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這個“另類”可“不簡單”

gs老張 201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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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這個“另類”可“不簡單”

“這是我們關于丁玲的第五本書。我們把迄今為止對于丁玲的全部認識、理解、感情和領悟都寫在這里了?！?/p>

這是最新出版的上下兩卷本《丁玲傳》“后記”的第一句話，說得既樸實，又凝重。

作者“我們”，是李向東、王增如夫婦，他倆多年來始終孜孜于寫丁玲、研究丁玲而不倦?；蛟S，他倆有些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因為畢竟王增如女士擔任過晚年丁玲的秘書。但作為《丁玲傳》作者的他們，似乎在稀罕這一先天優(yōu)勢的同時，更在乎怎么從作為學者的歷史之眼，去看待丁玲。

事實上，對于丁玲，比起文壇學界一些人慣常發(fā)出的“不簡單”或“復雜性”的感嘆，我倒更喜歡用“另類”一詞來形容她。

不是嗎？她最早就是以“另類”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壇。對于寫作初衷，她在晚年寫的《我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中說：“我感到寂寞、苦悶，我要傾訴，我要吶喊，我沒有別的辦法，我拿起了筆，抒寫我對舊中國封建社會的憤懣與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隨我的前輩如魯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們一樣，不是為了描花繡朵，精心細刻，為了藝術而藝術。或者只是為了自己的愛好才從事文學事業(yè)的。不是的。我是為人民，為民族的解放，為國家的獨立，為人民的民主，為社會的進步而從事寫作的?！?/p>

她這樣說是不是一種“勝利者的宣傳”不得而知。但假設她寫《莎菲女士的日記》時，是抱著“她的全部不滿是對著這個社會而發(fā)的”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自覺，而不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頹廢傾向”，還會有日本學者中島碧女士在其《丁玲論》中說的那個丁玲嗎？——“敢于如此大膽地從女主人公的立場尋求愛與性的意義，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丁玲是第一人”。

丁玲的“復雜性”確實又在于，她一生始終是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類”命運中輪回著。以至于1950年代有人在批判丁玲的“另類”時干脆指斥：“莎菲就是丁玲，丁玲就是莎菲！”“莎菲是個壞女人，丁玲就是壞女人！”晚年丁玲也許意識到自己年輕時的“壞”，才在評說當年寫這個敢于赤裸裸表達女性性愛和情愛要求的小說時強調，“莎菲沒有什么性的要求嘛。”這時候的丁玲似乎又不“另類”了。

由此也不難理解，到了1980年代，丁玲已不再喜歡人們談論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在醫(yī)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時候》等“另類”創(chuàng)作，而把《杜晚香》當成自己的最好作品。

這里劃出了一條丁玲人生的大曲線，里面當然包含著無數說不清的“不簡單”或“復雜性”的小曲線。但簡單說來就是，丁玲在“一帆風順”之后，從莎菲這一“另類”的“云霄”，跌入了“激流漩渦”。當她從“風浪中”“不斷受到鍛煉”以后，又走向了“另類”的“杜晚香”。這是再一次的“云霄”，還是“海底”？“丁玲現象”實在難以說清。

也許是一輩子在文壇的是非恩怨里“另類”怕了，重出江湖以后，丁玲想過一種相對平穩(wěn)的晚年生活?？蛇@恰恰是在人們開始掙脫束縛，沐浴著“右”的思想恩澤的時候，無形中她又把自己推到了極“左”的“另類”堆里。所以就有了后來人們要“左右說丁玲”的話題，同時也為“丁玲現象”又續(xù)貂出一個尾聲。

王蒙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引述一位大他七八歲的名作家私下里對他說過的話，便是個明證。那位名作家如是說：“她與周揚的矛盾，大家本來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戰(zhàn)略錯誤。50年代，那時候是愈左愈吃得開，周揚批評她右，她豈有不倒霉之理？現在到了80年代了，是誰‘左’誰不得人心，丁玲應該批判她的對立面‘左’，揭露周揚才是文藝界的‘左’的根源，責備他思想解放得不夠，處處限制大家，這樣天下歸心，而周揚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現在批起周揚的‘右’來，這樣一來，周揚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證明自己不是很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p>

丁玲的確有許多“另類”面孔。年輕時，她有著“莎菲式”張揚的“另類”個性。但很快，她“左傾”了，主編左聯(lián)機關刊物《北斗》，反蔣抗日。她革命了，193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便被國民黨視為“另類”，遭到綁架逮捕，關在南京等地囚禁了4年。她晚年的回憶錄《魍魎世界》記述的就是這一段經歷。

可是當她1936年逃離南京，抵達陜北，在延安叛逆了早年的那個莎菲，以“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團長之職奔赴山西抗日前線，無疑成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眼中的“另類”之后，因寫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yī)院中》和《“三八節(jié)”有感》等小說、散文，遂又成了無產階級革命隊伍里沒有分清“延安”還是“西安”的“另類”。

新中國成立之后，丁玲再一次成為“另類”。1956年，周揚開始攻擊丁玲，列舉出她一系列的“反黨”行為。其實，丁玲在1955年已被打成“丁陳反黨集團”，事隔兩年之后的1957年，又被打成“丁馮右派反黨集團”。

至于晚年丁玲被視為“另類”，主要是由于她在含冤那么多年，又遭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罪之后，竟然不“揭露”，不“控訴”，而是悟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因為她相信，“什么日子我都能過。我是共產黨員，我對黨不失去希望。我會回來的，黨一定會向我伸手的。?？菔癄€，希望的火花，永遠不滅?！保ā丁捌咭弧庇懈小罚?/p>

丁玲“政治化”得十分率真，并因此受到許多“傷害”，但卻又不能因為她的受傷，便不懺悔、反省她“傷害”過像蕭也牧那樣有才華的作家。她在1951年7月寫的《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幾乎等同于一篇“政治化”的討伐檄文。而且，她作為批評者主動施與的話語方式，與她在延安以及后來作為被批評對象挨批時被動接受的話語方式如出一轍，只不過這次的“另類”是蕭也牧，而非丁玲。簡直難以相信，這篇書信體文章的作者同《我在霞村的時候》和《“三八節(jié)”有感》的作者，竟是同一個人！

除了小說，丁玲散文搭建的也是一個“不簡單”的世界，從早期寫《五月》、《河西途中》、《風雨中憶蕭紅》等，到晚年的《“牛棚”小品》、《魍魎世界》、《風雪人間》，這一過程不啻從精神煉獄中的磨難到人格思想深呼吸的一次歷練，一種升華。身陷牢獄也好，蹲牛棚，下放北大荒也罷，孤獨可以壓迫她的呼吸，卻無法窒息她的生命。她認定自己是無辜的“罪人”?！八麄兡軍Z去你身體的健康，卻不能搶走你健康的胸懷。你是海上遠去的白帆，希望在與波濤搏斗?！薄拔覍⑼@些可惡的惡魔搏斗?！闭嬲\、樸素，倔強、勇敢，樂觀、悲壯，閃爍著思想的火花和理想智慧的光芒。樸素中溢出高山流水的境界，沖淡處透發(fā)梅雪爭春的清芬，酣暢里閃現粗獷豪邁的雄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