體面工作，因為對其進行道德污名的規(guī)則，也正是其存在的基礎。

盡管存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男性和跨性別從業(yè)者，性產業(yè)仍然是一個高度性別分化的產業(yè)，主流仍然是男消費女服務。性產業(yè)有兩個基礎：一，男女不平等，譬如，今天的中國女性的平均收入僅為男性的4成，這個比例在過去的20年幾乎下降了一半，因此，男性買得起女人；二，女性性禁錮和男性性放縱的雙重性道德——因為女性性禁錮而造成稀缺，因此部分邊緣女性可以進入市場銷售；男性因放縱而不滿于與單個女性的性關系，因此需要不斷購買。

如學者Pateman所言，“性交易的存在，等于認可男性的性主導權及女性屈從的可售性?！?/p>

在這個真相面前，央視和挺莞派都撒了謊。央視聲稱的那種沒有性交換的社會從未存在過，挺莞派所鼓吹的性消費自由，前提是“良家婦女”性的不自由——假如所有女性都擁有跟男性一樣的性自由，不僅可以做，還可以說，并且是一種榮耀——性還需要購買嗎？

有些男性論者在東莞事件中指出，社會上層的性交易（無需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權色、錢色交易）與東莞的“同行”——“民間”性交易（被界定為非法）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但他們并沒有繼續(xù)去質問，性交易中交易雙方的關系是否公平？性消費男性與他們的長期性伴之間的關系是否公平？男性可以在買春現(xiàn)場，與工作伙伴和客戶建立更加穩(wěn)固的社會關系，而賣性的女性通常承擔污名，并且不愿意自己家人朋友知道自己的職業(yè)，還蒙受性病、暴力和懷孕的風險——別跟我說合法化就不會這樣，全球皆然，即便在性工作被作為普通職業(yè)納稅上社保的德國，還是有很大比例的性工作者選擇了地下狀態(tài)。

很多研究表明，即便是性產業(yè)合法化的國家，進入性工作的女性，其人生狀態(tài)相當脆弱，吸毒和自殺率都高于一般人，大多希望有朝一日離開這個行業(yè)；并且，即便合法化免去了警權騷擾，她們仍然面對性暴力、業(yè)內強奸和毒品控制。

誰的合法化？

因為僅從男性角度考慮，在挺莞派中，性交易合法化的不同面向和層次，并沒有被清晰討論。一個層次是性工作非罪/合法化，將性工作視為一種勞動，實現(xiàn)性工作者權益的國民標準。第二個層次是性服務作為產業(yè)，與其它產業(yè)獲得平等的存在和發(fā)展的政策法律環(huán)境。

如郭宇寬所述，“莞式服務”固然是恩客福音，但對于工作者，只是一種類似富士康的低人權標準的準軍事管理而已。除了性工作者可能被剝削之外，性產業(yè)還要整個社會付出其他社會成本：暴力、毒品、人口販運以及后臺運作的黑惡勢力。因此，性工作除罪化并不意味著性產業(yè)不受任何限制。

從保護人權的立場出發(fā)，很難不支持性工作者的非罪化。作為邊緣女性，其“自愿”從事這個行業(yè)背后，有著千萬個不得已的故事，如果社會不能給她們更好的發(fā)展機會，就不能否定其從事這一特殊勞動的權利。

不過，如果說這網上性交易合法化的呼聲是出自對性工作者的關愛，那我認為應該多問幾個問題：你是否同意對違背對方意愿不用套的性消費者進行處罰？你是否同意，將明知性交易對象是人口販賣受害者而不舉報的嫖客作為人口販賣的嫌疑人？你是否同意，對與18歲以下未成年人進行性交易的嫖客以刑法進行懲處？

除了不被勞教，不被罰款或收容，性工作者還有哪些權利要考量？這些權利哪些是非罪化能幫助實現(xiàn)的，哪些是非罪化于事無補的？ 這個春節(jié)前，網絡上曾經發(fā)生準性交易導致懷孕的“何紅衛(wèi)事件”，男主人公與女主人公在支付報償?shù)那疤嵯掠H密交往，交往內容包括聊天說情話，看電影、吃飯和性交。

有證據(jù)表明，男方在發(fā)生性關系中，執(zhí)意不用安全套。在女主人公懷孕并且堅持要生下孩子的事件發(fā)生之后，網絡民意一邊倒地譴責女方“缺乏職業(yè)道德”，認為她沒有單方面決定是否生育的權利，也支持男方不贍養(yǎng)孩子。盡管這一事件很難定義為東莞式的性交易，但不難一窺某些人對于性工作者人權的真實態(tài)度——她們作為血肉之軀的功能和作為自主的人的意愿和需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決不能給（男）顧客添麻煩。

在全球化的時代，強制勞動和性交易，是人口販運的兩個主要終點站，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二者皆占4成多；此外，在整個亞洲和發(fā)展中國家，未成年人參與性交易都非常突出，東莞自然不例外。當我們將東莞想象為男性樂土的時候，我們是否記得珠三角媒體時常報道的少女被騙、被逼從事性工作的事件？

我第一次去臺灣時，臺灣的女權人士一再跟我們這些大陸的同行講述2004年的一個案件。

31歲的電腦工程師楊某和幾個朋友，帶著兔女郎和海軍裝束來到東莞，專門找不到十四歲的未成年性工作者交易，并且要求對方扮裝拍成光碟，在網上有償與同好共享。盡管這件事發(fā)生在臺灣的“境外”，但楊仍然被判刑事罪名——臺灣對與18、16、14歲以下未成年人性交易，皆按“強制性交罪”處罰，只是量刑不同；與很多國家和地區(qū)一樣，我國臺灣對于發(fā)生在“境外”的兒童性交易罪行并不豁免，因為與兒童性交易是“萬國公罪”。

反觀我國大陸地區(qū)，對未成年人性交易的保護年齡只到14歲（并與強奸罪法條沖突，事實上起到保護加害人的作用），這是低于周邊地區(qū)標準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大陸的性消費者，又多了不少“自由”。

重思罪與罰

性產業(yè)是客觀存在、很難因禁止而消亡的行業(yè)，尤其在性別不平等嚴重的地區(qū)，更難奢望其完全不存在。像東莞這樣的勞動力密集工業(yè)區(qū)，性產業(yè)并非像政府官員所言，是城市文明的破壞者；資本的跨邊境流動，需要可以離家工作的男性，因此需要滿足其需求的性產業(yè)，正是性產業(yè)在內的產業(yè)布局，在農田之上造就了這個城市。

考慮到現(xiàn)實的有序化管理需要，更考慮性工作者的權利，中國法律固然應該走向性工作者的除罪化；然而，法律如何對待性產業(yè)，卻不僅僅關乎買賣中的個體，更關乎社會對性別平等以及婦女和兒童權利的看法，以及對產業(yè)負面社會效應的控制。

作為一個男女嚴重不平等的標志存在的性產業(yè)，國家采取寬松的政策，還是嚴加管束？性產業(yè)歷史性地勾連有組織犯罪、性剝削和人口販運，以及對兒童的性暴力，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負面效應，是否需要對從事性產業(yè)的主體資格進行限制？譬如，允許香港式的“一樓一鳳”的業(yè)者“個體經營”，但嚴禁非性工作者借他人牟利進行組織化經營，嚴禁東莞工廠式的“選秀作業(yè)”？

荷蘭在十四年前的開始施行性產業(yè)合法化，也在同一年，該國人口販運的數(shù)據(jù)開始大幅上升。而在瑞典、挪威、冰島和法國等國，則相繼實施了被簡稱為“罰嫖不罰娼”的法律，即性工作合法，性消費非法；立法的理由，是將性交易視為對女性的性剝削，以法律阻嚇性產業(yè)的終端需求，而達到限縮性產業(yè)的效果。

這個從瑞典開始的立法，從沿襲傳統(tǒng)對男性性欲的觀點看起來，很不“人性”，很不“自由”，不過，從清末民初的納妾者看起來，一夫一妻制也是如此。

問題在于，我們對于性欲是否能夠有更多的想象？更多自由和歡愉，是否僅僅意味著買得起更多女人？有多少性產業(yè)的消費欲望來自“自然的性欲”，而又有多少是來自能力的缺乏——缺乏對女性的尊重和對性的了解，缺乏創(chuàng)造和享受平等協(xié)商，相互取悅的伴侶關系和性關系的能力？當你們希望東莞“盡快恢復生產生活秩序”的時候，是否是指，在性方面，男買女賣，男主女從，男在性上的不知饜足和女性的守身如玉或囤積居奇，這些文化、習俗和制度不需要經過任何批判、反思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