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仕文化的沉淪 （三）】

一、水冷案

水冷案是明后俗世抨擊錢謙益的劣跡之一，陳寅恪如何看待這一個問題？

陳寅恪在考證“水冷案”后錄下錢謙益的初學(xué)集末附【甲申元日】七律：

又記崇禎十七年，千官萬國共朝天。

偷兒假息潢池里，倖子魂銷槃水前。

天策紛紛憂帝醉，臺階兩兩見星聯(lián)。（自注云：“賊入長安。”）

衰殘敢負蒼生望，自理東山舊管弦。

壺公評論：

首聯(lián)、漢人情結(jié)。崇禎十七年（1644年）發(fā)生甲申之變，明思宗朱由檢煤山自盡，江南出現(xiàn)祭祀朱天大帝的活動，后來成為春節(jié)祭祀的重要活動，寄托漢民族的亡國故土之思。這一年，明朝瓦解，歷史進入四權(quán)紛爭的時代，南明弘光政權(quán)、李自成大順政權(quán)、張獻忠大西政權(quán)、皇太極滿清政權(quán)之間處于生死搏斗的階段。

頜聯(lián)、偷、幸即茍且僥幸。假息意為茍延殘喘，潢池即池塘；槃水，靜止的水，引伸至“盤水加劍”（《漢書-賈誼傳》）于是 “槃水”即處死意，如趙翼句“或傳槃水將加誅”（《贈李莪洲孝廉》）

頸聯(lián)、仕子們議論紛紛，憂心著崇禎的離去，可是星象惡曜卻在告知厄運當頭，“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保ㄋ抉R遷《報任安書》）詩人似乎感覺到自己的使命。

尾聯(lián)、衰，即在年邁--1644年的錢謙益已入花甲之年，也在政治上的厄運。詩人自度難以擔(dān)當拯救天下蒼生的責(zé)任，或者只能繼續(xù)自己研究歷史的事業(yè)。

陳寅恪考證此段歷史，他注意到“初學(xué)集本迄于崇禎十六年癸未。既刻成之后，附補此詩于后者，其理由殆有三端：

一。。。。。

二因第肆句第陸句謂政敵周玉繩已死，代其位者舍我其誰？謝安石東山再起，正是此時，特賦此詩，所以表見意旨所在也；

三因集名東山，實取義于河?xùn)|君半野堂初贈詩‘東山蔥嶺莫辭從’之句?！?br>

壺公評論：

周玉繩即周延儒，是錢謙益的政敵，1643年4月清兵入關(guān)，延儒自請視師，卻假傳捷報，崇禎特進之為太師，事發(fā)，周延儒自盡。

以周玉繩自盡為契機，陳寅恪認為錢謙益欲效謝安石東山再起，這一看法或可證之于錢謙益在南明初期與辭職滿清后的歲月，但是在1644年后的幾年里錢謙益并不振作，甚至是在觀望，這是他隨附滿清之前的心態(tài)。他不可能如同【岳麓書院】的書生王夫之，在聽到北方的消息后感覺著“悲風(fēng)動中夜，邊馬嘶且驚。壯士匣中刀，猶作風(fēng)雨鳴?！保ㄍ醴蛑s詩），他是一個曾經(jīng)滄桑難為水的政客，是一個閱盡人間風(fēng)雨的歷史學(xué)家，更是一個深受宋理學(xué)影響的詩人--一個對社會鼎革抱有真誠期望的東林黨人。

把這一首七律與“水冷案”相聯(lián)系，或可認為，“水冷案”確實發(fā)生，但是無須大驚小怪，重要的辯證是在一個政治中人、一個歷史學(xué)家、一個有著逾越皇朝政治局限的思想者，或者可知：

一個深受理學(xué)影響的學(xué)者如何看社會。

壺公評論 2014/2/18寫于東巖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