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這樣兩句話可稱名言：
“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能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p>
可見，孟子與墨子堅決劃清了界限。
可是孟子對墨子下的結論并不正確，因為，墨子也是講“仁、義、孝、忠”的，并且作為他的出發(fā)點與歸宿點。墨子也是反對諸侯兼并的，“非攻”就是他的名篇。據(jù)研究，西漢“獨尊儒術”以來，墨學中絕二千余載，直至清代中葉而后，在被遺忘的角落里發(fā)現(xiàn)，于是整理面世，可見，相當長的時間里，墨子的真相已經(jīng)不為人知，其所受思想與學術壓制的時間基本與中國封建社會時期平行，墨子的民主精神遭到了統(tǒng)治者的堅決拒斥。正確的思想不一定行時，墨子的遭遇應稱世界著名一例。
《墨子·兼愛》說：“……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從這一段可見，墨子很是主張“愛”的，在“自愛”與“相愛”的關系上，強調“相愛”的重要。他也是主張子孝父、臣忠君的，也是反對大夫相侵奪、諸侯相攻伐的，也是痛恨“盜賊”的，這些，至少在概念的一般意義上與儒學并無二致。所以，孟子說墨子“無父無君”，就不實事求是，其以“是禽獸也”罵墨子，更屬粗口，當然，孟子出粗口也是有“學術淵源”的，其在《禮記·曲禮》：“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W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家語·本姓解》），“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文公章句上》）。那么，墨子呢？韓非認為，“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顯學》篇）。
我們打開《墨子》，會看到比如這樣一些話：
“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舜耕于歷山，……堯得之服澤之陽，使接天下之政……”（《尚賢》篇），
“三代圣王既沒，天下失義”（《節(jié)葬》篇），
“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尚賢》篇），
“凡言凡動，合于三代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于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貴義》篇）。
可見，尊堯舜禹湯文武，墨子與孔孟并無不同。
《墨子》中“仁、義、忠、信、孝、禮”這些，也比比皆是，未見其有何異議：
“舜……禹……湯……武王……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所染》篇），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篇），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法儀》篇），
“年歲善，則民仁且良”（《七患》篇），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七患》篇），
“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辭過》篇），
“武王勝殷殺紂，環(huán)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后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三辯》篇），
“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尚賢》篇），
“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兼愛》篇），
“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我，其不仁茲甚，罪益厚”（《非攻》篇），
“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節(jié)葬》篇），
“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節(jié)葬》篇），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天志》篇），
“義者，善政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為善政也……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志》篇），
“仁，體愛也。……義，利也。禮，敬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孝，利親也。信，言合于意也”（《經(jīng)》篇），
“仁而無利愛，利愛生于慮”（《大取》篇），
“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大取》篇），
“夫倍（背）義而鄉(xiāng)（向）祿者，我常聞之矣”（《耕柱》篇），
“三代之圣王禹湯文武，百里之侯也，說（悅）忠行義，取天下……茍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問》篇），
“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公輸》篇）……
既然《墨子》也將“仁、義、忠、信、孝、禮”這些奉為必遵必趨的原則和標準，何以當時墨子公然批評孔儒，而后來孟子又罵墨子為“禽獸”呢？
原因大約有兩條，一是墨子宣傳的“仁、義、孝、忠、禮、信……”這些，雖與孔儒在字面上并無不同，在概念的所指上也有一致之處，但在內容里，仍有所不同，以至含有嚴重的不同。二是墨子宣傳了他的“兼愛、尚賢”之類的觀點。
以最核心的概念“仁”來作比較。我們已知孔子于“仁”有這些言論：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泛愛眾，而親仁。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足者……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的學生有子的名言說得也挺直白：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又，孟子有這樣兩句名言：
堯舜不遍愛人，急親賢也。
為政不得罪于巨室。
從這些材料可見，孔孟的“仁”，是一種“仁術”，是不免矯揉造作而為了使民不敢不敬的，即使講孝，也是給民做榜樣，目的仍是使民得到馴服而不至于犯上作亂，而為了使民敬畏，則在廟堂等各種重要場合更是繁禮縟節(jié)，“仁”的政治綱領是克己復禮、興滅繼絕，高度形成某種某種統(tǒng)治的利益，雖講“泛愛眾”，卻是有等級、有區(qū)別的，就連樊遲想學點農(nóng)圃，孔子也不喜歡。孟子更把孔儒的“仁”學實質挑明了講，是“不遍愛人”，是“為政不得罪于巨室”?？梢?，孔儒的“仁”有著十分鮮明的社會立場和具體內容，是貴族的，是徹底地為治人者著想的，與發(fā)不出聲來的民眾有著相當?shù)膶αⅰ?/p>
那么，墨子的“仁”有何不同？
墨子的以下言論，說明著他的“仁、義”有著與孔儒不同的傾向：
據(jù)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右陨泶餍?。（《修身》篇）
古者圣王之為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笔且試毁F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尚賢》篇）
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嫦鄲郏幌嗬ā都鎼邸菲?/p>
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善利之，不必用。禮，……等異倫也。（《經(jīng)說》篇）
圣人……，仁而無利愛，利愛生于慮。（《大取》篇）
執(zhí)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故執(zhí)有命者不仁。（《非命》篇）
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jié)用、節(jié)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魯問》篇）
以上所引，說明墨子主張仁義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是像愛馬那樣含有為自己的目的。所以這仁義是不謀利的，是發(fā)自誠心而無私心考慮的。所謂禮，是打破貴賤，講人與人的平等。因此也決不贊成那種認為貧窮富貴治亂壽夭皆命中注定的說法。這一原則用于天下國家，就應當是有針對性地用“尚賢，尚同”治理昏亂，用“節(jié)用，節(jié)葬”治理國貧，用“非樂，非命”治理沉迷酒色，用“尊天，事鬼”治理沒有信仰。用“兼愛，非攻”阻止爭城掠地。而墨子對“禮”的作用的詮釋，竟然是“等異倫”，這與孔子所說的“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真是大相徑庭。
可見，墨子的“仁、義、禮”方面的內容，與孔儒有著不同以至嚴重對立之處，他是另一種君子，是從平民角度平等角度考慮問題的君子，摒棄著貴族統(tǒng)治的立場，犯了孔孟之大忌。
要說墨子與孔儒一致之處，還可舉出不少，比如：
一，在社會發(fā)展方向上并無不同認識。眾所公知，從孔子到孟子，都對東周以來分崩離析、諸侯爭戰(zhàn)、兼并不已的天下大勢不滿，他們希望“復禮”，就是回復到像周朝的前期那樣，大小諸侯國相安無事，大家眾星拱月尊崇天子，因而天下太平有序。當然，最理想的狀況是行“大道”的“大同”之世，然而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以來，“大道”遠逝，社會能維持在以“禮”為標志的“小康”之世，就算很好，但眼見得連這個也維持不下去，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繼之而起要稱霸的又大有人在，天下不安。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從孔子到孟子又千方百計為有國者著想，要他們效法周文王行王道，從而在紛爭的天下立足和發(fā)展，成就王業(yè)（這隱含著孔孟式的“革命性”，即在統(tǒng)治層內部可以有興替）。
在這一點上，墨子是否提出了不同的東西？沒有。我們在《墨子·辭過》篇讀到這么一句，“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yè)可行于天下矣”，這是墨子順應著兼并戰(zhàn)爭的天下向有國者進言的證據(jù)，與孟子是相似的。
墨子的重要觀點是“非攻”，這與孟子所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的立場，也可算一致，不主張諸侯行攻伐，而主張大小國相安無事。墨子說，“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其愚，貴傲賤，寇亂盜賊并興……”（《非樂》篇），他對這些現(xiàn)象深為不滿，認為要加以改變。這些言論，與孟子也很相似。
墨子鄙視那種“背義而向祿”（《耕柱》篇）的人，這種道德立場，與孔子“不義而富且貴于我若浮云”很同調。
墨子說，“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為善政也”，他的“義者，善政”，至少在字面上與孔孟的“王道”也很有共同。
二，在社會等級觀上并無根本不同的理解?？兹逯敝撩献?，在社會等級觀上是十分明確的，有大人、小人的區(qū)分，有君子、野人的分別，有治人者、治于人者的不同，有君、臣的尊卑，有諸侯、大夫、士的各個等級，維護“禮”的這些嚴格的規(guī)定，并且要求人們“克己復禮”、“非禮勿動”。墨子雖然有“兼愛，尚賢”之類的主張，向著平民以及平民中的賢人的方向傾斜，這是為諸侯國家的興旺發(fā)達著想的改良主張，雖然這很讓孟子惱火，但畢竟墨子并不是要對那一社會進行根本的顛覆。我們從墨子的《天志》篇可知，他對于庶人、士、將軍大夫、三公、天子這個等級序列是承認的，并且作為立論的前提。他只是提醒人們，天子上面還有“天”，而“天”是愛天下百姓的。而認為有這樣至高無上的“天”的存在，孔孟也是有這種說法的。
我們在《墨子》中讀到“百工”（《法儀》篇）、“民、役徒”（《七患》篇）、“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眾、四鄙之萌人、宰、工、醫(yī)、行人、樂師、仆、庖、庸筑”（《尚賢》篇）、“穡人”（《兼愛》篇）、“輪人、匠人、圉、胥靡、舂酋”（《天志》篇）、“賤人、農(nóng)夫、婦人”（《非樂》篇）、“百姓人民、窮民”（《非命》篇）、“獲（女奴）、臧（男奴）”（《小取》篇）、鮑、函、車、匠（《非儒》）、“重室子”（《備城門》篇），這些名詞所指的是社會不同等級的人們，墨子只是在論述時客觀地稱說到他們，并無任何褒貶，也并無任何要鏟除等級的意思，就是說，這方面既無顛覆的主張，也無改良的主張。在承認總根于《周禮》或反映在《周禮》中的社會等級與分工，他與孔儒并無分歧。
在關于社會須有分工的觀點上，他也與孟子一致，比如，在其《魯問》篇中他就說過，我一人去種田，不能飽天下人，我一人去織布，不能暖天下人，我一人去打仗，不能抵擋敵軍進攻，總之，我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也不去披堅執(zhí)銳，但我會教人耕教人織教人戰(zhàn)，起的作用將會非常大。這就是講社會分工，與孟子在《滕文公章句》里關于社會須有分工的說法一致，只不過孟子把這概括為“大人之事”與“小人之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墨子卻無對此區(qū)分貴賤的說法，大約因為墨子自己就是“賤人”，并且甘愿為天下平民說話。我們從《墨子·非儒》篇里一句“今之鮑函車匠（革匠、甲匠、車匠、木匠），皆君子也”可知，他較重視把這些人歸為“君子”，大約是最低級別的君子（技術人員）吧，而很有些科技知識的墨子本人很可能就出自這個行列（鮑、函、車、匠，《周禮·冬官·考工記》里俱載）。
三，甚至在“心學”的方面，墨子亦與孔儒有一致之處?？兹濉靶膶W”肇自孔子?！捌呤鴱男乃?，不逾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是《論語》中直接見著“心”字的，其余雖不直接有個“心”字，但幾乎處處有關“心學”，比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有三戒”，“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比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無不內涵“心學”。在《孔叢子》中，孔子曾直接說到了“心”的作用：“子思問于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zhèn)?，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圣……”。至孟子，則有《盡心》篇提出了“良知”，《告子》篇提出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有趣的是，《墨子》也有“心學”?！赌印びH士》篇說，“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舆M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边@些話，豈不正是“心學”？可與孔儒的“誠意，修身”相比美。而在孔儒“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說法上，墨子也有，其《尚同》篇認為，要“同一天下之義”，就得從“家”做起，“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壹纫阎?，……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于國君，國君亦為發(fā)憲令于國之眾?！瓏纫阎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為發(fā)憲令一天下之眾，……天下必治矣?！笨梢?，墨子所認為的天下求治的順序，與孔儒也一致。
然而，墨子終因其平民傾向顯出立場的獨立性，遭到孟子的粗口，后來又遭到封建統(tǒng)治者摒棄。二千多年前《莊子》早就嘆息得深刻：墨子的主張“雖能獨任，奈天下何？”
孟子借《禮記》經(jīng)典之言罵墨子為“禽獸”，雖顯其衛(wèi)道之士的“浩然之氣”，卻就也墮入了《莊子》所譏的“一曲之士”，可不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