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一百三十卷，卷七是《項羽本紀》，卷八則為《高祖本紀》。項、劉二人，生前是對手，死后則在《史記》書中“比鄰而居”。“比鄰而居”也就罷了，司馬遷還不時寫些相仿的情節(jié)，刻意讓兩人作比對。有了比對，即便千載之后，兩人彷彿都仍能較量一二，可熱鬧有趣呢！

這樣的比對，有兩人相似者，譬如，慷慨高歌。那時，項羽垓下被圍，兵少食盡，夜聞漢軍四面楚歌，遂對飲虞姬，撫著烏騅，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數(shù)年之后，劉邦在死前半載，硬撐著病體，東擊黥布，回返長安途中，繞經(jīng)沛縣故里，對著家鄉(xiāng)父老子弟，放懷縱酒，慷慨傷懷，泣下數(shù)行，歌曰：“大風(fēng)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nèi)兮歸故鄉(xiāng)，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兩人對比，也有截然不同者，譬如，遷都。項、劉二人打下天下之后，同樣都有人勸定都關(guān)中。先是項羽因咸陽殘破，又思衣錦還鄉(xiāng)，于是不肯，定要回返彭城。說者見項羽不聽，遂譏諷，“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二話不說，就把這人給烹了。至于劉邦，當(dāng)初不論是他，或是眾大臣，原都決意定都洛陽，而后先有劉敬力陳，繼而有張良細剖，劉邦一聽，字字句句，確實在理，于是便不顧其他反對意見，也不管自己原先想法，“是日駕，入都關(guān)中”。

太史公將項、劉對比，還有看來相似、卻實不相同者，譬如，二人之縱觀秦始皇。當(dāng)時，項羽與叔父項梁避仇于江東，恰逢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叔侄俱往觀之，當(dāng)下，項羽就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至于劉邦，則是到咸陽徭役時，看見始皇帝出巡，年近半百的他，望著那陣仗、那排場、那凜凜威風(fēng)，不禁喟然嘆息，曰，“嗟乎！大丈夫當(dāng)如此也！”

就這樣，一句“彼可取而代也”，一句“大丈夫當(dāng)如此也”，寥寥數(shù)字，輕易就勾勒出項羽與劉邦迥然有別的生命氣象。項羽悍而戾，劉邦寬裕而舒展。項羽目標(biāo)明確、一步到位；劉邦不然，盡管心向往之，卻搞不清楚到底要做啥，可是，隨時隨地又有份好意，有種欣欣然。這種莫知所以的欣欣然，就是孔子常說的“興于詩”的那個“興”字。

有時候，我們目的性太強，也太過急切，就好比有些老師，巴不得學(xué)生一天可以讀十六個小時的書，越用功越好，但卻忽略了如何能讓學(xué)生活得更有力氣、更有朝氣，也更能意興揚揚。那種凡事欣欣然的生命氣象，不只劉邦有，也不只孔子有，那是每個中國人共有的文化基因。今天談國學(xué)，首先，就是要找回這樣子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