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地玄黃”為起句的《千字文》，名頭之大，應(yīng)用之廣，在成千累萬的古文、古 書中，能夠勝過它的，大約是很少很少的。只看它四字成句，平仄流暢，有韻易誦，沒有重字(沒有重復(fù)寫法的字)，全篇僅僅一千字，比《道德》五千言這本著名的“少字派”書還少著五分之四。它便利群眾，啟發(fā)童蒙。其功效明顯，流傳廣遠(yuǎn)，難道不是理所應(yīng)得的嗎? 在它流傳千余年的歷史中，發(fā)生過或說存在著不少問題。有的問題“人云亦云”， “習(xí)而不察”。有的雖經(jīng)人推論，而未得要領(lǐng)，也就“以訛傳訛”。

    大約在三十年代初，法國的伯希和氏發(fā)表過一篇考訂《千字文》的文章，馮承鈞先生把它翻成漢文，題是《千字文考》，發(fā)表在《圖書館學(xué)季刊》中。伯氏著力在周興嗣這篇《千字文》的撰寫過程，并討論流傳各種本子的真?zhèn)?，對所謂“王羲之書鐘繇千字文”進(jìn)行辨?zhèn)?，費了很多筆墨。這本“千文”見于明代《郁岡齋帖》和清代《三希堂帖》、《壯陶閣帖》，近數(shù)年原卷出現(xiàn)，有影印本。這本“千文”，首句是“二儀日月”，末句題“焉哉乎也”，中間全不成話。伯氏認(rèn)為它是宋徽宗時人造的偽古物。其實書風(fēng)還不夠唐人，其為憑空捏造，望而可見，仔細(xì)考證，心力未免可惜。而其他有關(guān)《千字文》的問題，由于著力點不同，反倒未暇談及。

    我在五六歲時，正是家庭或私塾里仍念《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所謂 “三百千”)的時候，但我只念過《三字經(jīng)》后就被授讀別的書了。接觸《千字文》實從 習(xí)字臨帖開始。既是一字字地臨寫，就發(fā)現(xiàn)了許多異文。如“敕”或“梁”，“玄”或 “元”，“召”或“呂"，“樹"或“竹”等等，不免發(fā)生哪個對、為什么不同諸多疑問。后來逐漸留心有關(guān)《千字文》問題的資料，隨手摘記，又幾經(jīng)散失，只剩寫在一本帖后的一些條。由于借書困難，一時無法再加查閱核對，就先初步寫出這篇大綱性的小文。目的只是想說出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遺漏和錯誤，自知不少，誠懇希望讀者惠予指教。

周興嗣《千宇文》的產(chǎn)生

在南朝梁、陳(502一589年)這不到一百年中間，忽然有一股“千字文熱”，產(chǎn)生過至少四本(只說撰文，不論寫本)。

一、蕭子范本《舊唐書·經(jīng)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范撰;又一卷，周興嗣撰。”又《梁書》 三十五《蕭子范傳》：“南平王??使制《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

二、周興嗣本《舊唐書·經(jīng)籍志》著錄緊次蕭子范本之后，已見上文。又《梁書》四十九《周興嗣傳》:“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制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文》，并使興嗣為文。每奏，高祖稱善。”又《隋書·經(jīng)籍志》：“《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

三、失名人撰蕭子云注本《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周興嗣本后云:“又《千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云注。”

四、失名人撰胡肅注本《隋書·經(jīng)籍志》蕭子云注本后接書:“又《千文》一卷，胡肅注。”當(dāng)時還有梁武帝撰的《千字詩》?！蛾悤肥恕渡虮妭鳌?/SPAN>:“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眾為之注解。”又《南史》五十七《沈約傳》：“約孫眾，??時梁武帝制《千字詩》，眾為之注解。”記載這些為的是說明沈眾的學(xué)識，而不是著錄《千字詩》?？础端鍟?、《舊唐書》的著錄中，都已沒有《千字詩》，大約唐代已經(jīng)亡失無存了。既稱為詩，是幾言的?其他都稱文而不稱詩，又為什么?我非常懷疑周興嗣次韻，“次”的就是梁武帝《千字詩》的“韻”，但這將永遠(yuǎn)是個“懷疑”而已(記得唐初某類書中曾引梁武帝《千字詩》的零句，現(xiàn)已無暇詳檢，即使查出，也解決不了這一篇的問題)。如果連梁武帝《千字詩》算上，當(dāng)時這種千字成篇的作品，就有五本之多了。

以上各條資料中，最不好懂的是“次韻王羲之書千字”。這八個字可以作許多解釋，事理上也有許多可能。例如:

一、王羲之寫過千個字的韻語，周興嗣依韻和作;

二、王羲之有千個零字，周興嗣把它編排成為韻語;

三、周興嗣撰了千字韻語，然后摹集王書把它寫出，象懷仁集《圣教序》那樣;

四、周興嗣次某篇文的韻成為此文，用王體字寫出，因而誤傳為王羲之書，等等。總之，這八個宇，與現(xiàn)傳智永寫本對不上。智永本上有“敕”、有“次韻”，沒有提出 “王羲之書”。如果真是集王羲之字而成，則應(yīng)寫出‘“集”字，如唐人集王書、金人集柳(公權(quán))書，以至集唐句、集杜句等等。問題在于周興嗣撰、智永寫本的《千文》究竟與王羲之書有關(guān)無關(guān)?次韻二字是編次成為韻文呢，還是依某些韻字順序押成的呢?

“王羲之書”和“次韻”問題

我們知道，每個故事都是愈傳愈熱鬧。枝葉由少而多，已是普遍規(guī)律。《千字文》故事中有王羲之這個角色。除《梁書》外，還有較后的何延之《蘭亭記》，載在張彥遠(yuǎn)《法書要錄》卷三。張彥遠(yuǎn)為憲宗、僖宗之間的人，何氏當(dāng)在中唐之世?！短m亭記》說智永禪師為王羲之七代孫，還說他“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于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shù)萬。”不待詳細(xì)交代，智永所臨，當(dāng)然是王羲之的字，那么智永所臨《千字文》中的字樣，即是王羲之的字樣了。 其次是此后的韋絢所撰《劉賓客嘉話錄》：“《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敘。武帝召興嗣謂日:‘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jìn)上，須發(fā)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

日本圣武天皇死后，其皇后藤原光明子在天平勝寶八年(相當(dāng)唐肅宗至德元年)把他的遺物獻(xiàn)給東大寺盧舍那佛，記錄的帳簿，稱為《東大寺獻(xiàn)物帳》。帳內(nèi)有一段記載“書法廿卷拓晉右將軍王羲之草書卷第一(下注:“廿五行，黃紙，紫檀軸，紺綾褾，綺帶。”以下各條俱如此式)。同羲之草書卷第二，同羲之書卷第五十七(下注：“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淺黃紙，紺綾褾，綺帶，紫檀軸”)。”

所謂“同”，指的是同為“拓”本。這里已拋開了智永，直說拓自王羲之，而歸入了王羲之名下。《蘭亭記》在《法書要錄》中，緊次于徐浩有建中四年紀(jì)年的《古跡記》后，則還應(yīng)晚于《獻(xiàn)物帳》。但海外流傳，耳治易多。略去智永，抬高聲價，原是無足奇怪的。 可見王羲之這個角色在《千字文》故事中不但實有，而且曾霸占了“真草千字文”。于是《梁書》中那條矛盾，就被韋絢大肆彌縫，什么“為我韻之”、“編次進(jìn)上”，把最費解的“次韻”二字，分別落到實處。但是事情果真就是這樣嗎?矛盾之處，并未能由此彌縫便得解決。癥結(jié)所在，實為“次韻”二字，還值得探索下去。

按清初趙吉《寄園寄所寄》卷四《然須寄·詩原》中引《稗史》云：“梁武帝宴華光殿聯(lián)句，曹景宗后至，詩韻已盡，沈約與以所余‘競、病’一二字，景宗操筆而成。初讀此，了未曉賦韻韻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后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范三人，后主詔得‘迮、格、白、易、夕、擲、斥、折、唶，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后正同，曾不攙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此處疑脫‘以’字)詩韻為鉤，座客探鉤，各據(jù)所得，循序賦之，正后世次韻格也。唐之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古未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鉤所得，而非酬和先唱者，是小異耳。”

《稗史》不知誰撰，其他引《稗史》處有一條記正統(tǒng)間處州生員吟詩事，知其書為明人之作。所引《陳后主集》，張溥、馮維訥所輯本中已不見了。趙翼《陔余叢考》卷廿三 《聯(lián)句》條亦述此說，但未注出處。

至于“赦”，無疑是梁武帝所赦了。所次之韻，是按梁武帝《千字詩》的韻呢，還是另選韻字令周興嗣去次呢，就無法知道了。宋人楊億的《文公談苑》所說“敕”為“梁”字之誤，則純屬臆測，毫無根據(jù)。又梁武帝的千字叫作詩，別人的都叫作文，為什么，也無法知道了。

王羲之零字和智永寫本問題

周興嗣編《千字文》既與王羲之寫的字有關(guān)系，那么是先有文還是先有字?“王羲之書千字”倘若真在撰文之前已有了，又何以那樣巧，正有一千字都不重復(fù)呢?梁武帝固然收藏過許多王羲之的法書，挑出不重復(fù)的，難道恰恰正有一千字嗎?其實現(xiàn)在文中也并不是完全沒有不重復(fù)的字，而實有不同寫法的重字，也有“借字”。摘出如下：“絜”與“潔” “雲(yún)”與“云”“ 山 ，“實”與“與“寔” 昆”與“昆”在古書中不同的地方，曾被兩用，但它們之間并非是截然不同或意義懸殊的兩個字。象《易經(jīng)》里的“無”字，即是“無”字。如引《易經(jīng)》把“無咎”寫成“無咎”，當(dāng)然算不準(zhǔn)確，但一般使用這二字，并沒有什么區(qū)別。因此《千文》中上舉的八個字，實際是不同寫法的四個字，并不能算嚴(yán)格的不重復(fù)。又“銀燭煒煌”的“煒”字，智永寫本，真書作“瑋”，草書才作“煒”。按“煒煌”的“煒”，應(yīng)是“火”旁，不應(yīng)是“玉" 旁，而文中真書部分用了個借字，可見當(dāng)時王書千字中，實缺少火旁的“煒”;也可看出 所集的王字，是以真書為主，而草書各字是相對配上去的，所以真書借字，草書不借。 哪里來的那么些方便的零字?即使果真是殷鐵石集拓，但拓字細(xì)細(xì)描摹，不能很快辦到。 梁武帝要周興嗣撰《千文》，殷鐵石立即能夠拓出千字，那只是故事夸張。其實古代對名人法書實有平常編集單字的事，唐韋述《敘書錄》(載在《法書要錄》四)：“開元十六年五月，內(nèi)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真跡，總一百五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拓進(jìn)。尋且依文拓兩本進(jìn)內(nèi)，分賜諸王。后屬車駕入都，卻進(jìn)真本，竟不果進(jìn)集字。”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所謂“集字”，當(dāng)是摹集單字，為了編成備查的“工具書”。宋人、清人編排漢隸單字，明人、清人又曾編排草字，清末人又曾編排楷字，都是查尋各字不同寫法的工具書。開元中令集賢院拓進(jìn)的“集字”，無疑即是這種性質(zhì)的。又韋述總述唐代內(nèi)府收藏許多件古代法書，談到其中攙有“梁隋宮本”(所謂“官本”可能指官藏本，或官幕本)。唐代摹拓法書既承梁隋舊法，集字之法自也未必是開元時始創(chuàng)。令我不禁想到懷仁集王字的《圣教序》，豈非就是得到這類集字呢?這次編集《千文》的活動，如果不是先有了集字工具書，也許即是編集單字工具書的開始。又古人寫字并非為后人集字預(yù)先準(zhǔn)備的，每字大小豈能一律相近，《圣教序》中字的大小基本差不多，可見懷仁在放大縮小上作了手腳。由此也可明白智永寫本《千文》，無論是摹(指鉤描)、是臨(指按照字樣仿寫)，每字大小相同，也必然是經(jīng)過了加工手續(xù)的。懷仁加了工的《圣教序》既可被認(rèn)為是王羲之書，那么智永加了工的《千字文》 被題為“拓王羲之書”也就不足奇怪了。臨王書也罷，拓王書也罷，智永寫本的周興嗣《千字文》應(yīng)是這篇文今存的最早的本子，是毫無疑義的。

智永《真草千字文》寫本、刻本和臨本

一、智永墨跡本

流傳下來的智永寫本《千字文》，距今七十七年以前的人，只見過西安碑林宋大觀年間薛氏摹刻本，捶拓年久，風(fēng)采俱頹。1912年日本小川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個墨跡本交圣華房(出版社名)影印行世，后有日本內(nèi)藤虎次郎氏跋尾，從此許多人才見到一個可靠的墨跡本(圖一)（插智永《千字文》墨跡本）。內(nèi)藤氏考訂認(rèn)為這即是《東大寺獻(xiàn)物帳》中所謂“拓王羲之書”“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那一卷(現(xiàn)在已改裝成冊)，所考極其正確。但內(nèi)藤氏也有被一個字困擾處，即是那個“拓”字?！东I(xiàn)物帳》上分明寫著“拓”，自然應(yīng)該是雙鉤廓填的摹拓所成，而這本筆劃，卻又分明是直去直來地寫成的。保險些，說它是“唐摹”，再保險些，說它“幕法已兼臨寫”。七十七年前，可資比較的材料發(fā)現(xiàn)還不太多時，作此模棱兩可之說，也實有可被理解處。

此后幾年，上虞羅氏重印此本，后有羅叔蘊先生跋尾，便理直氣壯地說它多力豐筋，實是智永八百本之一的真跡。從此時以至今日，智永的書寫權(quán)愈來愈被確認(rèn)了。

二、貞觀十五年蔣善進(jìn)臨本

敦煌發(fā)現(xiàn)的唐初人臨本殘卷，今藏巴黎，絹本，自“帷房”真書一行起至“乎也” 止，真草共三十四行。尾題真書一行為“貞觀十五年七月臨出此本蔣善進(jìn)記”，只有一個真書字和幾個草書字與日本藏本稍有小差別外，其余無一不似(圖二)（插圖二唐貞觀十五年蔣善進(jìn)臨本）。在面對原本臨寫(不是影幕)的法書中，這已是極夠忠實的了。重要的是真書“瑋”字草書“煒”字與日本藏本完全一樣，使我真要喊出“一字千金”了！

三、宋薛嗣昌摹刻本

陜西西安碑林中有一石刻本，為宋大觀三年薛嗣昌所刻，其中各字都與日本藏墨跡本相同，有些宋諱字缺末筆，則是刻石時所缺。只有“煒”字真書不作玉旁(圖三)（插圖三宋薛嗣昌草刻本）?；蚴茄κ纤鶕?jù)底本上所改，或是薛氏自作聰明，在刻石時當(dāng)做“明顯錯字”所改，于是也“不出校記”(在跋中也不加說明以表示他改了字)。薛氏摹刻有功，卻又功不掩過!

四、南宋《群玉堂帖》刻殘本

南宋韓韓侂胄刻的《閱古堂帖》被查抄入皇宮，改名為《群玉堂帖》。其中刻了一個殘本，自“囊箱”真書起，至“乎也”止真草共四十二行，后有智永小字款，是否蛇足，可以不論。“煒”字是否玉旁，已記不得。字跡與日本藏墨跡本十分一致，只是略瘦些，這是刻拓本的常情。此本在張效彬先生家，浩劫中被掠入一大官家，今失所在，也沒留下影本。法書誨盜，自古而然，真令人欲焚筆硯!

五、寶墨軒刻本

日本藏墨跡本后有楊惺吾先生跋尾，提到“寶墨軒本”，其本有影印本，首題“寶 墨軒藏帖”，下刻朱文“山陰張氏世珍”長方印，次行題“唐智永禪師書”。大約是明 末不學(xué)的坊賈所刻，字跡較弱，中多缺字未刻，似由底本損缺。“煒”字作火旁。“律 召”召字真書缺，草書仍是召字。此本書法未佳，也無關(guān)考證。只因楊氏所曾提及，故 為列出。

《千字文》各本中的異文問題

《千字文》在流傳過程中，特別經(jīng)過宋代，被“避諱”改字搞的七亂八糟。有的由于和諱字本字相同，有的由于是音近的“嫌名”，一律加以避改?；蛉惫P劃、或用代字，那些字雖然很亂，但還有跡可尋。只有一個“召”’字被改為“呂”，最不易解。“律召”作“律呂”的寫本，最早見于懷素小草書寫本，卷尾題“貞元十五年”，如果這卷是真跡，則“召”字改“呂”，在晚唐就開始了。但在詞義的關(guān)系上，畢竟不合?！肚摹愤@里相對的兩句是“閏余成歲，律召調(diào)陽”。按地球轉(zhuǎn)行，古代陰歷算法，一年三百六十日，總有余數(shù)，積累多了，夠一個月，放在年末，號稱“閏月”。又古代以竹制各種“律管”，對應(yīng)各時的節(jié)氣。管里放人葭灰，據(jù)傳說到了立春，陽氣初升，這相應(yīng)的一個律管里的灰就自己飛出(說見《后漢書·律歷志》)。這種引動的作用，叫作“召”。《呂覽》十七“以陽召陽， 以陰召陰”。綜合看來，“律”’和“閏”對，是名稱，是實字;“召”’與“余”對，是說明作用的，是虛字。如果作“律呂”，則是平行的雙詞，與上句不能成對了。所以我總懷疑這個字也是宋人避諱“嫌名”而改的。宋代有一個祖先名叫“朓”，“朓”字‘兆”得聲，與“召”音近又同部。唐代李賀家諱“晉肅”，他應(yīng)進(jìn)七科舉，就有人以為他犯了諱。這種音近嫌名，無理取鬧，本沒有實理可講的。不管“朓”、“召”的音究竟有別無別，即使有別，在要避時，還是不許不改的。有人反問：如按宋諱之說，則懷素小草書《千文》又該怎講?回答是：如宋諱是實，則懷素字即假；如懷素字是真，則召字是宋諱說就不能成立了。謹(jǐn)待高明學(xué)者來斷判吧。

宋諱見于薛氏刻本中的有：玄(缺末筆) 讓、樹(缺末筆) 貞(缺末筆) 敬(缺末筆，后又被人補刻，宋拓本缺筆) 匡(缺末筆)。又紹興二十年御書院中人寫的行書《千字文》一本，刻入《三希堂帖》，誤題為宋高宗， 原跡有影印本。其中改字最多，列舉如下：玄(改作“元”) 召(呂) 讓(遜) 殷(商) 樹(竹) 貞(清) 竟(罄) 桓(齊) 匡(輔) 恒(泰) 紈(團(tuán)) 丸(彈) 朗(晃)。只有“敬”、“競”二字找不出合適的仄聲字來代替，就用缺筆辦法了之，可謂“技窮”了。 還有智永寫本中“溫凊”的“凊”字寫成三點水旁作“清”，與《曲禮》的“凊” 字不合。按北魏正光年間的《張猛龍碑》“溫凊”的“凊”字也作“清”，可見南北朝時，“溫凊”一詞，還是寫“清”讀“凊”，比唐碑和宋板《禮記》作“清”的早的多多!

余談

上文曾提到故事愈傳愈熱鬧，枝葉由少而多的事，來說明周興嗣編撰《千字文》，智永書寫《千字文》的事也不例外。有趣的是捏造故事的人，有時只顧熱鬧，卻忘了事實上的不合理。例如為了說明智永臨書功夫的深厚，便說他用了多少枝筆。古人毛筆是活筆頭，可以換頭不換管。何延之說他“所退筆頭(用禿了換下來的筆頭)，置之大竹麓，麓受一石，而五麓皆滿。凡三十年”。到了韋絢的《劉賓客嘉話錄》則說他積年學(xué)書，后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shù)萬。清代章學(xué)誠《知非日札》說:“永師學(xué)書雖勤，斷無每日換退數(shù)十筆頭之理。人生百年，止得三萬六千日耳。十甕筆頭，每甕數(shù)萬，是必百年之內(nèi)，每日換數(shù)十筆頭，豈情理哉!”造謠言、吹大氣的韋絢，卻沒想到一千一百多年后還有人跟他算帳!

這篇稿寫完了，拿著向一位朋友請教。這位朋友看完了，輕松地一笑。我急忙問他笑在何處，他說:“你費了許多無用之力!王羲之的《蘭亭序》‘怏然自足，無論唐摹本、宋刻本，都是‘怏然’‘怏’字從‘心’從‘央’，而世行一般古文讀本中卻都作‘怏(快樂的快)然’。‘怏然’二字在唐宋以來文章中不常用，‘快然’則普通流行，易懂常用，其中并無足深求的。‘律召’成為‘律呂’，恐怕也只是由于常見易懂罷了?！肚ё治摹肥且悦蓵纳矸直粋髁?xí)的，教蒙書的人，自以普通文化程度的為多，因此‘快然’、‘律呂’，就都流行起來。你的詳考，豈不是‘可憐無補費精神’嗎?”我心悅誠服地上了一堂“常識”課，趕緊把這個看法寫入稿內(nèi)。

總之，現(xiàn)行這卷以“天地玄黃”為首句的《千字文》，是梁武帝敕令周興嗣撰作的；所稱“次韻”，可能是次梁武帝《千字詩》的韻。當(dāng)時曾用王羲之寫過的字集摹一卷，中間有借“瑋”為“煒”的字，也有重文異體的字。智永曾對著這種集字本臨寫過八百多本。日本《獻(xiàn)物帳》從書法角度說，稱它為“拓王羲之千字文”，史書經(jīng)籍等志從文章角度說，稱它為“周興嗣撰千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