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國古史，向來以夏為“三代”之始，禹為“三王”之首，尤其是大禹的事功和崇高的德性，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即為各家學者所稱道，與堯舜成湯文武俱為先圣先王，在國人的信仰中，有不可抹煞的地位。

但是，降及近代，疑古的風氣大盛?？涤袨橹犊鬃痈闹瓶肌罚赋錾瞎琶Ｃ?，堯舜三代文明實皆渺茫而不可知。日人白鳥庫吉則認為《尚書》中的堯舜禹事跡，系作者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為背景而創(chuàng)作者。繼而“疑古派”的學者，更以“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對古代文獻與傳說中的遠古帝王，施以嚴厲批判，一律視之為“偽書”與“偽史”，“疑古之過，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甚至連周公、屈原也都失去了“歷史人物”的資格。在這種情形之下，夏代及其以前的古史，幾全被抹煞，禹的“人格”亦遭否定，其間爭辯，頗為激烈。

大禹與夏史之所以受到懷疑，主要是夏代沒有直接的史料留傳于世，特別是有關夏代文字方面的資料，文獻載籍中的大禹事跡及夏史，既得不到地下史料的印證，疑古的人便直截了當?shù)丶右苑穸?，所有爭論的關鍵也就在此。

然而，自從甲骨文發(fā)現(xiàn)與殷墟發(fā)掘成功以后，文獻上記載的殷先公先王及成湯至帝辛的殷王世系，已得到了甲骨文的印證，那么《史記·夏本紀》載夏代帝王的世系，自禹至履癸（桀）共十四世十七王，我們應可推測，太史公亦必有所根據(jù)，何至于憑空杜撰。同時，文明是逐漸演化而來的，絕無突然降臨之理，從殷墟出土文物水準之高，甲骨文字“六書具備”的進步情形，殷商之前必然已有相當階段的文明，故孔子說：“殷因于夏禮”?；谏鲜龅恼J識，我們對于古史相傳商代之前有夏代存在的說法，如何能加以斷然否定！所以過去討論古史的結果，已是“認為實有禹和夏代的，占絕大多數(shù)”^①，甚至有人從文字誕生的過程推測，夏初應該已有了歷史的記載。

雖然如此，過去的對于禹與夏史的爭辯，不管是信是疑，畢竟都是以紙上的材料做為討論的主要依據(jù)，所以當時對考古學的寄望特別殷切，有人以為“古史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法是考古學”。誠然，如果考古學能從地下發(fā)掘出夏代的文物，將古籍記載的夏代史事加以印證或否定，當然是最好不過了。但是，近２０年來的夏代考古，從“夏墟”的調查到“二里頭類型文化”的發(fā)現(xiàn)和討論，嚴格地說，并沒有突破性的發(fā)現(xiàn)，考古工作者所認為的“夏文化”也僅是根據(jù)地下材料的一種推測而已，根本不能像殷墟甲骨文印證殷商歷史一般的確鑿。雖然“夏代的考古目前還只是開了個頭”，但是我們實不敢過分樂觀，能在不久的將來，一舉從地下發(fā)掘出夏代的文字，來印證文獻上記載的夏史，一如過去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和殷墟的發(fā)掘，印證了文獻上的殷商史者然。當然這種可能性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不過，目前討論禹與夏史，我們仍應以古代文獻載籍為基本的史料，再輔以考古資料及其他社會科學。

我國古代文獻上的遠古史事，雖皆出于后人述古之作，然多系自古相傳的舊說。在文字尚未發(fā)明或既發(fā)明而使用尚不普遍，書寫工具不發(fā)達之時，古代大事實憑口耳相傳，故《說文》稱：“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但傳說時間既久，不免亦有附會失真之處，所以古史傳說既不能據(jù)為“信史”，亦不可一筆抹煞。王國維說：“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相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區(qū)別”^②。法人格拉勒（M.MarceGranet）也指出，中國古書并無絕對的真?zhèn)沃?，對于古史的考察，應通過“內考證”的方法（Critiqueinterne），在“偽里尋真”，不應因過分注意古書真?zhèn)蔚目加?，反而忽略了書中的事實。當代學者，對于古代文獻與古史傳說的未可抹煞，可謂已有普遍的體認，李濟先生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列舉與中國上古史有關的材料七大類，而認為“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記錄，是研究中國上古史最基本的資料”，他以一個考古學家的立場，一再強調紙上史料的不可忽視，更特別提示對于大禹一類的人物，要特別注意研究。

紙上的史料，不僅經傳諸子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③。唐人司馬貞說：“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清人俞正燮和也都有類似的看法。梁啟超說：“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蓋無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④。這些可說都是卓越的見解。

當然，古史的研究，新材料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視的，但不可因為有了新材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即可以不要舊材料如文獻載籍。董作賓氏強調，建設性的古史研究，新材料和舊材料同樣的重要。周法高氏認為“新材料也要和書本上的材料互相配合，互相補充，才能發(fā)揮它的效力的，單靠新材料是不夠的”。即以夏代的考古而言，“夏墟”的調查與“二里頭類型文化”的探討，主要還是根據(jù)《逸周書》、《國語》、《竹書紀年》、《戰(zhàn)國策》、《史記》等書所指示的地望和年代，作為討論的基礎?！岸镱^類型文化”所以被認為有“夏文化”的可能性，是因為它分布的范圍，恰恰是文獻上所記載的夏族活動的地區(qū)——伊洛河濟之間，在時間上，經碳１４鑒定的標本，所顯示的年代，與文獻記載的夏朝年代也頗符合，假設完全舍棄紙上材料，勢將失去了討論夏文化的依據(jù)，所以紙上材料的不可忽視，是應該特別強調的。

其實，除了紙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以外，民族學、人類學的材料也必須加以利用，例如我國傳說中遠古時代的許多現(xiàn)象或“荒誕怪異”的事跡，如透過民族學的考察，與初民社會所表現(xiàn)的文明特征加以對照，往往可以發(fā)現(xiàn)新的意義，像知母不知父和始祖感生一類的傳說，從文獻本身或地下發(fā)掘是無法獲得解釋的，但民族學卻給我們提供了合理的答案。

由于近代社會科學新知的開展，歷史研究應以“科際整合”的方法從事，幾為史學界所公認，而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最為需要“科際整合”，過去連疑古最甚的人也領悟到，從幾部古書里實無法證明堯舜禹的真象，根據(jù)文獻載籍，參照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以及有關探討上古史的專題結論，從事“綜合”的研究，乃是我們應有的努力方向。

從傳說史料推測大禹與夏朝

春秋時代，孔子曾感嘆夏殷之禮能言，而文獻不足征，但自甲骨文出土，不僅殷禮足征，成湯和殷的先公先王也不再被視為神話中的人物了。

夏墟的調查和夏代的考古，雖早已開始，地下出土的“夏文化”也在繼續(xù)討論之中，但至今并無夏代文字以資印證，我們自然樂于看到將來大量的夏代文字出土，使夏禮足征，惟目前討論大禹與夏初的傳說，似仍應以文獻記載為依據(jù)，加以推測。

就文獻記載而言，自西周以至春秋戰(zhàn)國，人們心目中的禹，是一位偉大的古帝王，夏是堯舜之后殷商之前的一個“朝代”。

在《詩經》的時代，大禹的功績已受著歌頌，除了“甸山”、“治水”以外，《魯頌·宮》說后稷“俾民稼穡”是“纘禹之緒”，《商頌·殷武》稱成湯是“設都于禹之跡”，《尚書·呂刑》以禹為“三后”之一。春秋時代，在人們的信念中，禹的“人格”更為確定，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在他的心目中，大禹是一位人格完美無缺的先王。《左傳·昭公元年》載：“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洛。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劉定公住于“洛”，大約地近伊闕，想到大禹開鑿的功跡，而發(fā)出的感嘆。從以上的談話中，絲毫看不出有懷疑禹為天神的跡象，如果禹是古代的天神，孔子和劉定公的談話，應該不是這般肯定的口氣。

從地下遺物來看，春秋時代的銅器，秦公敦有“鼐禹之赍”，齊侯鐘有“成唐……處禹之堵”，所以歷來以禹為夏民族祖先之說，在金文上已可以得到證明。

戰(zhàn)國時代諸子，不論儒道墨法的著述中，無不以大禹為“三代”圣王的第一人，對于他的人格和事功更是稱贊不已。例如《孟子·滕文公》上稱：“禹抑鴻水而天下平”；《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避除水患逐共工”；《莊子》謂禹為大圣；《墨子》則屢稱禹為“三代之圣王”；韓非子也以禹為躬親耕稼勞苦的古帝王。儒道墨法四家的學說主張不同，但他們認為禹是古代偉大的先王而深致推崇，則并無不同。此外，屈原的《楚辭》，也多次提到大禹，只是對于禹的誕生和治水等傳說，表示疑惑而已，這本是屈原對于遠古相傳的許多現(xiàn)象，無法以當時的知識來做合理的解釋所致。

漢人對于大禹的記載和推崇，不勝列舉，以禹為古帝王更為確定，《史記》、《漢書》皆言“禹封泰山、禪會稽”?！妒酚洝は谋炯o》稱：“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痘茨献印ば迍沼枴芬杂砼c堯舜湯周文王為“五圣”，又以禹為“千歲為一出”的“九賢”之一?！稘h書·古今人表》將古“今”人物分為九等，而列帝禹夏后氏為“上上”的人物。

依照《世本》、《大戴禮》及《史記》等書，五帝三王咸祖黃帝，禹是夏的始祖，出于黃帝子孫顓頊的一支?！洞蟠鞫Y·帝系篇》云：“黃帝產玄囂，玄囂產極，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稷、產契、產放勛，是為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茍芒產牛，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帝舜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這些整齊的帝系，其間頗多矛盾，自宋歐陽修以來即不乏懷疑的人。其實，我國民族的成長，經過了長期不斷的融合，三代以上，民族當然不是出于一元的，經過了五帝三王時代的融合，才有逐漸為一的趨向，及至戰(zhàn)國時代，以虞夏商周為時代先后的次序，已成為普遍的觀念，學者進而以遠古帝王為中心來整理古史，自然就寫出了《世本》、《帝系》一類的系統(tǒng)來了。所謂某帝生某帝者，并非親生，而傳說中的古帝王應皆是“人帝”而非“神帝”。只是像“禹”一類的名字，也許是后人所加的。

先秦諸子中所述遠古帝王的事跡，乃是諸子引述遠古史事來發(fā)揮自己的學說，亦可說是他們通過自己的“史觀”，對古史所做的解釋，并非記載古史的專著，所以同一古代人物，各家的評價不同，所記事跡也有出入。至于戰(zhàn)國秦漢間著作中的古史系統(tǒng)，也是如此。《世本》、《帝系》、《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世經》、《潛夫論》、《五德志》等所列的古史系統(tǒng)，顯然是以自古相傳的舊說為根據(jù)，再加上了著者的時代思想整理而成，不應視為假造的“偽史”。

我們考察大禹以及其他傳說中的遠古人物，不應著重其“身世”的考辨，而應考察環(huán)繞著這些古史人物的傳說中，是否合乎民族學上初民社會的特征，過去疑古的人看到文獻史料中有“禹是一個耕稼的國王”的現(xiàn)象，覺得不可思議，便把它做為禹是“天神”的理由之一，這完全“病在于以唐宋之事例三代”^⑤，我們如通過民族學的知識，對照初民社會的現(xiàn)象，反而覺得這是一種質樸和真實的反映，因為在氏族社會里，領袖并無后世帝王的權勢，也沒有物質生活上的特殊享受，辛勞的程度有時超過了氏族成員?！俄n非子·五蠹》篇云：“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雖監(jiān)門之服養(yǎng)，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zhí)耒以為民先，股無，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边@可說是氏族社會領袖生活的寫照，與后世的國王或皇帝比較，遂成為先王的美德。傳說中的舜，也是一位勤勞節(jié)儉、躬親耕稼、擅長農事制陶的領袖。在大禹的傳說中，類似的現(xiàn)象摭拾皆是。例如：《論語·泰伯篇》記孔子說：“禹，吾無間斷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薄稇梿柶份d南宮適之言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墨子也稱道大禹說：“禹親自操蠹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股無、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荀子·成相篇》云：“禹傅土，平天下，躲親為民行勞苦。”

其他如《淮南子》和《史記》等書，有關的記載不勝列舉。梁啟超指出，歐人對于古代明王大哲，誦其功德，常于名字上冠以“大”（TheGreat）或“神圣”（Saint），禹之稱“大禹”或“神禹”，實與彼不謀而合，所以他稱贊大禹說：“大禹之事功，為物質上統(tǒng)一之基礎，大禹之德性為中國精神統(tǒng)一之基礎也，故其德合帝，惟禹與舜稱大，其功邁皇，惟禹與農稱神，有以也夫！”^⑥

夏代的存在，亦可于傳說史料中推測知之。在先秦舊籍中，最早談到夏的是《尚書》?！吨軙分墩僬a》、《立政》、《康誥》、《君》諸篇，屢言“有夏”，如《召誥》云：

“相古先民有夏，天從子保；”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

可見在西周初年，周人的記憶里“相古”的確有過夏代。從《詩》、《書》及《周本紀》，更可看出周民族與夏有密切的關系，例如《周詩》的本體為“雅”，“雅”即是“夏”，周詩所以稱“雅”的原因，“蓋所以明周地乃夏之舊，或周之霸業(yè)乃繼承夏之舊統(tǒng)而已”，或“周民族的興起和發(fā)展經過，似是沿著夏之先民的故跡，在夏之廢墟上建立新國的?！雹?/span>

春秋戰(zhàn)國時代學者，常常是夏商周三代并稱，或虞夏商周四代相連，例如《論語·為政篇》記孔子答子張問十世可知時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八篇》記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衛(wèi)靈公篇》記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內史過說：“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秴问洗呵铩彂[》：“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其他如墨子、韓非子亦皆有“虞夏商周”四代的觀念。尤其是“好古敏求”的孔子，對于夏代文化顯然知道很多，只是在春秋時代留傳的夏代文物已經不多，甚或沒有了，無法加以印證，所以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梢娍鬃哟_認夏代的存在，只是當時為“夏余”的杞國，文獻不足征罷了。

夏民族活動的地區(qū)，應以《逸周書》、《國語》、《史記》等書的記載最值得注意?！兑葜軙ざ纫仄贩Q：“自洛延于伊，居易于固，其有夏之居”?！秶Z·周語》“伊洛竭而夏亡”?！妒酚洝瞧鹆袀鳌份d吳起對魏武侯之言：“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span>

當代學者推測夏人活動區(qū)域者頗多，如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一文云：“夏后氏起自今山西省西南隅，渡河而南，始居新鄭、密縣間，繼居洛陽，展轉遷徒，東至于河南陳留、山東觀城，北至于河北濮陽，西至于陜西東部，蹤跡所至，不越黃河兩岸?！?/span>

傅斯年氏《夷夏東西說》，根據(jù)古籍所記有關夏地，推測夏之區(qū)域為：“夏之區(qū)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帶，東不過平漢線，西有陜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备骷业耐茰y，要以能重視上引文獻所述之伊洛地區(qū)以及傳說中的“夏墟”或“夏都”為能得之，２０年來的夏代考古也是在這一地區(qū)從事的。所以對于過去以“華夏起于雍梁”或夏民族起源于四川的一些考證，似都應暫時地排除。

總之，《禹貢》成書于春秋晚年，并不是大禹時代“任土作貢”的實錄，可成定論。因此以《禹貢》九州做為夏代疆域的觀念，應予放棄，是無可置疑的了。“九州”乃系別有所指，早在安特生（J.G.Anderson）發(fā)現(xiàn)“仰韶文化”之后，徐中舒據(jù)即《左傳》、《國語》諸書記載之“九州”，以推測夏代的地區(qū)云：“此諸九州，皆指北至太行，南至三涂，東至陽城大室，西至荊山終南的九州，其地為夏人所居?！雹唷熬胖荨北鞠抵敢谅逡粠У闹性貐^(qū)，原是夏人活動的主要范圍，后來隨著中國疆域的擴大，“九州”也逐漸跟著擴大了起來。

以上述地區(qū)作為夏人活動的范圍，則與大禹和夏初傳說有關的“涂山”與“會稽”的地望，都應重新加以檢討。《左傳·哀公七年》稱：“禹會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俄n非子·飾邪篇》稱：“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后至而禹斬之。”

“涂山”與“會稽”地望的探討，應有助于夏史的了解?！巴可健睋?jù)杜預注云：“在壽春東北”，由于杜注《左傳》的影響，此說頗有勢力，但考察夏人活動的地區(qū)，則禹遠至安徽一帶去會合“諸侯”，似有悖情理，綜合近人的考證，“涂山”應為河南陸渾縣之“三涂山”，其地近伊洛嵩山，在古九州區(qū)域之內，宜乎大禹在此會合“諸侯”。至于“會稽”，如指今浙江紹興之“會稽山”而言，雖自兩漢以來影響很大，顯然也是不合理的，近人考證的意見頗不一致，有謂“涂山”即“會稽山”者，也有主張會稽即泰山“在山東無疑”者，而錢穆氏考證云：“會稽山本稱茅山，以地望推之，其相當于河東大陽之山乎？”錢氏之說，雖然目前還不能成為定論，但其地望實在夏人活動范圍之內，其說遠勝于今浙江之會稽山，自不待言。此外，《國語·周語》云：“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即“嵩山”，可成定說，亦在伊洛一帶。

根據(jù)以上的討論，不難看出夏民族活動的大致輪廓。所以《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史記·封禪書》稱：“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都是很值得重視的話。

夏代的文化，由于書缺有間，文獻不足，見于記載的只是一鱗半爪。司馬遷寫《史記》時尚見到《禹本紀》，今已不傳。今人雖然推測，夏代應已有文字，且已記載歷史，但至今未有夏代文字出土。新石器時代的陶文，雖有發(fā)現(xiàn)，由于數(shù)目有限，距離與文獻對照的階段尚屬遙遠，至多對推測夏朝已有文字提供一個有力的支持而已。

從傳說史料觀察，夏代文物已有著錄，而且也有了學校一類的機構。《呂氏春秋·先識篇》說夏有“太史”，《左傳》引《虞書》皆稱“夏書”，論者以虞書亦為夏史官所記。鄭玄《易論》稱：“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孟子論三代之學校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禮記·明堂位》所記的禮器，常常是三代或虞夏商周并列，夏人也可能已有了十日為名的習俗和昭穆制度。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期，聚落即已形成，而古史相傳“鯀作城郭”，城郭的建造是三代共有的特征，而夏與城郭的關系尤為密切，柏萊烏德（RoberBraidwood）嘗謂“文明即是城市化”（Civilizationmeansurbanization），“城郭”的建造，實為早期文明發(fā)展的重要特征。

夏代已有歷法，文獻記載頗多，《左傳·昭公十七年》引《夏書》述日食現(xiàn)象，董作賓氏據(jù)之以定夏年，以其合乎古代天文現(xiàn)象，認為是可信的資料。自西周以來“夏正”流傳頗久，《論語·衛(wèi)靈公篇》孔子曰：“行夏之時”，《竹書紀年》為戰(zhàn)國時代魏史官所作，亦使用《夏正》，《漢書·律歷志》載“夏歷”為漢初流行的“六家歷”之一。我國古代歷法起源甚早，《世本·作篇》稱黃帝時容成造歷，《史記·歷書》稱：“黃帝考定星歷”，《尚書·堯典》以堯時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派羲仲等觀察鳥火虛昴四中星的位置。歷法起源于黃帝，應是可信的傳說。夏代的歷法，原是先民長期經驗累積的結果，所以較為進步，因而流傳較久。

銅器的出現(xiàn)，是人類文明演化過程中的重要標記，而黃銅出現(xiàn)的年代又較青銅出現(xiàn)的年代為早。我國殷代出土的銅器，已為技術水準極高的青銅。夏代的銅器，尚有待于考古工作的繼續(xù)探求。但在文獻史料里，夏代已經用銅的記載是十分確定的，《越絕書》載風胡子對楚王之言曰：“軒轅赫胥神農之時，以石為兵…；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之時，作鐵兵…”。這種以石、銅、鐵作為時代演化的順序，與１９世紀丹麥考古學家湯姆生（C.J.Thomsen）的分期方法是諳合的。相傳夏初已開始以銅鑄“九鼎”，尤其春秋戰(zhàn)國學者更是言之鑿鑿，“九鼎”成為三代有天下的象征。楚莊王時曾觀兵周疆，問鼎之輕重，直至東周之亡，“九鼎”的下落，才隨之成謎。雖然在考古學上，還沒有得到夏代確已用銅的地下證據(jù)，但當代學者早有主張夏代已是用銅的“全盛期”者，甚至從甲骨文的推測，夏初鑄鼎之說也是可信的^⑨。

文獻記載的夏文化，雖然并非詳盡，但頗能提供我們推測夏代存在的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