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對淺絳彩瓷的流程進行充分有效的討論，有兩個問題必須得到大致界定：一是這個流程的起點和終點在哪兒，或者說持續(xù)了多長時間？二是這個流程的轉折點在哪兒，或者說這個流程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

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表明，趙榮華先生在這兩個問題上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認為，淺絳彩瓷的起點在清代咸豐年間，終點在民國初年，前后持續(xù)70年左右；其間有過兩個轉折點，分別為清代同治年間的初年和清代光緒年間的末年，據(jù)此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轉折點以前為突現(xiàn)期，第一個轉折點與第二個轉折點之間為盛興期，第二個轉折點以后為衰落期。[1]其他諸家的觀點，其實都是從趙先生的觀點引申演變而來，沒有本質上的差異?；蛘哒J為起點更早一些，可以定在清代道光年間；或者認為終點更晚一些，可以定在民國末年。對于兩個轉折點的認識則相對一致，只是稱謂三個階段的用語有所不同。

在我們看來，確定淺絳彩瓷的起點必須以實物證據(jù)為支撐，而不能僅僅依靠推測。或許，咸豐年間甚至道光年間都有誕生淺絳彩瓷的可能性，但是，現(xiàn)在能夠看到的淺絳彩瓷作品的最早確切紀年為同治四年（1865年），所以只能把起點暫且確定在同治初年。至于說到終點，趙榮華先生認為在民國初年，又有許多論家以實物為佐證把趙先生的說法往后推移，最晚的應是劉楊先生所著《淺絳彩瓷品鑒》里收錄的蓮溪陶繪山水瓷板，紀年為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這里的問題是，論家們例舉的許多民國期間的實物證據(jù)，究竟是典型的淺絳彩瓷作品，還是疑似淺絳彩瓷作品。民國初期的十幾年間，正是淺絳彩瓷經(jīng)由洋彩、終于讓位于新粉彩瓷的時期，正是瓷畫風格在繼承中漸次轉換的時期：從淺淡設色轉換為更加艷麗的設色，從簡約造型轉換為更加精細的造型，從含蓄的調性轉換為更加明快的調性，總之是越來越賞心悅目，越來越注重富有沖擊力的視覺效果。同樣是在這個時期，潘匋宇、汪曉棠、王琦等畫師完成了從淺絳彩瓷到新粉彩瓷的華麗轉身。對于這個模糊過渡時期的許多瓷畫作品，進行究竟是淺絳彩還是新粉彩、抑或洋彩的精確界定，是比較困難的事，也是可以不去較真對待的事。所以，確定淺絳彩瓷的終點不同于確定起點：那時處于突變狀態(tài)，淺絳彩瓷的出現(xiàn)與此前流行的陶瓷藝術形態(tài)有著非常明顯的分野，適合用實物證據(jù)說話；此時處于漸變狀態(tài)，淺絳彩、新粉彩、以及洋彩等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雜色紛呈，相互糾纏，面貌不是那么清晰，分野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很難以某一件瓷畫作品的精準身份定位來判斷一種陶瓷藝術形態(tài)的終結。于是，我們寧愿調整思路，把淺絳彩瓷的終點與取而代之的新粉彩瓷的起點相重疊，認定民國十一年（1922年）是淺絳彩瓷結束歷史使命的大致年份。正是這一年，在江西省浮梁縣縣長徐仲亭和知事何心澄的倡導下，三位新粉彩瓷的奠基人潘匋宇、汪曉棠、王琦會同吳靄生等陶瓷藝術家與業(yè)內人士約200多人，成立“瓷業(yè)美術研究社”，致力于陶瓷工藝改良和藝術創(chuàng)新研究，促使新粉彩瓷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這就是說，我們傾向于淺絳彩瓷流程的起點在清代同治四年，終點在民國十一年，前后持續(xù)60年左右。

再來看第二個問題，也就是這個流程有幾個轉折點，適合劃分成幾個階段。同治年間產(chǎn)生了淺絳彩瓷，但明確標有同治紀年的淺絳彩瓷實在是多乎哉不多也，只是到了光緒年間，淺絳彩瓷出現(xiàn)了數(shù)量陡增、名家輩出的洋洋大觀。所以，光緒初年是第一個轉折點，此前可以稱為濫觴期?？v觀光緒一朝34年，淺絳彩瓷的發(fā)展轟轟烈烈，有聲有色，卻決不是沒有變化，前期快速推進、個性突出與后期快速消退、個性弱化的趨向比較明顯。我們很難指出發(fā)生這種變化的確切年份，于是把光緒朝一分為二，以光緒十七年為第二個轉折點，此前可以稱為繁盛期，此后可以稱為消解期。至于民國以降，淺絳彩瓷已經(jīng)成為強弩之末，全面讓位于過渡性的洋彩和朝氣蓬勃的新粉彩瓷。所以，民國初年是第三個轉折點，此后可以稱為式微期。日后，我們分別討論淺絳彩瓷流程的四個不同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