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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作者授權推出，如有轉發(fā)請注明

作者簡介：楊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簡帛學濫觴于20世紀初期，學者每論及此，多援引王國維所言：“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見?！弊鳛?0世紀初中國考古學的四大發(fā)現(xiàn)之一，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量簡帛文獻的出土與發(fā)現(xiàn)，引起了海內(nèi)外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學者的極大關注。如今簡帛學已經(jīng)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從而成為國際性的顯學。不少學者以簡帛史料進行史學研究，澄清了不少史學問題。筆者不揣鄙陋，也試以戰(zhàn)國楚簡帛資料為主，對這一問題談些自己的粗淺想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從學界對簡帛學科的認識看簡帛史料功能

首先，關于簡帛學的命名，雖然有林劍鳴、馬先醒等學者傾向稱之為簡牘學，而卜憲群先生指出

第一，這門學科是按照書寫材料的性質來命名的……作為同一歷史時期書寫材料的一個重要門類，帛書不可不包括進來。第二，“簡”與“牘”雖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書寫材料，但……古代已有將其混用的傾向，可以相互概括。漢代的書籍肯定不是都寫在竹簡上的，但《漢書·藝文志》或稱“書缺簡脫”，或將“竹帛”連稱，顯然是用“簡”概括了“牘”，而將“帛”作為與“簡”對稱的一種書寫材料……“簡牘”二字，應表明它是簡帛學的一個分支，簡牘學應包括在簡帛學的學科范圍之內(nèi)，正如還可以有帛書學一樣（《簡帛學芻議》，《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11月2日3版）。

筆者以為，卜先生所論精當。新近出版的李均明等先生編著《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即按此分類，以簡牘典籍、簡牘文書和帛書的分類加以敘述的。

此外，關于簡帛學的性質和范疇，許多學者在不同場合也給出了自己的意見，從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簡帛學科的基本屬性，即史料性。正如張政烺先生為《簡帛研究》的題詞：“辨析字形，理解文義，璣珠重聯(lián)，審系篇題，終成圖籍，補史之逸?！彼J為“簡帛研究”的最終功用在于補史之缺。大量簡帛典籍、文書的發(fā)現(xiàn)為我們的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使得我們可以突破史料缺失的瓶頸，可以糾正歷史記載的謬誤，從而推進古史研究的進展。作為邊緣交叉學科的簡帛學，在整體上看，其基本功能還是證史、補史。簡帛資料本身即是為解決“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顧炎武語)的學術困境提供了可能，為真實還原簡帛時代的歷史面貌提供了可能。

二、楚簡帛史料價值的甄別

可以說，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出土文獻在整體上被看作是完全可以征信的材料。著名的“二重證據(jù)法”即由此發(fā)軔。而在最近的研究中，學者們已經(jīng)開始意識到，簡帛文獻存在時間方面的差異，對其中蘊含的史料價值不可一概而論。

在我們研讀的戰(zhàn)國、秦漢簡牘中，資料年代與其史料價值……而不是象傅斯年先生所說都屬于“直接史料”。雖然都書寫于竹木之上，但套用劉知幾的說法，它們并不都是“當時之簡”，而包含大量的“后來之筆”。這些存在年代梯次的資料，一般說來，其史料價值或者說可靠程度當然不盡相同（陳偉：《試說簡牘文獻的年代梯次》，“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清華簡《保訓》簡文中有“惟王五十年”，該篇中稱武王“發(fā)”，可知此處的王是指文王，劉國忠先生認為此即是文王稱王的堅實依據(jù)，印證了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就已經(jīng)稱王的說法（《周文王稱王史事辯》，《中國史研究》2009年3期；《清華簡〈保訓〉與周文王事商》，《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5期）。劉光勝先生則據(jù)上博簡《子羔》、《容成氏》等指出“受命”的兩種含義，一是受王冊封擔任重要大臣，行使行政權力；二是受天命，做天子。劉先生并根據(jù)文獻記載，說明文王受命是文王接受商王室的冊命，“冊周方伯”，“惟王五十年”是后人的追記（《由清華簡談文王、周公的兩個問題》，《東岳論叢》2010年5期）。

雙方爭訟的焦點，其實正是目前學界需要厘清的問題，清華簡《保訓》時代約在公元前305±30年，相當于戰(zhàn)國中期偏晚，其時上距殷周之際已逾六七百年，所謂“惟王五十年”，實錄和后人追記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研究過程中確實存在主觀傾向取舍的可能。正如陳偉先生在《試說簡牘文獻的年代梯次》中所論：“清華竹書中《尚書》類和《逸周書》類文獻，問題更為復雜。它們不僅初始形成的年代難于厘清，在流傳過程中，有無……文本演變，也需要加以考察?！弊鳛榛A史料的簡帛，其材料的零散性決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證史與補史，要使其在更高層次上發(fā)揮功能，不僅要注意充分與文獻材料相結合，特別是要與一定的歷史理論、方法相結合。這樣才能有效地駕馭、分析史料。

不寧唯是，諸子百家用作表達自己思想的一種特殊方式，即是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達出來，把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據(jù)。這一著名的“古人多造作”故事的現(xiàn)象早已被余嘉錫先生指出（《目錄學發(fā)微（含〈古書通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248頁）。如此，戰(zhàn)國楚簡中眾多被冠以“孔子”名字的言論并不一定全為孔子言，而應當算作孔門后學的言辭。這些文字中的思想當然不能用于分析孔子的個人思想，但卻能用于了解戰(zhàn)國時代儒學的傳流。這樣從史料學的眼光看，簡帛作為歷史記載的一部分，應屬于文獻史料的范疇。出土資料也好，文獻資料也好，都需要進行史料批判。出土文獻不見得比傳世文獻更可靠，盡管它是數(shù)千年前的東西，但它只是將數(shù)千年前的思想面貌呈現(xiàn)了出來，并不等于其所反映的歷史事物就真實可靠。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一樣，也需要接受嚴格的審查，它并不具有無需證明的可信性。

此外如果我們只抓住其中的幾個方面進行考察，往往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得出片面的結論。如在探討楚簡學派歸屬時，有學者會根據(jù)楚簡中幾篇儒家文獻講仁義、性命、五行、求己等，推斷屬于思孟學派，而還有學者會根據(jù)另外幾篇儒家文獻談“仁內(nèi)義外”，不談性善，而推斷不屬于孟子一派。如果以某篇或某幾篇竹書的思想，來概括整個楚簡儒家文獻的思想，那么既不能得出楚簡儒家思想的正確結論，同時又不能正確評價楚簡儒家思想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對楚簡儒家文獻的孤立研究，使得我們的認識是孤立與膚淺的。正如李零先生所指出：“出土發(fā)現(xiàn)和傳世文獻，兩者都是管中窺豹，全局還在兩者之外，無論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學術史的框架，虛實結合，才能發(fā)揮兩方面的作用（《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4頁）?！?/span>

三、楚簡帛史學價值的體現(xiàn)

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筆者曾提出要注意分辨楚簡帛文獻的不同文類。根據(jù)文類的不同，筆者以為楚簡帛的史學研究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有益于科學的古史史料學的構建。

近年來李學勤先生提出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等口號，裘錫圭先生也提出了“古典學重建”的問題，這些口號和問題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對新出簡牘帛書的研究和認識的基礎上的。出土的大量戰(zhàn)國秦漢典籍，使我們看到了早期圖書的原貌，提供了早期文獻編纂與流傳的可靠證據(jù)，這無疑促使我們開始了對古書的“第二次反思”。

簡帛古書的發(fā)現(xiàn)……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們對古書，年代最早的古書，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書的創(chuàng)作、古書的構成、古書的閱讀、古書的解釋，古書的選取和淘汰，古書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李零：《尋找回來的世界——簡帛古書的發(fā)現(xiàn)與中國學術史的改寫》，《書城》2003年2期）。

目前學界對于古書成書規(guī)律方面已經(jīng)得出比較一致的結論，如古書多單篇流行，篇卷內(nèi)容分合不定，不同傳本往往有著不同的面貌；古人沒有著作權的概念，著者不署作者姓名；古書的成書每每要經(jīng)歷一個長期的過程，最初只有篇名，書名是后起的；古代子書多是某一學派傳習的資料匯編，先秦時期某一思想的作者，不一定是將同一思想書于竹帛傳于后世的編者；先秦古書多不是偽書，不同古書之間存在著重文現(xiàn)象等（李零：《李零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7頁；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頁，28-34頁）。此外，對于古書的載體、構成、傳布方式甚至抄手的影響，我們也都開始注意。

筆者以為，簡帛古書的發(fā)現(xiàn)，幫助我們對作為古史史料的古書廓清了認識，而古書承載的正是對先秦古史研究極具價值的文獻史料。如此，簡帛典籍的發(fā)現(xiàn)即有助于還原古史內(nèi)容；有助于理清各種記述資料發(fā)生的真實情況；有助于理解記述資料形成與傳世的過程以及與其他文獻文本之間的關系。

其二，對先秦重要史事研究的史料價值。

對于學者普遍承認的，簡帛證史、補史的基本功能，筆者理解為“證史”、“正史”和“征史”的價值。

所謂“證史”，即簡帛為我們以往正確性的認識提供了新的佐證。如李學勤先生指出清華簡《說命》三篇和《尹誥》一樣，確證了傳世孔傳本為偽書（《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8期）。

“正史”則是以簡帛補正以往認識的缺誤。例如，秦人起源的問題，長期以來的主流意見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及《趙世家》中，曾經(jīng)詳述秦的先世，講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軒，娶酈山之女，生中譎，“在西戎,保西垂”，看來秦人當時已在西方，并且與戎人有密切關系。蒙文通《周秦少數(shù)民族研究》便據(jù)此認為“秦為戎族”。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持不同意見，比如錢穆《國史大綱》主張“秦之先世本在東方，為殷諸侯，及中譎始西遷”。近年這種東方說的代表作，是林劍鳴《秦史稿》一書，以為中譎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隸主保衛(wèi)西方的邊垂”，不能說明秦人即是戎族。清華簡《系年》第三章，則具體回答了這方面的疑問。簡文敘述了周武王死后三監(jiān)之亂，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飛廉東逃于商蓋氏，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如此，三監(jiān)之亂后，周人將周公長子伯禽封到原來奄國的地方，建立魯國，統(tǒng)治“商奄之民”，同時據(jù)《尚書序》，把奄君遷往蒲姑，估計是看管起來?！暗凇断的辍钒l(fā)現(xiàn)以前，沒有人曉得，還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強迫西遷，而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保ɡ顚W勤：《清華簡關于秦人始源的重要發(fā)現(xiàn)》，《光明日報》2011年9月8日11版）

而“征史”即是使“文獻不足征”的史實變得可征。例如清華簡《系年》概要記述了從西周初年一直到戰(zhàn)國前期的歷史，其中有許多事件不見于傳世文獻，特別是關于戰(zhàn)國前期歷史的各章，填補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貴。清華簡《楚居》對于楚君居住之地的記載十分詳細，新出現(xiàn)了十三處“某郢”或類似“某郢”的地名，為以往史冊所不載，這對于研究楚國歷史地理以及楚文化考古工作，無疑有重大價值。上博簡約百種篇目，據(jù)馬承源先生所述“只有不到十種能和流傳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對照”（《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一）·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這批古籍具有相當大的“徵史”價值自不待言。

其三，有助于了解戰(zhàn)國時期的史學發(fā)展狀況。

簡帛所反映的史學發(fā)展，主要體現(xiàn)在簡帛所反映的當時的“史觀”和“史著”的發(fā)展上。從1973年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的出土到20世紀90年代上博楚簡的發(fā)現(xiàn)，人們意識到類似《春秋事語》這樣的古書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數(shù)量并不少。春秋戰(zhàn)國時期，語類古書非常流行，數(shù)量也很大，是當時作史的基本材料（《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第297頁）。清華簡《系年》主要敘述晉、楚兩國的霸業(yè)爭奪，第一章所載卻是西周王朝的治亂興衰。編纂者從繁蕪叢雜的西周史事中僅選取了兩起重要事件：一是藉禮興衰，二是國人暴動。兩起事件，一重天命，一重人事，恰恰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史學終極思考的兩個最基本主題：歷史運動過程中的天命因素與人事因素。這種選擇顯然不是無意識的，這種史事的剪裁與安排，說明編纂者在思考王朝治亂興衰的歷史本質，探索歷史運動過程的終極原因時，天命與人事正是其力圖把握和解析的兩個最基本因素。

其四，對研究先秦學術思想史的促進作用。

楚簡帛為研究中國思想史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具有重大價值。曹峰先生以為至少體現(xiàn)在早期儒學，儒道關系，先秦道家史的研究，黃老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周易》經(jīng)傳研究，宇宙生成論，齊文化與楚文化之間的交流，民間思想研究，一些長期爭議、難以解決的思想史現(xiàn)象、命題的再整理，對先秦學派劃分的謹慎認識等十個方面的研究上面（《價值與局限：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中國哲學與文化》第6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6頁）。筆者深以為然，以先秦學派判斷標準這一命題為例，眾所周知，學界爭論已逾十年的郭店儒簡學派屬性，似乎畫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原點“七十子后學論集”的說法上來，這不得不啟發(fā)我們：先秦時期儒家內(nèi)部一個學派的真實面貌是怎樣的？思想一致能否作為判斷一個學派成立的標準？不僅如此，上博簡《容成氏》、《鬼神之明》等篇的學派屬性也眾說紛紜，這種學派性質判斷的矛盾與復雜，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儒、道、墨、法諸家等是漢代以后制造的觀念，然后倒置到先秦思想史上面去的，用“六家”、“九流十派”來判斷學派，實際是拿《史記》、《漢書》對諸子書的想象，來做討論基礎（李銳：《論上博簡〈鬼神之明〉篇的學派性質——兼說對文獻學派屬性判定的誤區(qū)》，《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年1期）。

筆者以為，這需要兩個方面的認識。一是，諸子百家以三代學術作為他們的共同資源，彼此之間的思想難免有所重疊。單憑某一個標準，就想徹底厘清先秦諸子的思想面貌，這是不可能的。用“六家”、“九流十派”來判斷學派，雖然會有一些出土文獻的學派屬性不好判斷，但是大部分篇目的學派屬性還是分得清的。在今后的研究中，這個標準仍然會是入手和把握的重要線索。二是，和傳世文獻相比，出土文獻的共時性特征比歷時性特征更強，因此較之不同材料間的前后關系，我們更應該把握的是不同材料間的相互關系。根據(jù)這些學派色彩模糊的資料，我們又可以激活傳世文獻中學派色彩混雜不清、長期不受重視的那部分材料，如《晏子春秋》、《管子》等，讓先秦思想的豐富性、多層性充分展現(xiàn)出來。

綜上所述，簡帛的證史、補史功能已為學界所公認；而簡帛史料使用過程中的種種偏頗也開始為人們所清醒認識。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研究楚簡帛的史學價值，其意義至少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其一，有益于科學的古史史料學的構建；其二，對先秦重要史事研究的史料價值；其三，有助于了解戰(zhàn)國時期的史學發(fā)展狀況；其四，對研究先秦學術思想史的促進作用。簡帛資料的不斷發(fā)現(xiàn)經(jīng)常會給研究者帶來新驚喜，并不斷出現(xiàn)新的學術熱點，正確認識研究中簡帛資料的屬性、定位與價值，才會使我們的古史研究向著更高水平不斷攀升。

【墨香中華編輯：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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