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先驅導報11月17日報道 網絡紅人（簡稱“網紅”）的出現(xiàn)跟網絡的傳播特征、現(xiàn)階段人們對信息的使用方式有很大的關系。傳統(tǒng)的成名機制是有很多“把關人”的，傳統(tǒng)媒體無法實現(xiàn)的東西如今在網絡上出現(xiàn)了——一個人僅僅靠出格的觀點和行為就能吸引大量的關注，從而形成對她或他的消費與傳播?；ヂ?lián)網發(fā)展這么多年，回過頭來看，芙蓉姐姐、鳳姐其實不過是最早的自媒體運營者罷了。只不過，她們是通過丑、出格的方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她們對自己傳播的目的僅僅是表達自己，最后很多都走上了自我營銷的道路。

從經濟層面的意義來看，網絡打破了傳統(tǒng)自上而下的傳播方式，“網紅”們結合“自媒體”特征，將后者變成了一種很好的營銷手段，甚至衍生出“網紅經濟”。有一類“網紅”，把自己嵌入一個產業(yè)，例如時尚產業(yè)，背后其實更多是經濟利益和公司力量在推動。當然，目前國內“網紅”曇花一現(xiàn)或炒作或風水輪流轉的現(xiàn)象，其實也有網絡時代大眾拿無聊當有趣以及文化的貧瘠因素使然。

從社會學的沖突論視角來看，網絡紅人現(xiàn)象其實有著深層次的社會根源，可以理解為社會轉型期間因各種利益沖突產生的情緒的一種表達方式，但是這也只涉及其中一類“網紅”。這類“網紅”并不是自己想“紅”，而是被網民消費并進行病毒式傳播，他們變成了文化代碼，反映出圍觀網民自身的一種社會心理的投射，抒發(fā)自己對某類東西（例如權力）的調侃式、解構式的表達。譬如，乞丐打扮的“犀利哥”被網民認為穿著“時尚”，不僅有對如今時尚界的嘲諷和解構，也體現(xiàn)了自己的一種輿論表達方式。大家并不是真心的對這個“網紅”感興趣，而是借由網絡上這個跟自己沒什么關系的人，來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今年，《時代》雜志評選的出30位最具網絡影響力的“網紅”，相當多元，但其中不少都能持久保持影響力，而中國“網紅”這些年能持續(xù)“紅”下來的卻并不多，曇花一現(xiàn)的倒是不少。

大多數中國“網紅”不具有“不可替代性”，更替速度很快，變紅的方式與路徑是很清晰的、很容易復制的——大部分依靠出格的言論、嘩眾取寵的方式來“紅”。今天出了個芙蓉姐姐，明天又會有“孔雀妹妹”，網民也會產生消費疲勞。

在西方，無論是為變性人發(fā)聲、為黑人發(fā)聲的博主，還是為紐約街頭的普通人拍照并號召粉絲向中東難民捐款的美國攝影師，他們中不少已經是公共意見領袖，已經從私人領域進入到公共領域。他們對自己關心的社會議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是自己真心推動的，并且最終將這一議題推到一個比較顯著的位置。他們可以說是跟隨時代的步伐，把握了時代的敏感點，自身也切實在付出，把傳統(tǒng)媒體沒能深入關注的內容通過互聯(lián)網挖掘出來，一旦他做成了，他就會成為一個領域的專業(yè)人士。

其實，不僅僅對“網紅”，任何在我們的輿論場里能發(fā)揮影響力，以自媒體的方式具有傳播力、影響輿論能力的人，我們都希望他們能在公共領域里發(fā)揮更積極的作用。（作者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本報記者 陳雪蓮 采訪/整理）