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家族與民間的各種宗族組織一樣，都是按血緣宗法原則構建其內部關系的，只不過由于皇族的特殊地位而更加發(fā)達，更加嚴密。

    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是按照血緣遠近區(qū)分親疏。自從太祖努爾哈赤奠定王朝基業(yè)以來，這個家族的先世也受到了追封。努爾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兒被追封為肇祖原皇帝；曾祖父福滿被追封為興祖直皇帝；祖父覺昌安被追封為景祖翼皇帝；父親塔克世被追封為顯祖宣皇帝。顯祖塔克世的后世子孫，亦即努爾哈赤及其兄弟的后裔都是宗室。興祖福滿和景祖覺昌安的后世子孫除塔克世外其他各支，即塔克世兄弟的后裔均為覺羅。

    宗室和覺羅均享有特殊待遇和權利。在服飾上，宗室身系黃帶子，覺羅身系紅帶子，以此來顯示貴族的身份和地位；他們從小就享有養(yǎng)贍銀兩，還常常得到恩賞恤賞和名目繁多的賞銀；年齡稍長后，免費進入宗學或覺羅學；有的襲封爵位或步入仕途；在各種國家機構中，額設一定的宗室官缺，為宗室和覺羅的食俸創(chuàng)造條件。在社會生活和法律上，也為這些“天潢貴胄”制定了許多特權。

    在皇族事務管理中，無論是確定封爵等級、承襲關系和世系源流，還是婚喪嫁娶之賞賜、領取俸銀俸米之數額，以及分配其他方面的權益，皇族譜牒都是最可靠的記錄和依據，因而受到全體皇族的普遍重視，并為此建立了獨立的戶籍管理體系和嚴格的戶口呈報制度。

    順治九年（1652）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輔國公所生子女，周歲，由長史、司禮長、典衛(wèi)等官詳開嫡出、庶出、第幾男、第幾女、母某氏、所生子名某、并所生子女之年月日時，具冊送府；鎮(zhèn)國將軍以下至閑散宗室，由族長查明，亦照例開報送府。其收生婦某一并開送存案，如將撫養(yǎng)異姓之子捏報者治以重罪。覺羅所生子女，報知各旗“子女首領”，“子女首領”于生子三日內親加察詢，某人某婦于某年月日時生第幾男第幾女，名某、收生婦某，逐一開錄，于每年正月初十日以內送府，如遲誤不報，報以不實者，將“子女首領”從重治罪[1]。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將呈報新生子女的次數，改為每年四次。每次呈報出生冊，覺羅還需有“子女首領”、族長的簽押和加蓋印章。并附出生證明文書以為保結。宗人府根據各族呈報的子女出生、繼嗣、封爵、授職、升調、降革、死亡等材料，分別宗室、覺羅，登入黃冊、紅冊?；首迦丝诔蕡笾贫仁艿饺绱酥匾暎掷m(xù)如此嚴格，目的均在于防止非皇族人員的混入，以保持天潢貴胄血統的純正。

    自順治十二年（1655）為始，每10 年一次纂修玉牒。屆期“由府題請欽命宗令、宗正、滿漢大學士、內閣學士、禮部尚書、侍郎充正副總裁官。以府屬理事官、內閣侍讀學士或侍讀一人充提調官。翰林院官三人、府屬滿洲司官三人、內閣侍讀一人、禮部司官二人，充纂修官。內閣滿漢中書各八人、禮部筆帖式八人、各部院筆帖式十二人，充謄錄官。府屬筆帖式八人，充收掌官[2]?！睔v任的總裁和副總裁，都是德高望重，或是權傾朝野的親王或郡王。

    宗譜纂修以帝系為統，長幼為序，將每年黃冊、紅冊所記各派所出子孫，論世次載入玉牒，存者朱書，歿者墨書。凡因犯罪革退宗室者，給予紅帶；革退覺羅，給予紫帶；革退者本身、妻室及所生子女均附入“玉牒之末”。

    每次玉牒修成繕錄3份，分貯于皇史（寶蓋下加成字）、禮部及宗人府。 乾隆8年（1743），將禮部收藏本送往盛京敬典閣。乾隆53年，又命將宗人府藏玉牒送壽皇殿尊藏，副本及備查檔案留宗人府，作為下次纂修的底本。嘉慶十二年，皇史（寶蓋下加成字）所藏玉牒移到壽皇殿東西室。各次續(xù)修之玉牒亦收藏于此，直至清末。從1661年至1921年，清王朝共纂修玉牒28次，形成宗室、覺羅玉牒總計2000余冊[3]。

    清代最后一次纂修玉牒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辛亥革命后的1915年，遜清朝廷通知各地的宗室、覺羅呈報戶口，準備于1916年續(xù)修玉牒。這次續(xù)修實際上拖到了1921年陰歷6月開始，至1922年閏5月告成。

    1935年，宗室熙洽在東北上書滿洲國皇帝溥儀，請求續(xù)修玉牒。[4]溥儀于1936年8月發(fā)布“上諭”：“爾宗室、覺羅等明于敬宗睦族之義，續(xù)修支譜以昭世序，而辨親疏。”[5]“所需調查印刷諸費，悉由恩賜款項支用，有不敷者則由同族捐助?！?/font>[6]此次《宗譜》纂修，由樸厚、鐘繼、溥瀛、斌（王宣）、金松喬、慶厚等人負責。除了匯總普查資料以外，充分利用了各宗支的原修家譜。關內京津方面由載濤、載潤負責，將各府第的家譜正本大都送到了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